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音乐史学向近代音乐史学的转变

【摘 要】中国音乐史学是中国历史学的一个分支，无论是近代史学还是传统史学都对音乐史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近代音乐史学在理论和方法上虽然受到西方史学的影响，但是传统史学中所蕴藏的精华却是近代音乐史学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力。本文将从三个方面来论述近代因素的孕育及其发扬，是传统音乐史学向近代音乐史学转变的中介。

【关键词】音乐史学；朴素进化观；章学诚；乾嘉学派

中图分类号：J6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21-0063-02

二十世纪初叶的中国，随着一场以“民主”、“科学”为口号的“五四”运动的展开，西方民主思想和科学理论随之也被输入进来。语言学、历史学等西式社会科学理论对中国学术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些治史的方法也渐渐为音乐学术界所借鉴。在音乐史的研究中，逐渐开始注重西洋历史研究方法的运用。早期比较关注这个领域的有叶伯和、郑觐文、王光祈、杨荫浏等人。

于是，在近代音乐史学产生的问题上就造成了一种假象，即认为：近代音乐史学与传统史学之间存在一个断层，近代音乐史学从理论到方法都是由外国输入。其实不然，近代音乐史学是从传统史学发展演变而来的，外来影响只是近代音乐史学产生的重要条件，其内在根据还得从中国史学本身去找。传统史学中虽然有大量糟粕，但同时又蕴藏着许多精华，传统之中有近代因素的孕育。当外来文化大量输入的历史关头，这些宝贵的近代因素被当时敏锐的学者所重视、所发扬，成为他们吸收外来进步文化的内在基础，并在与外来成分相糅合的过程中得到升华。顾颉刚先生在1919年所写的《中国近代学术思想的变迁观》一文中说到：“吾从前以为近三十年的中国学术思想界是由易旧为新的时期，是用欧变华的时期。但现在看来，实不尽然。……在三十年内，新有的东西固然是对于外国来的文化比较吸引而后成的，但是在中国原有学问上——‘朴学’、‘史学’、‘经济’、‘今文派’——的趋势看来，也是向这方面走去”。[1]顾颉刚先生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讲出了深刻的道理：近代史学的成就虽然是由学习外国所得，但同时也是对传统史学有选择地继承、发展的结果。中国音乐史学是中国历史学的一个重要的分支，无论是近代史学还是传统史学都对音乐史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本文将从三个方面来论述近代因素的孕育及其发扬，是传统音乐史学向近代音乐史学转变的中介。

一、朴素的历史进化观

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是五四启蒙运动的指导思想，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思想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叶伯和的《中国音乐史》就是用进化论的观点阐述了中国传统音乐的整体变化，以及律调、乐谱等部分的历史发展，开创了中国音乐史学的先河。王光祈的《中国音乐史》著作的出发点也是进化的，书中的标题如《律之进化》、《调之进化》、《乐谱之进化》等等已经能够说明作者的观点。他在《自序》里面说到：“吾国历史一学，亦只有‘史匠’，而少‘史学家’。只有‘挂帐式’的史书，而无‘谈进化’的著述”。[2]由此可见，西方的进化论观点对中国音乐史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于是人们也都认为，西方的新史观的输入是近代中国音乐史学产生的原因。的確，历史进化论观点的传入，使中国人的历史观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当时中国本土的朴素进化观点的流行，却为西方进化论的输入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它就是顾颉刚先生所特别提出的“今文派”即公羊历史观。公羊学有一套著名的“三世说”，包含着对待历史的一个很宝贵的观点：“历史可以按一定的标准划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3]“启示人们用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社会历史进程。”[4]东汉以后，今文学衰落，一千年间消沉无闻，到了乾嘉年间，由于清朝统治面临危机，进步人士在学术上要树立新的风气，需要有一套理论来发挥，于是公羊学说才重新崛起，被进步学者所提倡。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提起新史学是“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的旗帜，又特别说明：“三世者，进化之象也。”[5]夏曾佑将公羊历史观与进化论相融合，充分吸收公羊学的历史变异观点，并与西方进化论相贯通，形成了独创性的见解，并于1902-1904年撰写了一部体现进化论观点的史书《中国古代史》。这些事实足以证明：中国传统史学中孕育着进步成分，中国音乐史在从传统向近代转变的过程中，西方思想的输入尽管起了很重要的促进作用，而转变的内因却存在于中国史学的母体之中。

二、历史编撰中生命力的显示

叶伯和、郑觐文、王光祈等人撰写的《中国音乐史》均采用了当时的一种新的编撰形式——分章节叙述的体裁，对古代音乐文献进行较为系统的整理与研究，章节体例的采用，纵向则历史脉络清晰，横向则现象条理分明，具有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结合之优越，成为现代音乐史学著作体例的一种形式标志。有的学者认为，近代“章节体”的编撰形式是摒弃了传统史书形式，从国外输入而来的。其实，中国史学发展本身提出的要求和业已达到的成就，乃是学习这种外来形式的基础。十八世纪末，章学诚便提出改进历史编撰方法，他主张“仍纪传之体参本末之法”作为史书编撰的方向。他认为历代沿用的纪传体存在难以反映史事大势的缺陷，主张用纪事本末体加以弥补。叶伯和《中国音乐史》在编撰上即在于把中国纪事本末体的特点，糅合到从西方和日本学来的分章节叙述的形式中。如书中进化时代第四篇（秦汉以后）绝大多数是按事件设立的，专设一节叙一事，如第一节古乐失传、第二节乐府的成立、第三节印度音乐的输入、第四节古乐复兴、第五节改定音阶。这就证明：近代“章节体”既是在外国影响下出现的，同时也是对本国原有形式中有生命力部分的发展。

三、考史方法中科学因素的发扬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提倡下，文化界和学术界高举“科学”与“民主”两大旗帜，吸取西方学术之科学精神。叶伯和在《中国音乐史》中打破传统的思维方式，提出大胆精辟的见解：“我们现在要把从前的一切旧观念都打消，再用一副哲学的、科学的新眼光来观察他、审定他，要从这样取的，才算得音乐史。”[6]王光祈《中国音乐史》的一大特色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亦即严格的科学态度。作者开宗明义就明确指出：“……研究古代历史，当以‘实物’为重，‘典籍’次之，‘推论’又次之。”[7]所以他提倡“实物研究法”。他们的治史方法固然受到西方近代实证史学的影响，同时也是乾嘉考史方法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进一步发展。乾嘉学者考史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实事求是、无徵不信、广参互证、追根穷源。他们严密考证的方法实则具有近代科学因素。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王国维、陈寅恪。王国维总结自己的治史方法为“二重证据法”，认为研究历史要把文献资料与地下考古资料相互对照，这样才能使历史具有可靠的真实的基础。陈寅恪先生将乾嘉考史广参互证的方法与西方近代学者重视的比较研究等方法结合起来，在隋唐史等方面作出了卓著的建树。乾嘉考史方法在近代的发扬同样证明：不同时代的学术，前后存在内在的联系，近代史学的成就固然是由学习外国所得，但同时也是对传统史学有选择地继承、发展的结果。

探讨传统音乐史学向近代音乐史学转变，既是科学的说明近代音乐史学的产生所需要，同时对当前中国音乐史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近代音乐史学是近代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弄清近代音乐史家与前人的批判继承关系，可以帮助我们更加理直气壮地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倾向。在今天，批判的继承我们民族丰富的文化遗产，仍然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中国音乐史学，同样必须从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中吸收营养。

参考文献：

[1]载《中国哲学》第十一辑.

[2]王光祈.中国音乐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

[3]见《春秋公羊解诂》隐公元年何休注.

[4]陈其泰.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M].北京：学苑出版社，1999：254.

[5]《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三册.

[6]叶伯和.中国音乐史[M].昌福公司，1922：4.

[7]王光祈.中国音乐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