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创新性学习开拓古代文学史编撰之路

多年前，我曾在《古代文学史教材应该注重什么》一文中，就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说道：“教材是师者之本，道在其中，业在其中，惑也在其中，它启迪人的心灵智慧，也应该使教材的编撰者慎重地选择编撰的方式，发表自己的见解，追求尽善尽美。”像我这样空发议论当然容易，实际上古代文学史教材的编写，始终是件困难的事情。但总有人迎难而上，武汉大学陈文新教授就是如此。2010年8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

《中国古代文学》没有以“史”冠名，其实还是宜归于古代文学史之列。其上下两卷共八编，始于先秦文学，止于清代文学，贯穿其中的是时序或说朝代更迭，每一个朝代文学的撰述，时序是基本的脉络，所以称之为“中国文学史”是完全可以的。何况编者“以时代为经，以文体为纬”的撰述中，依据的是历史进程，自觉的文学史意识蕴含其中。

从编写者的动机审视，《中国古代文学》有两个基本点值得注意。

一是它标明为“高等院校中文专业创新性学习系列教材”。作为教材，它的“创新性”表现在哪里?该系列教材的总编委会主任在“总序”里指出现行的高校教材存在三大问题：重基本知识的传授而轻学生思维启迪和素质能力培育，兼收并蓄不够、新成果不多、研讨性学术性不足，内容封闭而功能单一、缺乏对学生自主学习的引导和实践训练等。所以，他主张这套教材应将基础和拓展、知识与素质、课内与课外、主动与被动、文本与概论等结合起来，使之具有“教材的综合功能”。他这些话是对武汉大学包括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等教材说的，其他不论，在《中国古代文学》里得到了怎样的实践呢?

二是陈文新说：“《中国古代文学》的叙述对象是中国古代文学在其发展历程中的事件、成果以及其他有关历史状况组成的连续性轨迹。”在这一总的指导思想下，涉及“(一)中国古代文学发生、发展、演变的社会机制、社会条件和文化生态；(二)文学流派的发生、发展和兴衰；(三)不同文类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内在联系，特别是由其内在联系促成的文学总体发展趋势；(四)一定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文学风尚，以及潜在的、预示未来发展前景的文学态势；(五)中国古代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和文学观念”。从这五点可以看出，编者重视古代文学历史的“连续性轨迹”，意味着书中论述的文学发生、发展以及其中文人、文学、流派、观念之间的关系和走向，归根结底是文学的流变。

显然，前者重视的是教材的特性和学生的培养，后者重视的是文学特性和状态，这二者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怎样得到和谐统一呢?

《中国古代文学》典型的教材特征表现为它的四大板块设计，即基础知识、导学训练、研讨平台和拓展指南。其基础知识部分是主体，或者说就是中国古代文学史。在每一编的基础知识之后，其导学训练有学习建议、关键词释义、思考题、可供进一步研讨的学术选题。研讨平台下面研讨的问题各编因基础知识不一，自然各不相同。如第一编先秦文学的研讨问题为：《诗经》与音乐的关系，人文精神的发展与史传散文艺术的嬗变，楚辞阐释的文化视角；第五编宋代文学研讨的问题为：唐诗与宋诗，宋词流派，南北宋词之争。拓展指南下则有重要资料简介或索引、重要成果简介，有的还有重要考古发现举要。这三大部分是基础知识的延伸，体现了编者以《中国古代文学》引导学生创新学习的追求。这里编者考虑的是给学生提供基础知识之外的资料和问题，其资料方便学生阅读和查找且不论，其问题有相当的难度和思考空间。编者对问题有提示，有他人不同的思想表达，却没有代为解答，促使学生自行思考，如佛道思想对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影响、唐代士人文学与民间文学的关系、明代科举与文学关系等等，的确有助于学生的创新学习。也使这部《中国古代文学》因体例的创新而不同于一般的中国古代文学史。

《中国古代文学》最重要的部分是基础知识，陈文新说在上述的五点中，“对作家、作品的阐释在教材中所占的比重最大”。这完全可以理解，问题是需要学生掌握的基础知识是什么?它有怎样的构成形态?

《中国古代文学》在时序的脉络下，按文体作基本章节划分和论说，如第二编秦汉文学，除绪论外共五章，分别为秦代文学、汉赋、汉诗、汉史传文学、汉论说文。第七编明代文学，除绪论外共九章，分别为：明代诗歌、词曲与民歌、散文、八股文、文言小说、章回小说、白话短篇小说、戏曲。这里，“秦代文学”是特例，其他编也有特例的地方，如唐代的“杜甫与中唐诗歌”、元代的“集大成的文学家元好问”。这里对一个时代文学和代表作家的关照无碍大体上的文体分类，而在每一编的绪论中，编者会对该编文学作总体观，如“先秦文学的嬗变”、“汉代文学的演进”、“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发展、成就和特点”、“宋代文学的成就和特点”、“明代文学的历史进程”、“清代文学的历史进程”。这几种不同的表述以“嬗变”和“演进”在概念上最贴近古代文学的历史轨迹，不过相对一致的是都借此抽象交代一个时代的文学特点及变化。在这里编者注意到社会文化对作家作品的影响，注意到文人群体的生存状态，如在先秦文学的嬗变之前，先论述了先秦文化的演进和文人身份的变化，在讨论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发展、成就和特点之前，有这一时期的社会概况叙说，表明编者的文学历史观，清楚看到社会文化对文学的深刻影响，只是他们对文学发展或流变的外在因素只作了简单的交代。好在从每一时期的文体审视古代文学的发展轨迹，最有利于探讨文学的演变。

作为《中国古代文学》重心的作家作品，编者没有跳出一般文学史通行的模式，即作品论的概说、思想内容、艺术特征、对后世的影响，如先秦文学的“《诗经》”章；作家论的作家生平、作品内容、风格或特点，兼及文学观、影响，这在全书中时时可见。虽然有些具有代表性的重要作家生平介绍较详，如司马迁、杜甫，但一般都很简略，当然在作品论述中是有作家身影的。

这里对作家作品论述模式不拟多说，要说的是除了教材特征之外的两个重要特点。

一是从文体分类切入，探讨文学史的“连续性轨迹”。如论汉赋，先作“赋体考源”，从“赋”字本义到赋体形成，然后分论骚体赋和散体赋。所论骚体赋先言及产生原因，其次论述骚体赋作家与作品，如贾谊与《吊屈原赋》、庄忌与《哀时命》、刘安与《招隐士》、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再及骚体的纪行赋和述志赋。在论述宋代散文时，先论述了宋代散文的发展历程，编者把宋代散文的发展细分为五个阶段，即新古文运动的先驱、新古文运动的胜利、新古文运动的高峰、南宋前中期散文的发展和南宋后期的散文。然后分论欧阳修、王安石、曾巩、三苏的散文。还有清代白话小说，编者先按前、中、晚三个时期论述清代白话小说的状态和特点，如清中叶的白话小说的特点表现为流派兼类现象、小说创作的自况性、思想化、才学化、抒情化倾向，再论《儒林外史》、《红楼梦》和《官场现形记》等四大批判小说。在这样的论述中，编者常把抽象地概说和具体的研究结合在一起，具体的研究对象往往重有代表性的作家，像上述的宋代散文论，就只有北宋六大家论，对北宋其他散文家和南宋散文家及其作品均置而不论。

二是作家作品论的简约。《中国古代文学》83万字，这样小的篇幅和作家作品论的简约相关。如论陶渊明的诗歌，除叙说陶的生平和人生态度之外，对陶诗的艺术特色把握了三点：真、淡、简，都只用寥寥数语和数例进行说明，即使像“淡”叙及汉魏诗的悲情、东晋士人的生活方式及陶诗玄理与传统诗风的融合而形成冲淡自然的风格不过用了170字。论白居易的《长恨歌》，重点只说了唐明皇回宫后的“睹物思人，心碎神伤”一节，随后说：“较之中国文学中的大量忠与奸、善与恶、压迫与被压迫的对立性悲剧，《长恨歌》之‘恨’格外令人黯然神伤。一代代的读者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将其反复改编为小说、戏剧。人生无所不在的枷锁之中，这正是《长恨歌》永远有其价值和意义的原因。”言简而义丰。论及晚明的小品义，虽然提到了当时小品文的作家群体，具体所论只有袁宏道、张岱和张溥各一段散文，显得惜墨如金。同时，可以注意到《中国古代文学》对诗文往往作内容与风格论，对小说则作文体与文学论，如论《三国演义》的“文体规范与战争描写”、“文体规范与形象塑造”；或文化与文学论，如《西游记》的“情节设计与人物设计”、“宗教性与世俗性”等，但都不脱论述的简约。

这样看来，《中国古代文学》在叙史上表现出的两个特征，都是文学史本色的需求，加上书中以文学论文学、以文化论文学、以考古论文学的三个向度，自然有一些新意。而它们与本书教材特征的吻合在于前者方便学生从文体的角度掌握古代文学史的发展脉络，后者则给了老师教学的发挥空间和学生学习的延伸空间，并与另三个板块的知识相辅相成，融为一体。

《中国古代文学》为高校创新性学习开拓了古代文学史编撰之路。不过，编者先期追求的探寻不同文类之间的相互联系因论述的简约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示。而这一点在古代文学的发展历史中至为重要，因为它展示的不充分，古代文学的演变史很难得到透彻的阐述。只说这个问题相当复杂，古代各时期、各作家等又都存在资料缺失的现象，有待于新材料的发现和编者以后的修订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