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石：坦然研究蒋介石

寒风凛冽的日子，王府井附近的东厂胡同里一派清净。76岁的杨天石，一大早就来到位于此地的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在不足30平方米的办公室里，他与本刊记者说起有关历史研究的种种经历。

说到激动之处，杨天石每每起身，从摆满一屋的书架上迅速找出史籍，准确翻到一处作为印证。这似乎秉承了他的一贯态度：“可以反对我的观点，但你不能推翻这个史实。”这就是以精确于史实的治学态度在史学界著称的“杨公”。

对杨天石而言，没有新史料，就不会有新观点。如今，在涉足辛亥革命研究五十余年后，他才凭借新的史料，出版了《帝制的终结》一书。

在杨天石的治史领域中，当下最受社会关注的是蒋介石研究。2006年3月，寄存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的《蒋介石日记》的手稿本开放，他受邀成为最早的读者之一。而实际上，他研究蒋介石日记前后已经30余年。

到2012年4月5日，蒋介石去世已37年。此前一段时间，一些出版界人士找到杨天石家中，建议他尽早撰写一部蒋介石传记，但杨天石却始终未动笔。问及缘由，杨天石告诉本刊记者：“很多蒋介石的资料还没仔细看，很多问题还没仔细研究，所以还没写。”

“柔软”的诗人进入近代史研究所

1955年，杨天石考入北大中文系，希望经由新闻记者的道路成为文学作家。他写了《我走了故乡》等两首诗歌，准备加入北大诗社，结果北大团委审稿后认为他的诗作太过柔软，缺少钢铁般的精神和情感。

沉浸美学的杨天石，1960年毕业时被分配至北京八一农业机械学校教书，那是个培养郊区拖拉机手的训练班。1962年1月，该校下马，杨天石调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任教。次年与同窗学友刘彦成共同完成《南社》一书的写作。中华书局于1964年将此书排出清样，因“文革”毁版未印。然而，未能出版的此书却令杨天石得以与近代史，尤其是以后的蒋介石研究结缘。

1970年代初，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恢复业务，承担了编撰中华民国史方面书籍的任务，需要研究南社，近代史所领导决定邀请杨天石兼职参与编写《中华民国史》书目。

杨天石一口答应，因为近代史所有太多他想看的资料。此后，他每天等北师附中的课一结束，就骑着自行车，赶去近代史所。当时近代史人才稀缺，一位研究员将其负责的中华民国史两章中的一章交由杨天石完成。到1978年4月正式调入近代史研究所，杨天石已经不拿一分钱工资，给近代史所打了4年多的临时工。

“刚进入近代史研究所的那个阶段，可说是民国史研究鼎盛的时期，因为民国史1950年代就列入了国家规划。到1970年代初，周恩来总理在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上又再次提出修民国史这个任务，并交给了近代史所。”杨天石说。

意外发现蒋介石日记

历史学上长期存在一个争论：“以论带史”还是“论从史出”。杨天石持第二种意见。对他而言，在历史学的大楼中，史料是基石，没有扎实的资料，历史学是建在沙滩上的。没有新资料，绝不发表新文章，是他给自己定下的原则。到了档案馆或资料馆，他总是尽力要找没人看过的资料。

1990年，杨天石到纽约访问，一见到哈佛燕京学社馆长就说：“我知道你们这有很多资料，但是大家都看的我就不看了，你们这有没有未看的民国史资料。”馆长答说：馆里有胡汉民的书信、电报，没人看过。杨天石一听，当即决定“就看这个”。

杨天石在哈佛的访问时间只有两周，胡汉民资料搬来一看，竟有几十大本，其中包括胡汉民想用军事行动推翻南京国民政府的内容，涉及反蒋风潮背后有胡汉民因素。这些意外读到的资料令杨天石大喜过望，他整天在馆里摘录不停，午饭也不出门，回国后写了3万字的研究文章《胡汉民的军事反蒋行动》。

从鲜有人仔细读的史料中找到新发现是杨天石的传统。早在1985年，杨天石就用这个方法在日本外务省档案中发现一个“秘密”，在那里保存的毕永年日记中，杨天石读到了康有为曾派毕永年到袁世凯的军队里，准备等袁世凯到颐和园见慈禧时，趁机刺杀慈禧的内容。

通过其他史料的佐证，杨天石确定日记中记载的内容可以采用，因此发表了《康有为谋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确证》，该文引起了戊戌变法研究领域的一次震动。

对蒋介石日记的执着研究也是这样。1982年，杨天石在近代所的研究重点转向蒋介石。某天，他在位于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资料，档案馆管理员在给杨天石取资料的过程中，突然从一堆资料里掉出一卷日记。虽然上面没有名字，但杨天石粗一看便判断与蒋介石有关。这卷日记是分类摘抄本，包括党政军事等内容，并非日记原本，但杨天石从中看到了蒋介石少年时代的老师、以后智囊秘书之一的毛思诚的字迹。

毛思诚1925年4月任黄埔军校秘书处少校秘书，此后十多年一直在蒋介石身边，蒋介石曾把44部日记、手卷、毕业文凭、公牍等都交由毛思诚保管，毛说那是“外间所不克见，而为历来珍秘之故楮”。

“文革”期间，宁波“红小兵”把毛思诚宅邸的墙砸开，发现了砌在里面的上述资料。这批档案幸未被毁，从宁波送杭州并经由公安部被送到第二档案馆保存。

从毛思诚家的抄家清单在杨天石的眼中成了一份蒋介石研究目录。1988年，他发表了第一篇蒋介石研究的文章《中山舰事件之谜》，指出“中山舰事件”并非蒋介石的阴谋，而是国民党右派的阴谋，蒋介石是误信谣言。蒋介石曾在“中山舰事件”后说过大意为“现在不能讲真相，等我死后看我日记”的话。而有关日记终于在事件发生的60多年后展现到了研究者面前。

胡乔木读了《中山舰事件之谜》，称之为“有世界水平的文章”，号召研究党史的人学习。

从那以后，杨天石沉浸于蒋介石日记，发表了许多蒋介石研究的论文。随着研究的深入，杨天石发现第二档案馆保留的资料有缺憾，那就是蒋介石日记只保存了1931年之前的，此后的年份缺失。2002年以后，他去台湾寻访，在那里发现了蒋介石日记的五种摘录本，通过这些资料，他所研究的蒋介石日记推进到了1942年。

从台湾“党史馆”调“机密文件”

为了找资料，杨天石去台湾已经十多次。“印象最深的是前两次”，他告诉本刊记者。

“第一次去台湾的时候参观过‘国史馆’蒋介石档案，但馆长只给我们看了装蒋介石档案的箱子。直到第二次去才开放档案，允许看。”杨天石说。

第二次从台湾回大陆，杨天石带了两箱资料。到北京机场，海关检查人员对这一大堆资料发生了怀疑。“问我这是什么，我说是台湾的资料，我当时出去是去台湾、美国和俄罗斯搜集编写抗日战争史的资料。海关官员说，你这个问题我们还没遇到过，一下扣了我十几本书。”杨天石回忆说。

对被扣下的《台湾义勇队在大陆》，杨天石解释说，台湾义勇队是在大陆抵抗日军的组织。海关官员答，“我不懂，得送审”。

两个星期后，海关方面的人员将被扣的大部分资料还给了杨天石，道歉说：“我们的工作人员知识不够，请你原谅”。

流产的合作计划

海内外的蒋介石研究者中不乏著名的中国近代史专家，比如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教授汪荣祖。2004年，汪荣祖与台湾学者李敖合著的《蒋介石评传》出版发行。

在此书出版前，学术圈内流传着一个说法：汪荣祖曾提出两岸三地合作，共同撰写《蒋介石评传》，海外是汪荣祖，台湾是李敖，大陆是杨天石。结果没合作成。

本刊记者就此事向杨天石求证，杨天石表示，“确有此事”。他透露汪荣祖是自己的好友，1990年代，杨天石赴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汪荣祖是邀请人之一。两人因为讨论戊戌变法而相识相知，访问期间，杨天石还在汪荣祖家里住了十多天。

当时，汪荣祖提出合作撰写“评传”，作为相知甚厚的老友，杨天石开始的时候同意参加。“为什么最后没有参加呢，原因是他们写得比较快，我的写作原则是掌握了所有我认为必须掌握的资料后才动笔。当时很多蒋介石的资料我还没看，我写得太慢。”杨天石说。

虽然这次合作流产了，但杨天石并不觉得惋惜。当时《蒋介石评传》刚一问世，一位台湾的朋友就打电话给杨天石说：“幸亏你没参加，参加了你也不能跟他们合作。他们书的基本观点和你有很大区别”。

很快，杨天石收到了这本未能参与的作品，“一看《蒋介石评传》序言，我就对作者的心态了然了。‘我终于结束了蒋介石，我也结束了我快意恩仇的一页。他死了，我也度过了青春岁月，我老了。’李敖在序言中如此表达，写这样一部书是他的‘复仇之作’。”杨天石是心态平静的研究者，“史学家不能这样，要摆脱个人恩怨。历史其实是科学。”

杨天石坚持“还原历史”，这是排列第一的研究目的。“至于自己的著作能起什么作用，那是客观的。我写蒋介石的书两岸基本上都能接受。也许，李敖不能接受。”杨天石笑言。

“彼此对骂的话不能当成结论”

随着坊间“民国热”的兴起，国内对于民国史包括蒋介石的研究氛围变得越来越开放。杨天石对此深有感触。2002年出版的《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是杨天石研究蒋介石的第一本书。这本书的大部分研究根据毛思诚家所存的资料进行，也确立了他在蒋介石研究方面的权威。

杨天石希望通过这部作品纠正过去对蒋介石不够全面的评价，但意料之中的争议之激烈还是出乎了意料。“有些人攻击我，说社科院有个杨天石，吹捧蒋介石。其实我对蒋介石的看法是八个字：既有大过又有大功。”

当时杨天石是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管的《百年潮》杂志主编，他在这个位置上干到了2005年才正式卸任。

中国社科院院长陈奎元从头到尾读了《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说这本书是一本扎实的学术著作，是研究，不是吹捧。

杨天石说，此后，这本书终于能平静地面对读者。随后出版了《找寻真实的蒋介石》。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一书被全国31家媒体共同推选为2008年十大好书之一。

浏览当当网等图书网站的书评，本刊记者发现参与该书评论的读者不少。“我有充分的信心，因为选择的史料都是经过反复推敲的。”杨天石说。

杨天石在2011年的新作《帝制的终结》中，再次提出了和学界主流观点不一样的看法。

出版前，杨天石心里也曾惴惴不安，担心该书能否出版，也担心出版后会不会挨批。“到2011年10月9日，心才算放下。当日，胡锦涛主席发表纪念辛亥革命的讲话，我认真仔细地研读了，认为我的观点和中央的提法并无矛盾。”

“中央讲过‘捐弃前嫌’，也讲过‘抚平历史创伤’，如果按照这个角度看民国史研究，看蒋介石研究，我们就找到了未来的方向，现在我是坦然地研究蒋介石”。

“过去我们是在打架的时候做研究，两个人打架的时候什么狠毒的话都会说，但是彼此对骂的话不能当成结论。”

在杨天石看来，民国史研究、蒋介石研究的改变，是站在科学基础上的，“这些新的转变，是有利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