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甲午战后到五四时期，中国人对日本、俄国认识的演变与比较

摘要：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日本对中国的影响始终存在着国家层面和社会层面的二元线索：一是国家力量对中国的武装侵略与政治控制，一是社会文化思想通过留日学生等方式传播到中国，以及一些社会力量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同情与帮助。中国对沙皇时代的俄国始终持否定态度，而十月革命后，苏俄政治力量的示好与马列主义思想共同以正面意义传入中国，苏俄正义的国家形象和思想，一致性被中国人接受。国家政治方面对中国的影响，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对于从日俄两国传来思想的态度和这些思想在中国的地位。

关键词：近代中国；日本；苏俄；思想；历史影响

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世界走向近代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也是“现代世界”形成的过程。任何国家再想独立封闭，自绝于世界之外已成为不可能。中国对于这一过程，经历了先被动后主动的过程。在中国求索独立富强的过程中，向西方强国学习是中国民众认为普遍可行的正确道路。中国学习西方思想的过程中，日本起到了中转站的作用，而且日本本土的思想文化对中国的影响痕迹也很深刻。晚清以降，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的国家力量更多的是对中国的侵略与控制，强烈的表现出资本主义的扩张性质，但也应该注意到，不仅日本思想文化和经日本转道的西方思想远播到中国，而且日本的社会力量对中国的进步革命也曾支持和同情。日本改革的成功，使得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日本是一种“极不情愿又急切学习”的态度。但是这种态度经历了甲午中日战争到“二十一条”后，日本在中国的形象遂趋向负面，这一过程直至“九一八”事变后完全形成。沙皇时代的俄国则不同，对中国领土蚕食鲸吞以及武装侵略，中国对沙俄始终是一种仇视态度，即使有克鲁泡特金等关于互助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传入，但沙皇俄国的封建与落后的形象，断难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求富求强的学习榜样。十月革命后，苏俄的胜利鼓舞了正在四处碰壁的中国民众，马列主义得到迅速的传播与介绍，与思想传入配合的是，苏俄在外交、军事、政治上表现出的友好态度，与不断侵略中国的其他列强形成的巨大反差，更是增添了中国人对苏俄的好感，①国家力量与思想文化的一致性介入对中国产生的影响在新文化运动中凸显出来。日本与苏俄对中国影响的不同特点，值得我们从历史作用这一角度去探讨与思考。

一、从甲午战争到庚子国难

（一）甲午战败，日本“唤醒”中国

19世纪60年代，中日俄三国都进行了重要的改革，俄国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日本1868年的明治维新和中国在60年代初开始的洋务运动。而俄国在彼得大帝时期已开始向西方学习，国力相对强盛，中日两国是后起追赶国家。中国的改革虽略早于日本，但两国的改革实质却大相径庭。洋务运动在充分肯定了中学为体的前提下，清政府通过兴办官办性质的军事工业企图建立起国家的防卫现代化。在这一过程中又兴办了官商合办和官督商办性质的近代民用企业，目的是求“富”为“强”，在传统儒家“仁政”的社会结构基础上，通过变“器”来“卫道”。但日本的明治维新，是从政治制度、经济结构和文化观念上的整体性变革，资本主义改革较为彻底。这一实质性差距很快在甲午战争中体现出来，1895年4月，马关条约签字，闻讯的张謇不仅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条约的内容，更悲痛地写道：“几罄中国之膏血，国体之得失无论矣。”[1]371也正是这一惨痛教训，促使了中国儒生缙绅的“大觉醒”，梁启超在后来的《戊戌政变记》写道：“我中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2]1“改革”成为中国社会上下一致的“共识”。维新运动中，康有为写就《日本变政考》和《俄彼得变政记》介绍日俄两国改革强盛之路。康有为认为：“若夫日本地域比我四川，人民仅吾十之一，”但能够“更新变用之骤强”，[3]3中国在战后被迫向日本割地赔款，日本的国家力量在深创中国的同时，但其自身改革的成功与国力的骤强也刺激吸引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国士大夫和知识分子开始觉醒，开始对传统儒家伦理在整合社会和抵御外侮上的有效性产生怀疑。对比俄国的农奴制改革，针对内容仅仅是农村中的落后生产关系，而且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残余。对于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认识限度来讲，更倾向于学习日本，由国家政府推动，对社会进行全面的改革，进而达到富强，不可能认识到去变革社会底层的生产关系。康有为选择介绍时间错位的彼得大帝的改革，更重要的是因为彼得时期的俄国也是学习西方成功的典型。

（二）中国士大夫与知识分子学日“弃”俄

应对晚清国家危机，中国士大夫的“海防”与“塞防”之争显示出俄国与日本同为中国大患。但威胁紧迫程度之不同造成了中国士大夫对两国态度的差异。俄国当时虽比日本强大，但被视为“有蚕食上国之志， 肘腋之患也”，中国知识分子言师俄者寥寥无几。日俄同为强国，但日本与中国在文字、文化上的相通与渊源，日本对中国的影响要更为直接和深刻。因俄国国家力量对中国威胁之大伤害之深，甚至当时有士大夫奏请光绪帝采纳传教士李提摩太的建议，将中日美英联合为一“合邦”，“则俄人不敢出”，认为俄国是中国遭受侵略的罪魁祸首，“俄不敢出，则德、法无所附势必解散。”[4]170而洋务论者注意到日本学习西方的成就，“对日本幕府和西南各藩引进西方技术和人才的积极显露出某种赞佩而又警视的心态”。[5]甲午战争前，中国人对日本的态度可以说是既“羡慕”又“严防”，认为日本与中国同作为向“西”学习的“学生”，只不过存在学习速度和学习“成绩”的不同。甲午一役，中日两国的“学习成绩”优劣分明，既然“防日”已败，“社会舆论一收防日、仇日的情绪，把在洋务运动中逐渐形成的羡慕日本的心态迅速升华为‘不妨以强敌为师资’的学习日本的思想”[5]张之洞不仅分析了学习日本的很多方便之处，如路途近、省经费、风俗通、易学习，并且认为“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这样就缩小了西方文化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差距，“我取经于东洋，力省效速”。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中向光绪帝进呈了自己写的《日本变政考》，坦言中国变法向日本学习已足。谭嗣同更是强调：“与中国近代而亟当效法者，莫如日本”。[6]344中国急切向日本学习，而日本在战后也希望寻求与中国的合作。日本在向外扩张的过程中受到英德俄的限制和干涉，让日本的政治家认识到与中国“合作”的必要性，“中日两国在各自单独的发展中，突然产生了共同感觉到的需求：在中国，以复杂的心情谋求在日本的帮助下，进行现代化改革，特别是加强军力，而日本则更为迫切，谋求在中国的帮助下，阻止俄国和其他西方列强可怕的推进。[7]22如伊藤博文1898年的访华就显示出日本这种倾向。对比日俄两国在国家政治方面对中国的影响与中国对日俄两国的态度，日俄虽同为中国的敌国，日本对中国尚有一定程度上的“友善”，一部分士大夫联日拒俄的思想反映出，国家力量对中国的影响决定了中国人接受哪国的思想，向哪国学习。

二、“效法日本”与“拒俄运动”：中国对日俄的再认识

（一）中国知识分子对俄日思想认识之比较

庚子国难后，清政府终于迈出改革的步伐，先是1901年开始实行新政，然后1905年开始准备仿行立宪。清末新政实行的所有措施很多是日本明治维新的照搬。两国在整顿财政与振兴产业以及改革教育、军事改革措施等方面均有相似性，清廷立宪事项与日本的立宪过程也几乎如出一辙。而在立宪运动中，留日学生起到了重要作用。甲午战后，日本在中国知识分子心中的地位陡升，不仅清政府确立了留学政策，[8]16日本也表现出对留日学生的“欢迎”，承诺对留日中国学生提供一些优惠政策，[7]33留学日本很快成为一时之风，留日人数迅速上升。[9]951905—1909年，留日学生有两次因政治事件大批回国，②在日俄战争前，留日学生看到了实行立宪后的日本，君臣一体，上下一心，《新民丛报》记录当时的日本：“日本人关于战事之法令屡颁，内阁会议，元老会议，御前会议屡颁开……举日本四千万人，如狂如沸，摩拳擦掌，以待战争。”③日俄战争后，“宪政战胜专制”，日本的宪政思想和民族主义思想更具魅力和说服力，1906年9月1日清廷颁布“仿行宪政”的上谕，留日学生积极投身其中：一、翻译书籍；二、创办报刊。留日学生不仅“广泛传播了宪政知识”，而且在他们的大力鼓吹下，“要求立宪的呼声一时弥漫全国”。留日学生组织并领导了国会请愿运动，督促清廷实施立宪。清廷实行预备立宪后，陆续设立的新官编制馆、宪政编查馆、咨议局和资政院等新机构中，留日学生也起到了中坚力量的作用。[10]日本的民权思想和宪政思想深深影响了中国。相对于日本，俄国1905年爆发的国内革命和无政府主义的“民党”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较大，梁启超的《论俄罗斯虚无党》一文，虽然对“虚无党之事业，无一不使人骇，使人快，使人歆羡，使人崇拜。”[11]369但详细论述了虚无党不能以“暴动”为革命手段一举成功的原因，对虚无党的以暗杀为手段的革命前途不甚看好，对于俄国无政府主义者主张的共产均富之主义，梁启超“则吾所不敢赞同也。”认为：“则久已为生计学者所驳倒，尽人而知其非，”[11]375日俄战争期间，梁又撰文《俄罗斯革命之影响》，认为“自此次战役，为专制国与自由国优劣之试验场，”[11]20文中叙述了俄国国内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以及俄国革命党的斗争历程，但对于“俄民今度之革命”的前途，“此实一最难悬断之问题也。”对于俄国“社会主义者流”提出的废除土地私有，梁更持否定态度，“试问土地私有权废止之议，果可行于今日之世界乎？”[11]18显然，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赞同俄国的革命者主张和革命方式，何谈借鉴？

（二）“拒俄”与“防日”之比较：不同的民族主义

相对于日本，沙俄对中国侵略的历史“案底”及其本身的沙皇制度，使得中国人对俄国有一种否定的前提意识。这种负面印象一直延续至清末，沙俄对中国的领土不断侵蚀，中国对沙俄的态度始终是仇视与抵制。作为被西方列强和东方的日本都伤害过的国家，中国从民族主义出发当然全部仇恨，但在这宏观的背景之下，对日俄两国的态度，却分别有过程上的起伏与态度上的变化。最典型的反映是中国知识分子对日俄战争的看法。在日俄战争起初时，《江苏》就载文声援日本，称为了“扩张黄种势力”以阻俄国向东扩张，“我中国不能不表同情于日本”，《大陆报》仇俄援日的态度更明显：“能为世界平和、为人道幸福而芟除此狞恶兽性之哥萨克者，其唯扶桑三岛乎！”[5]为争夺中国领土而争战于中国领土，同是国家的敌人，却表现出“爱”“憎”相反的态度，体现出俄日两国对中国影响的差异。针对俄国的野蛮侵略，中国人的民族观也上升到种族观，最能代表留日学生思想的《东方杂志》评述道：“日俄之战为欧亚竞争之权兴亦即黄种存亡之枢纽。”认为日本胜，则“我国或有鼎新之机”，④认为日本既代表了黄种人的先进方向，又与中国的命运休戚相关。与日俄战争密切相关的拒俄运动从1901年持续到1905年，是一次民族主义情绪的长久释放。拒俄运动中最积极与激进的也是日本的留学生，他们组成了拒俄义勇队，竟连留日中国女学生都组织了赤十字社，准备出征拒俄。[12]但对日本的看法，并不是真的完全信任，随着日本战胜，扩张野心显露，中国的留日学生警醒地看到这一点，指出日本对中国有更大阴谋，在稍后的《民吁日报》则判定“最不欲吾国强者”，“且首欲亡吾中国者”就是日本。[5]对于日本的态度，夹杂着学习与警惕的矛盾心理。在中国近代饱受西方白人（包括沙俄）的侵略中，日本的自强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日本不仅自强，而且能够“制夷”，这确实为中国所羡慕。所以对待日俄两国的态度，中国的知识分子站在种族民族主义的立场，虽然声援与中国“同文”，代表黄种人的日本，但站在国家民族主义的立场，又不得不时刻提防，而对俄国则是全面否定和坚决仇视。

三、西方文明的分裂，中国对日俄态度的颠覆性转变

（一）日本对辛亥革命的“正”“反”影响

留日学生是辛亥革命的主力军，武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当中，不少曾去日本留学，[13]武昌起义后的云南起义，（以昆明陆军高级干部为中心）40人之中，留日学生达31人。[14]296日本思潮对留日学生影响最大的是三种：民族主义；进化论思想；自由民权思想。其中，日本国家主义者加藤弘之的进化论思想对中国留日学生影响最大，中江兆民所译卢梭的《民约论》也非常受留日学生的重视。⑤此外，辛亥革命中的留日学生，很多接受过日本的军事教育。日本思潮对留日学生的影响为辛亥革命奠定了思想准备，而在国家层面，日本对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暗中支持，不仅为孙提供政治避难，而且包括军火和交通的便利。对孙中山支持最得力者是一些非官方的日本民间力量和与官方有一定联系的政客，诸如“大亚洲主义者”梅屋庄吉，“支那主义革命”的支持者，民主派人士宫崎寅藏，“大亚细亚主义”的提倡者，黑龙会的大陆浪人头山满，主张对俄强硬的内田良平等。[15]228这些人的思想特点，都是从一个“大亚洲”的概念出发，以西方为假想敌，力图通过中日“共同繁荣”的联合对抗西方的侵略。但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又对辛亥革命进行阻挠干涉，先是派2艘军舰在武力威胁的基础上，对武昌起义表示严守中立，[16]422暗中寻找亲日的实力派。之后日本政府提出建立攻守同盟，为南京临时政府建立一支军队，以这两项要求作为承认南京临时政府的条件，南京临时政府断然拒绝。[16]4721912年2月21日，日本政府向欧美列强提出一份《备忘录》，关于中华民国，《备忘录》宣称：“当中国建成巩固之新政府，而此新政府又能显示出具有履行该国所承担之各项义务的意志和实力时，各国即应该对此新政府予以承认。但鉴于中国目前现状，各国政府应在此时就有关承认之各项问题加以慎重考虑。”为此日本建议承认中华民国的先决条件是，中国新政府必须明确表示承认各国在中国所享有的“一切权利、特权和豁免权”，并继续承担“一切外债”，各国在承认问题上应遵循“共同行动原则”，“保持统一步调”，[17]397显示出日本政府谋求在华利益的野心，对中国的侵略也在进一步加深。

（二）是“敌”是“师”？中国民众对日本态度的转换

清帝退位实现了辛亥革命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主张，民族主义的主题由“排满”变为反帝。欧美强国在中国的标签由“西方列强”变为“帝国主义”，带有“殖民政策者，杀人政策者”的含义。[18]5641915年以后，帝国主义作为负面含义被中国人批判。“一战”的爆发使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陷入怀疑和彷徨之中，各个帝国开始互相残杀，表明中国人所向往的西方文明并不是至美至善，西方文明的“分裂”，部分否定了中国人之前“拜师学艺”的方向和努力。如果对“西方”还仅仅是存疑和再认识的话，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之后，中国人对日本的仇恨就不可逆转了，“反日”完全取代了之前对日本的憎恨中带有羡慕学习的态度。这其中的思想变化，首先是辛亥革命倒清之后，再无汉满之分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其次，中国人所以欣羡日本，根本缘由就在于日本也在学习西方，中国人对“西方”的印象一直是“富强”和“先进”，抱有一种学习的态度。欧战的残酷性和日本趁欧战之隙“亡中国”的野心使中国清醒到：西方文明的缺陷，学习西方的日本如今也是一个帝国主义，甚至比西方更可恨。再者，从清末立宪到中华民国初期的国会“闹剧”，中国人在实践了外来思想之后，能得出的最直接的结论就是：西方政治文明并不能解决中国的时代课题。在这几种因素影响的背景下，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了“二十一条”，中国人对日态度急遽转入负面，留日学生大批回国，开展救亡运动。[13]李大钊代表留日学生起草《敬告全国父老书》的电文，痛斥日本：“此不义、不仁、不智、不勇、不信之行为，于日本为自杀，于世界为蟊贼，”中国同胞与日本不共戴天。[19]117与之前援日拒俄形成最大反差的是，1918年，日本强迫中国签订中日军事协定，谋中日共同出兵西伯利亚以扼杀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并借机继续攫取中国权力，留日学生集体抗议归国，归国人数超过2500人。[13]这其中的主要动机虽主要为反日救国，但对日俄态度的转变已有迹可寻。较之辛亥革命之时的“日中亲善”的冠冕堂皇之语，中国留日学生已深恶痛绝，记录了这一在日本反日运动的留学生王拱璧在《七年‘五七’之前夕》写到，中日共同出兵，“全国上下举欣欣相告，以为合并中国指日可待。”当时留日学生与日本当局对抗，针对“日中亲善”，留学生痛斥到：“你日本把‘亲善’二字哄我政府，哄我国民，……”[20]108“反日”成为当时整个反帝排外情绪的一个最主要组成部分。

（三）十月革命，中国对俄国化敌为师

至五四运动前夕，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话语含义中已完全代表一种“恶”势力，中国人实践西方文明的失败，日本学“恶”为“恶”，这些因素合力导致中国知识分子探索中国出路的思想尤为复杂和多样。也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多种思想被介绍到中国，俨然一种“百家争鸣”的气象。俄国爆发的十月革命和马列主义思想，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注意。俄国刷新了本身的政治制度，尤其是推翻沙皇，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对俄国刮目相看。早在二月革命后，李大钊就撰文指出俄国人不仅“直接以洗涤俄国政界积年之宿秽者”，而且“间接灌润吾国自由之丕苗，使一般官僚耆旧，确认专制之不可复活，民权之不可复抑，共和之不可复毁，帝政之不可复兴。”[21]22十月革命后，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李大钊等知识分子更是热情介绍，寄予厚望。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等文章，这些文章对于俄国革命的介绍和宣扬，大家早有共识，但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钊把十月革命的意义放在了一个“世界革命”的含义中，这本身就表现出当时知识分子对西方帝国主义是一种否定态度，把中国民众与西方民众等同起来，同受于帝国主义的压迫之下，俄国人民的胜利为全世界人民指明了方向。

对比日本、美国和苏俄对当时中国之政策，日本在巴黎和会上对中国山东主权的强索，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十四条宣言”的揭穿，而苏俄在1919年7月发表了《加拉罕宣言》，此次宣言强调的“苏俄政府向中国政府和人民宣示，愿意废除既往的不平等条约，并通过谈判在平等的基础上重新订立条约”与美日形成巨大反差，“并表示俄国的工农和红军是中国人民争取自由事业的唯一同盟者。”对中国人来说更是一种鼓舞。[22]67其实对于威尔逊的“十四条宣言”和《加拉罕宣言》来说，最能博得中国人支持的莫过于当中的关于“民族自决”与“独立”的思想，但威尔逊的失信使得中国人似有蒙受“上当”之感，在当时的国情中，民族主义的情绪最为深刻和直接，也最为强烈。当美国官方在中国人心中的印象颠覆之后，从美国而来的自由主义思想也逐渐衰落（这其中当然有个过程）。国家力量与思想的一致性典型地表现在苏俄上，中国对苏俄及其附加的意识形态全持一种接受态度。正如毛泽东后来说：自鸦片战争后，先进的中国人“一直在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日本向西方学习有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在那时的中国人看来，俄国是落后的很少人想学俄国”。“先生老是侵略学生”这一事实“打破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迷梦”。苏俄的十月革命后，“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人要“走俄国人的路”。[23]1469

四、新文化运动，日来思想与马列主义的不同境遇

思想意识形态在国家力量的配合下一致性示好，并不能将其他思想全部排除而成为绝对主导。顺应着“五九国耻”而发展的反帝爱国运动，相并发生的是陈独秀等人领导的新文化运动。西方文明的部分证伪，中国知识分子为求索救国接受了更多的“主义”和思想，新文化运动给所有的“主义”思想创造了“发声”的条件。在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背景中，已没有一种思想成为中国人赞同的“共识”，所有的思想可以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争论。从日本传来的思想：一种是无政府主义的思想，虽然这种思想起源于欧洲，在中国的兴起却缘于日本。早期的维新人士赵必振翻译了日本人久津见蕨村的《近世无政府主义》，其后的章炳麟等人也都曾主张过无政府主义，真正在中国发生影响，是中国驻日使馆人员及留日学生张继、刘师培和他的妻子何震开始在日本办报宣传无政府主义，在新文化运动期间成为主流思潮之一，并与当时信仰马列主义和早期的共产党人发生过大的争论。一种是深受日本政教社派“保存国粹”运动影响的中国的国粹主义，两国的保存国粹，都是在“西化”日盛的情况下，保存本国独特文化的一种努力，都或多或少地认为本国文化在应对现代危机中的重要作用。一种是周作人自日本人武者小路实笃处学习并介绍到中国的新村主义，而另外一种思潮，工读互助主义也深受武者小路实笃“新村”建设的影响。纵观日本近代思想发展的历史，日本的社会主义思想要比中国更早成熟，对社会主义的许多问题也更早进行过争论，而且在日本社会主义运动过程中，也有“激进”与“稳健”之分裂。⑥即便“早在1903年，中国的留日学生就在东京出版的《译书汇编》、《浙江潮》等刊物上载文介绍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24]115日本的社会主义思想在十月革命前对中国的影响一直十分微弱，而“革命的工团主义”在中国却十分流行。新文化运动后期，中国的知识分子关于马列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已无关乎思想的来源问题，但是放在20世纪初期的历史背景中观察，我们可以发现，代表政治影响的国家力量与思想文化介入中国的配合不同，其思想在中国的影响地位也不同。日本的社会主义思想虽然早发生，但中国在“二十一条”之后就对日本彻底否定，况且日本的社会主义思想更多的是反军国主义和“修正”资本主义，这本就无法满足中国的社会期待和解决中国的时代难题。无政府主义与新村主义等其他日来思想在与马列主义的论战后，就退却为一种边缘思潮，直至人们的忽视，而马列主义则引领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

在中国的思想文化阵地上，一直存在着政治与思想“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配合模式。“二十一条”之前，中国学习日本的改革，接受日本传来的一些思想，最主要的原因是看到了日本改革的成功和对中国的侵略尚有限度。五四运动中，无政府主义与新村主义都是在对资本主义和中国传统的双向否定中提出的一个救世方案，其中的“世界大同”思想与马列主义的“世界革命”还有一定的暗合之处，但日来的“革命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背后，没有一个成功的政治实践实体，无法满足中国人的学习先进的需求。在近代民族主义占主导的潮流中，政治上的榜样，尤其是对中国的支持确实能为思想的传入铺平道路，在这一点上，马列主义就有绝对的优势和吸引力。中国人选择外来思潮的重要参考，首先是能否救国 ，所以在近代中国选择性吸收外来思潮的过程中，满足民族主义的需要是一个首要前提，无论是政治上的还是文化思想上的。日本与俄国在介入中国的过程中，国家政治力量一方和思想文化一方在配合方式上的差异，对近代中国发展的历史进程产生了不同甚至是相反的影响。苏俄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对中国一致性的正面影响，对后来的中国革命走向有着决定作用。

注释：

①如在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后，中国社会的积极反应。可见《苏俄、共产国际与

中国革命》（1919—1923），何云庵等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66-73

页。

②一次因日本政府欲取缔中国留学生，一次因日俄战争中日本提出扩大安奉铁路

沿线权利。详见张海鹏：《中国留日学生与祖国的历史命运》，《中国社会科

学》，1996年06期。

③《俄日之战机一发》，《政局时评，国际之都》，《新民丛报》第38、39号合本，1903

年10月4日。

④《日俄战纪》，《东方杂志》，1904年第1卷第1期。

⑤《清末留日学生民族意识的觉醒——以明治日本的影响为例》，郑匡民著，中国

会议，《近代思想史研究》（第10辑）。

⑥日本近代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详见《日本近代思想史》第二卷，（日）近代日本思

想史研究汇编，李民、贾纯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60-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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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闫磊（1990-），男，山西长治人，西南交通大学政治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近代史。

（责任编辑：李直）

基金项目：本文系西南交通大学科技创新项目“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主义思想由日本向中国传播的译介研究”（项目编号：SWJTU15WCX08）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