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击时流,守护经学

［摘 要］ 陈鼎忠是现代湖湘著名学者。他在疑古惑经思潮激荡的民国年间，坚持经学研究，甚至抗击时流，在《六艺后论》中批评疑古、惑经、非圣的思想主张，竭力维持经学的独立与尊严。尤其是在经学难以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继续存在于现代文教体制的时代，他图谋构建“经之囊括万有”的学术文化新格局，想为经学在现代学术文化体系中谋取一席之位，乃至恢复经学统御众学的昔日荣光。陈鼎忠等现代学人在艰难时代守护经学的贡献，值得后人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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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陈鼎忠；经学研究；《六艺后论》；守护经学

［中图分类号］K207［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8—1763(2011)04—0021—06

Maintaining and Protecting Confucian Classics in Difficult Ages:

A Case Study of Chen Ding-zhong and

His Representative Work Liu Yi Hou Lun

WU Yang-xiang

(Yuelu Academy,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China)

Abstract:Chen Ding-zhong was one of the most famous scholars in modern Hunan. When it was widely accepted to doubt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and negative Confucian Classics during the Republic China, Chen Ding-zhong not only insisted on Classical studies and education, but also gave critical analyses to the prevailing standpoints and prejudices against Confucian Classics in his representative work Liu Yi Hou Lun. It is essential to make a fair examination on Chen Ding-zhong and other modern scholars’ contribution to maintaining and protecting Confucian Classics in difficult ages.

Key words: Chen Ding-zhong; Classical Studies; Liu Yi Hou Lun; Maintaining and Protecting Confucian Classics

湖南经学自晚清异军突起，形成独具特色的“湖南学派”，并以其遗泽余韵，造就出一批各有专精极诣的经学大家，其中既有鼎鼎大名的杨树达、曾运乾等人，也有生前享誉学界而后世知之者稀的孙本昱、陈鼎忠等人。特别是在经学失去独尊地位而日益走向崩解、遭到新派诋毁与打击的不利环境下，现代湖湘学者却一意坚守经学传统，甚至抗击时流，全力维护经学的独立与尊严，为在现代教育和学术文化体系中保持经学的应有地位而积极探索。本文仅以陈鼎忠为例，对其经学研究的历程进行梳理，对其《六艺后论》的经学思想加以评析，由此彰显现代学人在艰难时代守护经学的重要贡献。

一 陈鼎忠的治经历程与著述大略

陈鼎忠（1879-1968）本字星垣，后改字天倪，湖南益阳人，先后执教于东北大学、湖南大学、中山大学、无锡国专、私立民国大学、国立师范学院等校。陈鼎忠童年时由父亲授读六经，后来问业于同族陈远绪，“于制艺外，教以治《易》”，前后五年，由此粗知经术。(陈天倪：《族星畴先生碑文》，《尊闻室賸稿》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960页。)陈鼎忠又在益阳箴言书院苦读六年，沉潜于训诂、诗文与史籍，“以深宁、竹垞为归，著有《诂献》等书”。( 陈天倪：《八旬忆往七律十六首》之三，《尊闻室賸稿》下册，第879页。)《诂献》是陈鼎忠最早的经学著作，“书未完而遭损”，残存书稿亦未传世，但从他的追述中仍可窥其一斑：“余少时谓汉儒以经术决狱，予欲以狱法决经，参互证订，有如爰书，名为《诂谳》。”( 陈天倪：《家书四》，《尊闻室賸稿》下册，第982页。)友人吴嘉瑞对此书稿也深有印象，评述说：“陈子天倪，产于穷壤，而辛苦劬学，年裁弱冠，即键户治经。谓汉儒以经术决狱，某则欲以狱术决经，刺取汉儒异义悬案未决者若干条，以原诂为诉状而观其依据，以通学为证人而视其取舍，以后代经生墨守家法者为讼师而核其辩护与互讦，最后施以判决，参互钩距，有如爰书，故号《诂谳》。”( 吴嘉瑞：《治法序》，《尊闻室賸稿》下册，第723页。)可见，陈鼎忠早年不仅谨守汉学，还试图运用谨严细密的治学方法，对纠纷难解的汉代经学若干问题进行判决，使之一朝定谳。陈鼎忠在为好友曾运乾作传时，也回忆说：“湘中经术，自魏默深提倡今文、王壬秋标榜公羊，戊戌变法，康氏孔子改制之说遂盛行于国。星笠颇好之，余则好《周礼》、《左传》，各是其是，未尝相忤也。”( 陈天倪：《曾运乾传》，《尊闻室賸稿》下册，第970页。)这里更明确揭示出他固守古文经学的立场。

民国初年，陈鼎忠供职于湖南官书局，着手编撰一部全新的中国通史，实现其存史以兴国的心志，但事与愿违，“书未及就，丛稿亦毁于兵燹”。(陈天倪：《通史叙例•目录识语》，《尊闻室賸稿》下册，第557页。)鉴于修史无功，陈鼎忠从1918年起转而治经，计划撰写三部经学研究著作。一是《诸子引经考》，意在指陈清代校勘学者轻易改字的过失：“因清儒好以诸子引经与经不同者改易本文，余以前人引书多不依文（清时为汉学者始不误引，不能以此范围古人），因举此书与彼书引经不同者，一子之中引经文亦先后不同，以正轻改经文之谬。”二是《诸子语订》，针对晚清以来学界推崇诸子、黜抑儒经，提出“诸子之语，多出传闻，不可尽信”。此书大要有三：“一、以经订子，凡子与经不同者，皆经是而子非。二、以传订子，凡子与传不合者，皆传是而子非。三、诸子引事，大体多同，而时有小异。此古论学亦然。兹以真订伪（如《荀子》、《墨子》为真，《亢仓子》等为伪，其说同者，皆伪本改易真本），以前订后（如《吕氏春秋》在前，《淮南子》在后，其相同者，皆后袭前语），以专门订杂识（其他例甚多，不能具举）。”三是《金石证经》，仅成凡例，大约是想从历代金石材料中搜集资料，为经书研究提供佐证。( 陈天倪：《家书四》，《尊闻室賸稿》下册，第981-982页。另可参见吴嘉瑞《治法序》。)从这些简单回忆中，可以推知陈鼎忠这一时期的经学研究，主要是通过对诸子与金石材料的爬梳、釐正，纠正前人及时流的偏弊与过失，维护经学的尊严。

1924年，陈鼎忠“外睹世变，内悼国危”，(陈天倪：《治法•自叙第一》，《尊闻室賸稿》下册，第728页。)奋笔写出《治法》，提出西人学说不必适用于中国，中国立法宜依据本国历史与文化。但他持论既与时流有异，与军阀政客更是背道而驰，仍然无法实现其致用的初衷，所以他在1926年以后，再次回头治经：“一意述经，刺取经解百余种，衷以己见，为《六艺后论》，辅以《九经概要》（《周易》、《尚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论语》、《孝经》、《孟子》）”。( 陈天倪：《家书四》，《尊闻室賸稿》下册，第982-983页。)实际上，他是效法郑玄《六艺论》“总论以纲全经，分论以明各学”，( 陈天倪：《六艺后论•自序》，《尊闻室賸稿》上册，第8页。)以《六艺后论》为总论，以《九经概要》为分论，“总论通述历代经学之源流变迁，于式为纵；分论别著各经之纲领条贯，于式为横”。( 陈天倪：《孟子概要•目录识语》，《尊闻室賸稿》上册，第435页。)《六艺后论》迅即成书，《九经概要》的编撰则持续十年之久，仅出版《孝经概要》上篇（1927年东北大学刊本）、《孟子概要》（1934年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刊本）和《周易概要》（1934年中山大学刊本），其它书稿虽先后编就，但未印行，也未流传下来。陈鼎忠同时又著有《六艺论衡》、《六艺微言》两部书稿，其中《六艺论衡》有部分刊于常德《新潮报》。在1948年的一封家书中，他对自己二十余年的经学研究作了回顾：“余说经凡三部。一、《六艺后论》及《九经概要》，言经学家之历史及各经之纲领，按经分篇，以考订为主。二、《六艺论衡》，据时代分篇，大约依马骕《绎史》文，以议论为主，皆余一人之说，其中亦有前人引端未尽其义而余引伸其义者。《七略》无史部，以《史记》等书附于《春秋》之后。余《通史》以经从史（见《史例•以经为史》条），此则以史从经，由秦、汉至清，皆附于《春秋》之后。三、《六艺微言》，则为性道之言，约六经之旨以成文。余论心性、义理之学，与宋儒大同小异，大约依明儒湛甘泉之说，益阐其理，而行以文中子《中说》之文。明儒言理学较宋儒有进步，如宋儒分天理、人欲截然为二，谓理与欲绝不相容，必尽去人欲始得天理。此墮入释氏灭情复性之说。如此饮食、男女皆是人欲，必不嫁娶衣食而后可，而理学家中无能此者，已行不通。稍宽一步，又墮入戴东原《原善》之说，尊欲灭理，非沦人道于禽兽不止。余谓天理即在人欲中，人欲得当处即是天理（如做事得正俸是天理，俸外多取一分即是人欲；男女居室是天理，苟合即为人欲）。湛甘泉随事随物体认天理之说与余合。文中子《中说》无一语出六经之外，余《微言》二十多篇多与彼合。附以自注，将阳明异说驳除无余。”( 陈天倪：《家书四》，《尊闻室賸稿》下册，第983-984页。)总之，《六艺后论》详述历代经学源流，《九经概要》细说各经条贯，《六艺论衡》总括经学要旨，《六艺微言》则畅谈一己新意。这样，从述史进而立论，陈鼎忠对中国经学史和经学思想作了一番全新的论述。

1960年，陈鼎忠与湖南省文史馆馆员彭昺合作，编纂《经文统钞》，耗时一年有余，将汗漫难稽的十三经经文删繁撷要，依时代先后散配入三编之中，“文辞与时代一系相承”，建立起从伏羲、神农直到春秋战国的完整历史谱系，另附别录，仿《日知录》之例，釐订经文讹误与注家漏失，“含邈绵于尺素，吐滂沛于寸心”。(陈天倪：《经文统钞例言》，《尊闻室賸稿》下册，第934-938页。)这部他自许为“古今所无”的旷代奇作，( 陈天倪：《家书十五》，《尊闻室賸稿》下册，第997页。)当时无法刊印，至今仍尘封在湖南省图书馆。此外，陈鼎忠还有一小册遗著《诗经别论》，不知撰于何时，1993年始由《中国韵文学刊》刊出。他用不到两万字的篇幅，对《诗经》学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作了新的解说与讨论，提出孔子无删《诗》之事、《诗经》之精美者在其辞采、《诗》亡而后骚赋作等新颖命题，并胪陈《诗序》、毛《传》和郑《笺》的诸多误说谬解，颇能启发后学。

二 《六艺后论》的内容大要与经学思想

在陈鼎忠现存的经学著述中，《六艺后论》无疑是其代表之作。全书除序言外，分上下两卷，共24篇，依次为：开宗明义、载籍原始、宣圣订修、及门绍述、汉儒传授、建学设科、今古争议、谶纬流行、古学大著、通学代兴、承制定经、魏晋易制、南北异学、音学大明、注义画一、宋学变古、朱学穷理、心学末流、清儒复古、改制驳议、孔《传》定谳、异文炫奇、研经方术和《儒效》引义。从其框架结构和行文论述中，可以发现深受皮锡瑞《经学历史》的影响，不仅全书的整体架设是建立在皮锡瑞所分经学十个时代的基础上，书中还有不少论断与语句直接援引自《经学历史》。从整体上看，《六艺后论》属于经学史的范畴，同时又具有鲜明的经论色彩。

从“载籍原始”篇到“清儒复古”篇，陈鼎忠征引历代正史志传，对中国经学的产生、形成、发展、中衰与复盛的历程作了十分详尽的论述，对各个重要时期经学演变中的重大问题与主要经学流派作了细致考察和评析，提出了不少新颖别致的意见。例如，关于孔子与六经的关系，古文学家主张孔子述而不作，今文学家相信孔子删订六经以垂教万世，晚清公羊学者则论证孔子创制六经以托古改制。陈鼎忠在“宣圣订修”篇中，对这一重大问题作了全新的考察和论述。他提出：“孔子生周之衰，睹王道微缺，礼乐崩坏，深惧家弦户诵之朝，复返于汙尊抔饮之列也，于是求书于周，刊定而训释之，传诸其徒而布之天下。”据此，他将孔子修订六经区分为五种情形：一是传述，《周礼》、《仪礼》是也；二是编校，《尚书》是也；三是订正，《诗》、《乐》是也；四是赞释，《周易》是也；五是著作，《春秋》是也。经过陈鼎忠的清理，孔子与六经的关系变得十分清晰，颇能道出其中的实相。他论孔子作《春秋》，说：“盖夫子有言：载之空言，不如见于行事之深切著明。故作《春秋》以当一王之法，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文成数万，其指数千，要在拨乱世反之正，固非诸史所敢拟也。”他又引《礼记•经解》所载孔子论六经之教的一段话，然后说：“盖孔子编订六经，用以垂教，而发其归趣如此。”(陈天倪：《六艺后论•宣圣订修》，《尊闻室賸稿》上册，第26-34页。)陈鼎忠坚持认为，孔子对于六经，既有所述，又有所作，不止于整齐故事、传承文献，而是修道立教，师表万世，这实际上接受了今文学派的部分意见，与传统古文学派的信念大有不同。但他同时指出“孔子有德无位，故于《礼》但传述而训释之，不敢改制，曰‘《礼》记自孔氏’，则谓孔子作《礼经》者诬矣”，( 陈天倪：《六艺后论•宣圣订修》，《尊闻室賸稿》上册，第28页。)强调六经均来源于上古三代，孔子并未依托古代擅加制作，对晚清公羊派的观点加以排斥。又如在“魏晋改制”篇中，陈鼎忠对魏晋时期的三礼之学特别关注，并与两汉经学加以对比，彰显出魏晋经学崇礼重实的学风，再从经学史、思想史的角度给予定位与评价，实是发前人所未发。( 陈天倪：《六艺后论•魏晋改制》，《尊闻室賸稿》上册，第128-129页。)再如第十四篇“音学大明”，通过对周、秦、两汉以来文字音韵学史的简单追溯，对“集韵学之大成”的陆法言《切韵》作了重点论述和大力表彰，这是以往各种经学史书或经学通论著作中所罕见的。( 陈天倪：《六艺后论•音学大明》，《尊闻室賸稿》上册，第139-143页。)

与《六艺后论》对历代经学源流的梳理、对各家各派治经得失的评判相比，陈鼎忠对中国经学命运的深切关注、对经学至尊地位的极力护持更为引人瞩目。他对晚清以来各种贼经害道、标目炫奇的言行深恶痛绝，指陈近人有四失：一曰盲瞽，踵习前儒疑经辨伪之风，“甫闻经名，即争今古；未亲简册，便语伪真。肆口谩诋，百倍曩初；吠影吠声，俄遍天下”；二曰眚祥，倡言托古改制，轻诋圣贤，妄疑古史，“拟宣圣于瞿曇，齐四术于十字，谓事皆创作，道匪宪章。于是托古之说，由《春秋》而及《尚书》；制法之谈，推《王制》以至《仪礼》。其始欲以尊圣，其继乃以灭经。猖狂黄吻，土苴琬琰。匪但疑尧、舜为一人，直欲等夏、商于大秦”；三曰穷奇，争相嗜治殷商甲骨、秦汉简牍、唐钞残卷，“欲藉以刊礼堂之定本，黜洨长之古文，饰智惊愚”；四曰沟瞀，信奉六经皆史之说，贬抑孔子，“谓智周万物为玄谈，以结集群经为至诣。于是大成之玄圣，遂夷于《七略》之国师”。陈鼎忠提出：“凡兹四失，俱足乱经，而反道败常，前二为烈。若非辨章绝业，何由荡涤祲氛？”(陈天倪：《六艺后论•自序》，《尊闻室賸稿》上册，第5-8页。)他同时又宣称：“六籍之道宏矣，下走弇陋，无能为役，惟平生之所兢兢自守者有三要义：一曰信古，二曰尊经，三曰述圣。”( 陈天倪：《六艺后论•开宗明义》，《尊闻室賸稿》上册，第9-10页。)因此，除在自序中揭明“辨惑钩玄”的撰作旨趣，他还安排了开宗明义、改制驳议、孔《传》定谳、异文炫奇和《儒效》引义等五个专篇，针砭时流，畅发议论，使《六艺后论》呈现出十分激烈的论辩气味。

综而观之，陈鼎忠在《六艺后论》中着力宣扬的经学思想，最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几点：

第一，批评疑古，标榜信古。

疑古者认为三代典籍出于后人伪托，中国远古历史难以信据，陈鼎忠却认为：“凡属古书，皆有后人增补。其晓然可见者为真，其毫无间隙者反近于伪。今以其中有增补者，遂并其真者而疑之，则《史记》有褚少孙所补，亦可云非史公作耶？”对于疑古者借用西方考古学、民族学、历史人类学的原理来怀疑中国古代历史与文化，他加以严厉批评，指斥其有三蔽。(陈天倪：《六艺后论•开宗明义》，《尊闻室賸稿》上册，第10-12页。)

陈鼎忠在信古思想的指引下，博引群书，综合各种古史传说，描述出中国上古文明的演进历程与繁盛局面：“中国自史皇作图，即有初文；伏羲画卦，稍具哲理。神农教稼穑，修城郭，尽变畋渔游牧之制，始易野而文。历八世至黄帝，而制度大备，弓矢舟车宫室衣裳之属，增华加厉，勿俟论矣。其精者如造南针以定准望，釐六书以统文字，取嶰竹以正律吕，为《内经》以究息脉，作浑仪以齐历象，铸货币以利交易。凡所以察百官而治万民者，无乎勿具。拔山通道，方行天下。东至海，西至崆峒，南至江，北逐荤粥。画野分州，经土设井。取乾坤之象，垂衣裳之治。此文明之第一期也。自少昊以逮颛顼，更数十世，劣能自振。尧、舜有作，创制显庸。继以大禹，三圣同揆。建学明伦，缉礼载乐。内立九官，庶绩毕举；外奠九州，府事聿修。巍巍成功，焕有文章。此文明之第二期也。夏启嗣位，文德浸衰。商汤革新，仅堪守府。绵延千载，阒焉寡闻。爰逮文王、公旦，始宏作述。布在方策，郁郁彬彬。此文明之第三期也。”(陈天倪：《六艺后论•载籍原始》，《尊闻室賸稿》上册，第20-21页。)

自康有为宣称上古三代茫昧无稽，胡适、顾颉刚等对中国古史极表怀疑，研究中国文化只从《诗经》讲起，将中国历史拦腰切断。这种以虚无主义的态度对中国古代历史与文化的处理不无偏颇与流弊。陈鼎忠力言中国远古文明有典可稽，确有纠偏救弊的作用，但他矫枉过正，信古走得太远，不仅提出中国上古有三期文明，还声称“此三期者，文物声名，不相上下”，(陈天倪：《六艺后论•载籍原始》，《尊闻室賸稿》上册，第21-22页。)认为这三次文明的繁荣程度几近一致，并非后盛于前，实在让人匪夷所思。至于他征引多种明显有后世伪托或出自后人伪造的资料，更难免滋人口实。

第二，反对惑经，批评疑经辨伪。

惑经者谓经书有伪，陈鼎忠却提出：群言淆乱折诸圣，“圣人之所以述经者，即为折衷群言之故。今反以群言淆经，可乎？”他对历代疑经辨伪的结论予以反驳，对疑经辨伪的学者肆意批评。他力论《周礼》不是伪书，确属周代典制，为周公未成之作：“盖周公摄政，必因革殷制，草具临时之法，其后欲整齐画一，更为一制。《冬官》未成而公薨，汉代购之不得者，非民间故匿之，原无此篇也，然由此愈可证其非伪矣。”尤其是对已成定谳的伪古文《尚书》，他极力为之申诉，论证出自孔壁的古文《尚书》，经由孔安国而代代相传，最后由梅赜献上朝廷，从此流传后世：“夫以帝王经世之典，宣圣刊定之书，外遭焚燬，内经蟫蠹，掇拾补苴，仅存其半，而又一罹巫蛊之厄运，再遘博士之排摈，至终汉之世，湮没不彰，可云酷矣。幸而梅仲真上其书，孔颖达疏其义，遂以大行于世。”因此，他对吴棫以来历代辨伪之人一再非难，而对为古文《尚书》鸣冤辨真者则大加表彰。(陈天倪：《六艺后论•开宗明义》，《尊闻室賸稿》上册，第12-17页。)陈鼎忠还专作一篇“孔《传》定谳”，洋洋数万言，后因篇幅过大，只得另印专书（可惜并未印行）。此外，陈鼎忠还在“及门绍述”、“宋学变古”、“心学末流”、“清儒复古”等篇中，一再讥弹疑经辨伪的学风，抨击各个时期议经、改经的学者。例如他评北宋经学新风，斥责说：“窃谓毁注之罪小，毁经之祸大。今日荒经蔑古，浸至亡种，推原戎首，责固有攸归也。”( 陈天倪：《六艺后论•宋学变古》，《尊闻室賸稿》上册，第159页。)又如他从卫护伪古文《尚书》的角度，来论定洪良品、吴光耀的经学贡献，说：“自徽、吴以经术倡，闽、浙、湘、粤翕然承风，而鄂居大江上游，独无以此发迹者。会古文《尚书》遭阎、惠之锻炼，虽有毛奇龄为之冤辞，而不能平反其谳。宵人乘之，纵其淫辞，遂至无经不伪，三极彝训，不火而焚。清光绪十年，王懿荣疏请芟去《尚书》中古文，洪良品严劾之，议遂不行，著《古文尚书辨惑》十八卷、《析疑》、《商是》、《賸言》各一卷。吴光耀与之同时，又著《古文尚书正辞》三十三卷，较洪氏尤为精博。数百年之狂焰，一扫而空，六艺赖以不坠，卫道之功，侔于神禹矣。殆江汉炳灵之英，留以有待欤？”( 陈天倪：《六艺后论•清儒复古》，《尊闻室賸稿》上册，第208页。)

经学从晚清开始衰落，民国以后日益陵替。“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呼声，特别是“古史辨运动”兴起以后弥漫学界的疑古辨伪思潮，更使经学陷入空前的生存危机。陈鼎忠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对疑古惑经、疑经辨伪的言论、主张加以批评，倡导信古、护经，自有其时代意义，但他退回到为伪经伪传充当辩护士的立场，这在民国年间也是少见的迂腐。

第三，标榜“述圣”，批判非圣无法。

所谓非圣无法者，陈鼎忠归为两类：一是误解孔子，前有章学诚，认为周公“经纶制作，集千古之大成”，“若孔子则不过学周公而已，周公之外无所谓学”，后有章太炎，宣称“孔子没，名实足以相抗者，汉之刘歆”；二是诬毁孔子，以清代常州公羊学派为代表，倡言素王改制，“踵其事而增华，则有附益谶纬，旁证夷裔，而以孔子为教主者矣”。(陈天倪：《六艺后论•开宗明义》，《尊闻室賸稿》上册，第17-18页。)前者卑视孔子，将他贬抑于历史文献家之列；后者则高视孔子，将他推尊为创教传道的教主。陈鼎忠针锋相对地标出“述圣”的口号，通过对孔子与六经、与儒学关系的研究，力求还原孔子的本来面貌，正确评定孔子的历史功绩。

陈鼎忠提出“导源者千圣，会极者尼山”，(陈天倪：《六艺后论•自序》，《尊闻室賸稿》上册，第7页。)认为孔子修订六经虽然前有所承，但不是纯粹的述而不作，而是述中有作：“六籍之始，统纪不明，义例未一，迨尼山修订，成一家言，传诸名山，布之天下，始焕然大明。”因此，他批评章学诚“泥于述而不作之言，而不知述即为作；蔽于官学之说，而不知私学愈于官”。章太炎虽能申明孔子修定六籍、创建私学之功，但他无视孔子修明儒学的巨大贡献：“孔子之道，固不外乎六经。若其开物成务，彰往察来，范围天地而不过，放之四海而皆准者，实有精义入神之妙用，参赞化育之功能。”陈鼎忠因此讥责他“徒玩章句，而以部次缀辑尊孔氏，是犹未免于藩鷃之测天，井蛙之语海也”。

对于以创教来诬孔子，陈鼎忠通过宗教与儒学的比较，揭示出二者的根本差异：“夫宗教仪式，虽家自为方，而共同者亦有数端：一、教所由创，直受于天。或称单生之儿，或云主祀之仆。神灵首出，前无所因，侈谈瑞异，以神其事。二、诡设天堂，广辟净土，诱人以来世之福、永生之乐。三、建立法嗣，统一徒众，总持教权，横行天下。若吾宣圣诞降，纬书所纪，洵多祥符，而经传所明，绝无怪异。其为道也，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而非由自创。其称天也，取以证道，而非用为救主。其教人也，始于格致，终于治平，独善兼善，修己治人，而非藉以求生天之福，免轮回之苦。今试举六经所言，与《创世记》、《涅槃经》相较，稍识字者皆能判别。”他由此斥责利用孔教之徒是自欺欺人。(陈天倪：《六艺后论•开宗明义》，《尊闻室賸稿》上册，第17-19页。)

至于晚清以来盛行的公羊学，陈鼎忠更是深恶痛绝，专设一篇“改制驳议”，并以全书最大的篇幅，一再征引章太炎、刘师培、朱一新等人的论著，对刘逢禄、龚自珍、魏源、王闿运、皮锡瑞、廖平的经学主张逐一批驳。(陈天倪：《六艺后论•改制驳议》，《尊闻室賸稿》上册，第222-253页。)对撰写《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的康有为，陈鼎忠尤其鄙薄之至，在论清代今文经学时称“自季平而下，有今文别派出，猖狂曼衍，不得厕于儒林之末矣”，( 陈天倪：《六艺后论•清儒复古》，《尊闻室賸稿》上册，第216页。陈氏另在“开宗明义”篇中批评历代疑经辨伪学者时说：“此外如崔述《考信录》时有悖语，康氏《伪经考》专肆狂狺，惟庸故妄，等诸自桧以下可也。”见《尊闻室賸稿》上册，第17页。)又谓“康氏之说与经无关，不应录，以荒经蔑古之习实自此启，故引通儒刘师培所驳斥者附于此”，在“改制驳议”篇末特设附录，将康有为的经说归结为五条，以几近全篇三分之二的篇幅作了大肆讨伐。( 陈天倪：《六艺后论•改制驳议》，《尊闻室賸稿》上册，第253-272页。)

第四，极意尊经，以经书统领群籍，以经学融摄众学。

陈鼎忠认为，自刘歆“列六艺于《七略》之一”，后来者皆将经书单独设部，是有尊经之名而失其实：“一切学术，咸出六艺，异子史百家于经，亦无异别子孙于父祖。”因此，他提出一种新的图书编目方案：“窃谓宜分群籍为七部，肇立嘉名，以经为首，余以类从。甲类首《周易》，凡诸子中自撰之书，成一家言者隶之（如老、庄、申、韩皆是）。乙类首《论语》、《孝经》、《孟子》，凡诸子中辑录之书，及集部之不属于文辞者隶之（如名儒名臣文集以说理论事为主者）。丙类首《尚书》，凡纪事之史隶之（如《国语》、《战国策》之类。或谓《尚书》纪言、《春秋》纪事。按：专纪言之书如《论语》、《孟子》，不可名史。《尚书》首列《尧典》即为纪事，《禹贡》全篇并无一言，其他纪言之篇亦首列事状，非为虚发。且事可包言，言不可包事，今定为纪事史之首）。丁类首《春秋》，凡纪传、编年之史皆隶之（或谓纪传体本于《尚书》，然史公明言本《春秋》，班固世纪称《春秋》考纪，实准《春秋》而作，与《尚书》阔略无年次者不侔。盖以本纪为经，世家、列传为传。其传虽与《左传》依经附传稍异，然其大旨则无殊也）。戊类首《三礼》，凡典章经制之书（《通典》、《通考》之属）、兵农学伎数术之学皆隶之（凡西人所云哲学皆归《易》类，所云科学皆附于《礼》类）。己类首《诗》，凡诗赋词曲及骈俪之文均隶之（西人所云美术之文皆属此类）。庚类首《尔雅》，凡文字、音韵、训诂之学隶之。其余小说杂技，则别为一类，附于简末。庶治学者可溯流以探其源，循本以考其末，而经之囊括万有，亦不烦言而明矣。”(陈天倪：《六艺后论•儒效引义》，《尊闻室賸稿》上册，第291-292页。)自从西方科学图书分类法传入中国，传统四部分类法逐渐被淘汰，经书失所依归，被拆分归入各个不同的部类。这其实也是影响中国经学走向消亡的原因之一。陈鼎忠别出新见，发明出七部分类法，将十三经依不同体制，分居各部之首，不仅统率旧有群籍，还可融摄西学新书，实现以六艺统领一切学术的设想。

陈鼎忠还将经学与同属形而上的西方宗教、哲学进行比较，评判其高下优劣。他认为经学并非宗教，但以理服人、引人向善，其效力并不下于宗教：“宗教家言教主之神灵百出，与信教者生天之福利，不过欲起人信仰，而坚其向善之心。若六经所言圣人，不出庸言庸行，无瞿曇生行七步指天画地之奇。为其学者，备尝艰苦，仅得身后微名，非有净土天堂之乐，而其居常也，则忍欲以践形；临变也，则舍生而取义。王公失其贵，陶朱失其富，贲、育失其勇，仪、秦失其辨。举天下之刑驱势迫，无有能喻此者，越数千年而勿替。盖真理之服人心，百倍于迷信。是非宗教而具宗教之效力也。”至于西方哲学，无论本体论、认识论与人生哲学，尽管派别繁多，却全为中国经学所包有：“如彼所谓唯物论，即‘自明诚谓之教’也；唯心论，即‘自诚明谓之性’也；一元论，即太极、太一之体也；多元论，即五行、五德之学也；相制论，即并育、并行之说也；并行论，即‘不诚无物之义’也。其言现象，有原子论，即《易》之阴阳变化，而《中庸》所谓至小莫破也；有超绝神论，即《礼》之郊禘、祈报，而《诗》所云出王、游衍也。至人生哲学，莫尚于中国之伦理，尤不待言矣。其认识之法，则有独断论、怀疑论、批评论、观念论、唯理论、经验论、实在论等派，聚讼不休，而皆不如《中庸》之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循次渐进，为至备而当。是非哲学而哲学举莫能外也。”他由此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经学“有宗教之信而无其迷，有哲学之利而无其弊”，确实可称作三极彝训，为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陈天倪：《六艺后论•儒效引义》，《尊闻室賸稿》上册，第293-294页。)

在西学汹涌、国学盛行的民国年间，原来独尊的经学，已经难以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继续存在于现代文教体制之下。陈鼎忠针对这一现状，重新论定经学在现代学术文化体系中的地位，企图构建起“经之囊括万有”、统御众学的新格局，竭力维持经学的独立与尊严，做出了可贵的探索，具有积极的意义。

三 结 语

陈鼎忠博闻强记，学识渊懿，集经学、史学、文学于一身，成就甚大。近代著名诗人陈衍曾赠给陈鼎忠一诗，赞誉其学识与人品：“渊怀晦迹少人知，岳岳南雍一大师。三百年来谁抗手，亭林经术牧斋诗。”湘学后劲张舜徽则在《湘贤亲炙录》中推崇说：“舜徽所见湖湘诸老辈，以才气论，要推先生为最卓。诗文并美，逸气横溢，而典丽实冠一时，特以不自表襮，世人知之者稀耳。”因此，陈鼎忠在现代湖湘学术文化史上的地位，今天应充分肯定。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现代疑古惑经思潮激荡、经学屡遭批评与否定的背景下，陈鼎忠孜孜不倦地从事经学研究与教学，卓然自立，不阿世俗，甚至抗击时流，对疑古、惑经、非圣的思想主张，在《六艺后论》中痛加针砭，竭力维持经学的独立与尊严。尤其是在经学难以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继续存在于现代文教体制的时代，他企图通过构建“经之囊括万有”的学术文化格局，不仅要为经学在现代学术文化体系中谋取一席之位，还想恢复经学统御众学的昔日荣光，并提出以经学含融西学的新颖主张，藉以延续中国文化的千年慧命。陈鼎忠的这种努力，与马一浮发明“六艺该摄一切学术”如出一辙。但遗憾的是，陈鼎忠的努力及其成就，并不像马一浮那样引起今人重视。因此，希望本文能够抛砖引玉，引起学界更多地关注包括陈鼎忠在内的现代学人在艰难时代守护经学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