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８５—１９９８年日本的藏族史研究

[摘要] 1985—1998年日本的藏族史研究，主要侧重于历史与宗教方面，特别是重在元明清三朝藏族史的研究，多利用汉藏文文献史或蒙文与满文历史文献以及其他文献资料进行研究。

[关键词] 石滨裕美子；福田洋一；日本藏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 K281(3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57(X)(2006)04-0111-10

1999年日本学者石滨裕美子在《亚洲研究动向》(Asian Research Trends，罗福·W·吉伯译)上发表了题为《1985—1998年日本的藏族史研究》的文章，对1985—1998年日本藏学界关于西藏历史方面的研究进行了概括(附录1985—1998年日本学者的研究著作与论文成果目录)。同期的《亚洲研究动向》上还刊登了福田洋一撰写的题为《1984—1998年日本的藏传佛教研究》的文章，该文与前者形成姊妹篇，对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20世纪末日本在藏族史与藏传佛教两大领域的藏学研究状况进行了分析与总结。Ishihama Yumiko：Japanes Research on Tibetan History， 1985-98.Originally written in Japanese；translated by Rolf W.Giebel.Asian Research Trends.P19-33.又Fukuda Yoichi：Japanese Research on Tibetan Buddhism，1984-98.Originally written in Japanese；translated by Rolf W.Giebel.Asian Research Trends.P1-18. 1999.

从时间上看，石滨裕美子与福田洋一的两篇介绍文章，正好同山口瑞凤与松本史朗于1986年发表在《日本亚洲研究》刊物上的同样性质的两篇介绍文章——《1963—1973日本的藏学研究》(山口瑞凤)和《1973—1983日本的藏学研究》(日)山口瑞凤著，诺布旺丹､巴桑卓玛译：《(1963—1973)日本的藏学研究》[A]，(日)松本史朗著，诺布旺丹､巴桑卓玛译：《(1973—1983)日本的藏学研究》[A]，同时刊登在《国外藏学动态》(内部刊物)第五期，第70—73页，第74—79页。成都，1991年。，在年代上相互衔接，由此，这一系列介绍文章，囊括了自20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末近40年来日本藏学研究的状况。所不同的是1984年以后的日本藏学研究概述，明确将历史与宗教两部分分开叙述，石滨裕美子阐述藏族史部分，福田洋一阐述藏传佛教部分；而在1984年以前，山口瑞凤与松本史朗早年对日本藏学研究的总结，则是将历史､宗教､语言三个领域的研究放在一起阐述的。在历史与宗教这两大领域的研究上，1985—1998年这个阶段，都有明显的增幅。无论是研究成果的数量，还是参与研究的人数。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尤其进入到90年代以后的日本藏学界，在藏族史的研究上显示出几个比较突出的特点：一是早期(1963—1983)学术影响较大､著述甚丰的藏史学家山口瑞凤､佐藤长等，除在80年代后期主编了几部重要的藏学论文集外，影响已明显减弱，而新的一批中青年学者以较强的实力成为这一领域的中坚力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活跃在这一领域里的是两位日本女性学者——石滨裕美子和乙坂智子，两位女性学者自80年代后期便开始不断发表学术论文，成为藏族史研究中两位成果最为丰厚的学者。二是8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学术界对藏族史的研究重点，似明显由早期的吐蕃史转向元明清三朝藏族史的研究。我们知道，山口瑞凤与佐藤长都是研究吐蕃史的专家，他们利用藏汉文历史文献，对赞普世系､吐蕃时期有影响的重要氏族以及吐蕃王朝史等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而在80年代中期以后，新的一代研究者则开始把他们的目光集中在元明清三朝，他们的研究也主要以西藏与元明清三朝中央政权的关系，以藏族与汉族､蒙古族及满族的政治､宗教关系的研究为主线，这应该是80年代中期至20世纪末期日本藏族史研究的一个新的特点。三是这一时期的研究者多有较强的语言功底，他们除了继续利用藏汉文史料文献作为研究的基础，还从蒙文､满文的史料文献中挖掘寻找资料，扩展他们研究的视野。不过，这一时期的研究，以著作形式出现的成果并不多见，大部分研究成果主要以论文形式发表在各个相关刊物上。可能由于论文发表相对比较分散的缘故，近年来，中国国内对日本学者的藏学研究，也相应地缺乏整体的认识。

本文主要根据石滨裕美子的英译文本编译而成，希望能够对认识日本藏学研究的现状有所帮助。

一､日本藏族史研究的特点与基本分类

石滨裕美子在前言部分，首先提到了藏族史研究中的一个基本特点：藏族历史在发展过程中和周边的民族与国家存在着不同层面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她说：“涉及到西藏历史的领域，人们便不能忽视来自印度､中国汉族与蒙古民族这三个地区与国家对西藏所产生的影响，尤其是汉人与蒙古人自13世纪以来，在经济与政治方面对西藏所施加的重大影响。在汉人与蒙古人皇族与西藏的宗教领袖之间始终保持着各种层面的施主关系，而由蒙古人与汉人赠送给西藏的大量财富，也直接促进着诸如寺院建设或大藏经等宗教活动的展开。更有甚者，基于这样一种关系，一旦西藏社会内部出现什么事端时，蒙古人和汉人的军队还会进入西藏。”

石滨裕美子指出，也正因为有这种诸多层面的关系，因此在西藏历史的研究中，学者们不仅可以利用藏文的文献史料，还可以利用汉文与蒙文的文献资料；当中国进入清王朝时期后，由于满族统治了中国，满文文献也成为不可或缺的文献资料来源。

石滨裕美子认为，日本学者在藏学领域里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研究者相比较，具有语言方面的优势。日语属于一种比较独特的粘着语，但在语言结构上与阿尔泰—通古斯语系有明确的同构性；而在另一方面，日文在其文字书写上，历史上又长期采用的是汉字系统，因此对于日本的研究者而言，熟练地掌握汉文､藏文､蒙文与满文的文字系统，本身并不是很困难的事。所以，日本的研究者往往能够利用藏文､汉文､蒙文及满文的文献资料，进行他们的研究，这应该是日本藏学家们的一个传统优势。

基于日本学者在语言上的优势，石滨裕美子在阐述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20世纪末期日本藏族史研究状况时，也是以学者所使用的语言文献为基础，将其研究分成三个大块：一､利用汉文文献对藏族史的研究；二､利用蒙文与满文文献对藏族史的研究；三､利用其他文献资料对藏族史的研究。

石滨裕美子认为，既然藏族史的发展中存在着来自若干个外部国家和地区的影响，那么，研究西藏的历史是可以从两个方面逐渐靠近它们并深入了解它们：一个是从外部的角度对其观察之；再一个就是从其内部的角度对其进行阐述。从外部进行观察的方法，意味着研究者可以从蒙古族､汉族､满族的角度看西藏，也就是说，可以通过这些民族的文献史料来观察藏族史的发展以及西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问题。从内部观察的方式，则是直接聚焦于西藏社会的内部结构及特点，如宗教长期对政治生活的浸透，同时从藏族史自身的发展也可以看出满族､蒙古族和汉族的政治是如何影响西藏的。石滨裕美子认为，乙坂智子和中村淳这两位学者所采取的便是前一种方法，而她本人采用的则是后一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