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拓荒者

1895年12月7日，蒋廷黻出生于湖南省宝庆府邵阳县(今属邵东县)一户小有资产的农民家庭。蒋家除务农外，还在靖港开了一间经营铁器的店铺，由他的父亲与二伯父轮流掌管。6岁时，蒋母去世，继母是一位富有的寡妇，对他与哥哥颇为照顾。因此幼年的蒋廷黻既是不幸的，也是幸运的。

蒋廷黻4岁启蒙，6岁入私塾正式接受旧式教育。11岁时，他在二伯父的坚持下进入长沙明德小学读书，不久又被送进湘潭的益智学堂学习。益智学堂是美国长老会创办的教会学校，他耳濡目染，并在最后一学年受洗，成为基督徒。受校长太太林格尔夫人的影响，17岁的蒋廷黻带着四处凑来的钱于1912年只身赴美，开始了他长达11年的留学生涯。初到美国，由于所带的钱物有限，他不得不半工半读，在密苏里的派克学堂完成中学学业。1914年，蒋廷黻进入俄亥俄州的欧柏林学院主修历史，1918年取得文学学士学位。大学毕业后，他应基督教青年会的征召，赴法参加法军华工服务。1919年夏，蒋廷黻回到美国，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他最初进了新闻学院，后改修政治学，但最终仍然选择了主攻历史，师从著名政治社会史教授卡尔顿·诲斯。1923年，他以《劳工与帝国：关于英国工党特别是工党国会议员对于1880年以后英国帝国主义的反应的研究》作为博士论文，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

同年，28岁的蒋廷黻受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之邀，回国任教。他创建了南开大学历史系，并出任历史系主任兼文科主任，成为南开史学的奠基人。这一时期，他本人也开始在史学界崭露头角，为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做了许多基础性工作。1929年夏，蒋廷黻应哥大校友罗家伦之聘，担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在他的努力下，清华大学历史系的教师阵营达到全国一流水平。期间，他完成并出版了《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发表了《琦善与鸦片战争》等一系列重要的学术论文，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此时，他作为中国近代外交史专家的学术地位已被公认。

尽管蒋廷黻的教学生涯只有短短11年，但他对近代中国的高校教育与史学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当时的学界曾以主张史学改革而著称。他提出了许多新的教育思想与教学理念，为南开与清华两校的历史系新课程体系的建立打下了坚实基础。他倡导通才教育，提倡学以致用，鼓励学生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和调查活动，这一切在今天仍然具有借鉴和指导意义。

史学教育的奠基者

蒋廷黻一直倡导通才教育。他就读于欧柏林学院的4年里，除了主修历史以外，还选读了多门自然科学课程。因此在南开任文科主任时，他也鼓励文科学生学习生物、物理、化学、数学等自然科学知识，甚至包括学习一些实验课程，以培养、训练学生清晰的思维和科学的态度。执教清华期间，他也要求学生全面发展。蒋廷黼通过对课程设置的重大调整来鼓励历史系学生选修政治、经济、地理、社会学、心理学、哲学、文学与外语等多种外系课程。这对于开阔学生学术视野，了解其它学科发展状况，多层次、多角度观察历史的复杂性和整体性，形成跨学科优势，从而培养出新式的历史学人才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也是他创新史学、力图让这门古老的学科更加科学化和现代化的具体体现。

在课程设置上，他尤为重视外国史。除去其本身的研究价值，更因为当时中国早非闭关锁国的年代，研究各国历史不但有助于了解世界，更能为我们提供许多值得借鉴的东西。他不但向国内介绍了西方历史的研究方法，而且积极吸收欧美最新的科学资料和研究成果。他在南开大学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构建了西方史学的课程体系，其中包括“西洋通史”“英吉利通史”“美利坚合众国通史”“一百五十年来之欧洲”“近世欧洲经济史”“欧洲外交史”“中国外交史”等一系列课程，受到学生的热烈欢迎。进入清华后，在他的努力下，历史系每年开设的课程中，外国史就占了一半。在历史课程的具体设置上，蒋廷黻也并非照搬美国高校。他从地缘方面考量，突出了日俄的历史，而非偏重于英法。出于学习外国史的需要，他鼓励学生多学外语，并在学分上做了相关规定。因此，许多清华大学历史系学生毕业后都能使用3～4门外语。

尽管蒋廷黻留学多年，受美国文化影响颇深，但他仍然反对照抄西方教育模式。他认为教育应以中国的实在需要为基础，创造一个适合中国需要的教育制度。中国的教育应当是：不要偏传统，而要重现代；不要偏外国，而要重中国；不要偏书本，而要重实际；不要偏技术，而要重全面。这就要求国内大学改革西方课程在社会科学学科中占统治地位的现状。而留学归来的教授们除了教授西洋知识以外，还应研究和探索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与历史。与此同时，为了改变不少中国史家和教授只知治史书而不知治历史的通病，蒋廷黻做了大量工作。在教研方向和方法上，他主张“结合时代，革新传统”。在南开和清华教书时，他引进了新的史学研究方法，倡导口述历史学和社会调查，努力探寻历史直接服务于社会的途径，为建立中国现代历史学做出了积极的努力。

蒋廷黻在教学人才的培养方面也有重要贡献。他就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时，在师资上也进行了重大改革。针对留美归来的教授无法开设中国史课程，而老教授又常常只精于版本学与训诂学的问题，他引进了雷海宗、张荫麟等一批新人。他给这些年轻教授提供参考资料、配备助理人员，要求他们能在两三年的时间里做好开新课的准备。同时，他也积极鼓励与推荐优秀的青年老师出国深造，如王信忠、朱谦云、邵循正等。经过蒋廷黻的努力，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师资水平超出了同时代的其他大学。

蒋廷黻认为教育是铸就现代知识分子的重要途径，其目的在于造就现代人。现代人应具有现代人的文化、意志与体格，而不是在传统教育体制下产生的舞文弄墨、体格不健、与民情隔膜的士大夫。由于深受传统经世致用学风以及其师祖鲁滨逊新史学观念的影响，他强调学以致用，认为学生学到的知识应该要能够为社会服务，对社会有所贡献。他批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脱离民众与社会生活，反对学生死读书、读死书，告诫他们要重视社会经验。他曾亲自带领南开经济史班的学生去调查八里台村的村史和裕源纱厂工人生活史，并在社会调查过程中向他们传授调查研究的方法。20年代后期，在蒋廷黻等人的倡导和推动下，社会调查成为南开的一项正式教学制度。他还组织学生利用课余时间翻译欧美社会科学著作和欧美刊物中有关的学术论文，以培养和提高他们的能力。其导师的著作《国家主义论文集》就曾被南开学生翻译，蒋廷黻亲自作序并推荐到上海教育书店出版。

蒋廷黻对当时的大学教育还提出过许多其他的看法，例如，他重视体育，反对大学教授因经济问题忙于兼课，不赞成学生只重视笔记而忽略自己的思考等等。尽管时代不同，但这些见解对我们现如今的教育仍旧不无裨益。

书生意气　赤子之心

蒋廷黻自小在教会学校接受教育，而后去国十一载，无论是思想上还是生活方式上都已经美国化。尽管如此，他仍然时时关注着祖国的命运。1918年，他结束了在欧柏林学院4年的大学生活后，立刻奔赴法国，为在法军服役的大批华工服务。不久国内爆发五四运动，当时正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蒋廷黻兴奋异常。九国会议在华盛顿召开时，他是“中国留美学生华盛顿会议后援会”的活跃分子，担任后援会英文刊物的编辑，秉承五四运动中“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宗旨积极活动。在南开教书时，他也常常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甚至对学生抵制日货的运动提出具体的建议，例如征收日货所有人的爱国捐，用捐款建立工业研究机构，以期从根本上提高国货质量，与日货竞争。“九一八”事变后，他与胡适、丁文江等人创办了《独立评论》，目的在于“讨论并提出中国面对的问题”。

蒋廷黻的爱国热情也体现在他的学术研究上，他研究近代中国史及外交史的宗旨就是为了了解帝国主义如何侵略中国，并在总结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力图找出中国摆脱“中古”状态，建立“近代的民族国家”的途径。受“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他一生都力求利用自己在西方学到的知识来了解中国的国情和解决中国的问题。他后来走上书生从政的道路，正是为国家服务这一使命感的具体实践。

蒋廷黻治学严谨，学识渊博，颇有辩才。但他为人耿直，厌恶逢迎，即使从政以后也常常毫不留情地评判政务得失与政治腐败。而对社会国家有益之事却总是不计得失，常常利用职务之便，对学术事业给予特别的扶植和保护。在学术、文化和教育建设方面，他也提出过许多积极的建议。

身为中国近代史与中国近代外交史的拓荒者，蒋廷黻在学术研究中眼界开阔，见解独到。他晚年曾打算撰写一部中国近代史的传世之作，但尚未动笔，便于1965年病逝于纽约，享年70岁，这不仅是他的遗憾，也成为中国历史界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