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首次执教武汉大学时的新识

从1947年9月起，第一次在武汉大学执教的两年多时间里，通过工作和生活，我认识和结交了一些新朋友，有的是同事，有的是学生。其中有些人，或者由于他们具有特别优秀的天赋和品质，或者由于他们在立德、立功、立言方面做出显著成绩，或者由于他们特立独行的事迹，或是由于他们性格或行为上的某些缺点，使我留下了较深印象，至今难忘。另外，武大中文系有五位学问很渊博的老学者刘博平、刘永济、席鲁思、黄焯、徐天闵（后改陈登恪）很著名，我虽和他们未曾结识，但有些纠葛。谈谈上述这些人士，或者有助于人们了解斑驳陆离的、人间世真善美和假丑恶交织的社会生活，要是多少有助于人们学着怎样做人，却更符合我的心愿。

一

现在我先谈武汉大学的校长周鲠生。他是唯一一个解放时留在大陆的比较著名的大学校长，人品很好，我很怀念他。他除了作为著名国际法学者在学术上有重大贡献外，还有两点很值得称道。

第一，在中国历史经历翻天覆地变化，新旧中国交替之际，他站稳了脚跟，经受住了历史考验，并作出了贡献。他是1945年7月接任武汉大学校长的，直到1949年5月武汉解放，这个四年，正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对腐败无能、作垂死挣扎的国民党政权进行最后打击的四年，为图苟延残喘，蒋政权对大学实行高压、严管政策。作为校长，周先生尊重思想自由、爱护学校师生、并日益认清形势，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他只是表面依从，实际上是站在进步师生、也就是人民一边的。比如1947年进步学生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运动时，他总是暗中保护学生，到发生“6·1”惨案时，他和学校教授会约集的十八名教授共赴武汉行辕保释被捕师生，并抗议国民党中央社发出的歪曲事实真相的报道，要求追究责任，使被捕师生得以释放。又比如，1948年7月，国民党武汉特别刑庭胁迫武汉大学将崔明三等十八名学生立即送该刑庭受审，周校长在学生正义要求下，立即采取营救措施；学校派人派车护送学生辩护；多次拒绝敌人无理要求，坚决抵制就地逮捕学生。最后使反动派阴谋未能得逞，十八名受审学生均安全脱险。此外，在我作为新民主主义教育协会武汉大学教授支部书记跟着中共从事地下工作时，对周先生的这种正义立场也是深有体会的。

由于周校长的这种开明、正义立场，及其在稳定学校秩序、护校保产、支持革命事业方面重要作用，武汉大学党组织发动全校师生祝贺了他的六十华诞。周校长在师生的感召下，决定抵制国民党迁校桂林的阴谋，护校保产，迎接解放。因此之故，党在接管武大完毕后研究重建武汉大学领导机构时，曾考虑仍由周先生继长武汉大学。现在看来，这未尝不是一个正确决策。

第二，周先生不独在领导武汉大学的四年间、在极困难条件下取得很大成就，而且即使从现在看来，他也是个称职的、有作为的校长。成绩摆在那里，这里只就后一个问题谈谈我们的看法。据《武汉大学校史简编》介绍，周先生办学思想有以下几点。1、要有建设一等大学的战略眼光。为此，他要求师生们“对于这种可能的扩张”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在发展上要质量并重。2、注重基础理论，增加教学效能。为此，就必须“充实学术”，“就必须加入新的人才”。3、要“造人”与“出品”相结合，既要造就人才，又要拿出有价值的学术成果。4、政府应当允许高等学校“自由发展”；5、要“使学校一切避免衙门的习气，维护学术的尊严”。照我看，这五条办学思想现在仍然是适用的。再从实践方面看，周先生也不愧是一个好大学校长。比如，蔡元培先生长北京大学时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大家认为是他的兼收并蓄的主张。我虽然未见到周先生这方面言论，但他是这样做的。在他任校长期间，教授中不仅有缪朗山、邬保良、杨东莼等进步人士，也有苏雪林和吴宓。又比如，梅贻琦领导清华大学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他重视“大师”的延聘，周先生也是这样做的，他还特别重视那些虽未成名、但具有发展潜力的人才。所以我认为，要是没有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干扰和控制，要是像清华那样有固定而比较充足的经费，周先生是可以领导武汉大学取得比已经取得的更大的成就的。同时，我也认为他是值得今天办大学的人学习的。

二

谈谈和我交往较久、关系比较复杂的吴于厪教授。吴于廑（1913—1993）原名吴保安，祖籍安徽休宁，出生于江苏宝应。休宁吴氏是清朝以来的世家大族，太平天国时吴保安的曾祖只身跑到江苏宝应，父亲在南货店谋生，虽是生意人，却略通文墨，讲究所谓“旧家风范”，要求儿子读书上进，恢复久已失去的书香世族之光荣。记得吴于厪曾和我讲过他祭祖的事，说他一进他家的祠堂，就有一种自豪感。他年少时家境贫寒，中学教育勉强完成，因为得到奖学金，才进入东吴大学学习，1935年毕业。抗战爆发后，他辗转流离至昆明，经朋友介绍，见到时任西南联合大学法商学院院长兼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的陈序经教授。陈先生发现他才思敏捷，卓尔不群，当即决定他免试进入南开经济研究所作研究生。1940年8月，他以特优成绩考取了清华大学第五届留美公费生，入哈佛大学深造，先后获文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

1946或1947年，吴于厪应武汉大学周鲠生校长的邀请，应聘为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兼历史系主任，以后曾任副教务长、副校长，以及武汉大学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史学会主席团成员，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会理事长，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武汉市、湖北省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湖北省副主席，九三学社湖北省主委、名誉主委、中央参议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

吴于厪在世界历史学科的教学和研究方面做出了显著的成绩。他的主要著作有《古代的希腊和罗马》、《大学世界历史地图》，他和周一良共同主编的四卷本《世界通史》和《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上古、中古、近代）》，和齐世荣共同主编的六卷本《世界史》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相继发表了《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历史上农耕世界对工业世界的孕育》、《亚欧大陆传统农耕世界不同国家在新兴工业世界冲击下的反应》等一系列论文，阐述其整体世界史观。齐世荣教授认为，1978年以来中国学者对世界史体系的深入探讨，以吴于厪的成就最为突出；薛国中教授认为，他的世界史研究突破了当时盛行的“欧洲中心论”和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五阶段论等教条式的研究路径，对后来我国的世界史研究领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在没有来武汉大学以前，我和吴于厪就彼此相知。他在哈佛读书时，曾经联系一批学习成绩优秀的留学生，组成一个学会性质的小团体，其中有一位成员叫桑恒康，也是哈佛的博士生。我和桑恒康都是清华公费生，彼此认识，他曾经写信问过我是否愿意参加这个组织，因此我和吴于厪就互相知道了。1947年我回到武汉之后，彼此有了日益密切的来往，一个原因是当时武汉市有一个很有名的大资本家苏汰余，他的儿子苏先勤是清华经济系的毕业生，毕业之后回武汉继承家业，家里生活条件十分优越，夫人也很贤惠美丽。吴于厪经常去苏家盘桓，假期时就在他家吃喝玩乐。我到武汉后也经常去苏家，这样我们就认识了。第二个原因是，我应聘到武汉大学之后，因为没有分到家属住房，和吴于厪一起住在单身教授宿舍——半山庐，并且因各种关系，我们夫妇和吴于厪经常到住在一区的高尚荫教授家作客。高尚荫教授的夫人刘年翠和我老伴是初中同学，又沾亲带故，彼此熟识。吴于厪当时是单身，刘年翠自告奋勇给他作媒，经常在家里举行舞会，邀请住在学校附近曹家花园的、武汉市著名的杂货店曹祥泰家的几位小姐参加。刘年翠的小妹妹刘年蕙当时待字闺中，当然也是舞会的经常成员。结果吴于厪没有看上曹家的几个小姐，却看上了刘年蕙，这样，我有时就把刘年蕙请到半山庐来玩，和吴于厪见面。应该说，我当时完全是出于成人之美的好意，并且在成就他们后来很美满的婚姻中起了一点作用。

综上所述，我和吴于厪可以说还是好朋友，但我们在思想感情上的分歧却很大。从学术思想说，他信奉旨在论证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合理性的实用主义，认为信仰和观念是否真实在于它们是否带来实际的效果；理论是一种工具，是否有价值取决于是否能使行动成功；所谓现实，完全取决于它对人们的利益有什么效果。我对这种实用主义的理论十分反感。他好强，总觉得高人一等，但也欺软怕硬。他曾向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在联合国工作时，有一次在家招待朋友，他的夫人陈安丽端着一盘菜从厨房到餐室来，不知什么事情惹得他不高兴了，他眼睛一瞪，陈安丽吓得手发抖，菜盘跌碎了。可见，他们的夫妻关系不是平等的。住在半山庐的时候，有个工学院的教授庆善骙，为人比较老实，他就经常欺侮他、揶揄他。我和他的关系比较复杂，一方面彼此保持一种绅士风度，虽然思想感情对立，但有时在工作和生活上还是互相关心互相帮助。比如我在南京《世纪评论》上发表的几篇文章，都是经过他的推荐的；他的恋爱婚姻生活，我也倾注了不少心力。

不过除互相关心和帮助外，也互相闹矛盾。1948年纪念“五四”运动时，进步学生召开座谈会，把我和他都请了去。他在讲演时，先念了王国维《人间词话》中借用晏殊的几句词：“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接着解释说，一个学者应该有自己独立的见解，有自己高尚的思想境界，不哗众取宠，不在乎人们的吹捧和拍巴掌。显然，他这是在不点名地揶揄我、批评我参加中共领导的各种进步运动。我听了以后，觉得他是以自己之腹度我之心，他把我不惜牺牲性命、全心全意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拳拳之心当做哗众取宠！因此我也针锋相对地发了言，我说，有的人为了理想、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人类的前途做学问、写文章、做讲演，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赢得群众拍巴掌。但是，在他的进步行为和正义之声的激励之下，群众情不自禁地要给他拍巴掌，他是没有必要去反对的，也不会反对。我讲完之后，学生的巴掌拍得更热烈了，并且持续了相当的一段时间。

解放以后，吴于厪“进步”的速度真令人吃惊，他好像转瞬之间换了一个人。解放之后，对我也只表达善意，甚至尊敬，不管是哪里请我去做报告，他总是跟着我一道去……

在地下工作时期，我认识了武汉大学经济系的一个进步学生谢国治，解放后一直有来往，他曾做过武汉市委统战部的副部长，和武汉市知识界的一些头面人物都有来往。有一次，他把我和吴于厪两个人做了比较（我记不清是怎样谈起的）。他说：“刘老师，你有一点就比不上吴于厪老师。他在各种会议上公开发言时，能够很自然地把领导非常想讲而又不好意思讲的话，代他们讲出来。”的确，吴于厪头脑灵活，口才很好，加上有这种本事，所以虽然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受过较严重的冲击外，但总的来说，他一生的处境还是比较顺畅的。

1949、1950年间我离开武汉大学以后，由于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初衷未改，便总是寻机会重返珞珈山，对此，吴于厪一直是支持的。1964年我回到武汉大学直到1993年吴于厪去世，这三十年间，我们一直是亲近的同僚、长期的朋友。作为一位著名的世界史学家，他在学术上取得的成就，我是尊重的，而且是高兴的。但他为人处世的某些作派，我认为有损他作为一个著名学者的清誉，并为他感到惋惜。

关于吴于厪以及我和他的复杂关系，就说这些。现在可以告慰这位老友在天之灵的是：他的第二、第三两代，都是些受过良好教育，能自立于社会的人士。

下面来谈谈黄培云。黄培云是我国著名的金属材料及粉末冶金专家，1917年生于北京，原籍福建福州，193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45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曾任武汉大学教授和矿冶系主任，中国金属学会和中国有色金属学会副理事长，现任中南工业大学教授。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是我国粉末冶金学科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我们是清华同学，但在清华不相识。1946年，他和夫人赵新那回国路过芝加哥，当时清华的陈梦家教授执教于芝加哥大学，其夫人赵萝蕤在芝加哥大学念博士学位，他们有个家，邀请黄培云夫妇、我以及芝加哥大学其他清华校友聚会，我们是在那次聚会中认识的。

回国之后，我们在武汉大学成为同事，经常来往，逐渐建立了感情。黄培云一心治学，对政治不感兴趣。他的夫人是周鲠生校长的干女儿，也在武汉大学执教，夫妇二人在学校颇有人缘。1949年上半年，我在从事地下工作的时候，他和周校长对我都有误解，怀疑我是参加湖北省同乡会的活动，因此他曾受周校长的委托来找我谈心，劝我不要参加同乡会的活动。作为一名地下工作者，原则上对这种怀疑我只能作出含糊的答复，决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但是由于我十分相信他的善良和友谊，我的答复却超越了地下工作者应有的谨慎态度。我对他说：“假如我是为了一种理想呢？”他说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样，他就了解到我是在从事中共地下党领导的进步运动，并且把这一情况报告了周校长。我对黄培云的信任没有错，后来他不独没有做任何使我为难的事情，而且同情我，帮助我。解放前夕，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期，白崇禧派了一连炮兵在武汉大学体育馆前列队示威，便衣特务日夜在校园里逡巡，在这种危险情形下，有时候我不敢回家，就在他家打地铺睡觉。

1952年院系调整时，武汉大学矿冶系调到长沙去成立了中南矿冶学院，他任副院长。起初他的夫人赵新那没有随行，仍住武汉大学。原本他家有四间房子，学校就分了两间给我家，这样我们就成了邻居，经常在一起吃饭，关系亲密，赵新那和我的老伴周世英发展了很好的友谊，直到现在我们仍经常联系，彼此牵挂。1982年，我被邀请到冶金部与湖南省经济委员会在韶山冲合办的行为科学研究班去讲学时，回程路过长沙，曾去他家话旧。最近一些年，培云仙去，赵新那一再来信想旧地重游，我们夫妇也非常希望她重回珞珈山相聚，可惜美梦尚未成真。

三

周明鸂教授是我印象深刻、特别钦敬的一位传奇学者。我有幸和他相识，是因为1947年冬至1948年春，我们一同住在武汉大学半山庐单身教授宿舍的原故。虽然他在工学院执教我在法学院，彼此专业很不相同，但为人治学的态度很相似。政治上，他虽不具体参与政治活动，但他是比较同情共产党的。因此，我们两人关系很和谐、融洽，业余时间常在一起打桥牌、散步和聊天。不过，尽管我们的关系可以说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为什么我在自传里要专门写一写他呢？因为我认为，在我平生所有朋友中，他是一个特别值得令人尊敬的人，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不仅值得我学习，甚至可以为所有知识分子垂范；把他的平生的优秀事迹记录下来，是会大有益于世道人心的。

1909年12月，周明鸂降生在苏北泰县一户书香门第，幼时聪颖过人，从小学到中学，门门功课都名列前茅。1929年，他从扬州中学毕业后，考入上海交通大学，和钱学森同班。大学的功课对他来说比较轻松，他有大量的时间博览群书。

1935年仲夏，他和钱学森一道乘美国客轮“杰克逊总统号”赴美留学，先在密歇根大学攻读结构工程研究生，一年后获得硕士学位。第二年转到伊利诺依大学，1938年获理论与应用力学硕士。接着，他又回到密歇根大学，于1940年获应用力学博士学位，并任密歇根大学工学院航空工程系讲师兼研究员。在这里，他遇见了后来的妻子叶蕙兰。叶女士是广东台山人，1936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38年获留美奖学金到密歇根州立大学学习，两年后获“巴巴奖学金”，转到周明鸂所在的密歇根大学生化系。在美学习期间，她获得过七把只有在整个学期各门功课全优的学生才能获得的学校奖励的“金钥匙”，他们两人相识不久即坠入爱河。

1942年，周明鸂接到钱学森的信，说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冯·卡门（Theodore von Kārmān）教授同意邀请他去加州理工学院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任客座研究员，得到叶女士支持后，他就去了加州理工学院。在那里，他还到美国道格拉斯飞机厂任应用力学工程师，旋升高级工程师，参与设计了冲击式超音速飞机，一干就是五年。在此期间，他和钱学森、郭永怀、钱伟长等曾在卡门教授家的学术沙龙里倾听过爱因斯坦等科学巨匠的学术讲演，大大开阔了学术视野。

周明鸂和叶蕙兰具有很强的爱国思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们计划放弃在美国的优越生活和黄金般的前途，回国服务。美国联邦调查局对一直不肯加入美国籍的周明鸂总是不放心，接二连三地找麻烦。1947年初，周明鸂下班回到寓所，发现书籍和生活物品零乱地散落地上，箱子也被打开翻过。这种侮辱性的抄家搜查，深深刺痛了他的自尊心，他下定决心回国，正好叶蕙兰接到上海江湾国防医学院的聘约，他们俩商量好，2月中旬结婚，然后以新婚夫妇探亲名义申请回国。然而，回国并非易事，不仅有特务的盯梢和阻拦，买票也颇费周折，最后是通过房东老太太在船上工作的弟弟，才买到了票。

回国之后，周明鸂得到国民党当局的高度重视，但是他认为当时国民党的专制统治腐败透顶，在国民党政府统治的机构中不可能做出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业，恰好有老同学来信邀请他去武汉大学，他便同妻子话别，只身来到珞珈山。他对教学工作非常认真，教学效果非常好，深受同学们的欢迎和领导的重视。

1949年5月武汉解放，他和已调到武汉的妻子高高兴兴地迎接了解放军进城。1952年，他根据周总理签署的调令，被调往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他在该院受到高度的重视，被任命为教师协会的主席，并在开学典礼上代表全体教师讲话。1970年随校南迁，直至1978年任长沙工学院教授。1978年该院改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后，他兼任副校长和应用力学系主任，后改任航天技术系教授。

总之，作为一个功底深厚的著名固体力学家和教育家，在1947至1952年间，他提高和丰富了武汉大学的固体力学课程设置和教学，还参与了国家和湖北省的一些基本建设工作。从1952年起直至逝世，他长期致力于应用力学和航空航天技术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为军事工程技术院校创办和发展了工程力学专业，对军事工程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1988年经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简称国防科工委）批准，他荣立了一等功，1991年，他参加了国防科工委召开的“双先会”。

综观周明鸂的一生，他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一次又一次作出了选择。在某些人看来，他的选择多少有点“冒傻气”。比如，假使他留在美国不回来，或者回来以后又回去；或者不选择在需要保密的军工学校从事教书的职业，而是走钱学森的道路，那他的人生就是另一种风景了。不仅如此，他的其它许多次选择，都出乎人们的意料，使得人们称他为“怪老头”。比如，从1952年应聘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起，到1996年在国防科学技术大学逝世止，他不断在教学和科学研究中作出突出成就，一直受到领导的高度重视，但他对生活条件是怎样选择的呢？以住房为例，他没有像有的人那样住星级宾馆、豪华别墅。在哈军工草创时期，他一家四口人，两个一级教授，却挤在一间十多平方米的“鸽子笼”里；后来学校住房条件改善了，分给他两套四十多平方米的住房，他和妻子却坚决只要一套。1991年10月，《家庭》杂志记者陈晓东到他家采访，发现他家住房虽然更宽敞，但几间房子里，除书房挤满书籍外，其它几间都是空荡荡的，除一台十四英寸彩电和一个单门的“雪花”冰箱，几乎再无其它值钱东西；他的床还是军队发的铁床，其铁管上的漆已脱落；床头一个卡式台灯，黑不溜秋的，据说是上世纪二十年代产品。两个美国带回皮箱立起，上搁一木板，作为书桌。客厅沙发是木头把的简易产品，一个橱柜则是小女儿淘汰了的。以服装为例，他的夫人平时穿戴完全不像一个一级教授，却像一个保姆。1990年3月逝世后，家人整理她的遗物时，竟然翻不出一套像样的衣服为她送终，只好临时做了一套新的。周明鸂也从不计较服饰。1982年我路过长沙，和黄培云教授一起去拜访他时，他穿一身很旧的黄色军服，完全显不出一个国防科学技术大学的副校长的架子。1991年10月，记者陈晓东在国防科技大学一年一度的阅兵典礼主席台上会见他时，他穿着一身老式的的确良军服，与台上将军们、校官们金光闪闪的穿戴相比，显得那么“渺小”。

对待名的态度，周明鸂是怎样选择的呢？沽名钓誉，与他无缘。他一生撰写了那么多重要的、优秀的讲义、教材、论文和专著，由于需要保密，能够公开出版的不多，他处之泰然。他从事教学工作四十余年，给学生审阅、修改的论文、译著达数百万字，有时是大段大段地重写，同学们要求他共同署名，他坚决拒绝。他多次不接受采访。1991年7月，湖南电视台准备为他拍一部专题片，不知他发了什么神经病，竟将前来拍片的摄制组从家里轰了出去。

对待钱财的获取和使用，他选择的是什么态度呢？从他掌握的知识技能和工作能力来说，无论是在美国和中国，他要找一种报酬十分优厚的工作，或创建一种发财致富的企业，并非难事，但他没有走这条路，而是靠教学和科研来取得工资和稿费。而且作为一个学者，人们认为合法的收入，他也拒不接受。比如参加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按国家规定是有报酬的。但他认为既然拿了工资，就有义务参加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于是就拒绝领取参加研究生论文答辩的报酬，因此他的收入是有限的。在这种有限收入的使用上，他的选择也异于常人。他不是用来改善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水平，而是一次又一次地捐献给灾区人民和生活贫困的人们；究竟用钱多少，谁也说不清。1964年，他到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看到社员饮水困难，他就悄悄拿出一万五千元，帮助他们打了一口井。1987年，他和妻子商量，将多年省吃俭用积存的十万元人民币捐给学校，作为研究生的奖学金。

对待子女的态度，他又是怎样选择的呢？周明鸂夫妇对待两个女儿周兴武和周兴汉的态度，有的人甚至认为有些“残酷”。“文化大革命”中，两个女儿都去了黑龙江建设兵团。后来，别人大都找关系让子女回城了。以他的地位，他找关系并不难，但他却让两个女儿长期留在团里，靠自我奋斗找出路。后来，大女儿兴武考取了大学，小女儿兴汉靠招工才回了城。大女儿在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毕业后，同事建议他让女儿留校，他却让女儿服从组织分配，结果分配到湖南邵阳县大山沟里的一个“三线”厂呆了多年，丈夫支援西藏去了，自己一人带着孩子在那里苦干，回一趟长沙很难。但是，他始终不肯利用自己地位和声望将她调回长沙。他们夫妇在国外亲戚朋友很多，帮助两个女儿出国学习或工作并不困难，但他们也没有这样做。

综上所述，我说周明鸂、甚至他们夫妇像蜡烛一样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并非过誉。我曾经有过这样一位高尚友人，也是非常值得骄傲的。

张培刚也是绝不应忽略的一位友人。他1913年出生于湖北省红安县，1934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后来考取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1941年进入哈佛大学学习，1945年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获得哈佛经济学科最高奖：威尔士论文奖，而且是获此荣誉的第一个中国人。后来，这篇论文还被认为尊定了发展经济学的基础，他成为发展经济学奠基人之一。1946年回国后，他任武汉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兼经济学系主任。我1947年留美归来，就是由他推荐被聘为武大经济学系副教授的（后升教授）。解放以后，1953年他被调往新建立的华中工学院，在建院工作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后来该院陆续发展，到2000年扩大为华中科技大学。张培刚任该大学经济学院名誉院长兼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此外，他还兼任中华外国经济学会名誉会长，中美经济合作学术委员会中方主席。他的主要著作，除博士论文外，还有《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通论第一卷：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发展经济学往何处去》、《新发展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发展》和《微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

四

下面谈谈周崇经。他是湖北鄂城人，字子纶，是我湖北省立武昌高级中学同学，低我一学年，1936年和我一同考入清华大学。在高中时，彼此相知，但无往来。同学们传说他幼年丧父，家境贫寒，靠寡母当保姆抚养成人，但他聪颖好学，读书成绩特别优秀，不仅理科好，旧学也颇有根柢，能写些颇有水平的古典诗词，深受国文老师赏识，经常得到他的资助。照道理，他比我更穷，是应该报考清华公费生的；而且，如果报考公费生，他也会被录取，因为他被录取的名额还在我之前。但是，由于他有那位国文老师的资助，他并没有冒险报考公费生。不过，虽然他不必像我那样去冒孤注一掷之险，得失相较，我认为他的所失，是比他的所得更为巨大的。他的思想志趣被那位国文老师误导，闭目塞听，认不清时代脉搏，总是逆潮流而思而行。

另一件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婚恋趣事。作为一个学术水平颇高的著名大学的教授，他是具备被女性选择的基本条件的。但他却迟迟找不到对象。论他的形象，没有明显缺点，甚至够得上端正，但上面往往笼罩着一种穷少年留下的自卑、拘谨甚至猥琐的霉气，使得他举止笨拙，语言乏味；既不参加运动，也不会跳舞，完全缺乏一般年轻教授们的幽默感和潇洒风度，因而不仅引不起女性的爱慕，反而引起她们的不屑甚至反感。1948年春天，珞珈山桃花盛开的时节，我同情他，曾为他介绍一位姓王的远房亲戚。她形象属中上等，又在银行工作，条件不错，在选择对象的问题上高不成低不就，成为一个大龄女青年，有意于珞珈山上的单身教授。但是，在我邀请她到半山庐、东湖岸、桃花园和几位单身教授游览、聊天之后，她却看上了吴于厪，对周崇经一点也不感兴趣。

年龄越来越大，由于生理上的强烈需要，周崇经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他顾不上教授的尊严，往往在课堂上长时间注视着漂亮的女生，以至失态。同学们起哄，学校感到为难。最后，他只好辞去了武汉大学的教职。

然而，周崇经教授的晚景还是很好的。他后来去了东北工学院，在那里找到一位贤妻良母式的伴侣，两人相濡以沫，琴瑟和鸣，婚姻幸福。在业务上，曾以教授身份兼任微波理论教研室主任，编著（有合作者）有《现代通讯选论》一书，由东北工学院出版社于1992年出版。他还曾被选为辽宁省和沈阳市的电子学会的副理事长，被人称为电子学和通讯工程领域的专家。

和周崇经同病相怜过但晚景却不幸的是工学院庆善骙教授。比较起来，庆的学力远不及周，仅能应付教学；形象同样猥琐，更不善修边幅；没有业余爱好，了无生活情趣。他住在半山庐，除同桌就餐外，不与人来往，好像半山庐不存在他这个人一样。他不关心人和国事，但也不存害人之心，不懂权谋诡计，多少有点天真。除教学工作外，他的主要精力和时间，都用于追求到一个自己滿意的异性终身伴侣。这本是很正常的事，但遭到许多人冷嘲热讽的是：他完全不顾及自己具有的对谈恋爱很不利的一些条件，不自量力地勉强去追求那些具有优越条件的女学生，活活表现为一个“想吃天鹅肉的癞蛤蟆”。外文系有个姓陈的女生，形象秀丽。她的父亲是外文系一个受人尊敬的教授，她有个帅哥男友，是全校学生音乐团体负责人。在一般人看来，对这样一个优秀女学生，他是想也不应该想的。但他竟出乎所有人意料，恬不知耻地亲自到陈教授家去求婚。陈教授为人厚道，没让他太难堪，但当然不会满足他的无理要求。他在武汉大学，始终是个鳏夫。1952年院系调整，他分到了华中工学院，我们无往来，只听人传说，他因在报纸上征婚，得到一个四川女青年响应，总算成了家。但没过多久，她就骗得他所有积蓄，捲款潜逃了。他落得个人财两空，老境凄凉。

中文系五老我无缘相识，而且由于几年来我潜心研究中国的儒学统治，对中国旧社会读书人脱离劳动、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为人处世之道颇为反感，认为他们的学问与国计民生无补，偶有闲言。多年后反思，觉得有些过左。实际上，他们对于维护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比如刘博平之于小学，刘永济之于中国古典文学和词学，黄焯之于训诂学、经学、音韵学、古代文学史，席鲁思之于经史，都是作出过重要贡献的。此外，他们的一些轶事，也值得提一提。比如，刘博平先生治学勤奋过人的故事颇为人称道。即使在桑榆晚景时，他仍然每日凌晨三时即起床，写作至七时半早餐后才稍事休息，闭目静躺一两小时后又伏案工作，下午则练习写字。刘永济先生任长沙明德中学教员时，在该校濒临解体之际，曾将自己长期积累起来准备留学三千银元捐给该校救急。好人得好报，1924年他结识了黄惠君女士。黄是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院高材生，时任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文化素养深厚，情趣高雅，会唱京戏，善于鉴赏诗词，是当时长沙女中豪杰，两人一见倾心，旋即成婚。由于刘先生当时只是个普通中学教师，长沙一小报竟以《黄惠君女士下嫁刘永济先生》为题报道这桩婚事。后来，黄女士辞去公职，回家佐夫，对刘先生学术成就作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黄焯虽信佛，但喜吃狗肉和野味，是当时汉阳鹦鹉洲堤上“野味香”小餐馆的常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