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吴越音乐考古资源的调查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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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3-9104（2015）01-0056-17

基金项目：本论文为2010年度苏州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学院东亚音乐考古研究所“吴越音乐考古资源的调查与研究”阶段性成果之一，课题组负责人：王子初，课题组成员：王友华、朱国伟、卢伟娣。 作者简介：王子初（1948- ），男，汉，江苏无锡人，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学（音乐学）硕士，先后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音乐史学会名誉会长，国际东亚音乐考古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东亚音乐考古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学院（苏州研究院）教授，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音乐学院教授，中国音乐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研究项目《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总主编，获中国国家图书奖荣誉奖，第二届文化部文化艺术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等。研究方向：音乐学，音乐考古学。

摘 要： 吴越音乐考古资源十分丰富。吴越音乐文化渊源有自，而吴越音乐考古资料的分析则是探其渊源、览其脉络的难得切入点。近年来吴越音乐考古发现层出不穷，随着社会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和对这些音乐考古资料研究的深入，吴越音乐考古资源的学术价值、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将会日益凸显，吴越音乐考古资料本身也会因此而重新焕发光彩，恒久弥新。文章从音乐考古角度入手，对这些资源作全面的调查和较为详细的分析，揭示其中所蕴涵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当代中国；音乐艺术；吴越地区；音乐考古资源；学术新进展；调查；现实意义

中图分类号：J60 文献标识码：A

长江下游地区为先秦吴、越国立国之地，谓吴越，亦中华文明重要的发源地之一。可惜历史文献中对先秦时期吴、越音乐方面记录甚少。近年来，吴越地区发现了大量音乐文物，如江苏无锡鸿山越国贵族墓葬群的发掘，出土了400件青瓷乐器，展示了宏伟的越国贵族宫廷音乐面貌；浙江印山大墓、浙江绍兴坡塘306号墓、江苏六合程桥1和2号墓、浙江长兴鼻子山墓以及海盐等地出土的大量乐器或明器，还有吴越各地零散出土和征集的乐器等。出土资料透露出重要的吴越音乐文化信息。这些音乐文物均亟待保护和研究。调查和研究吴、越音乐考古资源，不仅可弥补中国古代音乐史在这方面的缺失，对弘扬博大的中华民族文化和促进江、浙历史文化的探究亦有重要作用。[JP]吴、越二国的民族基础均为百越中的一支。吴人主要生活在今苏南、皖南、浙江北部一带；越国最早活动在今浙江北部以及太湖一带，与勾吴在太湖东南一代错居。吴国即勾吴，为周族姬姓诸侯国，公元前585年，吴王寿梦称王[1]（p.1）。《史记·吴太伯世家》：“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勾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太伯卒无子，弟仲雍立，是为吴伯雍。”[2]（p.3）勾吴国地域主要为宁镇地区，还包括部分扬州地区和部分皖南地区等[1]（p.3）。公元前473年，勾践灭吴，吴国亡，勾吴存在了近670年。越国又称于越。于越是一支有着鲜明民族特色和信仰的南方部落。“越为禹后”这一说法始见于《史记》，《史记·卷四十一·越王勾践世家》载：“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3]（p.68）说明越王是少康的庶子。《春秋》载：“於越入吴。”《公羊传注》载：“越人自名於越，君子名之曰越。”越民族崇拜蛇，断发文身，傍水而居，习水好舟，写鸟书，是一个很有特色的民族。自夏帝少康封无余于越，越王允常建国，到秦王翦降百越之君，越国灭亡，于越大约存在了近1800年。吴、越、楚三国同处长江流域，往来密切。吴、越两国更有着很多相似点。《越绝书·越绝外传·范伯记》范蠡曰：“吴越二邦，同气共俗”。两国的同姓同语、同风同俗，都明确无误地表明了两族的同胞关系[3]（p.107）。在音乐文化上，吴越两国也有很多相通之处。春秋时期，诸侯争霸，吴越两国互为仇敌，战争频繁，形成了“有吴则无越，有越则无吴”的局面，发生了檇李之战、夫椒之战等。吴越各地出土了大量的钲、錞于、铎等军旅乐器为这一局面的印证。

吴越音乐考古资源调查集中于吴越古代的乐器，主要有甬钟、镈、纽钟、铙、錞于、编磬、钲、铎、句鑃、缶、琴、筝等13种。本课题拟从吴越考古角度入手，对相关的音乐文化资源作系统的梳理和研究。通过梳理、统计、比较、分析等方式，揭示吴越音乐文化内涵，并对其所显示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作试探性的研究。[JP]

一、吴越音乐研究综述本课题研究地域为先秦时期的吴国、越国，以于越和勾吴存在的时间为上下限，以吴越国出土的音乐考古资料为主要研究对象，对有关吴越音乐的文献及考古资料作调查和研究。

（一）吴越音乐研究文献综述

历史文献对吴越音乐文化记载甚少，近现代吴越音乐文化研究专著亦不多。近年来，大量吴越音乐文物的出土为考古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吴越音乐史的深入研究亦有了可能。

学术界对百越民族史的关注始于上世纪30年代。罗香林于1943年出版了专著《中夏系统中之百越》。1936年“吴越史地研究会”的成立更进一步促进了百越历史的研究。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于1980年成立，先后出版多本论文集。近年则有陈国强、蒋炳钊、[JP]

吴绵吉、辛土成的《百越民族史》、董楚平的《吴越文化新探》、冯普仁的《吴越文化》等著作面世。

在考古资料描述方面，《吴越文化新探》中记载了越王者旨於赐钟、越王於赐残钟、攻敔牫孙编钟、者尚钟、者刀钟、者减钟、姑冯句鑃、其次句鑃等吴越国礼用乐器。董楚平在总结吴、越间的差距时写道：“这种差距在有铭文的礼乐器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吴国38件，越国18件，吴国比越国多一倍强；至于礼乐器的器类，吴国有钟、句鑃……器类，越国仅有钟与句鑃两类，吴国比越国多二倍多，差距更为悬殊。”他通过对吴越国的礼乐器的梳理，指出：“文献资料与出土文物，都说明吴国受中原国家的礼乐思想影响较大，越国则保持着更多的野性未训的‘越之常性’；在东周诸国中，吴越皆尚武，越国尤甚之”[2]（p.361）。《吴越文化》一书中提到吴越音乐考古时，就出土文物进行了吴、越比较，分析了吴文化特色的乐器和越文化特色的乐器。他总结出：“吴越青铜乐器种类较多，可分为祭祀用乐器和军乐器两类。祭祀宴享用乐器主要有钟、镈和句鑃。……青铜军乐器主要有钟、鼓、钲、铙、錞于、铎等。”[4]（p.40）还指出：“部分器形制基本相同，但吴越两国仍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如吴越特有的青铜乐器句鑃形制和纹饰基本相同，但根据吴越有铭句鑃来看，吴器体腔狭长，器形较大；而越器则体腔宽短，器形较小。”[4]（p.199）“这些青铜器出土附近，均有印纹陶分布，纹饰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这些青铜器应是吴越地区本地铸造，可见吴越地区受到中原商代青铜文化的影响。”[4]（p.119）同时他将吴越两国出土玉器进行比较，吴国玉器纹饰较多，而越国玉器纹饰较为单纯。吴越国乐器形制与中原乐器有相似之处，认为应该是受中原文化的影响。1988年，方杰主编《越国文化》，书中设有“音乐和舞蹈”节。文中提到，“古越族的音乐、舞蹈实为一体”[5]（p.265），文中记载了越国舞蹈分类为巫舞、防风舞、宫廷舞、舞剑、傩舞，声乐方面有婚恋对歌。在器乐上，他认为越国有河姆渡文化时期的骨哨、陶埙、籥、筩，越国的句鑃、錞于、鼓、纽钟、琴等；认为“越国同样离不开乐，‘礼’与‘乐’，始终成为越国治人、治心、治国的重要杠杆。”可见，越国音乐是丰富多彩的[5]（p.2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