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我国地理教科书的肇始与流变述略

从清末民初学校正式设立地理课程以来，地理教科书在我国学校课程中的发展已逾百年。对地理教科书历史的研究，应秉承“尊重历史、以史为本”的态度，通过对相关史料的整理，重现地理教科书的发展史实，以获得对不同时期地理教科书变革的真实认识。本文以历史的脉络为序，对解放前我国地理教科书的发展轨迹进行梳理，借以展现其发展历程，也为我国当前地理教科书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一、我国地理教科书的肇始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对我国进行军事侵略、经济掠夺的同时，也给中国带来了不同于本土传统的异域文化。在外来文化影响日盛之下，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审视本国文明，并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开启了学习外国的先例。洋务运动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在国内积极开办各种学堂，聘请外国教习，学习“西文”、“西艺”，以达救亡图存之目的。正是在这一废科举、兴学堂的教育革新潮流中，一些具有西方特色的新式学校陆续出现，如1839年美国传教士布朗在澳门创立玛理逊学堂，1864年狄考文在山东开办“文学馆”等。19世纪中后期，国内新式学校相继建立，如1862年北京同文馆、1863年上海广分言馆、1864年广州同文馆等。1878年张焕纶在上海开办国人自办最早的私立小学——正蒙书院（后改名梅溪学堂），将地理（时称舆地）列为学校课程，其本人对地理颇有研究，并亲自教授。19世纪末，当时国内新式学校基本都设置有独立的地理课程，为传统学校教育注入了新的内容，促进了地理教科书在我国的出现和发展。

1904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成为我国第一个正式颁布且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的学制。从此，地理正式列入中小学课程，并有了统一要求。在《奏定学堂章程》要求下，全国遍设学校，急需新式教科书。商务印书馆审时度势，决定以出版教科书为中心业务，并成立编译所，蔡元培首任所长，旋即由张元济接任，聘请专家及富有教育经验者任编译职务，健全编译机构。1904年，商务印书馆编译出版了国人自编的第一套教科书《最新教科书》，包括《瀛寰全志》、《地文学》等19种，知识与趣味并重，文字生动，图文并茂，出版后广受欢迎。《最新教科书》开了我国现代教科书之先河，是我国首部依据学制、学年学期、分级、分科编撰，配有专供教师使用的教授书，并遵照学堂章程（课程方案）编撰而成的现代教科书。之前不论是《三字经》、《百家姓》，还是“四书五经”，乃至《蒙学课本》、《字课图说》等，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现代教科书。因为它们或在内容上笼统不分，或在课时上模糊不清，或在使用上任性随意。诚如蒋维乔所言“教科书之形式内容，渐臻完备，当推商务印书馆之《最新教科书》。”

我国地理教科书的肇始，西学东渐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日本地理教科书的译介为国人自编地理教科书提供了更直接的蓝本。在当时学制初订、亟待课本又无暇自行揣摩之际，日本教科书为诸多教科书编者所仿效。如侯鸿鉴在其《中等地理教科书》（1905）序中提到，其教科书编写系得自矢津昌永的地理讲义；谢洪赉“酌依日本地理教科书之条目，兼参群书”而编成其《最新地理教科书》（1908）；张相文《蒙学中国地理教科书》（1905）亦称：“是编一本东邦地理教科之条段，分纲举目，简而不紊，为本国地理之初步。”有人还对地理教科书的编写进行了更深的思考，如臧励参照日本教科书编写《新体中国地理》（1908）时，认为“日本讲授本国地理，类以本国总论发端。若亚洲总论，则列于世界地理之。然彼系岛国，与大陆无甚关系。吾国位于亚洲大陆，若不先明亚洲大势，则讲授本国地理，迁格良多。故于地理学总论之后，既以亚洲总论，又次地方志，务使纲举目张，便于学者记忆。”可见，我国地理教科书编纂者一方面对国外地理教科书的编写经验进行借鉴，一方面也在结合本土地理实际，探索自身的编写模式，某些地方与日本地理教科书相比，已经有所超越。这一时期地理教科书的编纂者多为知名地理学者或教育家，如邹代钧是地图公会的创办者，张相文是地理学会的会长，两人都是近代著名的地理学家，谢洪赉、侯鸿鉴更是对清末民初的教育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地理教科书在学堂中的使用，使得新地理学知识成为清末国民教育的一部分得以普及。

二、解放前我国地理教科书之流变

1.北洋政府时期之地理教科书

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旨在改造封建教育的法令——《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办法规定各科教科书必须符合共和国的教育宗旨，清学部颁行的所有教科书一律禁用，凡民间通行之教科书，应由各书局自行修改，呈送样本于教育部及本省民政司教育总会存查。1912年9月，教育部相继颁布教育宗旨、《小学校令》、《中学校令》及《中学校令施行规则》等，实行新的学制——壬子癸丑学制。依据教育宗旨及新学制，制订各级学校的开设科目及课程标准，使中小学教育走向制度化有了准则。如高小地理要旨为：“使儿童略知地球表面及人类生活之状态，本国国势之大要，以养成爱国之精神。”自此，我国自编地理教科书，开始有计划地大量出版，逐渐摆脱编译外国教科书的局面；加之实行新的教科书审定制度，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地理教科书质量的提高。至新学制颁布前，主要编写的地理教科书有：张相文的《地文学》、庄俞的《高等小学校共和国教科书新地理》、姚明辉的《高等小学新地理教科书》、谢观的《共和国教科书本国地理》、李廷翰的《新制中国地理教本》、杨文洵的《新制外国地理教本》等。与之前的编译本相比，这些教科书的内容与体系均有所进步：内容上，“天然之于人类之影响，人类之于天然之影响”的人地关系思想开始出现；体例上，注重突出区域特征及异同点，较之前有所创新。

1922年，北洋政府公布“学校系统改革案”，效仿美国实行新学制，采用当时美国普遍实行的“六三三制”。1923年公布《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其中的《小学地理课程纲要》及《初级中学地理课程纲要》分别规定了小学及初中地理的教学目的、程序、方法及毕业最低限度的标准。这是我国中小学地理教育史上首次出现的地理教育纲领性文件，纲要具有许多开创性的内容：就目的而言，增加了新的成分，如初小“养成儿童对自然环境和社会观察、思索、研究的兴趣和习惯”，初中“使学生知道适应环境的方法”和“培养审美观念”；就内容而论，不但初中混合地理的纲目是全新的，小学地理也有很多新的课题，如低年级研究衣食住行与气候、生产的关系，高年级研究本国与外国的关系等；就方法来说，小学提倡采用新方法，初中既开展课内讨论，又注重课外实习。根据地理课程纲要，这一时期编写出版的地理教科书主要有：朱文叔的《新学制地理课本》、王钟麒的《新学制地理教科书》、张其昀的《新学制人生地理教科书》、缪育南的《新撰初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地理》、谭廉与陈铎的《新撰初级中学教科书外国地理》等。本时期地理教科书编写的一大特点是对地理教科书的混合编写与分科编写进行了探索与实践，体现了进步的地理教育思想。初中地理教科书并行甲、乙两种版本，甲种版本采用混合编写，为我国地理教科书编制的空前创作；乙种版本仍用分科编写，注重各科联系。在教科书内容上，重视环境对人类的影响，科学性不断增强，但受环境决定论的影响也很深刻；在教科书功能结构上，突出用不同的字体字号进行内容及习题的编排并注重夹注、便览、附录等的应用，地理教科书形式更为多样化。

2.国民政府时期之地理教科书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1929年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教育宗旨和教育实施方针，并颁行《初级中学地理暂行课程标准》及《高级中学普通科地理暂行课程标准》。1931年公布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明确规定，“三民主义为中华民国教育之根本原则”。1932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对暂行课程标准进行了修订，正式公布《初级中学地理课程标准》及《高级中学地理课程标准》。地理课程标准分别对地理课程目标、时间支配、教材大纲、实施方法概要等作出了规定。经过修订的地理课程标准较暂行标准更为完善，在课程目标上，端正了对地理知识教育的认识，教材大纲内容更为具体和周详，将“教学要点”改为“实施方法概要”的提法也更为准确。自1932年地理课程标准实行起，初高中各年级均开设地理，直至国民党政权在大陆行将告终，长期未变。1936年和1940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对这一课程标准又分别作出修订，增加了“国防与国防建设”内容，以适应当时抗战的需要。1948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对中学地理课程标准进行了再次修订，公布了《修订初级中学地理课程标准》及《修订高级中学地理课程标准》。

1929年中学地理暂行课程标准颁布后，各种新编地理教科书大量涌现，一时风起云涌，编制体制出奇制胜。此时的高中地理教科书编写打破了原先“方志式”的惯例，开创了“问题式”的新局，可惜的是并没有持久。1932年正式地理课程标准公布以后，从事地理教科书编制的书局较前一时期更为繁荣，数量多达十几家，发行地理教科书套数之多，为解放前地理教科书发展之最。就书局而言，商务印书馆编制出版的地理教科书最为完备，都冠以“复兴”一词；就个人而言，王益崖编撰的最多，分别在几家书局出版。其余有傅角今的《复兴初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地理》、余俊生的《复兴初级中学教科书外国地理》、王成祖的《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地理》、苏继顾的《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外国地理》、王谟的《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自然地理》、王益崖的《初中本国地理》、《初中外国地理》、《高中世界地理》、《高中自然地理》等，此时地理教科书的编制技术及印刷质量明显提高，纸质优良，图表清晰，文字生动，内容分量适当；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如有的地理教科书中存在非地理性内容，一些内容存在科学性错误及沿用旧的观点等。

1936年之后，随着地理课程标准的历次修订，地理教科书也相继修订及再版。1940年左右，由于当时条件所限，教科书编印质量大不如前，问题突出。教育部于1942年将教科书编委会并入国立编译馆，成立教科用书组，负责按照修订后的课程标准进行教科书的编辑工作，各种课本的体例、编制、课数、字数、用词、行文等均按照统一的规定实行。所编教科书呈送教育部核定，由国定教科书七家书局联合供应，课本上载明“教育部审定”字样，俗称“国定本”。这一时期的地理教科书主要有：李长傅的《初中外国地理教本》、张其昀的《高中本国地理》、周立三的《初中本国地理》、胡焕庸的《初中外国地理》、任美锷的《初级中学地理》、邓启动的《新中国教科书高级中学本国地理》等。抗战胜利后，对相关地理教科书内容进行了修订，删除了抗战内容，增加了以民生问题为中心的经济建设材料。这一时期编写出版的一些地理教科书一直沿用到新中国建立前夕。

三、结论与启示

综观解放前我国地理教科书的发展历程，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与启示。

（1）解放前我国地理教科书的发展经历了肇始与流变两大阶段。清末国内新式学校的开办及地理课程的设置，促进了我国学校地理教科书的萌芽和发展。20世纪初期，西方及日本地理教科书的编写方式对当时我国地理教科书的编写产生了很大影响。随社会变迁而变化的教育制度及教育政策，对解放前我国地理教科书的编辑与出版影响显著，地理教科书的流变很大程度上折射了当时的社会变迁。从南京临时政府到北洋政府再到南京国民政府，每一个时期的政府都要求教科书应对社会变迁作出快速反映。同时，出版商为迎合时代，片面求“新”，也加快了教科书的变革速度，尤其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我国地理教科书的发展进入到解放前的一个高峰时期。就当前我国的地理课程及教科书改革而言，同样需要体现出社会发展对教科书变革的需求。

（2）国外地理教科书为解放前我国地理教科书变革提供了借鉴和参照。回顾解放前我国地理教科书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一个显著特点：地理教科书的肇始与流变同国外地理教科书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由20世纪初的学习日本到20世纪20年代的学习美国，国外地理教科书的编写方式和特点为解放前我国地理教科书的发端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参照。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国的地理课程改革同样需要“他山之石”，如何吸收国外地理教科书的经验，“洋为中用”，编制出适合我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地理教科书？一个基本的立场应该是：既面向国外又立足本国，吸收经验，博采众长，根据我国国情进行“本土化”。

（3）综观解放前我国地理教科书的演变历程，可以发现其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解放前我国地理教科书的发展是在继承传统与追求创新、在外来思潮与本土经验的交融中逐渐进行的，其变革历程也是对解放前我国地理教育发展历程的折射，与我国地理教育的发展一样，既受一定时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的影响，同时也受当时教育价值观念及教育理论发展的制约。考察每一阶段地理教科书的兴衰更替、推陈出新，无疑对地理教科书的发展与完善具有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尤其在当前地理课程改革的关键时期，汲取地理教科书发展的历史经验，提高地理教科书的编写质量，是地理课程改革顺利推进和取得成功的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