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家园共育”的意蕴、困境与出路

【摘要】“互联网+家园共育”是深化家园共育改革，提升保教质量的时代要求。“互联网+家园共育”既不是单纯的技术应用，也不同于传统的育人活动，而是通过“互联网+”与家园共育的深度融合，促使家长与教师的对话媒介进一步延伸与融合，实现资源共创共享，最终实现家长与教师更高层次的“人际对话”与共生共长。当前，“互联网+家园共育”主要存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同质化与个性化、以幼儿园为中心与去中心化、信息资源无限性与专业有限性等矛盾。从“人机对话”走向“人际对话”，从“配合管理”走向“合作共治”，从“授人以鱼”走向“授人以渔”是破解困境的应对之策。

【关键词】“互联網+”；家园共育；“互联网+家园共育”

【中图分类号】G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17（2019）02-0052-05

【作者简介】张晋（1988-），男，安徽滁州人，苏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助教，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刘云艳（1962-），女，重庆璧山人，西南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家庭与社区教育专委会主任。

高质量的家园共育是教育的宝贵财富。建立良好的家园共育关系，不仅是落实家长责任与权利的需要，更是扩大“家园重叠影响阈”（Overlapping Family and School Spheres），促进儿童发展的根本要求。2017年《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指出，“加强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有机结合，构建各级党政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及街道、社区、镇村、家庭共同育人的格局”，这对家园共育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进入新世纪以来，以互联网为主要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对经济社会发展、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产生着巨大影响。2015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国发〔2015〕40号）指出，“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互联网与各领域的融合发展具有广阔前景和无限潜力，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正对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着战略性和全局性的影响”。在此背景下，“互联网+”以其独特优势正悄然渗入家园共育领域，对深化家园共育改革和提升保教质量产生深刻的影响。然而，在渗入过程中，如何理解“+”真正推动家园共育实质性变革，如何化解“互联网+”给家园共育所带来的价值取向、交往关系以及幼儿园管理等方面挑战成为顺应这场教育变革，提升幼儿园保教质量的关键所在。

一、三种取向：“互联网+家园共育”的意蕴

从根本来看，家园共育是一种以促进儿童发展为根本目的，以平等、信任为特征的双向沟通与协调的过程。“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媒介，其介入改变了家园共育双向间关系的尺度、速度与规模。当前，“互联网+教育”主要聚焦在技术应用取向与教育本质取向，这为从价值诉求与技术应用等角度来理解“互联网+家园共育”提供了启示。

（一）技术应用取向：“互联网+家园共育”是技术应用

工具理性是技术应用取向的理论基础，强调工具手段的有用性、有效性，追求效率与结果的达成。持这一取向的学者认为，“互联网+”是社会经济下各行各业以互联网作为手段，通过加深互联网应用，创新产业形态，以达到推动技术进步，提升效率与生产力的目的[1][2][3]。具体而言，“互联网+”强调将网络技术、多媒体技术、现代电子信息通信技术、云计算、大数据、学习分析、物联网、人工智能、AR（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VR（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等技术应用于社会各领域，创新发展形态。沿着这一话语逻辑，“互联网+家园共育”突出技术应用，强调借助互联网平台，利用微信、QQ等技术，创新家园共育的合作方式与组织形式，构建家园共育合作新模式，从而达到提升家园共育效率的目的。

（二）教育本质取向：“互联网+家园共育”是育人活动

技术应用取向从技术开发与应用的角度解析了“互联网+家园共育”，突出“互联网+”技术在家园共育过程中的“桥梁”作用。但纯粹的技术应用却导致技术理性的越位，忽视了家园共育的教育本质，导致家园共育中人与技术、教育与技术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断裂，这就构成了另一种解释取向，即教育本质取向。“互联网+教育”本质上是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与教育的深度融合，是推动教育进步、效率提升与组织变革，增强教育创新力和生产力的具有战略性和全局性的教育变革。但是，“互联网+教育”绝不会取代现行的全部教育，“现行教育中人与人的思维、情感和个性的生活性相互影响和促进，是再先进的视频教育和人工智能所不能代替的”[4]。沿袭这一逻辑脉络，“互联网+家园共育”强调以培养人为出发点，利用互联网技术与平台，提升教育合力，创新教育形态，最终促进幼儿全面发展。

（三）整合取向：“互联网+家园共育”是对话的延伸

教育本质取向基于对技术应用取向的批判，强调培养人的根本属性，这无疑为全面审视“互联网+家园共育”提供了新的视角。但是，教育本质取向陷入了“二元对立”的困囿，将“技术”与“教育”置于“非此即彼”的境地，并且忽视了家园共育中家长与教师作为个体“人”的价值，缺乏深度整合。本研究借鉴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媒介演化史的观点来理解“互联网+家园共育”。麦克卢汉认为现阶段电子时代是“重新整合化”的过程[5]。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媒介，整合了电话、电视、广播、照片、印刷等媒介，平衡与延伸了视觉、听觉等感官，催生了新的尺度、速度与模式。它的介入不是互联网技术的简单应用，而是通过打破时空差异与束缚，改变以往口耳相传、面对面交流的传统关系模式，以实现家长与教师更高水平的对话。在这一过程中，以信任、平等为基础的对话、合作、协调仍是家园共育的本质，并且在虚拟化、数字化的沟通中，对信任和平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总之，“互联网+”与家园共育的融合，以提升“人机对话”有效性为手段，以实现家长与教师更高层次的“人际对话”，促使“教师——家长——儿童”的共生共长为最终目的。

二、四对矛盾：“互联网+家园共育”困境

“人活在传媒环境中，并不留意它的存在，如鱼活在水中，并没有意识到水的存在一样，媒介构成了我们的环境，它与人的关系就如水对鱼一样重要”[6]。“互联网+”在深刻影响家园共育，为家园共育创造着机遇的同时，也给家园共育的发展带来了巨大挑战。

（一）价值性矛盾：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

基于前人对人类活动价值的思考，20世纪初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明确提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强调“以外界事物作为‘条件’或‘手段’以实现合乎理性的目的”[7]，追求以最小的投入得出最大的产出，实现利益最大化。价值理性“看重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是实践者向自己提出某种‘戒律’或‘要求’，并使自身的行为服务于他内在的某种对义务、尊严、美、宗教、训示、孝顺，或者某一种‘事’的重要性的信念”[8]。虽然关注的侧重点不同，但二者并非是对立的关系，而是对立统一的矛盾体。价值理性的实现，必须以工具理性为前提，没有工具理性，价值理性的实现就是水中捞月；工具理性的实现，必须以价值理性为最高追求，没有价值理性的指引，工具理性的实现犹如航行迷失了灯塔。对于“互联网+家园共育”来说，技术应用、模式创新、效率提升无疑是一个重要目的。“互联网+”作为一种信息技术应用于家园共育，通过QQ、微信、网站等技术平台，丰富并优化了家园共育手段与形式，打破了以面对面、广播、电视、电话、图书、报纸、刊物等为媒介的传统家园共育模式，极大地拓展了家园共育时空，帮助家长与教师能够随时随地保持联络，提升了家园共育的效率，实现了工具理性。但从本质上来看，家园共育是一种特殊的人与人关系，不仅仅需要借助互联网等技术手段，丰富家园共育的途径与方式，优化家园共育时空环境，更需要关注人与人的信任、合作、关怀等情感交流所带来的意义世界的构建。如果仅追求工具理性，极易导致家长与幼儿园间的对话异化为以“短平快”“快餐式”为特征的机械反应，“对话=数字符号”“对话=语音信息”“对话=图片视频”“对话=数字表情”等成为主流，从而丧失了信任、情感、激情与人文关怀等。这种被信息技术“绑架”的共育模式，从根本上来说难以提升家园共育水平，实现家园共育的价值诉求。

（二）情景性矛盾：同质化与个性化

电子产品是一种重新整合的、多维度的力量，能够帮助准确地恢复被印刷漂白的知觉色彩和多样性[9]。 “互联网+”与家园共育的融合突破了以面对面、电话为主的传统互动方式，整合了视听说等多重知觉形式，极大改变了家园共育互动模式。但与此同时，互联网技术的高结构性与统一化，使得微信、QQ、网络平台等成为固定化的互动方式，微信群、QQ群、网络组织等成为主要的组织形式，并形成统一化、数字化、同质化与简约化的表情、语言符号以及资源包。显然，这与充满差异性与情境性的家园共育实践活动构成一对矛盾。首先，家园双方是个性化的存在。不同的家庭类型、家庭成员职业背景与社会经济地位造就了多样化的家庭文化与共育关系，这与同质化的沟通方式、共育模式产生矛盾，尤其是对隔代家庭、留守家庭、城市流动家庭以及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家庭来说，同质化、技术化的共育模式将面临众多挑战。不同区域、不同性质的幼儿园有着不同的园所文化，集中体现为不同幼儿园有着不同的课程文化，同质化的共育模式将难以满足幼儿园的多元化需求。可见，共育主体的个性化决定了家园关系的多样性。依据关系发展层次，家园关系可以分为事务型关系与情感型关系，针对不同的关系类型，“互联网+”的介入程度会有所不同。在扭转事务型关系过程中，面对面的真实的人际对话将更有助于将事务型关系转换为情感型关系，而“互联网+”则在维持情感型关系过程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其次，家园双方的差异性必将导致家园共育所面临的实践问题是充满情境性、复杂性的，仅靠同质化的共育模式与抽离问题情景的资源包无法真正解决实践问题。最后，家园沟通本质上是一种人际对话，技术化的程序、同质化的网络符号在为家园沟通提供便捷的同时，极易导致家园共育实践情景与深厚语言情感的迷失。正如卡西尔所言，“语言是‘自然的’，非‘人造的’，它们并不单纯地依赖于风俗习惯而有着更深的根基，它们是人类情感的自发表露、感叹和惊呼”[10]。

（三）边界性矛盾：以幼儿园为中心与去中心化

在传统家园共育模式中，主要以面对面、广播、电视、电话、图书、报纸、刊物等作为交流媒介，自上而下的传播方式导致政府、幼儿园在信息产生和传播过程中，具有极大的控制权，而家长获取幼儿园教育信息的渠道相对单一、信息量有限、信息的可选择性低、成本较高。这就导致家长在家园共育中往往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地位，扮演着被动的信息接收者角色，难以获得与幼儿园平等的话语权，从而形成了以幼儿园为中心的权威型共育模式。“互联网是去中心化的传播系统。互联网也是在基础性的组织层面上去中心化的，促进了语言的去中心化”[11]。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各种自媒体不断涌现，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传统媒体一统天下、信息封闭的垄断局面，造就了“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麦克风”的全新格局。“人人都是中心”，而“人人都是中心”的另一面则是：没有了中心[12]。“互联网+”与家园共育的深度融合，为创建多中心的家园关系网提供可能，打破了幼兒园作为关系网绝对中心的局面，有力扭转了家长处于信息接收者的被动局面，帮助家长畅通信息渠道、增长信息量、降低成本。家长通过自主学习，成长为学前教育准专业人士的可能性极大增加，民主参与意识与能力增强，逐步营造出“每位家长都是专业信息者”“每位家长都是参与者”“每位家长都是管理者”的共育格局，从而打破家庭与幼儿园的教育边界。这对于以信息垄断而占据传统中心地位的幼儿园管理形成了极大的挑战。

（四）结构性矛盾：信息资源无限性与专业有限性

在传统媒介时代，信息传播受时空影响较大，其传播效率较低、成本较高。进入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打破了传统媒介的束缚，“电子媒介使信息传播瞬息万里，地球上的重大事件借助电子媒介已实现了同步化、空间距离和时间差异不复存在，整个地球在时空范围内已缩小为弹丸之地”[13]，伴随而来的是人们可以随时随地获取海量信息，进入了信息爆炸时代。这个时代的到来意味着人们不再仅仅关注信息传播速度、信息量，而是更加关切人们自身的获取并加工信息的能力。首先，互联网为家长提供了无限的学前教育信息资源，但这些信息往往是零散的，缺乏专业检验，质量参差不齐，需要家长具备良好的专业基础和信息辨别、加工能力。然而实际上，大部分家长尚不具备这项综合素养。这就形成了信息资源无限性与专业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其次，海量的信息资源在给教师的专业能力发展、信息素养带来了巨大挑战的同时，墨守成规、一成不变将无法适应信息时代的要求；而且，在家园信息关系上，家长群体拥有更多的信息资源，而且部分家长通过自主学习逐步成为准专业人士，积极向教师“建言献策”，形成了“反哺文化”，这对教师的专业素养同样构成了巨大挑战。

三、三个转变：“互联网+家园共育”的出路

“互联网+家园共育”在提升共育方面带来众多机遇，但与此同时，也给共育关系带来了一系列的挑战。正视并积极迎接挑战，还原“互联网+家园共育”的本质，扭转“中心主义”，提升家长与教师的信息获取能力成为解决“互联网+家园共育”的重要策略。

（一）扭转“工具崇拜”：使“人机对话”有效促进“人际对话”

马克斯·韦伯将人的理性分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将外界事物和其他人举止的期待作为“条件”或“手段”，并对不同“手段”达成的后果进行比较；而价值理性关注“内在无条件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14]，追求行为本身的公平正义、伦理道德等，二者统一于“人”的社会实践之中。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互联网在家园共育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技术角色，甚至走向了“技术依赖”“技术中心”。家园共育热衷于关注沟通、组织形式，如表情符号、语音形式、视频形式的使用和各种QQ群、微信群的创立，从而将互联网两端的“人”置于边缘，忽视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信任、关怀等实质性内容。人与人的依存关系逐步被人对技术的依赖关系所侵占，虽然“家长——互联网——教师”的沟通模式因互联网的介入，拉近了二者间的时空距离，但因注重形式与“人机对话”，家园间的心理距离并未拉近，仅停留在功利性的事务型关系。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实践统一，由“人机对话”升华为“人际对话”，必须跳出“工具崇拜”的陷阱，认识家园共育的实践本质。一方面，关注不同的家庭、幼儿园以及二者关系的个性化需求，以家园共育中鲜活的情境性问题为出发点，以建立信任合作关系和提升保教质量为最终目的，而不是一味地追求统一化、模块化、去情景化的家园共育模式与内容。另一方面，关注“互联网+家园共育”中的“人际关系”而非“人机关系”，将技术真正用于建立以情感、关怀、信任为纽带的人际关系，而不是仅沉迷于技术的应用与沟通效率的提升。

（二）转变“中心主义”：使“配合管理”成为“合作共治”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有力地打破了教师与家长间的信息不平衡，教师凭借信息优势、信息封闭而获得的传统优势地位将一去不复返。家长参与幼儿园管理的意识被极大地唤醒，参与能力增强，“幼儿园中心”“配合管理”的传统模式将无法适应互联网的时代要求。这就要求幼儿园管理将走向“无围墙”“人人都是管理者”的共治格局。具体而言，第一，树立家园共治的意识。在传统幼儿园管理中，幼儿园行政人员、教师往往是幼儿园管理的核心主体，拥有着极大的话语权，家长则处于“被管理者”“边缘参与”的位置。互联网打破了幼儿园管理的“围墙”，为家长参与幼儿园管理创造了有利条件，家长成为幼儿园管理的重要主体之一，这就要求幼儿园行政人员及教师应及时转变管理理念，正视家长的管理地位与作用。第二，树立平等共赢的共育关系。传统的幼儿园管理中，幼儿园行政人员、教师与家长有着明显的层级节制，幼儿园管理人员处于主要地位，发布命令与控制，家长处于次要地位，被动接受。互联网打破了幼儿园的中心身份，家长参与的主动性增强，需要建立起平等、扁平、协作、互助的合作关系。第三，营造家园功能互补的共治格局。幼儿园作为一个复杂的组织，其运营管理涉及多个利益主体，需要各主体配合协调，实现功能互补。其中，幼儿园与家长作为一对功能范畴，幼儿园的功能在于策划共育活动、设计共育愿景、协定共育制度、制定与落实发展规划等，家长的功能在于丰富共育资源、形成合作关系、实现自治共治。

（三）打破“一劳永逸”：使“授人以鱼”成为“授人以渔”

由于受到传统媒介的信息传播的速度和覆盖面的影响，人们获取的信息相对有限，人们往往关注能否获取信息和信息量大小。进入到互联网时代，信息不再是“奢侈品”，人们不再仅重视信息量，而关切信息品质与信息加工。面对海量的信息，教师与家长的信息辨识、摄取的能力显得格外重要，而这些能力养成的前提需要以终身学习为保障，从而形成稳定的认知图式。一方面，加大舆论宣传，引导教师与家长树立终身学习的意识，构建“幼儿园——家庭——社区”的宣传网络，利用各种节日活动、共育活动等，让家长与教师认识到互联网时代的更新速度快是信息传播的常态，唯独不断更新自己，终身学习，紧跟专业前沿，才能成为真正的专业者。另一方面，搭建专业信息共享平台，提升信息品质。信息品质的高低对于教师与家长精准把握专业发展动态，形成共育合力至关重要。对于教师和家长而言，辨识海量信息质量存在一定的难度，搭建优质资源、典型案例共享平台并将这些信息渠道推送给教师与家长，是避免信息来源误差的有效手段，以达成为教师和家长“授人以渔”的目的。

【参考文献】

[1] 腾讯研究院.关于以“互联网+”为驱动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建议[EB/OL].http：///zhengce/content/2015-07/04/content_10002.htm.2018-4-10.

[4] 秦虹，張武升.“互联网+教育”的本质特点与发展趋向[J].教育研究，2016（06）：9.

[5][13] [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6] [美]美姆斯·凯瑞著.作为文化的传播[M].丁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7][8][14]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9] [美]保罗·莱文森.人类历程回放：媒介进化论[M].邬建中，译.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10] [德]恩特斯·卡西尔.人伦[M].李琛，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

[11] [美]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M].范静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12] 郝宇青等.“互联网+”的政治风险及防范[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03）：17.

本文系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6年度重点课题“江苏省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供给发展研究”（课题编号：B-a/2016/01/53）阶段性成果；苏州市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6年度课题“苏州市社区早期家庭教育公共服务研究”（课题编号：16122172）阶段性成果。

通讯作者：刘云艳，Liuyy@swu.edu.cn.

（助理编辑 姬小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