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文献纪录片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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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集 落日余晖

２０世纪初的世界，对大清的子民来说是奇妙的。在地球上的某些地方， 有了摩登的城市， 有了汽车飞机，电报电话， 有了一种叫诺贝尔奖的奖项，也有了自由恋爱的普通女人。而中国，正好在这奇妙世界的另一端。办了三十年洋务， 好不容易才把自己的经济总量再次拉抬到世界前列， 无奈甲午一败露了怯，百日维新又以流血告终，拿义和团和洋人拼，却闹了个八国联军辛丑条约，受了四万万子民人均一两赔款的奇耻大辱。逃亡西安又回鸾北京的慈禧太后终于相信，再不做点什么，这大清恐怕就真的要完了。

那是个有皇上的年代。在英国，爱德华七世享受着优渥的生活和人民的爱戴。在德国，威廉二世带着全家欣赏他心爱的帝国军队。俄皇尼古拉二世的盛大加冕仪式，曾让来自清廷的名臣李鸿章大开眼界。但更让这位老臣铭心刻骨的，还是那位锐意改革，脱亚入欧，后来又发动甲午战争打败了大清的日本明治天皇。

外国的皇上们一个个意气风发，似乎没有人留意到中国还有个没权的皇上。实际上，１９０１年，慈禧皇太后比过去更引人注目，因为她即将号令全国上下，推行新政。此时距离她镇压戊戌变法，还不到三年。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郑师渠：清政府的新政里面上谕里面特别指责康梁的戊戌变法，那是乱法不是新法，康有为被指责的，当康有为在西太后公布了新政上谕以后，他竟然发表了这样文章讲，新政好啊，新而国可富，新而种可强，新而民族可以改良，新而学界可以激进，新政好，你看他为什么要这样啊，就是因为“变”是普遍的要求。

１９０１年４月，清廷成立督办政务处，荣禄、庆亲王和李鸿章为主管，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协同办理，开始规划全面改革。就在这年１１月，刚签署辛丑条约不到两个月的李鸿章病逝，一年以后，刘坤一病逝，再一年，荣禄病逝。大清新政最初的五个主事者，不到三年只剩下两个。

所幸方案已经有了。就在刘坤一去世前三个月，他和张之洞联名连递三摺，分别从教育、政治、军事三方面提出改革方案，史称江楚会奏。郑师渠：清政府是接受了他这个三个奏折提出的改革方案，所以可以讲这江楚会奏，张之洞主导的江楚会奏，实际上成为了后来指导清政府展开新政的一个带纲领性的、指导性的文件。

在随后的十年里，清廷撤六部，废科举，改税制，办新学，练新军，推地方自治，行预备立宪，其改制变法的幅度之大，比维新派有过之而无不及。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马勇：清廷已经觉悟了，就中国很多事就是领导一觉悟了，什么事都真的并不是很难的事，关键这领导不觉悟你就没办法，整个近代１００年的历史，早期这个历史我们明显的看到，统治者只要他醒悟了，中国都往前走起来也是很快的。

大清王朝这一缕最后的光芒，照亮了一批能臣。张之洞和袁世凯，无疑是其中两颗最耀眼的明星。

袁世凯曾孙女袁静：按现在人讲他是一个比较，就是超前的这么一个人物，但他也有他传统的那一面，中国的那种传统，旧的传统观念，在他那个年代的人应该还是有。但是在那个年代，按现代人来看，他很多的一些做法，都是比较新潮的，就是这样。

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的继任人袁世凯，在天津屡出新招，从办实业公司到搞商品展览会，从整顿吏治到新式警察，都被当成全国的示范。他还大办新式教育，天津的学堂数量和学生数量都居于全国第一，甚至，他也把新式教育引入了自己的家庭。

袁静：老爷爷（袁世凯）呢，他有十七个儿子，十五个姑娘。当时是在家里边，请的都是，女孩子不出去，在家里请的是老师，到家里来讲学，包括设很多的学科，他每次呢，都要，要求的也严，要考试有奖励，这是姑奶奶给我讲的。英文呢，请的是有美国的老师，有德国的，教德语的请的是德国的老师，所以呢，她们的学习成绩呢 ，每次让老师把成绩单都要拿到他那，他要去审他要去看，然后再给子女一些物质上的奖励。她们的费用的支出，都是由当时的主管的就是一个奶奶去掌管，必须一级听一级的，你不能说，我三太太我要去管二太太，这是不可以的，但是他主管这个财务的这个太太是五奶奶，五老奶奶，我都不知道怎么称呼了，奶奶太多了。

与精明强干，作派新潮的袁世凯相比，湖广总督张之洞，是一位走传统路线，稳健谋国的老臣。他来自河北南皮，２７岁就以探花入仕，从翰林院编修一路做到封疆大吏，三度担任湖广总督，前后坐镇武昌十八年。

武昌，与汉口、汉阳聚于汉江长江交界处，并称“武汉三镇”。这里自三国时期就是军事要地，更因其水陆枢纽地位，有九省通衢之誉。汉口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对外开埠，银行洋行林立，英俄法德日租界临江一字排开。武昌城为政治中心地带，城内西南角一处衙门所在，即清廷湖广总督督署。

张之洞幕僚赵凤昌外孙杨小佛： 这张之洞这个人他是这样的，他写写东西什么会打瞌睡，要干一件事情，后头想起来又找，一时找不到。但是赵凤昌年轻，赵凤昌看在眼里，就已经给他准备好了，就是晓得你等一下要找东西了，他已经心中有数。所以几次这么一来，张之洞对这个赵凤昌印象就好了，就觉得他这个可以一直为左右手了。有什么事情，就像现在也是这样，领导想到一个事情，结果找不到，你这个秘书给他找到了，他很高兴是吧。

张之洞虽然已经年迈，平日里很多事情都得让机要秘书赵凤昌操办，但是他办洋务举新政的气魄，却不输给壮年的袁世凯。在武昌，造币局数百台机器大量铸造银元，纱布丝麻四大官办纺织局数千台机器日夜齐鸣，日产棉布１８０丈，棉纱５吨，织物５００米，纺织业规模仅次于上海。在汉阳龟山脚下，汉阳铁厂一昼夜出铁六十吨。它由卢森堡人吕贝尔担任总工程师，蔡锡勇，盛宣怀先后担任总办，拥有四十多个外国工程技术人员，三千多名中国工人，为当时亚洲第一大近代钢铁企业。

汉阳铁厂的两座炼铁炉，成就了数千公里的铁轨和不计其数的枪炮。１８９５年，在汉阳铁厂的西面，湖北枪炮厂，也就是后来的汉阳兵工厂正式开工。刚投产，就达到每月５００支枪，１０万发子弹的制造速度。所造７．９毫米口径德国１８８８年式改良五响毛瑟枪，闻名海内外，人称“汉阳造”，这就是湖北新军在武昌起义时手中持有的武器。

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冯天瑜：汉口的沿长江这一带是租界区，沿汉水的这一带和紧贴着租界这一带那都是包括刘歆生，以刘歆生为主的这个华商在这儿建的新的街道。

早期武汉的民族资本家们也来淘金，他们和张之洞的官办企业一起，跟洋行洋厂打码头。冯天瑜：当时有一句话就是说汉口的对外贸易，贸易额是加做驾乎津门，就超过天津，驾乎津门， 直追沪上。

故宫创办人吴瀛之孙吴欢：那时候这个湖北的街上已经有公用电话了，拖着长辫子的男人在街上打公用电话那是一景，男女为之侧目，而且得打一会，提着辫子打，那时候不叫电话已经是英文名Ｔｅｌｅｐｈ，湖北人是最先进的，比上海人还先进。

硬面的马路，医院，股票，图书馆，自来水，还有大批的外国人和留学生，诸多古典中国里没有的人和事，都在世纪初的武汉出现了。张之洞不曾料到，这座被誉为“东洋芝加哥”的城市，日后会成为推倒大清王朝的第一张骨牌。

武汉的繁荣如同肥皂泡上的流光溢彩，映照出整个大清帝国的深层危机。时髦的租界，是列强与特权阶层的乐园，各国洋行商号，是拖垮中国钱庄商号的对手。为了办新政，朝廷和地方纷纷向外国银行举债，并以关税、盐厘作抵押，张之洞也不例外。与此同时，湖北每年还要摊还赔款高达１２０万两，位居全国第三，而各国租界每年的租金才一百两上下。为了解决财政问题，地方官吏不惜给食盐加价，设立各种苛捐杂税，加重百姓负担。处处缺钱，只有贪官们的口袋常满。在这点上，张之洞的品行清廉倒是最为难得。在他眼里，中国最急缺的恐怕不是钱，而是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