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轿车生死档案

第一辆东风小轿车是一汽第一次按实物测绘试制修改的产品，没有一点经验，是为向“八大”献礼而紧张地突击完成的，缺陷是难以避免的

工人进行试制时，不仅忘我劳动，而且刻苦钻研。有困难互相商量，找依据，翻书本。不仅要会做，而且懂得为什么这样做

为实现红旗高级轿车形成小批量生产能力，一汽有意识地将解放牌汽车班产250辆的远景规划往后放一步

北戴河会议纪要上写下了“近期中不发展成本高的高级轿车”一语，领导决定停产红旗高级轿车

1964年6月25日，在北京国务院召开的会议上，红旗轿车被定为“国车”，替国家领导人服务，也为接待国宾服务；1984年，它因为单车油耗高被勒令停产

毛泽东主席在1956年讲述《论十大关系》时，曾经提到汽车工业。当时他说：“什么时候我们开会，能坐上自己生产的小轿车就好了。”

1957年5月，工厂设计处接到试制东风牌小轿车的任务。小轿车定名为“东风”牌，取“东风压倒西风”之意。6月，收集资料，研究方案。7月，收集轿车样品。8月将样车由北京运到工厂，有苏联的“胜利”、西德的“奔驰”、法国的“西姆卡”、英国的“福特赛飞”、日本的“丰田”、捷克的“斯柯达”440等。

当时设计思想不统一，有的主张照抄“胜利”牌轿车，但该车结构已旧，耗油量太大。多数主张自行设计，但缺乏经验，困难颇多。直到11月，厂部提出“以仿造为主，适当改造”的方针进行设计。除“斯柯达”440太小不适用外，对其他五种车进行各种试验、比较、分析，取其长处，进行测绘、改造和试制。

大家要求CA71轿车有“胜利”那样好的通过性，有接近“奔驰”和“丰田”那样的经济性，有“西姆卡”和“奔驰”的舒适性，结构上不宜比“福特”和“西姆卡”更复杂。把几种车的优点集中起来，安装在一个合适的基本车型上。这个基本车型是 “西姆卡”，车身和底盘都符合要求，舒适性好。发动机仿“奔驰”。

另外加大轮胎，提高与地面间隙；加大后桥速比，采用“奔驰”的四档变速箱，以提高爬坡能力。这样的车子估计动力性能次于“奔驰”，而高于“胜利”和“丰田”。经济性接近“奔驰”和“丰田”，优于“胜利”、“西姆卡”和“福特”。座位宽绰舒适，行车舒适性略次于“奔驰”和“西姆卡”，优于其他轿车。通过性能略次于“胜利”，优于“奔驰”和“西姆卡”。成本低于“奔驰”，接近“西姆卡”。

“东风”向“八大”献礼

1958年5月，饶斌前往北京参加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会议期间，第一辆“东风”牌小轿车装配出来，立刻送往北京向党中央报捷。经过一机部、汽车局领导查看后驶进中南海。饶斌向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汇报，想请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检阅这辆东风牌小轿车。杨尚昆要他们第二天一早把车送来，放在中南海的草坪上展览几天，供大家参观。

杨尚昆发现车头上的“东风”两字是拼音字母时，立即指示换上中文，要不被人家误认为是外国车。经过送车同志的努力，到《人民日报》社找到毛主席《东风压倒西风》的题词，把“东风”二字影印下来，到汽车修配厂请工人一点点地把两个字雕刻出来，镶焊在车头上，大家连夜干。次日一早，镀上纯金的“东风”二字取代了拼音字母，按时驶进中南海。

杨尚昆让把带来的资料和照片，放在八大二次会议主席团成员的桌子上，每人一份。送车的同志高兴地说：“我们的汽车说明书也成‘八大’的文件了！”“八大”开会期间，每天下午东风小汽车都开到怀仁堂。代表们休息时，总是围着车子看，高兴地问这问那，有的还坐上去转两圈。他们赞扬小轿车不但式样美观，坐着也很舒适。

16日下午，朱副主席和彭真市长一同来到东风轿车边，仔细地看车子，笑盈盈地说：我们制造的车子很好。朱德同志问饶斌厂长：“龙是否用铜做的？”“车子是否大了点？”意思是生产汽车时，注意节约国家的金属材料。朱德副主席和彭真市长上了车。朱德同志笑容满面，好像是坐上自己的车，感到特别愉快、舒适。

21日下午两点40分，毛泽东主席和林伯渠副委员长来到车旁，同在车旁守候的一汽的5位职工一一握手，并询问每人的姓名和工作。他们都作了回答。毛泽东和林伯渠仔细地端详着车子外貌，然后一同上车。林老微笑地询问司机钱海贵：“这车多大速度？”钱海贵回答：“每小时128公里！”毛主席随即笑着说：“我还没有坐过这么高速的车呢！”东风汽车在美丽的花园里转两圈后，毛主席和林老下了车。毛主席又意味深长地说：“坐了我们自己制造的小汽车了！”

22日和23日下午，刘少奇和周恩来也在百忙中抽暇看了东风轿车，他们都点头表示满意，但他们都没有上车。那时，由于党政领导机关的干部主要是坐吉普车，所以看到自制的轿车后，一致赞美。但也有些同志问一汽的干部：“你们今年能生产多少？什么时候能成批生产？”

在中共八大二次代表会议的总结报告中，毛主席表扬了汽车工人的干劲。八大二次会议期间东风轿车展览中，除听取“八大”代表的意见外，一汽还专门请在京的苏联专家、有关的大学教授、工程技术人员和美术专家参观，征求意见并利用各种机会征求小轿车司机的意见。

此车自重1230公斤，总重（6人及行李）1650公斤。最高时速：直接档128公里，3档80公里，经济车速30～50公里。平均耗油量每百公里不大于9.5升，最低耗油量不大于8升。

在新的布置中，变动还不少。不仅外型是新的，结构上也更改不少，所有材料和技术要求，都根据国产材料拟定。小汽车需边制边试，边试边改，逐渐完善。形式上注意民族特点，如车灯是宫形灯，车头上有条昂首的金龙。

但定案时，一定要先经过试验，和国外同级车作比较。然后才能确定车的指标是否先进。最好做出一批车交给用户，到南方天热的地方试试，听听上海、广州方面的意见。有的主张要考虑生产些变型车和运货轻便车，同一车型，不同结构。一致的意见是外表粗糙，门不结实，关不严，各处的缝太大……

总之，第一辆东风小轿车是一汽第一次按实物测绘试制修改的产品，没有一点经验，为向“八大”献礼而紧张地突击完成的，缺陷是难以避免的。

“红旗”高级轿车

1958年5月16日，孟少农副厂长做出布置小轿车生产100辆的决定。但无论厂内的零部件生产的安排或厂外协作产品的制造，困难都很大，有些兄弟厂只答应试制，不签订合同。

饶斌开完八大二次会议后，就和党委同志酝酿国庆节献礼问题。决定国庆节以20辆三轴越野车、12辆东风牌小轿车、12辆翻斗汽车参加国庆节游行。为保证能实现这一愿望，厂长签发了文件，规定各车间的生产进度。

东风牌轿车在北京受检后，一机部、汽车局及有关部门研究我国汽车生产政策，认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主要是解决大众交通工具，搞好公共交通就行了，多开些线路，四通八达，方便生产和生活。小汽车主要是领导机关和接待外宾用的，所以当前需要解决高级轿车的生产。

北京随即送来林肯牌等高级轿车。工厂又采用测绘试制和改进的方法，7月份开始试制第一辆高级轿车。在吉林省委讨论车名时，考虑到当前要“高举三面红旗”，于是就把新生产的高级轿车命名为“红旗”牌，拟在新车的车头上以三面红旗（后改为一面红旗）为标志。

7月初下达生产任务，要求“八一”建军节生产出第一辆红旗轿车。提出“乘东风展红旗”的口号。7月底确定当年生产红旗轿车5辆，8月15日前生产出1辆敞篷车，9月底以前生产出1辆带篷车。

1958年7月1日开始的“红旗”第一轮样车设计以大搞群众运动的形式进行。设计思想基本定下来后先搞一个“全尺寸的油泥模型”，要求一周内完成。而这种工作在外国按常规进行需半年，而在一汽只给一周时间。

制造模型一组的人员勇气和干劲可嘉，几乎每天都干到凌晨一至三点钟。党委和厂部干部下班后也常帮助打油泥模型；党委开完会，饶斌、郭力、方吉力等总厂领导，常到现场看他们工作。夜晚三点钟了，领导叫他们立刻停止工作去睡觉。但第二天八点钟他们又出现在工作岗位上了。

红旗牌高级轿车有6个座位，内部宽敞舒适，外表庄重大方而美观，内外装饰富有民族风格。采用许多新技术、新材料。大体定下来后，立刻投入试制。

过去新产品试制，像解放牌卡车是完全按苏联设计干的。东风牌小轿车和万能汽车是外国设计加群众路线。而试制红旗轿车，则是打破一切束缚，充分贯彻群众路线的新创造，全厂参加试制。

试制任务走向专门的试制车间，各生产单位分总成包干，群众自己抢任务。不仅生产车间参加试制，就是职能处室也参加试制。技术处的同志了解到动修车间测绘任务很紧，他们主动联系，接受冷热风开关的测绘，连干四个晚上，画好全部图纸。

动修车间主任说：你们技术处人也不少，制造不出一套冷热风开关算什么干劲！他们虽想制造，但没有设备、工具和材料，特别是没有操作经验，怕干不出来耽误大事。经过仔细研究制造工艺后，大家一致同意克服困难坚决干。

第一辆样车成功

1958年7月2日起，红旗轿车开始试制工作，工人们下了班，饭也顾不上吃，就到动修车间加工零件，一干就到晚10点钟，甚至12点钟。有困难就向老师傅请教。铸工车间张天祥老师傅帮助浇注出代替压铸件和冲压件的全部零件，质量超过样车压铸件。

张师傅为把铸件表面刮光，一连两晚干到深夜两点钟。动修车间的师傅帮助制造复杂的冲压件，热处理车间帮助电镀，锻工车间快速试验室借给车床，并帮助车零件。一个个困难克服了，22日把热风开关制造好，并安装两套。

工人进行试制时，不仅忘我劳动，而且刻苦钻研。有困难互相商量，找依据，翻书本。不仅要会做，而且懂得为什么这样做。不仅照样本做，而且有创新。冲模车间王业昭、张书堂两位工人，承担的无声链条是尖端产品，没人做过，他们就翻书本。在外国的书上，只说“要用拉刀拉孔”。他们就一边研究一边干，先在坐标镗床上做几节，苦干几昼夜，终于做成五套模子，轧成链条的主要零件。

底盘车间要完成后桥壳，确实很困难。机械工部主任孙绳堂和三个工人一个工长，在车间外边搭个小凉棚，生起小火炉，苦干六天制成后桥外壳。质量不比美国货差，美国货是四块拼的，他们是两块，比较美观牢靠。

“液压传动”，过去只听说过没做过。机修车间钱云洲、设计处刘经传和几位技术员担任制造任务，不断钻研原理，不断进行调整试验。经过多次失败，听到不少冷言冷语，他们顶住了。终于在30日夜里试验成功。

红旗轿车的协作件，分布在全国11个城市，长春市就有11个厂，它们都尽一切力量支援红旗轿车的制造。长春市玻璃厂为红旗制造仪表玻璃罩，挑选最好的老师傅，用最上等材料，精心制作一批，最好的装在车上。上海昌明钟表厂接到关于红旗车的订货后，三天内制成高级电钟，还代为设计新式电钟样品。

上海延安电器厂专门为红旗车制造40安培的保险丝，刚制成就寄给一汽试用。沈阳床垫厂派专人送来为红旗轿车制造的座垫。南京电瓷厂制造的高级火花塞，也派专人不远千里送来。哈尔滨轴承厂领着一汽的同志到成品仓库，任意选择合适的轴承。哈尔滨仪表厂派人到一汽说：红旗轿车上一定要装我们的仪表，需要什么样的，我们就做什么样的。

在“八一”建军节那天，红旗轿车制造出来了。它装有V型8缸顶置气门发动机，最大功率200匹马力，是发动机车间试制的。8月2日在全厂祝捷大会上，饶斌发表了《高举红旗，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讲话。他说：我们的第一辆高级小轿车如期制造成功了，这辆轿车已由省委第一书记吴德同志正式命名为“红旗”。它的制造成功，是我们历史上的一件大喜事，让我们为“红旗”的诞生祝贺吧！

他说：在新产品生产指挥部郭力总工程师和孟少农、王少林同志的领导下，贯彻群众路线，进行具体组织，消除一些进度上安排上的矛盾，保证了任务的完成。在生产管理上，创造群众参加生产管理、群众调度生产的一套方法。“红旗”上的2000多个零件的设计和生产任务，分到各个车间，不到几小时都被抢光。分下去后，如何集中起来，当时不少人都认为会被弄乱、漏掉、遗失，但实际上每个零件完成后，都向合件、总成集中，这是自动化的生产管理和调度方法，配合自上而下的联系指挥，必将形成一种很完善的调度制度。

他表扬干部和工人在试制“红旗”中的共产主义风格，表扬群众在困难面前英勇奋斗、协作互助、压倒困难的精神。最后讲了今后任务，要求大家夺取新的胜利。第一辆红旗牌检阅车，9月28日调整完毕，当日晚送北京，向国庆九周年献礼。

按照苏联的设计，红旗轿车工厂班产50辆，年产3万辆，扩建最大的可能是7万辆。但在大跃进的形势下，一汽提出“解放思想”，大闹生产技术革命，人的思想就突破种种约束。“东风”轿车试制成功后，一个月就设计试制成功了高级“红旗”轿车。过去一些认为办不到的事也办成了。比如液压传动、液力变速都干成了，思想插上想象的翅膀。在汽车工业方面“人家能干的，我们也能干；人家不能干的，我们也敢想敢干”。

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主席蔡畅等视察一汽，他们仔细地听取厂长的汇报。

看到群众运动热火朝天的局面，邓小平同志问饶斌：“红旗比‘伏尔加’怎么样？”饶斌回答：“比伏尔加高级。”“比吉姆呢？”“比吉姆高级。”总书记高兴地说：“噢！比吉姆还高级，你们可以多生产。油不够，烧酒精，反正做酒精的红薯干有的是，只要不烧茅台酒就行！”小平同志幽默风趣的话语，使在座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没日没夜地干

1959年1月7日 ，中央给一汽发来本年要“确保红旗车生产的指标”。工厂必须把工艺装备设计和设备制造已具备条件的“东风”轿车，从重点上转移下来，要“红旗”赶快上马，迅速前进。

一汽党委召开几次干部会议，充分讨论“红旗”生产的方针和原则，即在保证质量基础上，如何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完成生产准备；如何土洋结合，以机械为主，手工为辅的方针组织进行；如何大搞技术革命，大倡共产主义协作。一汽号召职工向“红旗”进军，并派王少林出国考察轿车车身制造问题。

红旗轿车的物质准备工作很复杂，为争取时间，将设备定型与生产准备交错进行，大部分零部件生产要借用解放牌车的生产设备，必须组织好。特别要注意攻克车身、发动机、协作产品三方面的质量关键。

厂部规定总进度，工艺装备设计2月中旬基本完成，4月底前完成各种工艺装备的制造；3月底完成土建，4月底完成安装；3月中旬到4月中旬进行生产调整；4月底至5月底进行试制；6月至9月正式生产。领导指出，只有坚决搞“大运动、大革命、大协作、大竞赛”才能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提出指标要先进，措施要稳妥，干劲要冲天。

工艺装备设计是关键，由设计师、工艺师和有经验的老师傅组成三结合设计队伍，定人员、定工作量、定进度。每个人要完成的任务都很明确。很多同志经常工作到深夜，第二天一早又来干。他们创造一些快速制图、用样板画图的方法，加快制图速度。最紧张时，不少同志伏案而眠，小睡一会儿接着干。因此，一汽党委提出，加班不得超过晚上11点。

设计中，打破工艺师和设计师的界限，培养多面手。工艺师直接参加设计，而设计师亦熟悉了机械加工工艺。更把调整工培养成既能编制工艺，又能初步掌握设计工具和制造设备、能文能武的多面手。发动机车间还向吉林工业大学借60名大学生支援。由于他们没接触过生产，开始时效率很低。大学生12小时绘一套图，工程师需8～10小时校对修改。半个月后，同学们的水平很快得到提高，有些同学能独立进行总图设计。真正发挥生力军作用。

为确保厂党委1月21日指示，竭尽全力确保党中央书记处规定的红旗高级轿车生产政治任务，如期、如质、如量完成，大家夜以继日地奋战。而要两三月内完成百余套大型冲模、千余套中小型冲模则是主要矛盾。

为此，一汽组织工具、冲压、发动机方面50名工程技术人员、40名工人、10名领导干部，组成三结合冲模设计联合突击队，分13个突击小组。每组有工人三四名，工艺员二三名，设计师一二名，由一名设计师和工人任组长和辅导员。行动口号是“时间就是‘红旗’”。

在总结第一批137套红旗冲模的基础上，采取四包（包设计、包生产准备、包制造、包合格制件），三边，（边设计、边做生产准备、边制造），同时开展五比竞赛（比思想、干劲、速度、质量、协作）。突击队员经过10天苦战，提前两天于2月4日完成84个冲压件的174套冲模设计任务。春节后又组织冲压工人、制造和调整工人、设计人员三结合复审，进行群众性地总结和评比。突击描晒图纸，2月15日晒出全部冲模蓝图，送到生产车间。

在三结合设计中，领导人员掌握情况比较具体，业务知识增长较快。许多技术人员克服脱离实际、轻视实践的思想，向工人学到不少实际知识。工人边参加设计，边在红专大学上冲模设计课，用理论武装自己，设计画图和设计能力增长很快，部分工人能独立设计。许多老设计师反映：有些老工人的设计速度和水平，超过一些新设计师，质量比较高，很难分出来哪是工人设计的，哪是设计师设计的。

两千人质量大会

1959年1月20日，饶斌去北京参加国务院为一汽召开的协作会议。1959年二季度初，检查产品质量，发现产品质量较去年增加。同时，收到一机部《关于保证产品质量的指示》，指出1958年一机系统的劳动生产率迅速增长，产品品种增多，但下半年后有些产品质量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部分老产品质量有下降的现象。

此前，1958年国庆节送给北京的两辆红旗轿车，经常发生故障。在北京期间，受到一些领导和群众的批评。于是，1959年“五一”前，就红旗质量问题召开2000人的五级骨干会议，数百人发言中，共揭露质量问题537个，不仅揭露问题，而且检查自己的疏忽大意。

以轴瓦为例，红旗牌发动机马力大，转速高，每分钟4400转，不能用解放牌的轴瓦。前后做四种材料试验，失败18次，终于找到铜铅合金方案。试验中发生抱轴现象，又以27昼夜的苦战，分析四种外国发动机，进行15种83次试验，问题才解决。最后，在苏联专家帮助下，又发现130个问题，群众以百折不挠的毅力全部解决。

两千人红旗质量会议上，工人提出口号：“为祖国争光，为红旗立功！”要求在5月份突破质量关，基本完成生产准备，试制出两辆合格车。一万人卷进运动，揭发的667个技术质量问题中，比较重大的100个，其中尖端技术32项。对关键性问题，集中优势兵力解决。组织有经验的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工人，组成“三结合”突击队。共组织291个突击队，其中全厂性的大突击队32个，两个月内问题基本解决。

五级骨干会议后，王少林等出国考察小汽车车身制造的调查组回来了。他们到苏联、捷克，看到过吉尔111、莫斯科人、海鸥、伏尔加、太脱拉603、斯柯达440等小汽车车身制造情况。他们看到大量流水生产和小批生产有很大区别。伏尔加和斯柯达440的日产量都在100辆以上，是机械化流水作业。而小批量生产，都有大量手工操作。

但这种“手工”与国内手工有很大不同。过去认为要保证质量，只有机械化流水生产，但是，要求小批量生产完全机械化，在经济效果上极不合理。而且手工量大的小批生产，对改型极方便，也完全可以保证质量。世界上很多高级车的手工量往往超过一般车。小批量生产要在保证质量情况下提高工作效率。除需部分机械设备外，要注意手工与胎具结合。胎具是用铁或木制造的成型工具，用时很方便，技术容易掌握，同时能保证同种零件的形状和尺寸一致。手工操作也可工序化。

翼子板可以分十来个工序，工序的任务比较简单，易于掌握，因此可能速度快、质量高。小批量生产又要区别于单个生产。单个生产可用拼凑办法，小批量生产则必须保证整车的装配达到设计的统一要求。王少林等同志这次出国考察，对红旗轿车小批量生产起了重要作用。党委决定红旗轿车生产由王少林总抓。

红旗轿车是按自己的设计任务书和我国的需要、资源、道路情况，吸取国外高级轿车的长处独立设计的。轿车结构原理同当代轿车有相同之处，但红旗牌的整车布置、主要性能指标和技术参数，则不同于世界任何一种高级轿车。

用几个月时间，五辆红旗轿车诞生。按照计划在前三辆样车上，进行一系列台架和道路专题试验研究，后两辆车进行整车可靠性25000公里试验。

8月初，组成整车工厂试验队伍。除邀请部分科研单位和大学的代表参加外，上级又聘苏联专家阿尔贾耶夫短期指导。试验场地选在辽宁省大连、沈阳、丹东三角地带的城市与公路干线上，9月1日开始，历时100天，12月19日顺利完成。除保修、专项测验、人员休整外，实际行车时间63天，67%行程为满载。日行试验里程最高达1000公里，平均400公里以上。试验期间气温变化在57℃（+27℃至30℃）范围内，雨雾霜天气均有，试验环境有代表性。

当时轿车很少，每当中途测验、就餐或休息时，人们便群集围观，啧啧称赞，奔走相告。老人们还说：总算看到我们自己制造的小轿车了，这辈子没白活！试车队的人更受鼓舞，感到自豪和喜悦。

试验任务胜利完成后，发现红旗轿车样车在车身密封性、传动系统速比选配、某些配件性能和部件结构、材料及工艺方面一系列问题。还曾与三种进口高级轿车，进行性能比较试验，为改进设计、提高质量找出许多参考依据。在工厂试验过程中，两辆样车行驶基本正常，没有出现重大故障和缺陷。对第一阶段的6000公里试验，阿尔贾耶夫评价，红旗样车水平和苏联海鸥高级轿车工厂试验样车不相上下。他们是投产20多年的老厂，一汽从设计到试验仅一年多时间。

在新车型上，一汽大胆采取液压挺杆、动力转向系、真空加力自动系、简式减震器、前轮独立悬挂系、全封闭车身及大型曲面玻璃等初次接触的新结构，特别是新设计的V8 100发动机。纵观试车全过程，按主客观条件，红旗高级轿车研制成功，算是了不起的成绩。

高级轿车要具有很高的性能指标，红旗牌轿车有良好的动力性能，它最低稳定速度，每小时只7公里，差不多和人步行速度一样。而最高时速达160公里，能快能慢，能轻便准确地转弯、刹车。噪音低，震动小，车内宽敞、舒适，车身造型和装饰具有民族风格。发动机是V形8缸，马力比解放牌高一倍，它的重量比解放牌卡车轻100公斤。

在国庆十周年

凝聚着职工心血和汗水的第一批红旗轿车胜利出厂了，实现汽车工人向国庆十周年献厚礼的誓言。厂领导决定选送30辆轿车（其中两辆敞篷检阅车）进京，并派以陈子良为组长的30多人随车服务。从1959年9月中旬开始分批发送，每次发运场面都非常热闹。

车到北京后，首先受到一机部和汽车局的同志热情接待。首都汽车公司把最好的车库和维修场地让给服务组。因为是第一批制品，就地调试和消灭缺陷的工作量很大。这批轿车在２０多名司机驾驶下，轮番在各条大街上奔跑，吸引不少热心的首都人民。

第一批红旗轿车的毛病确实不少，虽经日夜紧张调试，也难以消除全部毛病。国庆节已临近，这批车能否让中央首长乘用，参加国庆大典，人们心里没底。他们就向在京开会的饶斌汇报。

饶斌一面指示加紧调试，一面与北京市副市长万里通电话。万里很理解汽车工人希望国产轿车参加国庆盛典的心情。9月27日夜，车务科几位负责人到首都汽车公司，送来一批行车牌照，并高兴地说：“为国产红旗轿车开绿灯，放行。”

为把这批轿车迅速分给中央首长使用，饶斌又亲自与中央机关联系，安排一个好的交车活动。9月29日下午人民大会堂正开国庆十周年庆祝会，20辆装饰一新的红旗轿车开到大会堂东门，整齐地排在出口两旁。5时左右散会，与会同志都围拢来观赏。由饶斌厂长联系好的接车首长都来了，在秘书陪同下高兴地看着这批车。车有七种颜色，内饰材料也不一样，秘书帮首长挑选，选定后就写个收条，把车开走。

国庆节当天，礼炮响起，两辆红旗检阅车，载着阅兵总指挥和国防部长，检阅了游行队伍，我们厂的司机驾驶6辆红旗轿车，庄严地行进在游行队伍中，接受祖国人民的检阅。送车团参加了许多大型的国庆庆祝活动，看到一些中央首长坐着“红旗”参加活动时，就格外高兴。

试坐第一批红旗轿车的首长有：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贺龙、聂荣臻、叶剑英、薄一波、习仲勋、杨尚昆、李维汉、林枫、吕正操、杨勇、章汉夫等。

庆祝国庆十周年大庆的活动十分丰富、绚丽多彩，但送车团的同志看到“红旗”在首都的大街上神气地奔驰是最大的愉快。9月底,长春日报发表《为红旗轿车的试制成功而欢呼》的社论。同时，中共第一汽车制造厂委员会做出关于红旗牌高级轿车群众性生产准备工作的初步总结，标题是《大搞群众运动是高速生产新型汽车的道路》。

为实现红旗高级轿车形成小批量生产能力，有意识地将解放牌汽车班产250辆的远景规划往后放一步。9月30日，一汽制定“班产250辆”扩建设计任务书，报请部、局审批。11月13日，一机部批准一汽扩建任务书，同意三年内实现“班产250辆”方案。

无奈停产

红旗轿车造型别致，富于民族风格。一般外宾来访，以能坐上“红旗”为快。一汽1959年在北京设立红旗轿车维修站，以保证中央领导人乘坐安全。

1964年6月25日，在北京国务院召开的会议上，曾经定红旗轿车为“国车”，为国家领导人与接待国宾服务，以后逐渐给各省市和驻外大使馆都配备红旗轿车。由于我国汽车工业水平还不高，特别是零部件厂就有108个，难免有时出些事故。1981年赵紫阳因此要一汽的轿车分厂停产整顿。

1983年8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在北戴河开会，当时的总理赵紫阳主持会议，听取第一汽车厂的汇报，讨论发展汽车工业的有关问题。会议纪要上写下了“近期中不发展成本高的高级轿车”一语。讨论到具体问题时，领导决定停产红旗高级轿车。

饶斌听到红旗要停产，十分诧异。他认为“红旗”已经在20多年中成长起来，由于个别零部件质量不稳定，进口一些零部件即可解决问题，不应该停产。

一般国家均以本国轿车接待国宾为荣，我们的“红旗”已经名声在外，停产太可惜。他问赵；“我国来了外宾，用什么车接待？”赵说：“用外国车！”对停产红旗轿车问题，有一位干部迎合总理的意见说，一汽为红旗轿车20多年来已补进6000万元。

饶认为，对于一种高级轿车，从设计到完善，必须有相当数目的资金投入。平心而论，红旗轿车发展到这种程度，花6000万元不能算多。赵说：“红旗耗油多。”饶解释说，一般高级轿车耗油都多，红旗的耗油不算最高，有些名牌高级轿车比红旗耗油还要多。但赵无意收回成命。

为了保护“红旗”20多年的成果，饶斌吩咐一汽有关人员，即使停产，模具、工装要保存好，人力、物力不能散，还要继续研究、改进。

这年的国庆节，为盛大庆祝国庆35周年，举行阅兵式。邓小平同志坐着“红旗”敞篷检阅车，检阅三军队伍、各种运载武器、兵员的汽车都是国产车，几个骨干汽车厂的车都参加检阅，使汽车工业的广大职工倍受鼓舞。

饶斌也第一次登上天安门，在城廊东侧参加观礼，除三军大检阅还有14万人的游行队伍，非常壮观。不久，邓小平同志嘉奖了“红旗”检阅车。但赵紫阳仍未因此而收回停产红旗轿车的成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