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中日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一课的教学思路

[关键词]分水岭，影响，线索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1）21－0015－03

在过去高中中国近代史的统一教材中，甲午中日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各占一课时；高中新课程人教版教科书将这两次战争浓缩为一课时。习惯于通史教学的老师总感觉一课时不够用，甲午中日战争的起因要讲，日本蓄谋发动侵华战争不能不讲；战争的过程可以略讲，《马关条约》和战败的影响不能不讲；八国联军侵华原因不能不讲，《辛丑条约》的影响必须分析。如此，即使教师一个人唱独角戏，一课时也难全部完成。怎么办呢？

课程标准将中国近代史列为两个专题。人民版教材在专题二“近代中国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中，将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以及几个条约放在一课叙述，第二课又分别叙述反抗斗争。这样割裂开来亦不足取。中国近代的百年历史与中国古代史不同，古代史几千年，分专题概述也有利于学习；近代史是由一个接一个的事件链接起来，各个事件发生的关联性非常明显，打乱时序无异于人为地搞乱因果关系。但是，专题体例决定了内容和课时，也决定了认知要求。人教版将课程标准中的两个专题合二为一，用8个课时，按时序排列了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的近代历史，假如按照以往的教学思路，至少“甲午中日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这节课，从内容看时间也很紧张。因此，高中文科班教学必须改变教学思路，以适应高考的要求。

追求教学立意与高考考查的水平一致。从教学立意考虑，甲午中日战争的教学重点应放在如何理解这场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分水岭”，这个点上。从专题的设计和教科书提供的知识来看，战争的起因和过程都可以从简。

众所周知，日本蓄谋已久已是定论，日本学界也不否认。战争的过程如果细化，一节课都不够用。过程要抓住海战。陈旭麓先生说：“甲午战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带有近代意义的对外战争。其主要标志是海军的出场与角逐。甲午一战，以三个战役为重心，但决战是在黄海海面上进行的。5个多小时的激战，不仅决定了北洋水师和日本舰队的命运，而且决定了全局。说得远一点，它同时又决定了此后半个世纪里中日关系的格局：把37年之后‘九·一八’的炮声看做黄海海面炮声的历史回响并不为过。”[1] (p.164)再看徐中约先生的总结：“日本当时已是一个现代化国家，民族主义意识使政府和人民团结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中国在战争中所面对的是日本民族团结一致的力量。在中国，政体基本上仍处于中世纪式的，政府与人民各行其是。战争压根儿没有影响到普通民众，这场战争几乎全是李鸿章的北洋水师与淮军在作战。西方观察家就精辟地将这场战争称为李鸿章一人与日本之间的战争[2] (p.350)。这样，战争过程虽然简化、省时，但由此产生的问题切中要害，顺势转引到对这场战争影响的认识，可以激发学生的思考兴趣。

中国近代史的主要线索就是救亡图存。人教版将课程标准反侵略和民主革命两个专题合二为一，突出的主要线索也是救亡图存。而甲午中日战争则是救亡图存的一个分水岭。陈旭麓先生说：“1840年以来，中国因外患而遭受的每一次失败都产生过体现警悟的先觉者。但他们的周围和身后没有社会意义的群体，他们走得越远就越孤独。甲午大败，‘成中国之巨祸’，中国的民族具有群体意义的觉醒也因此而开始。这是近代百年的一个历史转机。过去，人们多以甲午战争当中和甲午战争之后各地民众的反抗斗争来描述这种觉醒，其实并不确切。民众的反抗，主要体现了一种反侵略的自卫本能，其中愤激的感情色彩居多。……在社会历史现象中，‘觉醒’一词并不归结于愤激，其确定涵义应在于主体对自身历史使命的自觉意识。”[1] (pp.167~168)理解“分水岭”，首先要定义什么叫“觉醒”。陈旭麓先生将民众自发的反抗斗争，与一个民族自觉的行为，用寥寥几笔区分得一清二楚。在高中教学中，认识甲午中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分水岭，一是要理解准确，二是要用史实说明。

甲午战争刺激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在此之前，中国近代化的脚步极慢，思想快于经济，经济胜于政治，政治上仍然是“祖宗之法不可变”。战败首先刺激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民族的大脑，揭示民族的使命是他们的使命。”[2] (p.168)1895年发生的“公车上书”，不在于上书陈述的主张和内容，而在于民族危亡刺激下群体意识的觉醒。读书人对民族前途的思考，将抵御外侮与改革内政结合起来，冲破了康、雍、乾以来不许“士人干政”的禁锢，启蒙思想由此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维新改良急速成为那个时代的主流。文科班在教学中，可以在这里指导学生阅读选修《改革回眸》中的“戊戌变法”。

在甲午战败的刺激下，维新运动成为主流政治思潮。与此同时，资产阶级革命派也开始活动起来。“在甲午战争的民族灾难中成立的兴中会和强学会，一个以革命为宗旨，一个以改良为依归；一个要把皇帝拉下马，一个向皇帝上书请愿。它们揭出了革命与改良两面大旗，都想为衰落的中国寻找新的出路”[2] (p.293)。改良派与革命派同时出生，出生后的第一声呐喊都是“救亡图存”，他们是同一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两股新的政治势力。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突出表现为南北差距。西方势力首先进入南方，因此，中国资本主义也是首先从南方兴起，并长期占有优势。倡导改良与革命的首要人物都出自南方。革命与改良在19世纪末并不是水火不容的对立面。二者交叉地出现，交替成为甲午之后时代的主流。正如陈旭麓先生所言：“……从甲午战争到义和团运动，不仅改良派的斗争有全局性影响，是时代的呼声，而且两派在爱国革新的要求下，都为中国的处境而冒险犯难，彼此不无惺惺惜惺惺之意。”[2] (pp.308~309)因此，在教学中要引导学生认识，改革和革命都是甲午战败催生下来的，都是民族觉醒的表现。

经济上民族觉醒的表现为“实业救国”。甲午战后社会风气大有转变。过去读书人以仕途为正路。读书做官是普遍的追求。甲午战后，一些具有强烈爱国心的官僚士绅，放弃仕途，走上创办实业的道路，其中最典型的是甲午科状元张謇。对清政府的失望使他对仕途再无兴致，转而回到家乡南通创办大生纱厂，成为著名的民族资本家。有统计说，战前平均每年建立工厂3家；战后五六年，平均每年建厂30家。实业救国蔚然成风，大大加快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战前的民族工业，较大的企业都是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战后基本都是商办。张謇的企业有官股，但独立经营。当然，战后清政府重视发展工商事业的政策也对实业救国起到推动作用。恩格斯在甲午战争尚在进行时就曾预言：“中日战争意味着古老中国的终结，意味着它的整个经济基础全盘的但却是逐渐的革命化，意味着大工业和铁路等等的发展，使农业和农村工业之间的旧有联系瓦解。”[3] (p.288)甲午战争无疑助推了中国近代化。百日维新失败的三年之后，“新政”全面实施了变法。连接起来看，甲午战后的近代化已成大势所趋。

甲午战败刺激了中华民族的觉醒，还表现为民族主义的崛起。日本是中国的近邻，败给小国日本，中国人当时没有思想准备，突如其来的结果，使人心受到剧烈的震动。梁启超说：“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孙中山在兴中会成立时，提出了“振兴中华”这个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口号。选修教材《中外历史人物评说》（人民版）中的“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特别强调这个口号。所谓民族革命即是民族自觉，民族独立，也是民族主义。这是近代的观念。革命派与改良派在民族主义的认识上不谋而合。民族意识在此时才表现为整体的中华民族的自觉性。革命派高举民族主义，改良派也打起民族主义旗号。这是救亡图存的很大变化。甲午战前，人们对民族危机的认识还处于感性阶段，当侵略来临时，民众的反抗热情就起来了；当外来侵略有所缓和时，反抗也随之松弛。而民族主义精神的崛起，使人们对世界大势有了清醒的认识，“振兴中华”成为人们共同的大目标，救亡图存的诉求延伸到下层民众，爱国运动才有了更加深厚持久的基础。

战败还大大降低了清中央政府的威信，使清政府对全国的控制力呈现逐渐减弱的趋势。战前粉饰太平的“同治中兴”甚嚣尘上，郑观应把他的书起名为《盛世危言》，说明了当时舆论氛围的压力——他不敢直接说中国已处于“衰世”。战败不仅割让了中国一个台湾省，最初连清朝的“龙兴之地”辽东半岛也要割让出去。巨额赔款使清政府的财政完全破产，陷入绝境。战后向列强的大借款又引发了瓜分狂潮。这都使清政府的威信大大降低。义和团运动发生后，慈禧太后决策不当，于是出现“东南互保”，地方督抚与清中央政府政策分歧公开化的状况。在抵抗八国联军时，清政府可以调动的军队十分有限，各地坐视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实际上，在武昌起义之前地方势力已经培育起来，民国初年出现军阀割据的局面不是偶然的。

一节课讲两个重大事件，义和团运动更要从简。两个条约也不能面面俱到。而认识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既符合专题教学的特点，也有利于应对高考。

【作者简介】仲尧明，男，1965年生，江苏苏州人，中学特级教师，苏州高新区第二中学校长，研究方向为中学历史教育。

【责任编辑：任世江】

参考文献：

[1]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2]徐中约.1600—2000中国的奋斗（第6版）[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8.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