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的危机和规范的转变

一九八二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著名的高能物理学家弗里乔夫·卡普拉的新著《转折点》在美国和英国同时问世，受到普遍关注和好评，有评论说这是“十年来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对于卡普拉，我国读者是不陌生的，他的另一本著作《物理学之道》(一九七五年版)早已译成中文(中译本名为《现代物理学和东方神秘主义》)，在读者中颇有影响。

《转折点》旨在介绍一种新规范——一种新实在观和新方法论，这就是目前正在蓬勃兴起、风靡全球的系统观。可以说，《转折点》是一部介绍系统观的力作。在这本书中，卡普拉把视野从物理学拓展到生物学、医学、心理学和经济学五大学科，广泛涉及经济、技术、政治、社会和文化等诸多领域的观念和现象。作者透过当代文化危机中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表象，从蕴育了西方近代科学革命的文化深层结构中去洞察产生这些危机的根源。这位理论物理学家出身的思想家从实在观与方法论的高度概括了当前所面临的这场前所未有的规范转变。

卡普拉认为当今世界面临着紧迫的、全球性的危机，诸如核战争和能源短缺，癌症和精神分裂，暴力和犯罪浪潮，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以及通货膨胀和大规模失业等等，真可谓山雨欲来、“危机四起”。

但是，更严重的还在于随之而来的“专家失效”。在卡普拉看来，目前，以解决各种专门问题为己任的“专家”，已经不再能够解决上述各种问题。肿瘤学家面对癌症，精神病学家面对精神分裂，经济学家面对通货嘭胀和失业，警察面对暴力和犯罪率上升，全都感到束手无策。

透过“危机四起”和“专家失效”的表层现象，卡普拉指出，问题的深层原因在于“方法失灵”。还原论，这一近代科学中一再获得成功方法论骄子，用于解决上述这些本质上属于系统性的问题是再也不灵了。

因此，目前所面临的种种危机，实质上只是同一个危机的不同方面。这是一场观念(或认知)危机，即人们对笛卡尔—牛顿的力学观的世界图景的墨守，已经使人类在危险地走向毁灭。因而，人们需要的是一种新的规范，一场在观念和价值观上的根本变革。这种从力学观的旧规范到系统观的新规范的转变，已经在物理学，以及生物学、医学、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和生态学等所有领域里初见端倪，它预示着我们在文化的所有方面都面临着一个转折点。而这种“规范转变”的各种表现和含义就是《转折点》一书的主题。

在介绍系统观同时，卡普拉注意到与批评和反思旧规范紧密结合。爱因斯坦说得好：只有先检查旧观念和旧理论，才能了解新观念和新理论的重要性，也才能了解新观念和新理论的正确程度。作者对各个学科中旧规范的影响提出了震聋发聩的批评，这对建立并确立新规范是很重要的。

此外，卡普拉在介绍系统观时与现代科学的前沿紧密结合。在本世纪的头三十年里，物理学家们在探索原子和亚原子世界时，遇到了一个奇怪的和从未预料到的实在，对它似乎不可能进行一致的描述，在为领会这一新实在的努力过程中，物理学家们痛苦地意识到，他们的基本概念，他们的语言，以至他们的整个思维方式，对于描述原子现象是不够的了。他们遇到的不仅是一场智力的危机，而且是一场感情的危机，甚至可以说是一场存在的危机。

为了渡过这一危机花费了很长时间，但是，由于对物质的本质及其与人类精神的关系有了深刻的洞察而最终获得了补偿。

卡普拉认为，当前人们面临的是一场类似的危机，并且是一场更深刻、更广泛的危机。因此，物理学家的经历和经验对于其它领域的科学家以至全社会都是很有用的。

《转折点》一书的另一特色是，卡普拉还特别注重从东方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他在各个学科领域中都尽力探讨东方传统文化的思想，以开拓视野，启发思路。

译完《转折点》，我们感到此书的价值在于：第一，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现代科学和传统智慧进行了一次大跨度的综合。

第二，用现代系统论来阐释和重新赋值中国古代的阴阳学说，从而构筑了一个文化分析框架，不妨称之为阴阳系统论。这个分析框架对于分析文化失调，或者说诊断“文化病”是十分有用的。按照整体论的健康观，健康是一种动态的平衡，而不健康(病)则是失去这种动态平衡，即失衡或失调。

卡普拉用这个文化分析框架对“西方病”所作的诊断是：阳盛阴衰。试看他所给出的下面这张“阴阳表”：

阴阳

女性男性

收缩扩张

保守要求

响应进攻

合作竞争

直觉理性

综合分析

在中国文化中，阴阳从不涉及任何伦理价值。所谓“好”，既非指阴也非指阳，而是指两者之间的动态平衡；而所谓“坏”或有害，则是指失去平衡。

显然，西方文化长时期以来一直是偏重于阳：理性知识重于直觉智慧，竞争重于合作，对自然资源的利用重于保护，分析重于综合等等。卡普拉根据文化动力学的律动观，认为这种阳盛阴衰目前已经到达了阳极而阴的转折点。

第三，确定了规范转变的起点，即对笛卡尔—牛顿的力学观和还原论的旧规范在各个领域中的影响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这一旧规范源于物理学，而后又为生物学、医学、心理学和经济学所仿效，进而渗透到整个文化，并统治了西方文化几百年之久。目前，这个旧规范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价值体系，已经严重地影响了个人、社会和整个生态系统这三个不同层次上的“健康”。在书中，作者给“健康”赋予极为广泛的意义，使之成为文化分析的一个重要概念。

第四，指出了规范转变的方向，即提出了一个新实在观，它包括在亚原子物理学中发展起来的新时空观、物质观和因果观；有关生命、精神、意识和进化的系统观；用于健康和康复的整体论方法；用于心理学和心理治疗的东西方方法的综合；用于经济学和技术的新概念框架；以及生态的和女权主义的观点。

诚然，《转折点》一书也有一些可商榷之处。有些观点似乎过于激进，例如在批评经济增长和技术发展所带来的问题时，对经济增长和技术发展本身是否否定过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把握是否准确、全面？是否有把经过现代观点重新解释和赋值过的中国古代思想等同于中国古代思想本身的倾向？是否有些应该讨论的问题被忽略了？例如，在讨论心理学时，对近年来崛起的心理学的主流学派——认知心理学未作论述。

那么，《转折点》对我国读者有些什么启示呢？

中国的现代化要从三个层面入手，即经济发展、体制改革和观念更新。而观念更新又有两条路线：一是国民心理的改造，即从传统人格转向现代化人格，例如树立有关时间、效率、竞争、信用、宽容和开放等新观念；二是知识阶层的规范转变，特别是对于经济发展战略与政策的研究者，体制改革目标模式和实施步骤的设计者，以及观念更新的推动者们来说，尤其需要率先进行规范转变。我们希望《转折点》对于启动和促进这场规范转变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以现代化为背景，近年来中国出现了一个文化热。我们认为，《转折点》中提出的用于分析文化失调，或者说诊断文化病的文化分析框架——阴阳系统化，对于文化研究是十分有用的。

借助于这一分析框架，我们进一步大胆地提出诊断：中国传统文化的失调是阴盛阳衰型，这与阳盛阴衰型的“西方病”正好相反。这种阴盛阳衰的失调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长期以来一直是偏重于阴：直觉智慧重于理性知识，合作重于竞争，综合重于分析，与自然和谐重于对自然的开发和利用等等。

但是，“中国病”(中国的文化失调)还不只是阴盛阳衰。由于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五四以来的几代知识分子所受的教育基本上都属于笛卡尔—牛顿规范。以对自然的态度(生态观)为例，“征服自然”的思想一度征服了几乎整个社会的思想。毁林开荒，围海造田以及类似的发展战略导致了严重的生态失衡。因此，中国文化(传统文化和近代文化)实际上存在着双重失调：整体的阴盛阳衰与局部的阳盛阴衰。这给治疗和康复(建立新的动态平衡)带来了特殊的困难。

向前看，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双重差距；

向后看，中国文化存在着整体阴盛阳衰而局部阳盛阴衰的双重失调。

这种发展上的双重差距如何消除？这种文化上的双重失调如何康复？

让我们迎来新的转折点。

(《转折点——科学、社会和正在兴起的文化》，〔美〕弗里乔夫·卡普拉著，卫飒英、李四南译，即将由四川科技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