来华传教士与晚清史学批评

内容提要 晚清时期是中国史学批评从传统走向近代的过渡阶段。在晚清史学批评史上，外国传教士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新型史学批评主体。美国传教士卫三畏、丁韪良对中国史学的批判，既为我们审视中国史学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同时也流露出传教士的文化优越心理和将本国的价值观念、学术理论普世化的倾向。英国传教士艾约瑟、慕维廉、李提摩太通过评骘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对中西史学进行比较评论，开晚清西方史学批评的先河。德国传教士花之安以出人意表的史学视野阐述了有关史学批评的作用、原则、批评者的素养等理论问题，在晚清史学批评家中占有一席之地。不同的文化与信仰导致来华传教士与我国史学家在史学批评上的异趣。循着这些差异，能够看清楚晚清史学批评演进的多元途径与图景，也有助于深入思考中西史学的异同。

关键词 晚清 史学批评 传教士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3）04-0093-08

鸦片战争前后，晚清社会上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群体——来华传教士。传教士虽不是至晚清才出现，但传教士作为一个整体，甚至是一个阶层符号深刻影响中国的学术、文化、教育、科技、政治、医学等领域却自晚清开始。尤其是在1850年至1900年间的半个世纪里，传教士们异常活跃，在编译书籍、创办报刊、兴建学堂等方面的成就十分明显。传教士的形象是多元的，单从学术史上看，传教士还有另外一个重要身份，即汉学家。传教士在对中国学术进行广泛涉猎和研究的过程中，也对史学作了多方面的评论。因此，在中国史学批评史上，来华传教士成为一类新的史学批评主体，这是晚清史学批评史上的独有现象。

史学批评突出的学术意义在于推进史学的健康发展，史学批评是一种引导、一种理性的规劝和反思。我们在研究一时期的史学时，不能忽视该时段内史学批评的焦点和主要问题。晚清史学界中，乾嘉史学虽遗韵尚在，而西史东渐之势则日甚一日，传教士在西史东渐中所扮演的角色是无人可以替代的。凭借传教士的演讲、书信、著述等多种史学批评活动，中国史学走向世界，进入了西方汉学家的视野，其影响范围甚至超过了中国本土的史学批评家。由于来自异域，不同的文化与信仰导致来华传教士与我国史学家在史学批评上不完全相同。透过这些差异，更能够看清楚晚清史学批评演进的多元途径与图景，也有助于思考中西史学的异同。

一、对中国史学精神的理解及其误解

对于晚清来华传教士来说，为了实现他们的终极目的——传播福音，传教士不得不在语言、思维习惯等方面，尽量贴近中国的实际情况，努力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字，研读中国的典籍。所以我们不难发现晚清来华的有影响力的传教士，大多对中国历史与中国史学具有浓厚的兴趣和一定的学术素养。如卫三畏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1833年到达广州，在中国生活了43年。1833-1851年，他参与编辑《中国丛报》，1855-1876年，任美国驻华公使馆秘书、代理公使，参与制订《中美天津条约》。1877年，卫三畏辞职回到美国，被耶鲁大学聘为该校历史上第一位中国语言与文学教授，代表作为《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m）。倡导西方汉学家加强对中国史学的研究说：“这里有广阔的领域向吉朋或尼布尔这样的历史家敞开着”。卫三畏：《中国总论》，陈俱译，陈绛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下册，第674页。按：这里所说的吉朋，即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吉本，代表作是《罗马帝国衰亡史》。尼布尔是德国历史学家，代表作为《罗马史》。卫三畏的《中国总论》一经问世，就被视为西方汉学界的权威著作。我国近代化学奠基者徐寿称赞传教士傅兰雅是“英国之通儒也，来游中国十余年，通晓中国语言文字”。徐寿：《格致汇编序》，《格致汇编》第1卷，1876年2月。丁韪良丁韪良（William Martin，1827-1916），美国长老会传教士。1850年来到中国，1916年病逝于中国，除去回国进修、休养外，他在中国生活了近60年，是公认的资深传教士、“中国通”。他曾位居晚清文化教育之“显要”，任京师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的西学总教习。在中国史方面有专门的著述。他的《中国觉醒》（The Awakening of China）一书，包括《帝国的全貌》、《从远古到18世纪的历史纲要》、《正在转变中的中国》三部分，是一部简明中国通史。认知与理解是学术评论的前提。因为有着对于中国历史与史学的上述修养，所以，传教士的史学批评中不乏有价值的论述，值得我们研究。

根据评论的内容和性质，晚清来华传教士对于中国史学的批评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注重对中国史学早期经典作品的评价，可贵之处在于触及到中国史学理论的核心问题，如传统史学的道德教诲功能、如实直书与曲笔作史的斗争等。

传教士为了能和中国士大夫深入交流，也比较注重钻研先秦经典。《春秋》作为“五经”之一，又是我国史学在童年阶段的一部早熟的史著，自然受到了传教士的高度关注。传教士们评价道：“从中国的神话和编年史中，孔子编纂出了一部信史，他对于罪孽的直笔描述使得诸侯们胆战心惊，生怕自己被推上历史的绞架。”⑧丁韪良：《中国觉醒：国家地理、历史与炮火硝烟中的变革》，沈弘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第78、93页。这是认识到了中国先秦史学道德评判的社会功能和《春秋》的社会影响。但卫三畏却批判孔子“只记他认为有必要记述的事实，他个人判定当时君王的卑劣行为，他不修改或隐瞒大气中的细节，这样的历史不能认为同近代观念确切相符。……这部书作为历史的同时也是道德的教科书”。⑦⑨卫三畏：《中国总论》，上册，第450-451、451、470页。卫三畏所说的《春秋》的道德教育功能与前述丁韪良的论断如出一辙。不同的是，卫三畏对《春秋》的道德属性深表不满：“对《春秋》一书作认真的审视，的确证明令人失望；尽管孟子给予高度评价，本身又很有声誉，其实不过是历史事件的单调记载，只够一小时的阅读。”⑧从卫三畏和丁韪良的评论中可以看出，在外国传教士眼中，中国史学的道德宣化功能是非常突出的。这是符合中国传统史学的特点的。卫三畏并没有真正认识到《春秋》的史学价值，在见识上似略逊于他的美国同伴丁韪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