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者的思考

摘要：本文以曹惠民的论著《他者的声音》为对象，探讨曹惠民的治学理念，尤其是他所提倡的“整合两岸，兼容雅俗”的文学史书写策略的创意所在与学术价值，认为他在大胆假设的同时，也能小心求证，显示了既创新又务实的治学风范。

关键词：曹惠民；华文文学研究；整合；兼容

中图分类号：1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63(2011)4-0054-03

DOI编码：10.3969／i.issn.1008-0163.2011.04.013

初识曹惠民教授，，是2010年春在暨南大学举行的“全国华文文学博士生论坛”(由国务院学位办、教育部研究生司主办)之时，经导师凌逾教授的介绍认识的。虽然很久以来曹教授的大名已如雷贯耳，但一直没有机缘相识，华文文学博士论坛给我提供了一次极好的机会。初识时，曹教授的儒雅风范与和蔼可亲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及之读到曹教授大著《他者的声音》时，更是为他渊博的学识和深邃的思想所倾倒。《他者的声音——曹惠民台港华文文学论集》一书是苏州大学现当代文学学科“中国雅俗文学论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记载了自1987年以来曹先生在台港澳文学乃至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方面兢兢业业探寻的足迹和学思历程，观点独到而新颖，显示出先生思考问题的广度和深度。全书分为四辑：总论篇、台湾篇、港澳篇、海外篇，由曹先生发表在海内外几十种学术刊物上的38篇论文组成。《他者的声音》一书涉猎的范围极为广博，是难以用片语只言来概括的。在广度上，先生从整体上观察20世纪中国文学创作的同时，也兼论了在大陆以外地区的用华文(汉语)创作的文学；在深度上，先生具体论述华文文学作家的创作时，不是泛泛而谈，而是深入挖掘华文文学内在的魅力和诗意的体现。先生为人治学的风范，在严谨的文字、精致的结构与智慧的思考中得到了鲜活灵动的体现。

一、大胆的假设——“重写文学史”观念的更新重构

“20世纪的文学是一个颇具特色而又十分重要的阶段，是‘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过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方文化的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与政治、道德等诸多方面一道)形成现代民族意识(包括审美意识)的过程，一个通过语言的艺术来折射并表现古老的中华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时代中获得新生并崛起的进程。”自此“重写文学史”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一个重要的课题。

“重写文学史”的提法，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已经二十多年了，也撰写出了不少有影响的文学史著。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程光炜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等，都有其创意与价值。但是，不足也是明显的。四川大学曹顺庆教授曾撰文指出现代中国文学史著作的两大缺陷：一个是“几乎不包括文言文作品，实际上仅仅是一部白话文学史”；另一个是“几乎不包括少数民族文学，只可称为汉族文学史”嘲。曹顺庆教授的言论可谓是一针见血、鞭辟入理。但是如何“重写”呢?恐怕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内难有定论，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可见“重写文学史”仍是任重而道远。

长期以来，曹惠民教授十分关注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走向，也作出了他个人的思考，提出了颇为新颖的重写设想。1998年，在《整合两岸

兼容雅俗——“20世纪中国文学”之我见》一文中，他写道，“在我看来，在20世纪，通俗文学与纯文学从对峙到并存，台港文学与大陆文学由分流到整合，既是一种趋势和格局，也凸显了其多元共生共存的突出特征”，因此他认为对20世纪文学史的研究应采用“整合两岸，兼容雅俗”的学术理念和研究视角来一以贯之。

借《他者的声音》这本书，曹惠民教授再次重申了他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建构的看法——“整合两岸，兼容雅俗”。

“整合两岸，兼容雅俗”，是针对以往的文学史只取时限的上溯下延的书写模式而言的。曹教授认为，健全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观的建立，必须建立在时空观结合的基础之上。换句话说，即是在审美空间上，应雅俗并举，而不是只专注于严肃文学的历史更迭；在地域空间上，既要看到大陆文学的发展，也不能把台湾、港澳乃至海外用华文(汉语)写作的文学搁置一旁，这应是文学史研究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范围。正因为如此，在《他者的声音》一书中，曹教授不仅谈到他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见解，同时还关注其与世界华文文学的关系、华文文学与地缘诗学的关系等，以至于还对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华文文学研究做了综述性的归纳与反思。没有这种开放的、阔大的文学史视野，“重写”云云就只不过是一句空话。

二、小心的求证——对世界华文文学创作实绩的精心研读

“整合两岸，兼容雅俗”这种重写文学史的概念似乎很容易提出，但是如何在写作的过程中落实?实在不是一个容易的问题，二十多年来的“重写文学史”的实践就是明证。因此曹教授在面对这样一个“大胆的假设”时，就不能只是空有假设、而无实际的求证了，否则就难免授人口实。

学文史哲的人，往往是假设能力有余，而求证能力不足。台大校长钱思亮先生即在私下对胡适先生说：“学理、工、农、医-的人应该注重在上一句话‘大胆的假设’，因为他们都巳比较的养成了一种小心求证的态度和习惯了；至于学文史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人，应该特别注重下一句话‘小心的求证’，因为他们没有养成求证的习惯。”曹先生却是例外，他无疑是一位既勇于大胆假设、又注重细心求证的学者。

在“总论”篇中，曹教授探讨了，20世纪中国文学与世界华文文学的关系、地缘诗学与华文文学研究的关系、华文创作与华文创作翻译的关系、整体视野与比较研究的关系等，其实这也是文学史建构重构所必须处理好的几个基本关系。没有这种必要的“务虚”，就不能获得高屋建瓴的气势气度。在“总论”之余，全书用了相当大的篇幅进行“小心求证”——曹教授关注的侧重点不只是考察中国大陆的文学发展状况，而是以极为开阔的视野来研究世界范围内的华文文学。不仅台湾、香港、澳门是其关注的方向，甚至是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后来还涉及美国、加拿大、英国、印尼、汶莱)等地的华文(华人)创作，都在他的观察视野之内，研究更是雅俗并举。

书中涉及台湾的论文7篇，涉及港澳的论文15篇，涉及其他地区的华文文学评论9篇。这些论文皆是在“整合两岸，兼容雅俗”观点的指引和思维烛照下进行选择的。对世界华文文学的论述、考证和辨析真可谓是字字珠玑、妙语迭出，几乎每一篇都是不可多得的精品，’而且几乎每一篇评论选择的角度都不相同，如《出走的夏娃——试论台湾女性写作叙述主体的建立》，从女性的书写之中，探讨其叙述主体的建立。《“金庸现象”更值得探讨——我观“严袁之争”》，不再足是局限在金庸小说或创作的本身，而是延伸至“金庸现象”。80年代台湾的李昂与加年代上海的苏青同为一桩杀夫案写出了同异互见的作品，曹惠民教授细加辨析，发现了其间颇有意味的阐释空间。严谨的治学态度、秉承的“重在参与”精神，皆有利于构建出诸子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有利于中华学术的真正繁盛。

纵观全书，80多年前，胡适先生提出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方法在曹教授这里得到鲜明体现。《他者的声音》的结集过程历时18年，记载了这18年中曹教授的所观所感所思。先生能够18年如一日地坚守在学术前沿，使我们见识了前辈学者的学术风范，更看到了先生严于律己的学术操守和人格素养，这对晚辈后学无疑是一个极大的督促和鞭策。

2010年10月，曹惠民教授又在台湾出版了新著《出走的夏娃一一位大陆学人的台湾文学观》(台北，秀威)，借助于两度赴台任客座教授、从而能近距离观察台湾文学之便，书中也论列了众多的台湾文学新现象，如原住民汉语写作、自然写作、旅台马华作家群等。此外，书中关于吴浊流长篇小说《亚细亚的孤儿》与叶圣陶长篇小说《倪焕之》的对读比较、关于战后乡土散文七大家及资深作家华严、古月等的评论都很有新意。与《他者的声音》放在一起研读，就能清楚看到作者“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礼记·大学》)的学术追求。

在这学风日下、人心浮躁之时，曹惠民教授始终在清寂中坚守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