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刊叙事中的“中山舰事件”

[摘要]“中山舰事件”，又称“三·二〇事件”，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因历史认知的差异，对此事件的叙事呈现强烈反差。事件爆发后，当时的报纸有不同的叙事：《广州民国日报》由于党报性质，将事件“掩饰”为无关紧要的局部问题；《申报》作为对政治事件具有强烈好奇心的商业报纸，因事件诡异，信息不畅，将事件猜测为一场内斗、“反赤”运动。两者与历史事实均有距离，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塑造了时人的事件认知。但该事件在两份报纸的版面上，均未占据重要位置和比例。事件的即时影响力，在蒋介石当局的刻意“掩饰”下，在当时国人普遍更重视的北方政局频出“大事件”的冲击下，显得无关紧要。这与近代历史叙事中浓墨重彩、意义重大的“中山舰事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关键词]“中山舰事件”；《广州民国日报》；《申报》；报刊叙事

[中图分类号]K26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5）04-0104-09

1926年3月20日凌晨，蒋介石在广州逮捕中山舰舰长李之龙，包围罢工委员会，在苏联顾问居住的东山寓所一带实施戒严，这一事件被后世称为“中山舰事件”或“三·二〇事件”。它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大事件，也是第一次国共合作转折点上的关键事件。几十年来，学界对一些关键问题做了较好的梳理研究。有学者对“中山舰事件”前后扑朔迷离的真实过程作出探讨，解开了诸多历史疑团。有的研究则力图揭示蒋介石之所以会走到“中山舰事件”这一步，固然是由于他对一些信息的严重误读，但不可否认与其独特的性格和心理状态分不开；蒋介石曾经是国民党内“师法”苏俄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也曾是孙中山“联俄容共”政策主要支持者之一，为了维护国民党的利益，蒋介石与苏联顾问季山嘉等关系恶化，最终导致事件的发生，并且，蒋介石从“三·二〇”走向“四·一二”，从尝试“限共”最终走向公开反共，经历了一个复杂而充满矛盾心理的转变过程，他对容共政策的态度转变，固然带有某种程度的必然性，但也带有相当程度的偶然性，深入考察蒋介石在这一过程中的心态与环境矛盾冲突的复杂情况，或能有助于全面了解国共历史恩怨的形成。有学者力图研究事件背后的政治冲突与矛盾，分析“中山舰事件”发生后，汪精卫为何突然隐匿、继而悄然出走，蒋介石为何一路顺风地掌握了国民党和军队的最高权力，在对蒋妥协退让的过程中苏联顾问和中共中央的意见、所起作用等重要问题，做出探讨。

目前的研究，大多是研究作为一次政治事件的“中山舰事件”，而较少从一次社会事件的角度来认识，也很少研究当时新闻媒体对此事件的反应和书写。因此，我们有必要考察民国报刊媒介如何反映并“塑造”时人对“中山舰事件”的认知，使我们可以将目光投射于历史现场，审视此次事件是否拥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又是什么原因导致当时的新闻媒体重视或“忽视”了该事件，以及在历史叙事中影响深远的“中山舰事件”又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本文以当时的国民党党报《广州民国日报》与民国时期重要商业报纸《申报》的报道、叙事为重点，来展开讨论。

一、《广州民国日报》的立场及其“中山舰”叙事

《广州民国日报》是较早并多次报道“中山舰事件”的报刊，作为新闻媒体，它是否意识到了此事件的重要性，又是如何报道此事件的？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这份报纸。

《广州民国日报》创刊于1923年6月，国民党广州特别市党部1924年7月接收为党报，1924年10月又收归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主管，成为名副其实的国民党党报。作为“中国国民党广州唯一之言论机关”，《广州民国日报》的新闻材料来源主要是国民党“中央党部设立调查员，供给报告及论说材料于本党各党报。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宣传部，应依本党对于某项时事问题决议，按期通告于本党各机关报”。该报不仅登载国内外消息，而且“每日均有阐明党义，解释党政府策略，批评政治社会”的内容。其办报宗旨将“阐发主义”放在首位，而将“记述实况”置于次要地位，可见其办报目标在于宣传国民党的主义，“借党报之力引起革命思潮”，“以求本党势力普及于全国”。

因此，《广州民国日报》肩负着“引导”舆论的重任，其言论要“对党完全负责”，在官方对“中山舰事件”定性之前，该报自然不敢触及禁区，擅自表态，以免站错队，既给“党国”造成“损害”，又给自己招致无妄之灾。故在事件发生后三天里，该报无任何直接报道。不过，我们注意到在3月20日这一天，该报仍有一篇与此事件有关的报道，标题为“中山舰长仍由符党代表暂署”。为何该报对此事件全面缄默之时，有这样一条消息见诸报端呢？原来在事件中蒋介石派兵包围了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住宅，并切断电话，致使国民政府群龙无首，行政混乱，影响到当地社会，面对民众的质疑，政府再无任何表态，显然不行。故作为广东国民政府的官方报纸，《广州民国日报》虽然在此敏感时期不敢擅自报道事件，也不能不对民众的质疑作出回应，即便回应看似“词不达意”。

3月22日，汪精卫、蒋介石、谭延闿等人在汪宅召开政治会议，讨论“如何惩处中山舰未经奉命而擅行移动案”，将事件爆发的责任归于中山舰的擅自行动，而不追究蒋介石的专擅之罪。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态度明了之后，《广州民国日报》立即作出响应。23日，《广州民国日报》首次报道“中山舰事件”，此时距离事件的爆发已有三天了，在飞短流长的传言中，“新闻”已成“旧闻”。对此，该报作出一番掩饰和解释：“当时访员以未曾将此事全部真相查确，且事本轻细，故未发表，故延至今日”。而这一态度，就成为此后《广州民国日报》对“中山舰事件”报道的基本原则——“掩饰”。

这一事件，是蒋介石、汪精卫、苏联、中共等诸多政治势力之间复杂矛盾的产物。但事件爆发后，国民政府并未明确改变“联俄容共”政策；掌握政局的蒋介石对事件原因，亦讳莫如深，曾演讲表示“若要三月二十日这事件完全明白的时候，要等到我死了，拿我的日记和给各位同志答复质问的信，才可以公开”。因此，作为官方媒体，《广州民国日报》必须遵循广东国民政府的意旨，宣传“中山舰事件”只是“至为细微”、“事本轻细”的局部问题，企图掩饰这一事件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