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出版也可“双效”俱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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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专做精做强学术出版，创建国内外一流名社。”不变的追求，坚强的定力。翻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30多年的成绩单，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赵剑英引以为豪的是，社科出版社坚守学术出版这条特色之路，“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同时还实现了经济效益较大增长。尤其是经过近年来的励精图治，社科出版社驶入健康发展快车道，学术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和品牌影响力大幅提升。2014年8月28日，“海外馆藏2014中国图书世界影响力评价”发布，社科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1500多种图书中，有1078种进入世界图书馆收藏系统，海外馆藏影响力在中国大陆516家出版社中排名第一。

离理想更近的奔跑，源于不懈的坚持。通过苦练内功，积极推广海外影响力，社科出版社如今已成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出版重镇和中外优秀学术文化的重要交流平台，探索出了一条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效提升的学术出版之路。

守土有责  “六个坚持”促发展

《出版人》：近年来，国内的学术出版正走上一条振兴之路。对于学术出版工作者而言，肩负着怎样的时代使命？

赵剑英：学术出版的生命力来源于出版人对人类优秀文化的传承和创新的价值追求，来源于他对出版事业的热爱以及使命感与责任感。编辑工作绝不仅仅是学术研究的终端环节，编辑策划工作以其自身的思维方式和创造性劳动，可以促进甚至引领学术研究，为文化积累和创新作出贡献。

这种使命与担当是学术出版人的崇高理想。这一理想是学术出版人的灵魂和旗帜，更是出版人的定位和定力，是出版人经得起风浪，扛得住诱惑的力量所在。承载学术思想的图书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影响力中最具基础性和深远意义的因素。学术出版人的使命就体现在推动以哲学社会科学为核心的文化创新过程中。在这个过程，学术出版人坚守意识形态属性阵地，讲政治、守纪律、把底线;他们主动作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他们致力于新知识、新方法、新思想的积累与传播，启迪人们的智慧，增强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他们始终把以文化人润人育人作为出版的重要使命与责任，春风化雨，泽润心灵。

自古做大官、发大财的无数，但名垂青史的则是那些大思想家、文学家、诗人、艺术家以及大出版家。出版人应具有这样的职业理想。

《出版人》：社科出版社在大力弘扬主旋律的同时，也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在履行学术使命和实现商业价值间，社科出版社选择了一条怎样的发展道路？

赵剑英：2010年以来，社科出版社找准了定位，逐步摸索一条适合社科学术出版的道路。我们确立了 “六个坚持”的发展思路，即：坚持走哲学社会科学专业出版的发展道路;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数量增长与品牌提升、个人利益与社里长远利益相统一的发展理念;坚持专业化、精品化、数字化、国际化和大众化的发展战略;坚持服务作者读者、提升品牌、开拓市场、创新业态的发展路径;坚持牢牢立足社科院，面向中外学术界的发展视野;坚持把我社发展成为国内一流权威、世界知名的学术出版强社的发展目标。

从这几年的发展实践来看，“六个坚持”是遵循学术出版发展规律和符合社科出版社发展实际的。从学术导向来看，我社发挥党和国家意识形态主流阵地作用更加显现。比如，我们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专题研究文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专题摘编》等图书，围绕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我社积极策划了“理解中国”丛书。该丛书英文版发布已被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列为2015年美国书展中国主宾国系列活动之一，成为宣传中国的一张亮丽名片。从品牌影响来看，学术出版品牌效应更加凸显，在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中，我社获得3个正式奖和1个提名奖，名列第一。从营销效果看，我社的学术精品开始为大众认识和掌握。比如，我们出版的《简明中国历史读本》和《新大众哲学》入选第二届全国党员教育培训教材，《简明中国历史读本》还入选 “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

经过近几年的发展，社科出版社的作者队伍和服务对象越来越多，出书规模越来越大。销售收入、图书利润、人均创收都快速提升，职工收入稳定增长。

品牌立社  做专做精学术出版

《出版人》：近年来，社科出版社不断强化学术出版特色，策划出版了一大批精品力作。社科出版社是如何做专做精做强学术出版的？

赵剑英：就学术出版来讲，首先要把出精品佳作、出好书、出经典作为始终不渝的最高追求，舍此，出版社无以立足，也没有存在的价值。出版社价值不能仅仅以它创造多少经济效益来衡量，衡量它的价值始终就是它出版了哪些好书，图书的社会效益始终高于经济价值。

我社主要采取了以下一些措施，深入推进专业化和精品化战略。其一，我社按照学科调整编辑部机构设置，旨在夯实专业化基础。其二，完善编辑岗位责任制，加强对专业选题、重点优秀选题的指标考核，加大对优秀选题和获奖图书的奖励力度。其三，要求继续在专业化的基础上推进精品化，提升出版社整体的品牌吸引力和学界认可度。

在这里，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学术出版的创新除了上述一般的体制机制创新外，我们还正在进行着这一场由传统出版社向现代出版社“脱胎换骨”转变的悄然革命。在数字化转型升级方面，我们加大了对数字出版的投入力度，加大了数字产品的策划和开发力度。另外，在积极探索出版社由知识密集型向资本多元经营方向转变上，我们以资本为纽带，盘活存量资产，在坚守学术出版社会效益的基础上，搏击蓝海市场。

《出版人》：社科出版社“名社”建设五年多来，在学术精品的打造上倾入了大量心力。目前取得了哪些重要成果？

赵剑英：近几年，我社申报获批了一大批国家级重点出版项目。2012～2014年，我社承担全国社科规划办《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和“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连续三年排名第一。

作为展示社科院优秀成果的重要窗口，我社积极配合院创新工程的实施，主动策划和组织重大项目，打造新的出版品牌。除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社科学术文库”、“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等项目，基于对中国社会科学年鉴发展工程的高度重视，我们专门成立了年鉴分社，力争用5年时间扩展至50种以上，形成整体规模优势。

我社还自主策划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发展报告”（包括三个子系列即重要学科60年学术史、三年一度的学科前沿研究报告以及年度学科发展综述）。继《剑桥中国史》、《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之后，我社又启动了《剑桥古代史》、《新编剑桥中世纪史》、《剑桥基督教史》等翻译出版工程。

走出去  增强国际影响力

《出版人》：2014年，社科出版社在中国图书世界影响力排名中从2013年的第六位上升到第一位，促成这一影响力跃升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赵剑英：策划和出版更多的学术精品是增强国际学术影响力的根本。可以说，我社每年出版的1600多种新书具有相当强的代表性，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状况与水平。2014年我们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图书世界影响力排名中取得第一，一方面说明国外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越来越关注，同时也表明国外对我社图书的学术水平和出版品牌的认可。

《出版人》：近几年，社科出版社加大了与国外出版界、学术界交流与合作的力度。2014年有哪些新的收获？

赵剑英：2014年，我们先后接待了剑桥大学出版社、罗德里奇出版集团等来自英美等8个国家的20多家出版机构来访，并与他们建立了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对美国、俄罗斯等国出版机构、科研机构和图书馆进行业务访问，积极筹备并参加大型国际书展。我们还举办了“中国社会科学论坛（2014）暨首届国际学术出版论坛”、“青年汉学家研修班交流座谈会”等多场国际交流活动。

通过这些活动，我们与国外的出版机构、研究机构、图书馆间拓展了业务，加深了合作。我们通过走访，更深入地了解了国外出版社的经营模式、发展现状，通过赠送最新中外文书目，更准确地把握国外学术界的研究动向，国外学者和读者感兴趣的中国问题和图书，同时很好地推广了我们的图书和品牌。

人文社科学术图书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和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影响力中最具基础性和深远意义的因素。作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专业学术出版社，我们深感在中国文化走出去中使命光荣、责任重大，但也坚信，这是大有可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