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与经典：儒家复兴的经学、哲学与史学之途

最近读书界非常流行以“经学”的名义研究国学、研究经典。新国学和新经学的兴起，主要针对的是民国以来以哲学的、或者以史学的方式解读十三经。民国以来，以西方哲学理念重读儒家经典，被当下新国学和新经学研究者痛斥为扭曲儒家、歪曲传统。我想针对这个路子分析一个问题，到底民国以来把儒家的经典作为“经”来阅读，或者作为经典来阅读，从而走向经学、哲学、史学，是一个纯粹的现代性事件，还是传统的必然走向。

近代以来，西方学者和我们自己都将儒家经典“四书五经”翻译为Five Classics，其实这是译者不理解儒家“经”的含义的结果。西方要么将“经”译成Classics，要么用汉语拼音的“Jing”，严格来说，儒家的“经”在英语中是不可译的。为什么不可译？用比较的方法就可以说明这一点：在基督教世界，是不会将《圣经》译为“经典”的。但在历史哲学中，人们把《圣经》当成经典来处理，由此，它就失去了文化发展的政治权威地位。儒家的“经”不在历史哲学的定位中得到规定，同样，在宗教范围内能够理解《圣经》的权威性，也不能理解儒家的“经”。正教合一的中世纪，《圣经》是为“神版圣经”（Holy Bible），这是儒家之“经”没有取得过的尊崇地位。儒家之“经”，没有宗教建制，没有宗教解经学传统，只有经学传统，它与《圣经》的解经学传统不一样，不以神的名义，而是以原经、元典的名义，解释经典。

“经”的形成过程，就是儒学建立权威、尤其是建立政治权威的过程。“经”所树立的权威，不是学术权威，尽管形式上有学术的成分。这从政治史上可以得到证明：秦就搞博士官，汉代搞五经博士。后来十三经成为体系，再收缩为四书五经，成为国家考试的标准参考书。可见，“经”有“经”的演变过程，“经学”也有“经学”的演变过程。“经”与“经学”，是一个政治与学术纠缠在一起的复杂现象。到了晚近阶段，“经”不再成为国家诠选的借重，注“经”、解“经”，逐渐独立成为学统，但已经不再具有道统延续力量，不再具有政治正统地位。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经学”由道统、政统与学统分别呈现。从经学史来看，从魏晋开始，“经学”已经衰落，这就并不像蒋庆先生说的那样，古典时代“经学”，一直是国家统治的意识形态唯一根据。从魏晋时代开始，经学陷入衰落，隋唐有所重建，但已经不可能恢复到汉代置五经博士时代那样的盛况。需要指出，作为学统的“经学”，不是我们关心的问题，因为它完全成为精雕细琢、玩味文字的学问。与旨在影响政治的“经学”大不一样。

今天，有学者致力重建“经学”，其意图有三。第一，力图与政党国家的意识形态重建合流。

第二，抵抗西学。抵抗17世纪开始传入中国，尤其19世纪末期、20世纪取得霸权的逻各斯传统，凸显纯粹的中华精神、中华血脉。这基本上是现代“国学”在知识传统上要针对的问题。

第三，重建儒家纲常伦理权威。在他们看来，从国民党革命开始，到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最大的问题，就是既牺牲了社会的心灵秩序，同时又牺牲了社会政治秩序。一般而言，人们看重的是这场革命牺牲了社会政治秩序、断送了中国的强国地位，相对而言，对心灵秩序牺牲的危害，认识得比较浅。当下的大陆新儒家，认为重建心灵秩序，是国家未来发展的方向。而儒家是这种创建得以奏效的精神基础。

当代大陆的新国学、新经学家们这三大雄心的兑现，恐怕都有问题。原因在于，他们对儒家经典地位与功能的演变过程，采取了反历史的态度。其基本假设是，从晚清到民国、人民共和国的儒学演变，是一场现代性误会。甚而言之，自“周秦之变”以来的现代性之变，就是一场接一场的悲剧。因此，必须还原儒家的周代之思、周代之制，才能真正为“中国”正本清源。将周代就鲜明凸显的中国的“现代性”重新张扬出来。这样的想法，明显模糊了现代边界。把各个民族有现代性成分的古典理念都当“现代”来对待，然后说西方现代是落后的，这样的断言，明显与历史状态不符。这不仅表现了我们民族的心胸狭隘，更表明出中国尚未走出民族中心主义的泥淖。

可见，重解“经学”，其实是重建儒家的政治学，着意在重解“中国”、尤其是重解中国的现代处境。经学的负载之重，由此可见一斑。这就需要从两个视角去审视相关努力的究竟指向，一是从经学史的角度看经学与中国政治史的关系，二是从中国政治演变的角度审视经学的历史处境。

从经学史来看，在汉宋之分上，经学可以被视为汉学。后来从经学中析出的哲学，本是希腊传进来的，比较而言，宋学可谓中国的哲学，凡是对本体（即或是道德本体）的思考，其实就是哲学的思考，这是宋学开发的传统。汉学传统，是经学中的强势传统。经文经学、古文经学，构成了具有张力的经学学统，汉代所置的五经博士，开启了经学与政治合一的惯例。

有论者将宋学视为经学的第三大流派。有人将把宋学归之于经学中的经文经流派，主要讲微言大义、重要哲理、人心秩序、政治安排。像周予同这样的经学史研究大师，就将经学划分为三大流派，一大流派是古文经学，另一大流派是经文经学，再一大流派是宋学。将三者做一个简单的比较，经学的经文经和古文经着力在政治权威和历史权威上，宋学则重视的是经学的哲学根基。就此而言，经学的哲学化，不是现代性输入中国的畸变结果，而是经学内部延伸的产物。因此，牟宗三在中西哲学比较的意义上凸显传统经学的哲学蕴含，并不是离经叛道的结果，而是对宋学传统的忠实继承和发扬。

我想从四个方面，分析经学演变透显出来的中国变迁。一是勾画儒学、经学主线及其内在张力，二是对儒学复兴的三个路向进行简略地描述，三是分析在儒学复兴中需要切割“经”的政治与知识边界，最后对儒学复兴的三个路向作出自己的期待。

现代谈经学的人，基本上都忽略了经学的内在张力。从秦代置博士官到汉代设立五经博士，经学的“师承家法”，造成经学明显的内部价值与学术张力。这样的张力，不是今天搞新经学的人随便把经学作为对国学、或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承继态度，可以模糊和笼统处理的问题。“新经学”既然想暗示或明示自己是传统经学的合法继承者，就不能轻而易举地将某些命题引入经学研究，诸如《经学与建国》、《经学与民族国家》、《政治儒学》等编著作品，就有随意使用经学主题的嫌疑。至于《儒学与民族国家》之类的著作，也是这些主题的外围发挥著作。儒家经学的内在张力呈现出经学的不同线索，朝代是一条线索，结构是另一条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