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展国际关系史研究的两点意见

[摘要]研究国际关系史，要注意两点._是必须以史料为基础。官府文书与私家记载应当并重兼采，综合利用。二是要注意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多种因素所起的作用，并对它们作综合性的研究。

[关键词]国际关系史，史料，史学方法

[中图分类号]K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6）02-0003-05

有幸参加今天的会议，见到许多中青年同行，十分高兴。会议主持人一再要我讲话，只好勉为其难。年老，缺乏新知，下面浅谈两点意见，请指正。

第一，研究历史，必须以史料为基础，国际关系史也不例外。史料大约可分为三类：文字史料、实物史料和口头史料，其中文字史料包含的信息最多、最重要，是我们尤其要重视的。

文字史料可分为两大类：官府文书和私家记载。先谈官府文书。到今天，许多国家（美、英、德、法、日、意等国）都出版了大量的外交文件汇编。没有出版的外交文件及其他文件，可到各国档案馆去查。现在各国档案的保密期限一般定为30年，这对研究国际关系史是十分有利的。看外交文件，当然不能仅从字面上去理解，还要深入了解它提出的背景以及它所要达到的实质性目的。例如，美国总统威尔逊在1918年1月提出的“十四点原则”，表面上说得冠冕堂皇，是建立“世界和平的纲领”，实际上要达到的目的是美国在战后主宰世界。因此，只看“十四点”本文不够，还要看1918年10月李普曼和科布受威尔逊亲信顾问豪斯上校委托所拟的“十四点”的注解（恰得到威尔逊的批准）。研究国际关系，不能只看一方的文件，要看双方的，甚至多方的，互相参照比较，才能明了历史的真相。还要注意的是：西方议会的辩论纪录，其中涉及外交方面的，不可轻信。一些议员和政府官员的发言，往往言不由衷，必须看他们平日的一贯主张和表现。例如，在1939年1月26日和27日法国国民议会进行辩论时，外交部长庞纳“激昂慷慨”地说：“法国的领土一寸也不能割让（给意大利）”，还说在法国同它的苏联和波兰盟友的关系方面，从来没有过现在这样“密切而经常接触”，等等。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爱国的斗士。他的整个演说从头到尾是一连串的谎言。据德国大使韦尔兹克伯爵说.几天以后，庞纳向他直率地承认，“在议会的外交辩论中说的话，往往很明显地是适应国内的需要，而并不准备传到国外”。

私家记载包括日记、书信、回忆录等，它们所记的内容常有官府文书中所没有的，往往能揭示历史的真相。

日记这一类，例如20世纪20年代英国驻德大使阿贝农的日记《和平大使》，是研究《洛迦诺公约》非看不可的。《公约》的签订被英国外交大臣奥斯汀·张伯伦吹嘘为“战争年代与和平年代的分界线”。真相如何呢？英国为什么要竭力促成公约的缔结呢？阿贝农（有《公约》的“教父”之称）在他日记里对英国的意图说得十分清楚。一是扶德抑法。1923年8月20日写道：‘关于中欧的整个形势和英国应该采取什么政策的问题，最清楚的结论看来是英国的根本利益在于防止德国的崩溃。只要德国是一个整体，欧洲就能或多或少保持均势。一旦德国分崩离析，这个均势必然消失，而法国则依靠它的军队和它的军事同盟，依然无可置疑地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处于支配地位。……任何人如果认为，一个像拿破仑在提尔西特和约以后那样支配欧洲大陆的法国政府依然对英国友好，他就是对民族心理的一个可怜的判断者。……在这种情况下，要我们对法国友好同样是不可能的。在希望维持英法协约的同时，我不得不希望一个强大的德国的存在。”

英国的另一个目的，是把德国拉入西方集团，防止苏德接近，1925年8月11日日记写道：“公约的第二个效果是将使德国解除被迫投入俄国怀抱的危险。……热那亚会议的情况可能重演，随之发生的是另一个更坏的拉巴洛条约。根据公约，德国被接纳为一个平等的成员，并作为一个英国与法国的伙伴维持西欧的现状。如此，德国被吸引到俄国共产主义势力范围的危险就明显减低了。”

一些私人通信，也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研究20世纪30年代英国的绥靖政策，首相张伯伦的书信是必看的。张伯伦这个人很爱写家信，他给他一个妹妹写了大量的家信，而且内容基本是谈政治。由于是私人信件，谈得很露骨，是官府文书中不可能有的。2005年塞尔夫编了4卷本的《尼维尔·张伯伦日记书信》，提供了不少重要史料。例如，1937年11月26日张伯伦在给他妹妹艾达的信中谈到他要以牺牲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换取与德国的妥协：“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不该对德国说，‘请给我们以满意的保证，表明你们不会用武力对待奥地利人和捷克斯洛伐克人，我们也愿意给你们同样的保证，表明我们不会用武力阻止你们所需要的变更。只要你们以和平手段取得这些变更’。”

这封信表明，张伯伦早已决定牺牲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以换取与德国的妥协。他之所以强调“和平手段”，主要是为了避免刺激国内外舆论，以便更顺利地推行绥靖政策。

回忆录也是需要使用的一种史料。二次大战临近结束时，美国在日本投了两颗原子弹。这不仅是美国军事上的需要，也有强烈的政治目的。杜鲁门在他的回忆录中讲到，史汀生（时任陆军部K）对他说：“原子弹对于我们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一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贝尔纳斯（日寸任国务卿也对他说：‘他相信这种炸弹有可能使我们在战争结束时处于发号施令的地位。”一句话，美国把原子弹看作一种战后称霸世界政治武器，特别是用来威慑苏联的武器。

我们也要注意到私家记载的局限性。例如，西方政治家所写的回忆录，往往扬己抑人。丘吉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就是一例。这本书第二卷的标题是“光辉的时刻”，从1940年5月法兰西之战写起，到1940年底英国在埃及打败意大利军队。他给第二卷定的主题是“英国人民怎样单独坚守堡垒直到过去半盲的人们作好一半的准备”。第二卷下部的标题是“单独作战”。这完全是不顾事实的自吹自擂。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1940年6月法国虽已战败，苏、美尚未参战，但无论如何也不能说只有英国单独作战。中国人民早自1937年就已英勇奋战，全面抗击日本侵略者，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丘吉尔竟然视而不见。又如，20世纪30年代曾任英国外交大臣的艾登（1935 1938年）把他的回忆录取名为《面对独裁者》，标榜自己是一个一贯反对法西斯独裁者的斗士。但实际上，艾登和首相张伯伦两人在推行绥靖政策方面的总体上、基本原则上是一致的，都主张把德国作为首要的争取对象。1938年1月31日，艾登对张伯伦说：“我完全同意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与德国达成协议。”分歧仅在于艾登认为意大利的重要性远逊于德国，不值得作出过多的让步，而张伯伦则主张对德、对意都要搞缓和，如果能先同意大利成交，又何乐而不为呢？

二

路德的教义一般被近人称为“因信称义”，或“唯信称义”。其实，“因信称义”这个说法并不完全，因为路德认为信仰并不是交换，真正的信仰是纯粹的，没有任何功利目的。信仰是指人对上帝的皈依，而得救则是上帝对人的慈悲，人的灵魂得救完全取决于上帝的意愿，甚至是前定的。路德的名言是：‘做好事的不一定是好的基督徒，但好的基督徒一定做好事。”路德认为得救完全靠上帝给人的无偿的恩惠。根据这种理解，路德否定善功在灵魂得救中的作用，也否定了人可以通过善功得到“自救”。灵魂得救不是依靠个人的功德，而是靠对上帝的信仰。人只有信仰上帝，接受上帝的恩赐，才能成为真正的基督徒，其中有些人可以因上帝的慈悲而得救。

路德认为：苦修的方式、做好事的方式，都只是属世的工作，与属灵没有关系。除了信仰之外，人和上帝再也没有别的关系。人帮助邻居，那只是对人的邻居有帮助：人在世界上行善，那也只是对人的世界有所益处，与进入上帝之国没有关系。更为重要的是，既然人和上帝只是信仰关系，那么，关键是要看人有没有信仰，而不是看人有没有成就或功德。人在世界上所取得的成就，远非人与上帝关系的基础。这是因为，人与上帝建立的是一种信仰的关系，而不是人靠自己的成就去博得上帝的喜爱。以己意行事，却把这说成是上帝的意愿，就是人不信靠上帝的表现。以为行善和积累尘世的功德，就是满足了称义的条件，这是人的一种骄傲。路德提倡“因信称义”，要讲究人对上帝的信靠和上帝对人的救赎关系。讲明“因信称义”，就是要说明人是不可能依靠自己的功德来自救的，而是要把自己完完全全地交给上帝。“因信称义”把善功和得救完全分离，只有这样，人才能恢复在上帝面前的谦卑之心，才能够明白“称义”完完全全是出自上帝的恩惠，出于上帝的救赎。

路德是一个卓越的《圣经》研究者，认为《圣经》具有至高的权威，进而否定罗马教廷具有解釋《圣经》、制定宗教传统仪式的权威。路德提出“凡信徒皆祭司”的观点，不仅否定了教会的等级制度，而且还建立了人与上帝的直接沟通，并且指出了每个人得救道路和方式的不同。在路德那里，接受神职只是一种职业，教会和神职人员都不具有神性。真正的权威来自《圣经》。这些观点在1517年后得以广泛流行。

1519年莱比锡争论时，路德提出教会是世俗组织的论点，指出得救依靠信仰而不是依靠罗马教皇和自封神圣的教会。1520年，路德发表《罗马的教皇》一文，称教皇为基督教王国一切异端的根源。在《教会的巴比伦之囚》一文中，路德指出信仰的重要性和要废除以往的奇迹。在1520年出版的《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中，路德宣布：教廷借以保护其权力的三道罗马护墙都被推倒了。因为一切信徒皆为祭司，所谓属灵等级高于世俗等级纯属无稽之谈：一切信徒皆为祭司这一真理又推倒了第二道护墙，即唯有教皇有权解释《圣经》：它同时也摧毁了第三道护墙，即除教皇外，其他任何人无权召开教会公会议。旨在改革教会的“真正自由的公会议”，应由世俗当局来召开。其后，他又列举了一系列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教皇的管理不善、神职任命、税收需要加以限制：，累赘的职务应予撤销德国教会的利益应置于一位“德意志总主教”的管理之下：允许神职人员结婚，宗教节日太多不利于过勤劳庄重的生活，应予减少包括托钵修会在内的沿门乞讨应加以制止，妓院应关闭，奢侈挥霍应受限制，太学神学教育也应改革。

路德还提出了“基督徒自由”的概念。基督徒自由可以分为现世和来世两个阶段，真正的自由将出现在来世。现世的基督徒有两种属性：精神的和肉体的。在精神方面，基督徒是自由的，只服从于上帝，不服从世俗的秩序。不过，现世基督徒还有着“肉体”的属性，因此在物质方面，基督徒也与其他人一样，应当服从世俗秩序，因此就可以当兵，可以嫁娶，可以过世俗生活。路德区分了“神之国”和“人之国”，还给了基督徒精神上的自由和世俗世界生活的自由，使基督教能够与人间的秩序和睦相处。

在路德的思想中，存在着从体制出发解决教会腐败问题的方案教会由政府来管理，教会的财产用于济贫等公共慈善事业。路德发现，中世纪后期修道院的纯洁运动无补于事，因为是否获得“纯洁”归根结底是个财产的分配问题，而不是精神克制的问题。中世纪后期的修道院宗教改革有两个目标：一是指出罗马教会的做法是不符合基督教传统的（如圣职买卖、蜡烛费、反对十字军攻击基督徒），需要改革；二是希望找到一种纠正腐败的途径（如宗教会议，如推行内部纯洁、禁欲，如派好的神父担任地方教聊。这样的改革，旨在废除一些不符合基督教传统的弊端，却不能改造整个基督教体系和教会体系。路德改革也提出两个目标：一是指出教会传统本身存在严重问题：二是指出教会腐败的根源是权力和财产，要求把教会的财产和权力交还给政府和社会，以此来解决“灵与肉”对立的问题。

三

路德追随奥古斯丁的榜样，寻求真理，分辨圣俗。布雷迪告诉我们：1510-1520年间，路德从通过对奥卡姆的研究追溯到奥古斯丁，又从对奥古斯丁的研究追溯到圣保罗，并且通过对奥古斯丁两元论（精神与肉体、永恒和暂时、天堂和人世、将来和现时、隐蔽和公开、不可见与可见，内部和外部、福音和法律）的探索，发展出自己的两个王国理论。路德指出：

世俗的世界，由宝剑统治，能够被眼睛看到；精神的世界，由恩典统治，并宽恕罪。

上帝建立了两个世界精神的和世俗的。精神的世界只在真正的基督徒中实施，它的领袖是基督。这个世界充满着爱和相互服务的精神，一切的基督徒都完全平等。信徒们享受基督徒的自由，世界上的法律、权威都不能高过基督徒的天良之上。对上帝的爱，也不是强迫的，而是自愿的。这个精神世界也是一个真正的教堂，不同于尘世中任何的外在的教堂——它是完全精神的、福音的世界。

另外一个是尘世的或世俗的世界。这个世界与自由平等的上帝之国完全不同。世俗世界中有一个政府，那政府也是上帝建立的，目的是进行控制，防止人们相互之间的撕裂。因为尘世中充满着罪恶，必须要有一种力量来维持秩序。这种力量就是世俗统治者，他们掌管着上帝神授的权力之“剑”。真正的基督徒是生活在精神王国之中的，因此不需要世俗的政府，但为了他的邻居，他应当支持这个世俗政府，甚至应当接受像士兵那样的公职。如果统治者的法律和命令违背了《圣经》中的原则——神法，基督徒必须拒绝服从。但是，基督徒的精神地位使他们只能拒绝而不能反抗，因为“剑”的权柄来自神的授予，基督徒因此不能用暴力去反对统治者。在尘世中应当承认等级：低位者应该服从高位者。

1523年至1525年间，路德提出了“三种秩序”的理论。路德认为在人间有三种基本秩序是不可侵犯的，分别是政府、教会和家庭。政府必须掌握在诸侯和贵族手里，家庭必须对政府服从，教会又分为“不可见的教会”和“可见的教会”，前者存在于天国之中和信仰者的心灵之中，是绝对精神性的、不可见的，后者存在于人间，但只是一种世俗的组织，如同政府和家庭一样，是信仰者学习《圣经》的地方，归世俗政府管理。

路德要求每个人在世俗的秩序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首先，你们必须成为家庭的一份子，或父亲、或母亲、或子女、或奴仆、或婢女。第二，你们须在城市或农村以一个公民、臣民或统治者的身份生活。第三，你们要成为教会的一个成员，或牧师、或助理、或教堂司事，或其他什么的教会仆人，假如你要了解上帝之言的话。”

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见证了封建制度的解体和资产阶级的兴起。在政治方面，德意志市民阶级获得了执掌城市政府的大权在国家层面，制止了罗马教廷对于德意志的控制和剥削，关闭了修道院，没收了修道院的财产，废除了教会凌驾于国家和民众之上的特权，实现了国家主权完整。在地方邦国的层面，形成由邦国政府决定领地内的宗教信仰、邦国政府管理宗教事务的制度：从教会那里夺回的政治权力和从修道院那里没收来的财产，现在归于政府，对德意志政治的近代化起到了重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宗教改革在城市平民和广大农民的参与下，扩展为百姓大革命，民众用革命的方式参与政治，自下而上地推动了政治的民主化。

在社会、文化和宗教方面，宗教改革提升了德意志的综合国力，实质性地推进了建立德意志民族国家的进程。新教教育制度的建立，婚姻的世俗化、僧侣结婚和修女还俗，宗教仪式的简化，宗教秩序与世俗秩序的分离，以及新教对家庭道德教化的重视，都意味着一个真正的近代世俗社会在兴起。在这个世俗社会里，各行各业的人们努力工作，工作被认为是在履行天职。由此可见，宗教改革是通过社会、文化、宗教制度方面的关键性转变来反对封建主义的一种努力。这场运动的推动力量不仅仅来自马丁·路德那样的僧侣，而且还来自于广大的下层市民和普通农民。运动的社会目标，消极地说是废除特殊僧侣群体独有的一切权利和特权，扫除德意志近代化的障碍，而积极地、用宗教改革的语言来说是实现社会、经济、文化的平等，以便在“基督教兄弟之爱”的旗帜下，建立起一种团结互助的社会新秩序。

在农村，1524-1626年间爆发了伟大的德意志农民战争。农民战争的作用，不仅表现在运用革命的手段抵制封建地方贵族和诸侯对于农村的侵犯，而且还通过革命，提出了建立“人民共和国”的设想。根据农民战争领袖盖斯迈尔撰写的《蒂罗爾宪章》和匿名作者撰写的《致全体德意志农民大会书》等文献，可以清楚地看到1525年起义者有着废除私有制、建立人民共和国的意图。正如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所指出的那样：“正如闵采尔的宗教哲学接近无神论一样，他的政治纲领也接近于共产主义……闵采尔所了解的天国不是别的，只不过是没有阶级差别，没有私有财产，没有高高在上和社会成员作对的国家政权的一种社会而已。”必须看到，在宗教改革这样的早期资产阶级革命中出现这样的共产主义纲领完全是真实的和可能的，因为“路德的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资产阶级革命第1号：农民战争是这个革命的批判的插曲”。因此，“闵采尔的纲领，与其说是当时平民要求的总汇，不如说是对当时平民中刚刚开始的无产阶级因素的解放条件的天才预见”。

宗教改革无疑促进了德意志向近代社会过渡——它奠定了德意志近代社会政治的、宗教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基础。因为德意志的特殊背景和德意志皇帝对市民阶级建立德意志民族国家要求的抵制，使德意志向近代社会的过渡，无法通过资产阶级与新君主结盟来完成，而是采用了市民与农民的大联合，走出了一条自下而上推动德意志近代化的道路。这样，宗教改革成了德意志近代社会的开端，致使得德意志远离了中世纪的封建时代，朝着近代的政治体制、社会体制、经济体制向前迈进。

[作者简介]朱孝远，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欧洲中世纪史和欧洲近代早期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