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巨匠,为人楷模

打开文本图片集

1984年春，我刚刚大学毕业，进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修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学以及旧石器考古学。在二年的研修中，贾兰坡、张弥漫、吴新智、邱占祥院士等多位著名学者给了我诸多教诲，对于我毕生从事相关学科研究受益良多、影响颇深。也许是由于同乡加师生的缘故，在研究所学习期间，吴新智在学业和生活诸方面都给予我悉心指导与关怀。我与先生交往日渐增多，更加深了我对先生的了解和敬仰。

历经战乱，求学报国

1928年6月2日，吴新智出生于安徽省合肥市西大街河平桥（今安庆路幼儿园附近）的一个普通市民家庭。祖父吴道甫是清朝秀才，以教书为生。吴新智4岁开始跟母亲学写方块字，稍长进入族人办的私塾读了一年国文，1935年插班进入附近的私立河平桥小学三年级读书，因跟不上班，遂改上二年级。1938年春夏之交，日军逐渐逼近合肥，吴新智跟随父母向西南大后方逃难。离开家乡之后，先至湖北省武汉市，不久，因父亲奉调去四川乐山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工作，全家又辗转迁居四川乐山。同年暑期过后，作为插班生进入乐嘉小学五年级读书。1940年小学毕业后，以优异成绩升入乐山县立中学。1941年转入国立武汉大学附属中学（后更名为乐嘉中学）。在中学期间，吴新智曾于1945年假借夭折的弟弟名字吴新基，以同等学力的资格考取武汉大学法律系，在武汉大学和武大附中同时兼修大学和中学课程。由于武汉大学许多公款都存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吴新智的父亲负责每个月到学校发工资，因此认识许多教授。当时，尽管教授们学问很大，收入则比战前降低很多，但他们仍然勤勤恳恳、孜孜不倦地培养着民族的希望，令人尊敬。在父亲的影响下，吴新智从小就树立信念，希望自己长大以后能成为一名教授。

吴新智的少年时代，正值日本大举侵略中国，中华民族饱受凌辱，祖国山河支离破碎之际。他亲身经历了躲避日军屠杀的艰苦逃难。1939年夏日一天近午时分，日军飞机轰炸乐山，吴新智亲眼目睹大半个乐山城霎时间变成一片火海，熊熊烈火整整烧了一天，整个山城只剩下断壁残垣和大量烧焦的尸体。他家所住的房屋也被烧毁，亲人险些遇难。此次日军轰炸，在他的心灵深处，对战争之害有了刻骨铭心的感受，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少年时期的经历，使他深知国弱受欺、国贫民苦的道理，加之母亲体弱多病，促使其选择了学医救国济民的道路。

1946年夏，吴新智的父亲被调到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部工作，于是全家东迁至沪定居，当时正值吴新智高中毕业参加高考之际。到上海以后，吴新智先后报考沈阳医学院、山东大学医学院和同济大学医学院，均被录取，最后吴新智选择了同济大学医学院就读。1946年至1947年间，在同济大学新生院学习德语。3个月后，因同济从四川迁回上海缺乏新校舍，招生和开学延迟，吴新智遂改报其他使用英语教学的大学。1947年暑期参加上海医学院的入学考试被录取，转入上海医学院医本科学习。1949年5月25日，上海苏州河以南地区解放，他报名参加了人民保安队上街值勤，协助维持交通秩序。1950年，驻守上海的解放军大规模感染日本血吸虫病，情况十分危急，市政府紧急动员医学院三年级以上学生前往部队支援，吴新智被派遣至第20军59师参加防治血吸虫病工作。1951年大学四年级时，吴新智进入上海一家医院担任实习医生。

1952年春，新生的人民政府为了扩大医学院招生规模，需要选派大批医学院学生放弃医疗专业，转而进修基础医学，用以充实新中国医学院的基础教学和科研队伍。1952年秋，在即将学成可以行医之际，吴新智坚决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毅然放弃了自己多年孜孜以求的医疗专业，赴大连医学院参加卫生部举办的高级师资进修班，进修人体解剖学。此时，得知该校解剖学系主任吴汝康教授是学人类学出身，吴新智第一次知道有人类学这门学科。1953年，吴新智自上海医学院毕业正式分配至大连医学院解剖教研室担任助教。

从医学到古人类学

吴新智早年潜心学习医学，转而学习基础医学——人体解剖学。在大连医学院进修期间，吴新智结识了著名人类学家吴汝康，毕业后又被分配在吴汝康的教研室工作，他勤恳的学习和工作态度，受到了吴汝康的赞赏和喜爱，正因为如此，使他与古人类学研究结下不解之缘。

1953年，吴汝康受聘赴北京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从事古人类学研究，他希望吴新智去当他的助手和学生。1957年，吴新智考取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博士研究生，师从吴汝康教授，1961年通过论文答辩，是新中国成立后该所第一位进行论文答辩的博士研究生，后留所担任助理研究员。此后，吴新智历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副所长、博士生导师，1999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古人类学是研究远古人类遗骸（骨骼）的一门学科，要求研究人员必须通过长期的野外调查和发掘获得新的化石材料。1958年冬至1959年春，吴新智跟随著名古人类学家裴文中教授赴广西、云南等地，进行广泛的地层古生物、古人类调查，在以后的二三年中，每年冬季都到广西进行野外调查工作;1958年夏，参加了由著名旧石器考古学家贾兰坡教授主持的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的发掘工作，取得了丰富的野外工作经验。

由于古人类化石材料十分稀少，虽然长期在野外寻找，往往也很难获得重要的化石标本。因此，吴新智壮年时期除每年至少参加三四个月野外古人类化石调查和发掘以外，其余时间则根据当时的工作需要和客观条件，广泛从事灵长类形态学、法医人类学、少数民族体质人类学等方面的研究。1958年，他与同事翻译出版了俄文书籍《从头骨复原面貌的原理》。至1960年代，吴新智利用专业知识，曾多次帮助公安机关侦破案件，并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法医人类学方面的论文，丰富了我国法医人类学文献库;1960年代初，吴新智参加云南西双版纳野人调查，最后得出结论可能是长臂猿被误认为野人，由此开始进行灵长类研究，为中国灵长类形态学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此外，吴新智充分利用不在野外工作的间隙时间写作论文、参与编写工具书、科普书籍、培养研究生等，积累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集古人类学研究之大成

自1859年英国科学家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出版后，近一个半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的科学家始终都在孜孜不倦地寻找和探讨人类起源的证据和理论，我国老一辈科学家杨钟健、裴文中、贾兰坡、吴汝康等均为此奋斗不息，做出了杰出贡献。

在20多年潜心研究的基础上，吴新智于1983年赴美国与M.H.Wolpoff，以及澳洲的A.Thome进行合作研究，于1984年联名提出了现代人起源“多地区进化学说”，这是当今世界人类起源学说中两个影响最大的学说之一。他们主张现今世界上的四大人种分别起源于中国、非洲等4个地区，并且在各自的地区相对独立的连续进化，互相间有一定程度的基因交流，使得全人类发展成为一个多型种——智人。吴新智与其他中国的古人类学家一道，总结了我国古人类一系列共同的形态特征，如面部和鼻梁扁平，眼眶呈长方形，上门齿呈铲形等;他最早发现了我国直立人与智人之间存在有形态镶嵌的现象，维护了直立人的祖先地位;他通过研究我国古人类与境外人群之间的关系，发现了基因交流在形态上的表现。

吴新智将现代人类起源的多地区进化学说涉及中国的部分扩展开来，于1998年为我国的古人类进化提出了新的假说——连续进化附带杂交，主张中国古人类以连续进化为主，使得在经过了100多万年相对独立进化后的中国人还能保有与其他人群易于识别的形态特征。这个连续进化过程略呈河网状，各个小分支有分有合，也有绝灭;与其他地区人群的杂交是少量的，但足以使中国人与其他人群能维系在同一个物种内。他在湖北郧西直立人、河南淅川直立人和智人、陕西大荔人以及山西丁村智人等一系列古人类化石研究中，都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

吴新智已发表学术论文和论著100余篇，其中20余篇（册）在国外学术刊物上发表。1990年被评选为中国科学院优秀研究生导师，1991年以中国远古人类研究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1999年获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二等奖。1986年起，历任中国解剖学会常务理事、副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国解剖学会人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主任。现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人类学学报》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人类学卷》主编。

关注家乡的古人类研究

和文博事业

尽管离开安徽多年，但吴新智始终关注家乡的古人类学研究。1990年春，为了纪念和县猿人头盖骨发现10周年，安徽省博物馆、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在合肥联合召开纪念和县猿人头盖骨发现10周年暨南方地区旧石器文化学术研讨会，吴新智学术研究和行政工作都十分繁忙，但他在百忙之中仍然参加会议，并作了《亚洲东部解剖学上现代人的起源和扩布》专题学术报告，介绍了国内外古人类学界对亚洲现代人起源最新研究成果，使与会者受到了启发，开阔了眼界和思路。

1998年春，国家“九五”攀登专项“早期人类起源及环境背景的研究”正式启动。5月初，安徽课题组在繁昌县孙村镇癞痢山发现了人字洞早期人类活动遗址（距今约256—220万年）。第一次发掘工作结束后，7月份我到北京参加该项目的室内整理和研究。一天上午，吴新智突然打电话给我，询问繁昌人字洞是否有“人味”（人类活动遗存）？原来他在早晨锻炼的时候，听著名旧石器考古学家张森水教授说人字洞发现了可能是人工打制的石制品，当即让我把标本拿给他看。在进一步观察和了解后，吴新智异常兴奋，指出这是一处十分重要的遗址，要求我们在下一步发掘工作中，一定要认真细致，不要遗漏任何有价值的信息。我们在以后的发掘中，始终牢记他的嘱咐，严格按照旧石器考古发掘操作规程，获得了许多重要的材料和信息。

2000年10月中旬，吴新智来安徽考察指导我省古人类和旧石器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工作，我与时任安徽省文物局局长章家礼全程陪同。10月的江淮正值秋雨时节，当我们到达和县陶店乡时，通往和县猿人遗址的道路湿滑难行，此时吴新智已是72岁高龄，从安全角度考虑，我们建议他在远处看看就行了，但他坚持要到遗址现场查看。于是，我们搀扶着他，冒着绵绵细雨，踏着泥泞山路，一步步艰难地走向遗址。他听取了遗址发掘情况介绍，仔细观察堆积物之后，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们，不要简单地把和县人遗址当做一般的直立人遗址看待，它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古人类遗址，所发现的古人类和哺乳动物化石材料十分珍贵，对于研究直立人和早期智人的形态特征、演化关系以及古生态、古环境意义重大，要加大保护和研究力度。

当吴新智来到繁昌人字洞遗址发掘工地，正在现场发掘的考古队员们异常兴奋，吴新智当即表示与发掘队员同吃、同住、同发掘一个星期。在人字洞工作期间，吴新智除了指导发掘工作以外，还亲自用铁矿石（人字洞石制品主要原料）进行打制石器实验，并对人字洞遗址周边地区进行了广泛的地质调查。

考察结束回到合肥，吴新智不顾旅途疲劳，欣然接受安徽大学邀请，为该校师生作了关于古人类学研究的学术演讲。他在报告中结合自己的考察，对安徽地区古人类学、旧石器考古学发现、发掘与研究工作给予高度评价，热情鼓励家乡的学子们，刻苦学习，注重积累，将来为古人类学研究做出更大贡献。他的演讲深入浅出，加上浓郁的乡音乡情，不时被师生们的热烈掌声所打断。

家乡考古界、文博界凡有重大发现或重要活动，吴新智都一如既往地给予支持和帮助。2001年，安徽省博物馆基本陈列“安徽古生物陈列”改陈，吴新智应我之请，帮助审阅了陈列大纲和陈列计划，并欣然题写了馆标“安徽古生物陈列”。至今，“安徽古生物陈列”仍然在安徽博物院老馆展出，受到广大青少年观众的喜爱，被中国科协列为中国青少年科普教育基地。2006年秋，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东至县尧渡镇华龙洞发现古人类化石，吴新智得知消息后，当即由北京赶到化石地点，对遗址和发现的人类化石材料进行认真察看，鉴定为直立人化石，为该遗址今后的研究工作指明了方向。2008年春，纪念繁昌人字洞遗址发现10周年国际古人类学学术研讨会在繁昌县隆重召开，正值吴新智80华诞，他不仅亲临会议，并作了《关于中国最早人类的问题》的学术报告，来自国内外近百位专家、学者聚集一堂，其乐融融。2011年秋，安徽博物院新馆落成正式对外开放，这是安徽省文博事业的一件盛事，应我之邀，吴新智出席了新馆开馆典礼，并为新馆作了开馆首场学术报告。

重情重义，为人师表

吴新智做学问勤勤恳恳，成为集大成者;做人更是至情至孝，堪称楷模。

吴新智早年因躲避战乱离开家乡，后又长期从事繁忙的研究工作，回家乡的时间不多，但他对于家乡的感情有增无减。自1980年代我与他结识，吴新智经常来合肥探视年事已高、体弱多病的母亲。承蒙先生厚爱，我有幸多次接送。每当在车站接着他以后，他都要我直接送其回到东门三里街一处简陋的平房，并嘱咐我：他是回来探亲的，他的行踪不要向有关领导报告。不管回来的时间长短，回合肥以后的大多数时间都侍奉在母亲的床前，端汤送水，嘘寒问暖，尽孝子之礼，如此有年，直至母亲病逝。

吴新智自从在大连医学院结识导师吴汝康教授后，对老师始终怀有崇敬之情，即使自己当选院士之后，这种情感亦丝毫未减，研究所同事们尊称他们为“老吴先生”和“小吴先生”。上世纪末至2006年，吴汝康教授重病缠身，大多数时间都躺在病床上，基本上处于不省人事状态。此时，作为已年过70的学生小吴先生常服侍于病榻之前。吴新智的学生曾劝告他说，你自己的身体也不是很好，且年纪也大了，这些事情可以有我们后辈来做。对于学生们的关心，吴新智总是淡淡一笑，时常说，父母养你，老师教你，做这点事是应该的。

俗话说，少年夫妻老来伴，吴新智的老伴体弱多病，子女又不在身边生活。多年来，他对于老伴的饮食起居总是照顾得细致入微。2011年，吴新智应邀来肥参加安徽博物院新馆开馆典礼活动时对我说，此时老伴已卧床不起，为了参加这次活动，他特意让女儿提前一周回到家里，手把手地对女儿进行家政“培训”，教她如何照顾母亲。

2000年，中国古人类学界围绕繁昌人字洞遗址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讨论，此时我应《中国文物报》之约，写一篇关于人字洞遗址学术讨论的文章。吴新智在繁昌考察期间，利用晚上休息时间，认真阅读了我的文稿，逐字逐句进行推敲，并提出了具体修改意见。该文于2000年12月6日在《中国文物报》上发表。吴新智在与我讨论文稿时曾语重心长对我说：我今年72岁，就目前的身体状况来看，还能出野外，参加一些学术交流活动，但假如有一天自己身体不行了，尤其是影响正常思维了，我就不参加有关活动了。因为，以我在学术界的地位，往往容易影响到其他人，甚至影响学科的发展。他严谨的治学态度让我深受感染。至今，每当我给高校学生讲课时，都会经常说起这件事，用以勉励自己和学生们。

我经常对女儿说，你是一个幸福的孩子，能亲身得到吴爷爷的教诲与关怀。2000年秋，吴新智来安徽考察，一天，我邀请他到家中做客，此时女儿正上初中，我告诉女儿，吴爷爷不仅学问很深且英语很好，可有勇气用英语与吴爷爷对话。在他们简短地对话后，吴新智对我女儿的英语能力给予了勉励。2005年女儿高考，被同济大学建筑学系录取，当吴新智得知此消息后，专门打电话让我“代表50年前的老校友向小校友祝贺”。2006年6月，我在北京大学参加第二届国际古生物学大会，会间休息时，吴新智特意向我问起女儿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当得知女儿由于吃饭不正常导致体质下降时，当即拿出一张纸记下了她的身高、体重等参数后，经过认真计算，写下了每天应该吃多少、吃些什么有益于身体健康，并让我将这个“处方”转交给女儿。

吴新智毕生致力于古人类学研究，勤于学、敏于思，学识渊博，使其成为20世纪中国古人类学研究集大成者之一。但他并不因此而满足，先生时常告诫我们：“一个人要活到老学到老，做学问不能一厢情愿，要‘左顾右盼，左右逢源’，辩证处理好‘自信与不自信’问题，随时都要准备否定自己”。如今，耄耋之年的吴新智，仍老骥伏枥，壮心不已，耕耘于古人类学前沿，并以其“随遇而进，集腋成裘”8个字感召着我们。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学科巨匠，为人楷模的典范。

[作者系安徽博物院副院长、研究员。中国古脊椎动物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中国考古学会旧石器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