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笔记5则

1990年代思想分歧的根源

近日，批评家李陀接受《南都周刊》采访，分析19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分化和争论的历史原因。

李陀说，自二战之后，随着全球化时代到来，整个世界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近半个世纪以来很多理论研究的一个相当普遍的看法是：在二十世纪后半段的发展中，资本主义获得了新的生命、新的形态和新的体制。这个体制有全球化的规模，在半个多世纪的不断的变化调整中又具有了传统资本主义完全没有的新特征，还有与之适应的新的意识形态。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但是，问题就在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无论真假，都忽视这一点，或者根本不承认。这样，他们所有的论说都有一个前提：假定资本主义无论作为体制，还是体系，没有什么变化，或者没有根本的变化。这对他们非常重要，因为，这样他们就可以心安理得地躺在托克维尔、伯林、哈耶克等经典大师的理论词典里著书立说，指点江山。但是，他们不明白的是，今天的资本主义世界(连同它的对立面社会主义)，都已经不再是托克维尔所认识的那个世界，也不再是伯林、哈耶克的思想所借以产生的那个世界，不做修改，没有创新，再凭借这些古典理论和思想，讨论世界问题，讨论中国问题，做好了，是刻舟求剑，做坏了，就是胡说八道。

和这个大变化相应的第二个转变，是自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的，至今还没有结束的人文知识转型。解释社会主义运动为什么失败，解释全球化的新型资本主义为什么诞生，并且对它们做出政治和理论的说明，这是摆在一切生活在二十世纪后半期的知识分子面前的不能回避的课题，其结果产生了持续几十年的重要的理论发展和知识建设。这些努力，在后结构主义、后殖民理论、女权主义等思潮带动下，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个“学术转型”，这个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对启蒙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双重批判(前一批判有更长的历史)，这个批判不但使过去以往的几乎所有的人文知识都成了问题，而且在新的前提下出现很多新的知识。

今天可以看得很清楚，“自由主义”者们几乎全体拒绝承认有这样一个“学术转型”，因为，如果承认，他们依据的理论和思想基础就成了问题，他们借以藏身的象牙塔就会轰然倒塌，他们还怎么能给中国人画出一个安安稳稳走西方道路的理想地图?与此对照，具有左倾立场的知识分子一般都对这些新理论和新知识不但不取拒绝态度，相反，他们大多都把它们当作重要理论资源，尝试着理解它们、消化它们，以解释中国、解释世界。当然，其中有不少生搬硬套、食洋不化的现象(这在很多“后现代”热衷者那里，有特别突出的表现)，引起很多人的反感和批评。不过，在对《读书》的很多批评里，“看不懂”竟然成了那么大的罪过，和《读书》的一些文章推动这些新知识、新学术、新理论的传播有密切关系，因为有些人根本就不愿意正视这些新学术和新知识，因为这威胁了他们的学术利益和权威地位。这让人想起1980年代初对“朦胧诗”的围攻讨伐，那时候“朦胧诗”的第一大罪状，也是“看不懂”，这真让人感慨。

李陀说，凡是坚持遵循经典启蒙思想来考虑问题的人，不管是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或是其他主义，基本上都有一个进步主义的历史观，认为历史的发展是有阶段的，都必然依照由低级到高级，由蒙昧到文明这样一个规律一步一步“进步”的。但是经历了二十世纪战后的知识转型之后，对这种进步主义历史观的质疑和批评已经相当普遍。历史并不是按照从低到高的规律来线性发展的，进步和倒退之间也不是这种线性关系所能描述的，，无论进步还是倒退，可能要在某种特定的结构中(结构的共时性无法和线性的时间观念相调和)才能得到解释——从这样的观点出发，中国现在当下的“真问题”既不是什么“现代”如何向“后现代”的进步，也不是什么从“前现代”如何向“后现代”进步，这两个说法的前提都是不能成立的，这样的前提实际上是一片难以立足的沼泽。

李陀还指出，说中国市场经济还不彻底，说由于这种不彻底，“权力”如何被扭曲、干扰，说因此今天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制约权力”——这一切说法，都是建立在早已过时的陈旧知识之上的推断和论述，都是在沼泽地里的危险舞蹈。问题倒是：这样的舞蹈今天为什么这样流行?为什么“自由主义”群体对这样的说法都坚信不疑?这只能说明，他们无论出于疏忽，还是出于守旧，都对如何认识今天的世界变化没有做足功课，舞蹈之前，没有检查自己的脚是落在了什么地方。最近两年，对中国和世界变化的解释，“自由主义”们的言说越来越没有说服力(对伊拉克战争的判断就是个明显的例子)，其权威性日益下降，可以说是对他们这种尴尬最好的说明。

很多人都关心“制约权力”的问题，认为是关键中的关键。但是，这里要制约的，究竟是什么权力?回答这问题，关键是认可不认可这样一个新现实：如今全球资本主义发展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资本主义，也在全球建立一种全新的秩序，因此，在这个秩序里，“权力”早已经不是传统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秩序里的“权力”了，更不是和封建主义相联系那个权力了。这样，什么是他们说的那个需要制约的“权力”，本身并不是一个自明的、确定的东西，那是个新形态的“权力”，需要重新的界定和分析的。可是，这一定会被那些“自由主义”者反对，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根本用不着。在他们那里，蓝图是清晰的，实现蓝图的途径也是清晰的，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按照经典大师预设的道路往前走就行了。

还要说明的是，上边说的这些，无论国内国外，在很多人的著述里都已经分析过了，讨论过了，问题是你能不能正视。反对者最好直接对这些著述里的观点和说法展开批评，而不是来回说什么这些理论“不合国情”。他们应该问问自己：他们那么崇拜的西方大师的理论就一定“符合国情”?

最后，李陀说，自“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一直有一个“普罗米修斯情结”，就是认为真理之火在西方，中国知识分子的勇气和智慧，就表现在看谁能偷来真正的火，只要这个火在中国点燃，就可以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这就出现了一个绵延不断的“窃火”迷信，问题往往成了：谁敢做普罗米修斯?谁是真正的普罗米修斯?今天，这个迷信是不是该打破了?经历发生于二十世纪后半期这次知识大转型以后，“西方”这个概念本身就成了问题(谁是西方?)，在西方生产的知识不再具有那种高高在上的指导人类进步的权威性质，还“窃火”?去哪里窃?窃谁的火?在全球化的今天，世界的确已经是平的，就知识发展来说，出现了无论发达国家还是不发达国家，所有这些国家知识分子都共同参与的一个新的理论和学术环境，大家一

起努力，共同创造一个足以能应对和解释我们面对的新世界的知识发展。当然，这样的知识发展并不平静，一定充满了冲突，充满了相反的意见，充满了相互批判。可是，说句时髦话，这也是机遇，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参与其中，不但在这里面寻求有利推进中国变革的知识资源，而且要有所发明，有所创造，而不是在派性十足的攻击里相互消耗，错失良机。

(袁家雄)

朝鲜战争甲子祭

朝鲜战争爆发六十周年即将到来，刘小枫、韩毓海等学者撰文或发表演讲进行纪念，在新的历史视野中肯定其伟大的世界史意义。

刘小枫自2010年4月份以来在中国人民大学、海南大学、中山大学、复旦大学等连续进行题为“龙战于野，其血玄黄——朝鲜战争甲子祭”的学术讲座，刘小枫指出，朝鲜战争放在晚清以来中国和西方的关系下看，其实很特殊。清末以来与西方外敌的交战，几乎都是被迫的，到了朝鲜战争的后期中国则完全转为主动，并且第一次与西方强敌打成平手。我们应当注意到，这场战争的敌方美国，一方面是军事上最强大的对手，另一方面也是截然不同的政制的代表。或许在这个意义上，朝鲜战争是汉武帝以来，中国与“蛮夷”对战中最大的一次胜利。

中国被拖入现代性的开端可以放在“甲午海战”，在现代性中站稳脚跟则是朝鲜战争，两次都与朝鲜有关。朝鲜最早的时候是中国的属国，中国有保护它的义务，因而参与了与日本的海战。而到了抗美援朝的时候，中国陷入了全面的保卫战。朝鲜战争扭转了中国在东北亚的地位，塑造了中国人的现代品格。之所以朝鲜战争显得关键，是因为中国在国际政治上站稳了脚，便能够介入国际政治格局——或许下一步就是要进行制度创新，在制度上与英美各国竞争。

韩毓海在接受《世界博览》采访时，也在共和国历史与世界史的意义上肯定了朝鲜战争，他说，我们今天所采用的一个普遍的说法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了城市，其实还应该加一条，就是工作重点同时从中国转向世界。中国人民学会认识世界，甚至是被逼迫着去改造世界，以斗争的方式求得和平共处，以斗争求得生存和发展的一线机遇，这更是一个波澜壮阔的历程。

新中国建立伊始，我们所面临的当然不是要不要改革开放的问题，而是当时的世界——主要是二战后牢牢主宰着世界控制权的美国，是否允许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的问题。有人说，美国本来是允许一个由国民党领导的、自由的、与美国友好的中国存在的，美国只是不允许共产党红色政权的存在。这种肤浅的看法，甚至连蒋介石的认识水平都没达到。应该说，美国确实允许一个战乱不休、腐败和没有工业化能力的中国存在，这样美国就可以一直向中国卖军火，可以在战乱中以“调停人”面目出现以驾驭中国，但是，美国却不能允许一个和平的、统一的(特别是货币和财政统一)、工业化的中国存在，因为后者不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在二战结束之后，认识到这一点的并不仅仅是共产党人，而且也包括美国利益的中国代理人蒋介石本人，这见诸《蒋介石日记》中蒋先生对美国私下所发的那些牢骚。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在1949年4月才成立的，而美国领导的北约成立之后打的第一仗，就是朝鲜战争。发动朝鲜战争的目的有几个，第一个是保持二战后陷入停顿的美国军工企业的继续大规模生产和投资，以拉动美国经济，为金融资本家赚取巨额利润；第二个是把欧洲和日本拉人到美国指挥的军事同盟中来，让他们老老实实当美国的附庸、听美国的话；最后才是遏制苏联。当时的美国国力处于最鼎盛的时期，像麦克阿瑟和约翰逊设想的那样，拿下朝鲜半岛这样的弹丸之地，同时趁新中国立足未稳打掉它，似乎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朝鲜战争是美国立国之后第一场没有打赢的战争，作为北约成立之后的第一场战争，它也是北约吃的第一场败仗，可谓十足的“开局不利”、事与愿违。仅美国一家，三年来对于战争的投入就是六百多亿美元。平均一年二百亿，一天打掉近一个亿，正是朝鲜战争始料未及地把美国由世界的债主逆转为欠债者，并从根本上颠覆了二战后的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从那个时候起，由于美国不能再以黄金储备来偿付战争债务，从而第一次开始发行美联储特别债券和美国短期国库债券来偿债，而一个不是由美国投资驱动，而是以美国的债务来驱动的世界经济体系，其实正是朝鲜战争的产物。

朝鲜战争又是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独立反抗西方列强取得的第一次真正的军事胜利，军事上的胜利是真正的硬道理。在朝鲜战争之前。其实没有人真的看得起中国和中国人。同时，中国要完成现代化，就需要一次深刻的工业革命，由于中国的商人不事生产，这就非要国家投资的工业企业不可，对于这一点，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包括国共两党的有识之士在内，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国民党事实上没有能力建立起中国的国有企业，抗美援朝胜利后，苏联为了兑现其战争承诺，援建了中国一百多个大型项目，这是中国现代化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

(张强)

朝鲜战争：中国近现代史的分界线

学者郭松民日前在“乌有之乡”网站撰文指出，朝鲜战争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终结。

文章称说，关于中国近代史起始于何时，史学界没有任何争议：那就是发生于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及因此而签订的《南京条约》，包括香港的割让。中国的近代史因此而具有两个鲜明的特征：其一是中国无力保卫自己免于侵略；其二是中国不得不接受不平等条约。那么，中国的近代史终于何时?中国现代史开始于何时?史学界却有着不同说法，比较流行的有五四运动说(胡绳)，1949年说(范文澜)，但是，如果按照中国近代史的两个特征来衡量的话，我们就会发现，1919年，甚至1949年都不能作为近代史的终结点，原因有两点：第一，中国仍然不能证明她有没有能力保卫自己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第二，中国也还没有证明她有没有能力摆脱不平等条约——1949年的中国还受着“雅尔塔协定”的束缚，能不能顺利摆脱尚属疑问。况且。仅就社会性质而言，中国的土地改革是到1953年才全面完成的，而直到这时，我们才能说，中国社会摆脱了“半封建”的性质。

也许有人会质疑，1945年抗日战争的胜利，难道也没有终结那两个特征吗?答案是肯定的。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时，日本在中国大陆还驻有二百多万军队，占领着中国中东部地区的所有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包括当时中国的首都南京，简言之，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结果，中国作为反法西斯阵营中的重要一员，虽然为最后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但这并不能自然证

明，中国就具备了主要靠自己的力量来保卫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能力。

再说不平等条约。尽管在抗日战争期间，旧的不平等条约先后被宣布废除，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随即和美国签订了新的不平等条约——《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中美商约》之外，损害中国权益的“雅尔塔协议”，是被强加在中国身上的另一个不平等条约。

1949年11月，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首次访苏，和斯大林的谈判之所以进行得困难重重，甚至一度很不愉快，原因就在于，毛泽东不得不和斯大林清算蒋介石留下的这笔烂账：要求苏联放弃通过“雅尔塔协议”在中国获得的权益。在毛泽东、周恩来的艰苦努力下，斯大林答应放弃除外蒙古之外的大部分权益，尤其是在东北的权益，但手段老辣的斯大林又不马上把这些权益交还给中国，而是采取“拖几年，走着瞧”的态度。

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使这两个问题同时得到了解决一

首先，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战场上的胜利，证明中国完全有决心、有能力依靠自己的力量来保卫自己的领土不受侵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虽然苏联后来向中国提供了一些军事援助，但这些援助是在志愿军已经取得节节胜利的背景下提供的，其意义近似于锦上添花，并不是志愿军胜利的决定性因素。

其次，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使得苏联关于放弃在中国东北权益的承诺，由“承诺”变成了“落实”：旅顺军港、中长铁路等，都很快被顺利、无偿地交还给了中国。同时，由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成功地把美军阻止在自己的东北国境线之外五百公里左右的现实，苏联也失去了任何在军事上染指中国东北的借口。

中国由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摆脱了“雅尔塔体系”的国家，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可以和美苏平起平坐的国家——随着抗美援朝的胜利，美苏再也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中国了——无论是欧洲的传统强国，还是日本，到现在都还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

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从这一刻开始，中国作为拥有全部权利的平等一员走人国际社会——中国真正的现代史开始了。中国的近代史真正被终结了。

所以，中国近代史、现代史的分界线，应该定在1953年!

(王学明)

西方出现中国题材书籍热

近日，武汉大学副教授刘杉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文章指出，近十年来，西方有一股出版有关中国题材书籍的热潮。

刘杉说，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发展成为一个世界主要经济力量的势头越来越明显，在国际舞台开始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西方民众对中国各方面的兴趣也越来越浓厚，中国题材书籍的出版热潮也应运而生。其中，很多书是从总体和宏观的角度描绘中国、阐述中国发展前景的。由于这类书籍并非都具有学术研究所推崇的系统、严谨和客观的特性。有西方学者把这类书称为“Big ChinaBooks”。“大话中国书籍”是对这一词传神的中文翻译，使其中那丝揶揄的意蕴也跃然纸上。

刘杉指出，“大话中国书籍”不仅对学术界，也对西方政界和商界有很大影响，一些书籍成为西方各国政府政策决策者的信息来源和对华观点形成的基础，在政府对华决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正面论述中国的书籍通常强调西方自由民主价值的普世性，认为遏制中国并非西方国家利益之所在，既不应该遏制中国，也无法遏制中国，没有必要采取激烈对抗的措施处理与中国的关系。这种观点反映了西方政府和学界长期以来的主流观点，对西方国家的对华政策有很大的影响。1980年代后几乎每一届美国总统都持类似的观点。而对中国社会和文化各个方面分析的有关书籍，也起到工商业与中国打交道时的指导和帮助作用，客观上有利于中国的改革开放。

从对社会的影响来看，一些对中国持负面观点的书比客观描述中国各个方面情况特别是中国成功经验的书，更能吸引西方读者。有关“中国威胁论”的书籍就是西方对华军事战略的重要参考。此外，由于对于中国崛起隐含着的不安心理，西方朝野实际上对中国政府有什么不稳或很快会垮台一类的负面信息更有兴趣。章家敦的《中国即将崩溃》一书就是因观点偏激而引起了很多的关注，出版时不仅上了《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在美国的国会上也很是热门。

近几年来，一些书籍在考察中国的发展模式时，跳出以西方价值观或西方中心论为基础的分析框架，摒弃了用民主自由的是非标准来审视和批判中国的传统模式。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认为西方的现代化实际上只是现代化的一个特例，不能用来照套他国的发展道路；认为中国不是西方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建立在文明认同基础上的文化国家，中国的发展具有本身的历史和社会基础，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对西方模式一味模仿。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可能与西方很多人认为的那种现代化的必然路径非常不一样。奈斯比特的《中国大趋势》提出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一种“纵向民主”，即从上到下、由下自上的民主。这些书在中国也激起了很多反响。客观来看，负面的书籍对于居安思危、全面地了解中国的国情不无裨益。一些西方人对当前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的肯定，则颇具增进国人自信心的效果。

(姚彬)

可怕的社会价值观

黄纪苏在《凤凰周刊》发表文章，分析“电视相亲”节目所折射出来的社会价值观。

黄纪苏从一期“相亲”节目说起：音乐一惊一乍之间“幸福门”开启，跑进来一位三四十岁的农民工。面对一字排开、花枝招展的时尚美女，农民工除了胆子几乎什么都没有：没房、没车、没个头、没风度、没学历。“电大”学历他自然有：电视明星那种半小跑腿半大阅兵的台风台步，还有电视主持人一年四季也不惦记换换的贫瘠语言，他都学了且都没学到位。他虽然什么都没有，但还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什么都没有。只是，他自认为拥有一项别人没有的长处：他愿意倒插门。倒插门在传统的父系血缘社会里算得上一种可以出让或交易的价值，但搁到老婆都能互换的当今、房子比什么都贵重的当下，这还算价值吗?

美女们脸色很难看，就好像雪白的婚纱被要饭的抓了一把。美女们说话很难听，她们“麻烦”农民工“活得现实一些”；“劳驾回到真实的世界”；“可以同情你，可怜你，但不会接受你”。还有一位生怕农民工听了不铭心刻骨，说她家有一座别墅，两部法拉利；她是研究生学历，可以嫁给两辆兰博基尼；她要找的是男友，不是“男佣”。这样近乎辱骂的“真情告白”跟这类社会痒痒肉上的轻佻节目，跟美女们日夜经营的脸蛋、总算加入的阶级、正在恶补的风度，似乎极不兼容但又异常匹配。中国的资产阶级(当然不是全部)刚刚抢得一身臭汗，格调修养只能俟乎孙儿孙女了，第二代就是用法国香水从腊月泡到来年立秋，也很难去掉那股子车匪电霸气。现场点评人万峰拍案大怒，说你拥有再多财富，哪怕你拥有半个地球都与我们无关!我也很愤怒，但愤怒归愤怒，美女只不过以打砸抢资本主义阶段所特有的傻大姐加胡汉三方式，道出了中国贫富分化的现实。在这个现实中。谁跟谁都是有关的。

由此说开去，黄纪苏说到了自己的忧惧。贫富分化哪国都有，但中国当下的状况更加触目惊心。中国几十年改革走的是一味“拉大差距”的基本路线，财富像嗜血的蚊蚋在社会的伤口上团生麇集。在同一个但非同一期节目里。有位女点评人便喊出“宁坐宝马车里哭，也不坐自行车后座上笑”这种晚清八大胡同员工都未必喊得出的口号。由亿万劳动者出资、由各级政府掌控、由各路文化精英伙同各色男女流氓操办的大众传媒，都争先恐后地讴歌财富，肆无忌惮地嘲笑劳动，针扎锥刺着底层民众逼仄而灰暗的人生视界。文化的恶之花像黑衣女巫摇荡在道路两侧。欢送中华复兴的列车从阶级分化的丘陵地带直奔社会分裂的大峡谷。财富分配上一刀两断而财富价值观上一统江山的社会，是对底层人群的双重围猎，不但将其驱往社会经济的边缘，还将其逼人心理文化的绝地。

黄纪苏指出，中国自晚清以来，一向是来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外部压力转化为国内社会政治经济危机，最终导致大厦倾覆。江山易手。这样的直接外部压力近年降至百年最低，这固然是好事，但似乎也是坏事。所谓好事，基本走出近代大危机的中华民族正可以再接再厉，更上层楼，以五千年的历史文明为后盾，融会新机，重生再造，从亚洲进军世界，为人类另辟蹊径，为历史别开生面。所谓坏事，众多精英刚刚从沟底爬到沟边，便忘了自己姓什么，天高地厚也一概不知。中国经济的崛起反倒加速了他们精神的坠落、智力的下跌一已跌破行凶不讲度、作恶不避人的大关了。可以说，他们毫无收敛的疯狂是国家未来的直接隐患、最大乱源。血泣痈生，肉腐为脓，这部分精英已成为社会的疽痈。如今疽穿痈溃，流出腐烂而放肆的富二代。富一代富二代好像不明白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在为自己买墓地，给富三代绝后路。

(杨燕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