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岳生：携着“洞庭”走世界

33年，李岳生就为一条虫子奋斗着，从青春年少到年近花甲，从岳阳走向中国，从中国走向世界，又从可以给他优越待遇的国外回到洞庭湖畔，也从此开始了与妻儿的“隔洋相望”。

不安分的小伙子崭露头角

1973年，李岳生从湖南医学院毕业，分配到湖南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21岁的他，对新工作充满向往，他期待干出一番大事业。但10天后的工作却浇灭了他的激情：他被分配和同事一起下到血防区灭螺。时值盛夏，酷热难当，白天他们穿着齐腰深的血防靴，挎着帆布袋，捧个查螺框，在满是泥沼的湖洲上走几步，查一下，周而复始。一天下来，身上的汗风干后是一层白色的盐粒，血防靴里也能倒出一大碗汗水。遇到下雨，外面是雨水，里面是汗水，整个身体就泡在水里。晚上就在芦苇堆上和衣而睡，从中间扯个帘子和女队员隔开。这样的日子持续了20多天。

李岳生和许多新分配去的大学生一样，开始不安心做一辈子的“血防人”。但工作还得继续，他又相继被安排到农村去调查。七八十年代，那时的条件还很艰苦，吃住在当地的卫生所或农户家，喝水要到一两里外的河里去挑，吃的是一餐两分钱的菜。李岳生还清晰地记得，有一年夏天他和同事到临湘、沅江等地搞防治，前后20多天，做了近两千人的粪检。当时天气热得出奇，睡觉时躲在蚊帐里，热！把头伸出来，蚊子又多得厉害，蚊子一叫就把头缩进去，可难免还是被咬得大包小包的。

血防工作的艰辛是当初参加工作的李岳生没想到的，毕业一年后的同学聚会更是让他心生不安，在大医院工作的老同学都很“风光”，学临床医学的他完全可以跳出去。但也许在心里始终有种为湖区人们解除血吸虫祸害的责任，这种到农村湖区调查的日子他又持续了近8年。但“血防人”的艰辛又让他想用“知识改变命运”。于是他偷偷地开始学英语，那里除了工作，还经常组织政治学习，李岳生根本就没时间学习英语，于是他就在《红旗》杂志下面放英语书。到疫区查螺、灭螺，湖洲烂泥里走成了“泥腿子”，人家找地方休息去了，李岳生就会找个清静的地方席地而坐，掏出随身携带的英语资料看。那时候他还有一台小收音机从不离手，跟着“空中英语”学口语。甚至背英语字典这种土方法也被他用上了。当时的老所长周达人很看重这个好学的小伙子，好几次外出学习的机会都“幸运”地落到了他头上：1975年去中山医学院学习寄生虫学；1981年参加四川医学院卫生统计研究班；1984年进修外语半年；1991年去巴西进修。有人抱怨领导“偏心”，周达人硬邦邦地顶了回去：“你们谁有李岳生这样发狠，也去学！”一时间所里勤学苦练蔚然成风。前几年在上海举办的血吸虫病国际学术会议，卫生部还特意请李岳生担任同声翻译。

舍己为民众

八十年代初，李岳生英语已相当熟练，他完全可以实现当初不当“血防人”的想法了，但他却不打算走了，他爱上这份“苦差事”。

当时有个笑话，说4个晚期血吸虫病人一起打扑克不用桌子，为什么呢？4个大肚子围拢来就是桌子了。这种黑色幽默让李岳生很心痛。一位叫汪庭东的老人的话更让他感觉心酸，老人是个晚期血吸虫病患者，他告诉李岳生，在他刚懂事时，就看到村里的祖辈们很多都是大肚子，一个个卧床不起，田地也荒芜了。特别是许多老人挺着肚子离开了人世，有的甚至由于肚子太大，棺材都装不下，只有把肚子划开，放出积水，才能入土为安。

老一辈的讲述和他亲眼目睹的惨状，时刻唤起李岳生强烈的同情心和责任感。他决定一辈子都为这份工作干下去了。

常年的野外生活，让李岳生患上了关节炎、风湿病，血吸虫病也先后感染了四次，甚至还几次到鬼门关口打了个转身。有一年，为了取回在益阳五圣宫做药物实验结束后留下的设备和血防物资，李岳生只身前往益阳，出发时腹部长了个疖子，开始没怎么在意的李岳生到了长沙后疖子破皮后感染了，而且伴有低烧症状，李岳生硬挺着赶到了益阳，清点物资、拢齐设备、联系船只、运货装货，办妥这些事情后，李岳生感觉全身关节痛，大热天裹了件夹衣还是觉得冷，一量体温，39.4度。为了不耽误行程，李岳生拒绝了当地血防站就地治疗的挽留，硬撑着上了船。船到益阳南县茅草街，船上的伙计发现李岳生昏迷了，急忙把他送到茅草街卫生院，一查：是败血症。卫生院的医生连夜给他动了手术，术后的第三天，李岳生又硬撑着踏上了归程。

湘阴、汨罗等地每年端午节都要划龙船，这个风俗却让“血防人”头疼不已，因为这往往是急性血吸虫病爆发流行的高危时机。2005年6月4日，湘阴农民自发组织11支龙舟队进行了4天龙舟赛。赛后，群众反映龙舟赛人员有发热现象，担心感染了急性血吸虫病。10月，血防专家进行暗访，发现群众恐慌情绪很大。12月3日，正值隆冬，北风呼啸，刚从北京出差回来的李岳生立马带着10多名专家再次到湘阴，挨家挨户上门走访，了解参与人员在集训、比赛期间是否搽防护油，皮肤是否红痒、起疹子，赛后是否发热，以及服药的详细情况，还在当地仔细查阅相关资料。两三天中走访了129名队员，家属约400人，发现有5例发热者，但不属于急性血吸虫病暴发流行，消除了群众顾虑。但从湘阴回去后，李岳生病了20多天，持续39℃高烧。一边打点滴，一边坚持工作。后来他因为难受而难以入睡，医生只好给他吊脑复康。他反复叮嘱医护人员,千万不要告诉远在澳大利亚的妻儿。

偶然中走向世界

1989年初，李岳生在翻译国外寄来的资料过程中偶然得知：世界卫生组织要进行课题招标。李岳生连夜组织专家开会。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李岳生和吴昭武教授的《日本血吸虫病发病及对人体健康影响的研究》、《吡喹酮化疗降低血吸虫病传播作用的研究》两个课题，开始了向国外电报。同年7月22日，李岳生前往欧洲，中国人首次出现在血吸虫病防治国际论坛上就取得了胜利，两个课题共获得32万多美元的课题经费，千里湘湖开始吸引了国际专家的眼球。

从那时起，一批国际专家跟湖南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结下了不解之缘，国际合作从此一发不可收拾。2001年，李岳生获得昆士兰大学博士学位和年度优秀博士生从澳大利亚里斯班留学三年归国。刚从国外回来，李岳生就碰上一次高规格的国际学术会议在上海召开，他应邀出席。会后，凭借其个人影响，征得湖南省卫生厅批准后，李岳生一次邀请了包括世界卫生组织、美国、法国、瑞士等10个国家、国际组织的15名专家官员来到湖南，考察洞庭湖血吸虫病流行情况，并在湖南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举行了学术报告会。在这次“民间”学术活动中，产生了两项国际课题合作意向。随后,李岳生又与瑞士热带病研究所和法国国立与健康研究院等5所国外大学或科研机构建立了长期合作研究关系。李岳生还应邀作为世卫组织技术顾问,赴非洲马里共和国参加国际学术交流和指导当地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2002年以来，在李岳生的带领下，湖南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先后与瑞士、法国等国5所大学或科研机构建立科技合作关系，申请到了7项较大的国际科研合作课题，国外到账科研课题经费1299万元。大量优秀论文在国际学术刊物频频发表，与澳大利亚昆士兰医学研究所合作的“日本血吸虫再感染与人体获得性免疫关系研究”的课题，就发表了论文22篇，其中17篇在国外刊物发表，有13篇被SCI收录，2004年该项目分别获中华医学科技成果奖和湖南省科技进步奖。2005年，作为第一位中国内地科学家，李岳山获得了由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院（HHMI）授予的“传染病和寄生虫病”国际研究学者奖,并奖励50万美元。

李岳生一直主张把年轻人送到国外学习，“放飞锻炼”，翅膀练硬了再回来。2002所里与法国合作开展“洞庭湖区晚期血吸虫病遗传基因调控的研究”，课题组派4位中青年科研人员到法国国立卫生与健康研究院进行为期两三个月的学习，其中一位同时在该院攻读博士学位。同时，一批国外博士慕名而来，也为血防工作的“双向交流”丰富了内涵。2004年开展“耕牛在血吸虫病传播中的作用研究”课题时，近3个月的现场调查和资料分析中，始终有昆士兰大学的研究人员参加，国外专家科学的思维方式、严谨的工作作风让所里的年轻人耳濡目染，英语交流水平也有了明显提高。

湖南省卫生厅厅长刘家望这样评价湖南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厅直单位中血防所离省会最远，却距世界最近。

不会“要钱”却“抠门”的所长

2004年5月，全国血防工作会在岳阳召开，吴仪副总理对湖南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给予高度赞扬，并对李岳生主持的科研项目“晚期血吸虫病肝纤维化易感基因鉴定与调控功能的研究”极为关注。这项研究课题属于国际尖端课题。5年内，将破译晚期血吸虫病易感基因，预测谁容易演变为晚期血吸虫病患者，血防部门就能大面积筛查那些易感人群，提醒他们及早防治，这样将大大降低晚期血吸虫病的发病率，为国家节约大量血防经费。对于这么一件利国利民的事，吴仪副总理表示的极大的关注：

“课题还有什么困难？”

“主要是设备问题，有些标本要拿到国外去做。”

“需要多少钱？”

“300万。”

吴仪副总理随即向随行人员强调“300万！”

会后，有些人埋怨说李岳生报得太少了。正式申报时，所里有人建议报个千把万，但李岳生坚决不肯。经费很快到位了，科技部解决了科研经费100万元，财政部解决了设备经费330万元。在工作中李岳生始终讲究的是实在，从来不掺半点水分。

在同事们的眼里李岳生是个随和、没架子的人，但同时他们也挺“领教”李岳生的“六亲不认”：

有一次李岳生和外国专家到血防点上，要调查已治血吸虫病人从初次治疗到最后一次治疗的前后变化，血防站长为凑足人数拉来几个新病人，问着问着有的就露出了破绽。李岳生当时就火了，对站长说，这些病人要我检查，我保证认真检查，不收一分钱！但科研的事情来不得半点水分！站长脸涨得通红。

做晚期血吸虫病的基因遗传的病学调查时，有一个基层血防站为了图省事，把一些隔代的病例、同父异母的病例都报了上去，李岳生毫不含糊地打了回去。

很多人劝李岳生把事交给助手做，但他始终认为科研要的就是认真二字，这样的苦头他愿意吃。

李岳生刚被湖南省卫生厅任命为血防所所长时。他觉得研究学问他还在行，而搞行政是“赶鸭子上架”，但面对培养了他几十年的血防所，他觉得自己有责任为单位的腾飞尽心尽力。但李岳生刚接手时正是所里最困难的时候，建设附属医院欠下一大笔账，账上有一天只剩下两万块钱，职工人心不稳。有朋友劝他：“岳生啊，衣服要穿布的，官要当副的，血防所的家不好当啊！”但李岳生并没有放弃，他团结所党委一班人，力推所务公开，创建民主和谐的工作氛围，几年时间所里还清了绝大部分欠债，固定资产每年以20%的速度递增，职工收入也慢慢好起来。血防所连续两年在全省卫生厅系统单位综合考评中名列前茅。

近年来,李岳生通过申报国际科研合作课题,共从国外争取到账科研经费1299万元。其中大部分是以他个人名义争取到的款项,而且有些是奖金。但他从不随便乱花一分钱,把钱全部用在了国际科技合作项目研究与研究生的培养上。

李岳生作为一个所长，却被单位的人笑之“抠门”。因为工作需要，他经常要去布里斯班，自从发现一条中转航线后，李岳生就再没有坐过香港的直飞航班，因为多转一趟飞机，省了三千多元，还省了在香港住一晚的费用。到北京出差，李岳生也经常是坐硬卧。到省会长沙，也基本上是早晨6点出发，快点办完事往回赶，就没必要在食宿上花钱。有人说他“抠”,他总是说,目前用于投入科研的费用还有很大的缺口,要紧缩开支，一个钱掰成两个钱花才能办更多的事。这样一来，所里也形成了勤俭节约的好风气。

尽大孝的“血防人”

曾经有首民谣广为流传，“有女莫嫁血防郎，一年四季守空房。有朝一日郎回家，端起脚盆洗衣裳。”李岳生和所有的血防人一样，觉得对家庭挺愧疚的。李岳生的妻子是一名B超医生，曾经是单位的骨干，为了支持李岳生的事业，她放弃了很多发展机会，承担起家庭的重担。李岳生到巴西进修那年，她得了胆囊炎，怕李岳生担心，她赶在他回国前一个月悄悄把手术做了。因为常年下乡，对家庭照顾太少，妻子曾抱怨嫁了个“乡下人”，一家人总是聚少离多，有次她在气头上，问李岳生道：“你要工作还是要老婆？”当时李岳生对着埋怨的妻子借着酒劲说：“要工作就不能要老婆”。但抱怨归抱怨，妻子在工作上还是一直支持丈夫，可以说“军功章里，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

2001年李岳生从昆士兰大学学成归国时其妻子也在昆士兰大学医学研究所担任研究助理，唯一的儿子也在澳大利亚上大学。他完全可留在国外发展，当时美国、新西兰多家著名的研究机构也向他抛出了“绣球”，极为器重他的导师也认为他申请的澳大利亚高级研究官员职位指日可待。但他却想回国，一直觉得愧对妻子的李岳生却也很难开这个口，于是他借散步之机总是“漫不经心”地打探妻子的口气，但妻子的意见是，他应留在澳大利亚。“这儿虽好，可我就是放不下血防所，我还是想回去搞几年。”听到李岳生这个决定，20年从没红过脸的他们第一次发生了激烈争吵。最终，李岳生和妻子各做出“让步”，李岳生回国好好的干三年，再回到澳大利亚妻儿身边。但如今这个“三年之约”早过去了，在李岳生的“淡忘”中，妻子也不再提起他们的约定。

和所有的父亲一样，李岳生也很爱他的儿子，但因为长期的分离，儿子小时候从不叫李岳生爸爸，而是管他叫“老虎”。儿子3个月大时，作息时间和大人们截然相反，白天睡得很死，夜晚去是眼睛睁得铜铃大，要不停地摇摇篮，只要一停下来就哭。后来李岳生要出差，就从医务室开了一些水合氯醛给孩子喝下，他很快老实地睡了，接下来的日子也不颠倒黑白了，但儿子那么小就给他吃安眠药李岳生也一直挺心痛的。

李岳生的父母身体不好，母亲患高血压，父亲有严重的支气管炎和肺气肿，都需要长期服药。培养了一个学临床医学专业的儿子，按理当父母的保健医生完全不成问题，可由于工作忙，李岳生几乎很少管过父母的病，反而是他的老同学每个月代其去给两位老人送药、了解病情。老父亲对此也发过牢骚：“这个儿子白养了，还不如你这个同学靠得住些！”

李岳生的岳母过世那年，在乡下奔丧的他突然接到所里的紧急通知：世界银行在湖北有个项目，负责这一项目的正是他的老朋友——瑞士热带病研究所泰勒博士，他邀请李岳生参加论证。这是个和国际交流合作的好机会，但当地风俗是女婿必须得送葬后才能走，但考虑再三后，李岳生还是选择了当天直接从岳父家赶往武汉。

李岳生静想起来，有时候会觉得挺对不起父母的，但他又总是想是千百万湖区人民培养了他，他应尽的是“大忠、大孝。”

看着昔日病魔缠绕的芦渔场疫区，如今已成为风景宜人的景点，湖乡老百姓大多远离了“大肚子”病的困扰，李岳生有了一种真正的“自豪感”。看到正在国内兴起的新农村建设，被誉为“湖南血防第一人”的李岳生备感欣慰：“随着农村环境卫生设施的逐步改善，科研成果的突破，血吸虫病终将远离我们。

编辑/蔡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