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观念与翻译文学史写作

摘要：史学观念最终决定史撰的表现形态。中国翻译文学史的撰写长期以来得不到学科理论的支撑，虽有局部史料汇编的精彩，但总体缺乏有深度的理论提升。谢天振、查明建主编的《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1898—1949）》(2004)视翻译文学史为文学交流史、文学关系史、文学影响史，从而在以下三个方面创新独树：史撰内容上，涵盖作家、作品与事件三要素；体例编排上，承认并突出“披上中国外衣的外国作家”作为翻译文学史另一主体的地位；史学叙述上，彰显交流史、关系史与影响史脉络，史学分期重证据实。因此，这次史学实践定会给中国翻译文学史的理论深入和实践开拓带来新的刺激和推动，给后续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认识和经验。

关键词：史学观念；中国翻译文学史；体例编排；史学分期

Abstract:Theoretical conception of history invariably determines what appearance historical writing wears. In A History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in Modern China (1898—1949) coedited by Xie Tianzhen and Zha Mingjian in 2004, translated literature history is first and foremost regarded as a history of literary communication, of literary relationship and of literary influence. Thus the book stands different from its predecessors in three aspects: first, the book involves such three elements as authors, works and events; besides, “the foreign writers in Chinese apparel” acquire renewed attention and much more delineation here; second, in the narration of historical facts, more attempts are devoted to the reshaping of the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 relation and influence. The last but not least, periodization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history is decided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events in history. Therefore, it is expected to advance both the theoretical and pragmatic endeavor in the writing of the history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in China.

Key words:theoretical conception of history; the history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in China; compilation format; periodization of history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01(2007)02008014

一、历史与问题

中国翻译文学早有其“实”。宽泛地讲，佛典翻译便可视为中国翻译文学之始 。(注：郭延礼持见不同，认为“严格意义上的翻译文学始于近代。翻译佛经中虽有文学因素，并对隋唐之后的文学创作产生过重大影响，但佛经本身并不是翻译文学。”见《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5页。)梁启超就认为佛经翻译深深影响了中国的纯文学：若小说、若歌曲皆与佛典之翻译文学有密切关系。[1：131]但翻译文学以史著形式出现则较晚，属近代之事。从1917年至1937年，共计75种中国文学史出版。[2:2332]而将翻译文学纳入叙述范围并以专章考辨源流者屈指可数。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胡适的《中国文学史》（1928）。该书专辟两章叙述了佛经翻译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注：胡适认为佛经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三方面影响：首先是“造成一种文学新体”，以“不加藻饰、但求易晓”的白话改革了当时“浮糜”不自然的骈偶滥套；其次，给中国文学带来了丰富的想象力；最后，输入了新的文学体裁，这“与后代弹词、平话、小说、戏剧的发达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见胡适《中国文学史》（上海新月书店，1928年），岳麓书社1986年影印版，第202至203页。)陈子展著《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1929），(注：此书是在课堂讲义的基础上成书。第八章“翻译文学”叙述简略，主要论及近代翻译文学的始因、发展线索与特点，以及主要的翻译家严复、林纾、马君武与苏曼殊做出的贡献。见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徐志啸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81至95页。)专设“翻译文学”一章，概述了文学革命运动以前的翻译文学现象。另外王哲甫在《中国新文学运动史》（1933）中论述新文学革命运动之近因时，认为外国书籍之翻译是六种近因当中的一种。[3：2526]

中国近代翻译文学之所以能进入早期文学史著述，原因有二：翻译文学作为异域因素，对中国文学影响巨大。与原创作品相比，翻译文学当时处于文化多元系统（Polysystem）的中心位置，具有引进新质的功能，(注：学界对翻译文学在中国近代发挥的巨大功用基本没有疑问，意见也比较统一。陈平原认为，“域外小说的输入，以及由此引起的中国文学结构内部的变迁，是20世纪中国小说发展的原动力。”见陈平原《20世纪中国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3页。施蛰存在《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导言》中指出翻译文学起到三大明显的效益：提高了小说在文学上的地位、小说在社会教育工作中的重要性；改变了文学语言；改变了小说的创作方法，引进了新品种的戏剧。（上海书店1990年，第26页）孟昭毅、李载道也认为中国翻译文学（包括佛经翻译文学）产生的广泛影响表现在三个方面：文艺思想方面；艺术形式方面；文学语言方面。见《中国翻译文学史·绪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至10页。郭延礼认为近代翻译文学的出现造成本土文学观念的转化，促进了中国近代文体类型的健全，另外叙事艺术的“东渐”促进了文学的近代化。见《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95至501页。)其产生的影响易于体察。其二，翻译文学的拓荒者们多为文化参与型译者，(注：为了更好地叙述这一时期的翻译文学状况，将译者类型分为文化参与型译者与普通事务型译者是一个更好的方法。因为前者一身兼二任，对当时文学发展起到的作用非单纯的翻译从业者可比。)不单从事翻译，同时也大量创作。他们对新文学运动的发展和近代中国历史的影响巨大。翻译作为他们手中的称心工具，自然也会沾光不少，受到瞩目。

但是，进入文学史著述无法充分说明翻译文学获得了独立的、自足的地位。中国近代翻译文学发挥的功用不可谓不大，对此学界持见比较一致。[4][5][6]可是翻译文学在近代中国文化多元系统中始终没能获得其本体意义上的价值认可。陈子展所著文学史虽设了“翻译文学”专章，但叙述目的并不在此，另外对翻译文学史的梳理过于简单，所述主要人物也就四家。王哲甫撰《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目的鲜明，就是为了“在文学的园地里锄除草茅，为研究新文学的人们修筑一条便利的途径而已。”[3:自序2]翻译文学在这一时期的文学史中出现，其实缘由很简单，只是用来论证新文学的成因，自身的价值显然尚未得到承认。可以说，翻译文学在当时只被视为一种“媒介”，一种文学交流的环节和手段。施蛰存的下述看法代表了人们对翻译文学价值的主流认识：

最初有人怀疑：翻译作品也是中国近代文学吗？当然不是。但我们考虑的是：外国文学的输入与我国近代文学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保存一点外国文学如何输入的记录，也许更容易透视近代文学发展的轨迹。这是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独有的需要。[6：附言27]

1949年后的30多年里，翻译文学逐渐淡出中国文学史视野，直至彻底消失。(注：关于消失的原因，谢天振教授在《中国近代翻译文学史》“总论”中有过表述，他认为：建国后文学界片面地强调文学的民族性，为了突出强调中国气派、民族风格，文学史连原来所认同的外国文学在“源”与“流”辩证关系中的“流”的地位也逐渐被淡化掉。见《中国近代翻译文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7页。)1985年，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共同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目的在于打通当时“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研究格局，在整体上把握近代百年中国文学。此概念一出，可谓吹响了“重写中国文学史”之号角。到了80年代末，陈思和与王晓明在《上海文论》上主持“重写文学史”专栏，后提出“重写文学史”的主张。也正是在“重写文学史”口号的刺激和鼓舞下，翻译文学史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才算真正起步。 (注：谢天振教授作为当年“重写文学史”的参与者，率先从理论上思考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体系中的地位，进而提出完整的中国文学史应该包括翻译文学，随后对翻译文学史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作了系统而深刻的探索。见谢天振《译介学·后记》，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33页。)目前国内已出的翻译文学史著述已有多部，(注：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翻译文学史著述，主要有以下几部：《中国翻译文学史稿》（陈玉刚等主编，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9年），《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郭延礼，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五四以来我国英美文学作品译介史》（王建开，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年），《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1898—1949）》（谢天振、查明建主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中国翻译文学史》（孟昭毅、李载道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但与多达1600部左右的中国文学史写作规模相比就相形见绌了。“翻译文学史研究还处在探索阶段”[7:668]看来并非自家谦辞。但这种研究现状同时给后来者提供了很大的研究空间和史学书写的多种可能性。有人推测，这方面的相关研究“可能会成为学术界一个研究热点。”[8:620]

但“可能的学术热点”无法保证日后一定能够兑现。翻译文学史的实践，历史本来就不长；而理论方面的研究也才是最近20年的事情。理论认识滞后很可能直接影响了翻译文学史的实践。如果我们细考一下中国翻译文学史写作线索，便会发现无论是阿英的《翻译史话》（1938），北大学生集体编著的《中国翻译文学简史》（1960），还是陈玉刚等人编著的《中国翻译文学史稿》（1989），或是郭延礼所著《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1998），问题都在于理论思考并没有随之展开，或不够深入。另外实证主义史学观也影响并限制了翻译文学史研究的深入和实践的开展。因此我们认为翻译文学史的编撰必须要以深入系统的理论作为指导，并解决以下问题：

首先，对翻译文学的认识问题。这里面包括很多具体问题，如“翻译文学”的独特价值体现在哪里？“翻译文学”与“文学翻译”的区别在哪里？“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学、外国文学的关系怎样？“翻译文学”应归属何处？“翻译文学”的评判标准？“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化系统的关系？等等。

其次，对翻译文学史的认识问题。这里面的问题包括：翻译文学史的性质问题；翻译文学史的学科地位问题；翻译文学史的研究对象问题；翻译文学史构成的基本要素问题；翻译文学史的分期问题等等。

最后，对翻译文学史编撰的认识问题。这些问题应该包括：采用何种编写体例；怎样选择安排原始史料；怎样编排翻译文学史类型；怎样传达史学发展的规律；史学编撰的目的等等。在上述的背景和问题框架内，谢天振、查明建主编的《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1898—1949）》（以下简称谢著）便显出了与以往翻译文学史的不同和创新之处。谢著最引人注目处在于以宏观史学统驭现有史料；谢著将理论探索与史学实践巧妙结合，使史学实践处处不离理论的指导；在史学叙述方式，即撰史编排体例上匠心独运。在具体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处理上，谢著处处体现了史家在史学编撰中独有的阐释学意识，史家理论上的“前见”决定了史学编撰的全貌。

二、宏观史学与体例安排

历史编撰不是史料的堆积，否则留给史家做的事情恐怕只有史料考证了。“写史并不只是收集历史资料，更重要的是找寻各种历史事件的意义模式，让我们对整个题目和相关的事情达到更深的了解。”[9: 引言13]可见宏观史学对史实编撰具有根本的指导作用，从而最直接而有效地影响史著的面貌和形态。

史学著述的体例安排能直接体现著者对待史学的基本观点和立场。合理的编排体例还能加深人们对史料的认识，使得孤立的史料在连贯的体系内获得更加深刻的意义，即“形式使内容变得可以理解，内容使形式变得真实。”[10:3]既然体例安排体现了史家个人所持的史学观念和意识，这种观念和认识本质上是史家对史料的一种理解和阐释。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理解和阐释在根本上并不是对可以触摸的客体的重建，而是一种调节和“翻译”。因为史家与他所关照的对象作为历史性的存在，从接触的一开始便进入了一种阐释学情境。史家无法消除自身的历史性带给自己的“前见”，“当前的情境以无数未经考察的方式受过去影响而成”，[11:编者导言5]在这种“前见”的参与下，史家作为阐释主体的视阈与被阐释客体（史料）的视阈发生融合或冲突，一切历史性理解和阐释皆源于此。

在体例安排上，谢著体现的正是史学编撰主体对史料的理解和阐释，这种阐释正来自编者理论上的“前见”。谢天振教授对翻译文学史有个基本的理论判断，即将翻译文学史看作是一部跨文化的文学交流史、文学关系史、文学影响史。这一理论立场具有鲜明的阐释学特征，强调翻译文学中接受者的作用，这与接受美学提出的“明确以读者—接受者为中心的文学效果史的研究”[12:26]立场十分相似。这一宏观史学立场在本书的体例安排和具体问题的处理方面得到系统而深入的贯彻。

谢著体例安排简洁流畅、一目了然。主体部分分为上、下编。上编共5章，基本按照历史时间顺序叙述。第一章：中国现代翻译文学的滥觞；第二章：中国现代翻译文学的先驱；第三章：“五四”与20年代的翻译活动；第四章：新文学作家的翻译活动；第五章：三四十年代的文学翻译。可以看出，上编是以翻译文学的两个最重要因素展开叙述，即翻译家与文学译介团体，可谓中的之举。下编有6章，以原文作家和原作作为叙述线索，按照国别和语种对俄苏、英、美、法、德、日等国文学及其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在中国的译介情况，做了系统的介绍和评述。除了主体部分外，本书还包括总论、附录1：主要人名索引、附录2：主要书名索引以及后记。单从体例上看，谢著与郭延礼的《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有相似之处，后者也分上下编，但两者体现的理论意识和史学观念实有不同。简言之，谢著承认“披上中国外衣的外国作家”也是翻译文学史叙述的主体而给予重点关注。从篇幅大小上看，下编（从页115至页601）占据全书近五分之四篇幅，具有十分突出的地位。

总论部分是全书的开篇，更是全书的总纲，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它主要论述四个问题，即翻译文学的界定、翻译文学在民族文学史上的地位、翻译文学史写作的内容与方法以及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和特点。这一部分可以帮助读者加深对翻译文学史基本理论问题的认识，因此起到了统领全书的功效。有了这部分作为指导，读者能够更好地体会谢著在体例安排上的匠心独运。如果将上、下编视为谢天振教授具体史学实践的话，“总论”便可视为整部书的理论基础。因此谢著在史学实践与理论阐述之间保持着一种平衡状态，尽量凸现史学发展的连贯线索。

下编的编排突破了以往翻译文学史单一的以历时顺序编写的常法。在谢著之前，翻译文学史撰写主要按照时间先后编排史料，虽然易于读者阅读和理解，但这样做有几个弊端：首先是过于呆板，容易给人一种翻译文学“进化论”的错觉，将“史撰”变为“史料”。在翻译文学史的分期方面容易受到社会发展分期标准的影响，或采用文学史的分期模式；其次，无法对翻译文学史的另一主体——“披上中国外衣的外国作家”的作品在中国的译介情况有个系统全面的了解和把握。中国近代史上，外国文学作品复译现象十分普遍。单纯按照时间顺序展开叙述，势必难以对某个外国作家在中国的译介、接受情况做集中的深入研究。因此，谢著下编如此安排是国内翻译文学史编排体例的新尝试。这样读者可以对某个作家、某个文学流派在中国的流传一目了然，对翻译文学史的把握不仅有时间轴上纵向的了解，也有空间轴上横向的深入，不仅能把握整体的发展线索，更能在具体的“点”上获得深入和突破。比如下编第七章：“英美文学的翻译”，既全面梳理了这个时期我国对英美文学的译介情况，也介绍了具体作家作品的翻译接受情况。阅读第一节概述部分，读者了解到“英国文学是中国近代文学翻译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翻译对象。”[7:219]根据相关统计，仅1911至1949年，中国翻译出版的英国文学作品就有739种，仅次于苏俄文学。[7:219]在早期的众多译者当中又以林纾对英国文学翻译的贡献尤为突出卓著。在第二节：主要作家及其译作中，我们对莎士比亚的翻译接受情况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比如最早提到莎士比亚的文字资料是林则徐组织辑译的《四洲志》。[7:269]而早期翻译莎士比亚戏剧最为得力的译介者还是首推林纾。[7:271]正是通过林纾的译介，郭沫若、田汉、曹禺等人才开始走进莎士比亚的世界，并开始了其自身的戏剧创作生涯。在翻译的影响下，1933年张沅长首先在中国提出了“莎学”概念，对推动莎士比亚戏剧的研究起到了极大的作用。[7:277]

莎士比亚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界译介最多的外国作家之一。在中国现代文学翻译史上，有20多人参与了莎剧的翻译，其中朱生豪翻译了31种，曹未风翻译了12种，梁实秋翻译了8种。正式出版的莎翁作品中译单行本达50种。莎士比亚对中国戏剧的发展、对作家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而这种影响往往并不是外在形式技巧的借鉴，而是一种精神的渗透和启迪。[7:286]

若没有这样的编排体例，我们怎能对莎士比亚在中国的译介情况有全面的把握呢？除了提供大量的具体数据外，谢著更有对译介情况的分析，并追踪这种译介在国内的接受情况和产生的影响。比如莎士比亚戏剧对田汉产生的影响，书中做了详尽的描述分析。由于有众多翔实史料作基础，结论自然就合理可信。[7:273，287]另外下编的这种安排也有利于翻译文学的实践教学，尤其是牵涉到同一原作的不同译作对比研究这个领域时，其体例安排上的特点和优势就更加突出，此处无需多言。

三、翻译文学的主体与史学分期

将翻译文学史视作文学交流史、文学关系史、文学影响史，强调了译入语文化在翻译过程当中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既是关系史，必然牵涉到翻译行为中两个主体；既是交流史，必然展现历史过程的来龙去脉；既是影响史，必然以效果考量为先。这些都在谢著中一一体现交待。

谈论翻译文学史，自然少不了翻译文学中的“主体”，但它应该包括哪些内容却是大有争议的。从现有史学实践来看，大致有三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视翻译家为翻译文学的主体，史学撰写以翻译家的翻译活动为中心展开叙述。孙致礼著《1949—1966：我国英美文学翻译概论》（艺林出版社，1996）便是典型的例子。另一种则认为除了翻译家这个主体外，一些文学社团和机构也发挥了巨大作用，应给予同等关注。代表者如陈玉刚的《中国翻译文学史稿》（1989）。书中就专门介绍了同文馆、左联、文学研究会等翻译或文学机构、社团的翻译活动和贡献。第三种看法以谢天振教授为代表，即不仅仅承认翻译家的主体地位、文学社团及机构对近代翻译文学起到的重要作用，同时承认那些“披上中国外衣的外国作家”也应该是翻译文学的一个主体。谢天振教授认为，翻译文学史作为文学史，应该包括文学史的三个基本要素，即作家、作品和事件。[13]这里的作家不仅包括文学翻译的“作家”——译者，同时还应该包括原文的作者。因为：

在翻译文学史里，作品的创作主体有两个，即翻译家和原作家。一部理想的翻译文学史，应该不仅让读者看到翻译家的劳动，看到他们翻译的成果，还应该让读者看到某一个具体国家或地区，某一个具体的文学流派或思潮，某一个具体作家或作品，等等，在译语国的译介和接受。[14:290291]

谢著下编便是这一理论观点的具体实践。因此谢著与以往翻译文学史在编排体例上的差异不单是史学实践的问题，根本上是理论认识上的差异。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谢著近五分之四的篇幅（下编）都用在了这些“披上中国外衣的外国作家”的身上。谢著此举可谓是对以前实践偏颇的一次大的纠正。而且，这样的叙述格局并没有将下编变成外国文学史，原因在于这些外国作家的形象都是经过翻译而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它们背后实际上呈现的是一个个中国翻译家的鲜活面孔。在这里，谢天振教授既承认外国作家作品对翻译家的影响，又坚持翻译家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性。正是翻译家主体性的发挥，我们才能看到原来莎士比亚在不同的翻译家那里可以表现得如此多样，也让我们领略到了翻译家自身的特色。这些不都丰富了我们的语言和文化表现力吗？具体来讲，这一部分每章分为两节。第一节概述，按照时间顺序就某国的文学在中文语境下的译介情况进行历时的梳理。这部分充分反映了接受语文化与翻译文学之间的关系，在史的意义上凸现了某些翻译现象或行为所具有的文化意义，在零散的单个作品的译介中创造了历史的连贯意义。第二节是主要作家及其译作，则将目光聚焦至具体外国作家在中国的译介接受，因此属于微观层面的丰富和充实。这样的安排当然照顾到了整体宏观叙述与个体微观史料之间的互补，整个史学图景也更显清晰。

另外谢著对中国翻译文学史的分期处理也值得关注。目前国内对翻译文学史分期的理论研究不多，更多散见于各类翻译学著作的前言后记或具体史学叙述中。陈玉刚《中国翻译文学史稿》将中国近代翻译文学起始定在1840年鸦片战争至1919年五四运动，初期从1915年新青年社开始翻译活动到1930年左联成立，中期从1930年左联成立到1937年抗战开始，后期则从1937年抗战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代翻译文学则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文革前夕。[15]可以看出，中国百年的翻译文学史严格按照社会重大历史事件分期标准来划分，这样划分过于繁琐，缺乏对中国翻译文学史整体发展全貌的体系性把握。更重要的是社会学分期上的重大事件可能在翻译文学史上并不具有标志性转折的意义，因此是否采纳这一流行的分期模式还应该考虑其他多种因素综合判定。

郭延礼著《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1998）将中国近代翻译文学细分为三个时期：萌芽期（1870—1894）、发展期（1895—1906）、繁盛期（1907—1919）。[5:22]郭著判断中国近代翻译文学的开始标准是看译者是否中国人。而1871年（同治十年）王韬与张芝轩合译的《普法战纪》中的法国国歌（即《马赛曲》）和德国的《祖国歌》自被认为是中国近代翻译文学的开始。[5:23]孟昭毅、李载道的《中国翻译文学史》将中国近代翻译文学的兴起定在19世纪后期至五四运动，[8；28]而将新青年社的翻译活动（始于1915年）看作翻译文学的近代终结与现代的开启。（第六章）而谢著将中国现代翻译文学的起点定在1898年，并视清末民初为中国现代翻译文学的滥觞。谢著认为清末的翻译活动，宽泛地说，可以从鸦片战争说起。[7:29]但是这还不算中国现代翻译文学的真正开始，因为直至1898年以前，清末翻译的文学作品，无论是数量还是其对全社会的影响，明显有限，简直微乎其微。[7:31]这里面直接反映了谢天振教授对翻译文学史本质的理论认识。中国百年翻译文学史缘起何时不仅要看实际发生文学交流的年代，更重要的是要看这种文学交流所产生的意义和影响是否重大。正因为这一点，我们才不难理解为什么谢著将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的真正肇始定格在1898年，因为这一年有三件大事宣告了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的帷幕正式揭开。第一件事是梁启超发表了大力鼓吹翻译政治小说的一篇序文——《译印政治小说序》。[7:31]第二件事是桐城派翻译家严复在其译作《天演论》的译序（译例言）中谈其个人翻译的经验体会时，提出了后来被中国翻译界整整几代人都视作是翻译的最佳标准的“信达雅”三个字。第三件事是清末民初最伟大的文学翻译家林纾于这一年与他的友人王寿昌一起合作，开始翻译法国作家小仲马的名作《茶花女》，并于次年以《巴黎茶花女遗事》译名在福州刻印面世。[7:32]这三件事无论从翻译理论的阐述还是从翻译实践的开拓来看，都对中国20世纪社会与文学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选此作为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的肇始应该是理所当然。这自然得益于编者在宏观史学方面的深入研究以及准确独到的历史眼光。

四、结语

当然谢著有两点值得商榷：一是史料开掘方面并未见多少新面孔。这并非此一家的局限，若横向对比现有几种翻译文学史便可发现多数章节内容区分不明显，比如孟昭毅、李载道所著《中国翻译文学史》（2005），其中关于清末民初翻译活动的叙述与谢著第一章第二节“早期的翻译机构和翻译刊物”（第40页）颇多相似之处，不同在于具体史实叙述前后稍有颠倒。如果在宏观史学方面有所创益，继而又能在微观史料方面深挖细探，岂不锦上添花？当然这是史家追求的目标，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另外，谢著整体叙述风格上存有一定偏差。后记部分提到，此书乃众人合作的结晶，自然难免步调不一致。阅读谢天振、查明建所写头5或7章（大部分属于上编），虽然整体篇幅少于下编6至11章，但叙述风格张弛有度，论从史出，评论总结画龙点睛；而下编大部分叙述过于呆板，多是史料的排列，读起来也比较乏味。这就给今后的研究提出一个现实的问题，史著篇幅过大，一人精力恐难以完成，众人合作又有风格不统一的隐患，如何处理？或许一来可以从实践中摸索探寻，积累经验；二来可以借鉴中国文学史写作的理论和经验。是否也可以划分专家翻译文学史、教科书式翻译文学史以及大众翻译文学史？这些想法仅供参考。

通览全书，以上两点毕竟瑕不掩瑜。此书可以说是谢天振教授多年来翻译文学理论探索的一次具体史学实践，也是国内翻译文学史写作的一次突破性尝试：宏观史学方面独树一帜，具有鲜明的阐释学意识，体例安排匠心独具，理论实践部分结合密切。它的出版定会给中国翻译文学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开拓带来新的刺激和推动，给后续研究带来可资借鉴的认识和经验。

参考文献：

[1] 梁启超.翻译文学与佛典[A].梁任公近著第一辑中卷[M]. 商务印书馆, 1926.

[2] 温儒敏.从学科史考察早期几种独立形态的新文学史[J]. 中国文化研究, 2000,春之卷，(1).

[3] 王哲甫. 中国新文学运动史[M]. 杰成印书局,1933.上海书店影印,1986.

[4] 陈平原. 20世纪中国小说史[M].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5] 郭延礼. 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M]. 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

[6] 施蛰存. 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导言[A]. 上海书店,1990.

[7] 谢天振、查明建.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1898-1949）[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8] 孟昭毅、李载道. 中国翻译文学史[M].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9] 孔慧怡. 重写翻译史[M]. 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 2005.

[10][英]柯林伍德. 某某哲学的观念，特别是历史哲学的观念[A]. 陈新主编. 当代西方历史哲学读本（1967—2002）[Z].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11] 伽达默尔. 哲学解释学[M]. 夏镇平、宋建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

[12] 汉斯·罗伯特·姚斯. 走向接受美学[A]. 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C]. 周宁、金元浦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13] 谢天振. 中国翻译文学史：实践与理论[J]. 中国比较文学,1998,（2）：219.

[14] 谢天振.译介学[M].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15] 陈玉刚. 中国翻译文学史稿[M].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