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央苏区史研究进程（2010—2016）

摘要：近年来学界有关中央苏区史的研究不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更上一层楼，在研究视角、理论运用、史料挖掘、拓展新领域等方面均有进一步发展。本文不是对国内外所有相关成果进行梳理，而是对近年来国内有关中央苏区史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作详细介绍。

关键词：中央苏区；中国共产党；研究进程

中图分类号：K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17）03-0033-06

学界对于中央苏区史的研究一直以来都十分重视，近年来相关学术成果不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更上一层楼，在研究视角、理论运用、史料挖掘、拓展新领域等方面均有进一步的发展。对于2010年之前的中央苏区史研究状况，已有学者著文考察①，因此本文主要对近年来（2010—2016）国内有关中央苏区史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作详细介绍，并对相关研究略作评价。

一、关于中央苏区的政治史研究

对中央苏区政治史的研究是学界关注的重要领域，主要侧重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苏区群众路线与党风廉政建设研究。曾志刚等学者认为苏区时期党的群众路线是维系党群干群关系的生命线，也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的群众基础和根本保障，对当今党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②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不久，少数干部精神懈怠，各种腐化现象开始滋生蔓延。对此，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在党风廉政建设方面，开展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腐斗争，以集中解决贪污腐化、挥霍浪费、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形式主义等腐化现象。张友南等学者指出，这场反腐倡廉运动“扫清了政权建设与经济建设中的污垢，造就了一个空前廉洁的政府。”③

有学者专门考察了苏区的廉政教育，李康平认为，运用得天独厚、具有重要廉政文化价值的苏区廉政建设所积累的经验，推进当代廉政文化建设，既体现了本源优质性建设的价值，又体现了拓新发展性建设的意义，从而达到苏区廉政文化资源价值实现与当代廉政文化建设效果的统一。④

二是苏区政治动员研究。近些年学界对中共党史党建方面的研究逐渐走向深入，然而对于苏区政府是如何发动农民参加革命，又是怎样在复杂的战争环境中始终保持坚实的群众基础，研究的较为薄弱。张宏卿与肖文燕的系列论文在革命史的视野下，通过对苏区农民性格和中共的乡村动员进行动态考察，再现了中共与农民的磨合与互动场景。⑤然而，当自身生存伦理受到威胁时，对组织与政府行为的抵制乃至反叛，成为苏区农民的本能反应。这一抵制现象表明，农民的生存伦理安全是革命动员的基线，并一定程度地折射出革命动员与乡村社会的互动关系。⑥ 有学者研究了苏区选举的阶级性，目的是为了完成革命的社会动员。然而，当个体政治身份的获得意味着基本权益的让渡时，这种选举式动员的工具效用必然是有限的。⑦

三是苏区司法制度与司法实践研究。路子靖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登载的反革命案件为基本资料，对苏区的反革命罪进行专题研究，作者指出，20世纪30年代苏区反革命罪的立法及司法，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权”层面处理反革命问题的首次实践。⑧有学者考察了苏区时期的劳动法问题，认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确定了许多维护工人权益的原则和措施，但它受到了“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影响，受到苏区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当时担任高级职务的领导干部的抵制和批评。⑨

二、关于中央苏区的军事史研究

军事问题一直是中央苏区史研究中的焦点问题，主要侧重于反“围剿”与“扩红”两个方面：

一是有关反“围剿”战争的研究。有学者认为苏区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是诱敌深入战略方针的胜利，是人民战争的胜利，在中国革命史和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史上都具有重要历史地位。⑩ 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学界对于周恩来、朱德指挥实施的黄陂和草鞋岗战斗取胜的情况缺乏详细的研究。李东朗运用大量的红军将领回忆录和文史资料，对第四次反“围剿”战绩作了细致的考证。{11}

在有关第五次反“围剿”的研究中，以黄道炫《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一书的影响最大。该书突破传统研究的学术套路，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不仅在于“左”的错误，也在于1927年国共分裂时，中共几乎是白手起家开始武装反抗，仅仅数年后几十万武装即矗然挺立，缔造了共产党武装革命的传奇。不过，再强大的力量也有自己的极限，中共在多种境遇下实现的超常发展，似乎终于到了该停歇一下的时候了。{12} 有学者指出该书最大的特点和最成功之处，是“尽可能从原初的历史出发，摆脱历史研究中最容易陷入的結果导向陷阱，以探寻历史的本真。”{13} 罗平汉利用充实的一手资料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再次作了新的研究。{14} 也有学者从国民党对苏区食盐封锁的角度，论述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15} 黄志高撰文指出共产国际基于对苏区经济情况和革命形势的研判，认为诱敌深入方针已经过时，必须实施进攻路线，最终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16}

二是“扩红”研究。有学者撰文论述了苏区“扩红”运动中的宣传工作，认为中央苏区各级各类宣传组织和媒体，广泛宣传“扩红”的价值和意义等内容，推动了“扩红”运动的发展。{17} 陈任远利用充分的资料从多个层面分析了中央苏区的扩红机制，作者认为党与苏区政府之所以把苏区的人、财、物汇聚一处，发展成为轰轰烈烈的扩红运动且长期盛而不衰，主要得益于扩红机制中的组织机关、激励性措施、压力性手段及其修补措施的共同作用。{18} 此外也有学者从优待、抚恤与安置三个方面研究了中央苏区红军的优抚工作，为革命根据地进行反“围剿”战争等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社会保障作用。{19}

三、关于中央苏区的社会史研究

一是社会机构组织研究。何友良运用详实的史料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论述了苏区的社团组织。作者指出，苏区社团是中共革命构建新社会战略中的重要创置，也是国家权力深入乡村的另一种路径。苏区社团与乡村政权的创置和实践，开创了中共重新整合与治理乡村社会的新模式。{20} 作为苏区开展群众文化活动的中心，乡村俱乐部有效地组织了乡村的农民文化生活，它通过新鲜活泼的娱乐活动进行政治文化教育，提高了苏区农民群众的政治和文化知识。{21}

二是社会与民众互动研究。何友良的《苏区制度、社会与民众研究》一书，不仅对中华苏维埃运动整个历史过程，苏区基层政权和民众状态进行了系统、整体的阐释，而且对这段历史进行了认真反思，讨论了苏维埃制度兴替的历史价值和经验教训。{22} 学界在充分肯定苏区土地革命中的“平分土地”与“地权农有”政策的同时，长期将平分土地误认为是农民的主体意志，从而遮蔽了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创新视野。对此温锐等学者认为，“地权农有”在实践中被平分土地否定，在理论上也有缺失，这种反复平分的政策，是与农民传统意识相违的，并非农民主体意志的选择。{23}

三是社会环境与土地革命互动关系研究。游海华从社会生态环境变迁的角度探究了苏区土地革命的缘起，“社会生态环境严重失调的赣闽边区，恰在此时成为催生革命最好的温床。”{24} 在此背景下，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中国共产党转入农村开展武装割据斗争，开始寻求夺取政权的另一条道路。

四是社会制度与社会变迁研究。调查统计工作是苏区党政军群组织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有一些学者对此作了研究。{25} 汤水清撰文考察了中央苏区婚姻法律法规的颁布和实施，揭示了苏区新式婚姻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促进了苏区的妇女解放、社会进步和生产发展，对新中国婚姻制度的建立也产生了深远影响。{26}

土匪问题是红军和中央苏区创建初期的重大问题，张永撰文揭示出在共产党人通过收编、改造、清洗三个步骤解决土匪问题的过程中，表现出共产党和红军中的信仰力量，以及由信仰力量转化出来的强大组织力量。依靠这样一支军队，共产党在广大农村建立了一种崭新的政治秩序，并最终通过农村包围城市主宰了中国的命运。{27}

四、关于中央苏区的文化教育史研究

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与实践。有学者考察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中央苏区的实践问题，认为苏区政府的建立以及取得前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的成功实践，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28} 也有学者从新闻传播学的角度研究了苏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问题。{29}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和传播，既是中共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要求，又是中共在战争年代配合武装斗争的另一条重要战线。有学者指出，苏区政府建立了一批专业编译与出版机构，专门负责编译和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该时期中共专业编译与出版机构的建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出版发行对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产生了积极影响。{30}

二是革命标识与宣传教育研究。有学者对革命标语这一重要的苏区宣传动员方式作了深入研究，认为这一时期的革命标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并成为中共政治动员和价值构建的一种新方式。{31} 号召传播是苏区报刊中的一种标识性的传播现象，有学者指出苏区报刊的号召传播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效果，尤其是在苏区的扩红、节省经济、退还公债等运动中作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32}

三是文化娱乐活动研究。有学者论述了新中国成立后学界有关中央苏区红色戏剧研究的情况，认为必须把中央苏区戏剧的研究与当时的社会环境相结合，建构红色戏剧研究的整体视野。{33} 苏区的节日庆典是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也是苏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学者指出，苏区节庆是在中共和苏维埃政府主导下，革命的、大众的、具有鲜明阶级性和国际性的节日庆典文化。{34}

陈始发撰写的《多维视野下的中央苏区文化建设研究》一书，围绕“中央苏区文化缘何而来，走向何方？中央苏区文化在整个中共文化建设史上居于什么位置？对于当下中国的文化建设有着怎样的借鉴意义？”等问题，突破传统研究范式，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拓宽思路。从总体上看，“本书是近年来苏区史研究取得重要进展的一部新作”。{35} 也有学者指出中央苏区干部教育的基本理念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针对性与实效性相结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其运行机制是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管理机构，建立各种教育管理制度，加强教育管理的法制建设。{36}

五、关于中央苏区的经济史研究

对于苏区经济史方面的研究，学界关注的不是很充足。杨丽琼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了苏区的阶级划分问题，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价值创造及阶级剥削的理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与改革的重要理论基础。同时指出存在的问题：“目前史學界关于近百年社会财产制度改革史的研究，至今仍然停留于传统的价值创造和剥削理论之中，不仅无法对近百年中国社会变革进程给予具有说服力的准确解释，而且还继续影响着今天民众对价值与财富创造和剥削与被剥削关系认识的清理，进而也仍然影响当前农地及其财产权制度改革的深化与和谐社会的构建。”{37}

游海华梳理了苏区革命前后民间借贷变迁与农村经济兴衰的关系，从社会发展观的角度，探讨债权变革（财产权变革）与社会经济发展秩序的关系。作者认为，中国传统的民间借贷在中央苏区革命中几乎停止，民间债权被彻底废除。 贫苦工农虽然因“一概废债”的革命行动而暂时免除了“高利盘剥”，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生产条件和生活状态，但是随之而来的后果却是农村金融的停滞和农村经济发展所需资金的短缺，他们反而深受“闭借”之苦和“剪刀差”的严重侵害。{38}

有学者从货币政策的角度研究了中央苏区的财政问题，他们认为苏区时期，中共试图进行财政、货币的现代化改革。然而，处在战争和封锁的背景下，临时政府始终面临银元外流以及供给不足的困境。随着战争形势的恶化，苏区原有银元被大量消耗，同时对货币的需求激增，为了供应战争和维持政权，政府只好大量发行苏区货币。失去了银元储备的新币，无法继续构成实际的财政收入，苏区经济陷入通货膨胀的困境，无法有力地支持战争，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因素之一。{39}

苏区政府成立了内务部交通管理局之后，苏区的交通建设进入全面规划、逐步实施的发展时期。有学者对苏区时期的交通建设进行了研究。{40}

六、关于中央苏区的妇女史研究

中央苏区革命事业的发展离不开广大妇女的动员与参与，然而学界对此关注的较少。苏区政府如何动员妇女参加革命是学界研究的重点，有学者在对苏区妇女问题的研究中引入了性别视角，系统阐释了性别与阶级的相互关系，回答了为什么苏区的妇女运动能够赢得劳动阶级青年妇女的支持，此外更强调了正视阶级性并以劳动妇女作为自己的社会基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运动最宝贵的历史经验。{41} 也有学者从性别视角研究了苏维埃政权在早期政治动员中的策略以及其中所體现的权力运行逻辑，指出中共通过婚姻制度改革和对家庭角色进行政治赋权等一系列政治动员策略的有效实践，将长期消失在政治领域之外的女性和分散于一家一户的个体农民成功动员为革命事业的积极参与者。{42}

汤水清撰文研究了苏区乡村妇女在苏维埃革命中的差异性选择，她们在婚姻自由方面既有主动追求也存在躲避“解放”，在慰劳红军方面既积极行动也有消极应付，在扩红运动中送郎当兵与留郎家中均有发生。作者认为产生这种差异性选择的原因较为复杂。为解决这一问题，中共与苏维埃政府一方面加强与改进对妇女工作的领导，调整有关政策；另一方面强化舆论宣传，使她们树立革命观念。{43}

有学者撰文对苏区妇女参加农业生产的动因、政策与措施以及作用进行了历史考察，认为苏区妇女参加农业生产是妇女自我解放后觉悟的充分表达，而苏区政府的广泛宣传、发布法令、建立妇女组织为妇女参加农业生产提供了政策和制度保障，最终实现了妇女解放与革命的互动。{44}

七、关于中央苏区的人物史研究

总体来看，近年来学界有关中央苏区人物方面的研究较为薄弱，主要集中在毛泽东、董必武、任弼时等领袖身上，而对于其他苏区的领导人物则相对缺乏深入的研究。

对于毛泽东与苏区的关系是学界最为关注的一个方面，石仲泉专门论述了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廉政为民的思想，指出毛泽东廉政为民思想的主要指向是“两个反对”：一是反对贪污和浪费，二是反对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毛泽东廉政为民思想的基本特点是“两个强调”：一是强调思想教育，提高党员和干部队伍的素质，二是强调检查和监督，积极推进制度建设。毛泽东廉政为民思想贯彻的重要途径是“两个深入”：一是深入实际、做调查研究，二是深入群众，解决民生疾苦。虽然限于时代背景，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廉政为民思想还有待进一步发展，但为党的廉政为民思想走向成熟奠定了坚实基础。{45} 李红辉、胡飞撰文重点考察了毛泽东与中央苏区的廉政建设的关系。{46} 陈松友、潘丽萍研究了毛泽东苏区政权建设的理论与实践{47}，黄喜生对于苏区时期毛泽东的民生思想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48}

曾绍东考察了董必武在苏区的司法实践，认为董必武对于苏区的司法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倡导、组织并参与制定了一些法律法规；二是进行了以大规模的反贪倡廉为核心的司法活动。董必武将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进行了大量的司法实践活动，对中央苏区法制与政权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对新中国司法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49}

吴晓荣则考察了苏区时期陈云的群众观，认为苏区时期的陈云在以一切工作都应该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基础上，发动群众、关心群众生活，同时为避免“左”和右的错误倾向，特别注重领导群众斗争的方法和艺术，从而使苏区时期的工会和白区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在支持土地革命、巩固红色政权、改善群众生活等方面上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50}

也有学者考察了任弼时与中央苏区党组织建设的关系，认为任弼时在领导中央苏区党的组织建设中，通过提高党员质量以加强党的阶级基础，实行民主集中制以改善党的领导方式，改良支部生活以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严肃党纪以健全党的组织机体，为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布尔什维克化的无产阶级政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51}

八、结语

从以上对近年来具有代表性的论著的回顾，反映了最近一段时期国内中央苏区史研究的现状，呈现了这一研究的学术走向。可以看出，在研究内容方面，政治史、军事史、社会史、文化教育史等问题，依然是中央苏区史研究的热点问题。在研究方法方面，学科交叉趋向日益明显，借助经济学、社会学、法律学等学科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央苏区史的学术成果日益涌现。在史料运用方面，除了传统的档案、文集、汇编、传记等之外，各地文史资料、文艺作品、革命标语、新闻记载甚至国民党的相关资料都成为学者们研究的对象。

可是，在深入探讨之下，我们也要明确看到，目前中央苏区史研究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一是研究内容的不均衡性。学界对于中央苏区的领袖人物、妇女史、经济史等方面缺乏更加深入的研究。对于同一内容的研究，也不够精细化，应当“关注在丰富史实基础上对历史细节的重建，以最终达到历史真像之再现。”{52} 二是研究机构与学术团队较少。从已有的学术成果能够看出，对于中央苏区史的研究机构主要集中在江西和北京的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当中，其他地区则凤毛麟角。集中研究中央苏区史的学术团队则主要存在于赣南师范大学、南昌大学、江西社会科学院等江西科研单位之中，带有较强的区域性特点。三是相关学术期刊较少。从公开发表中央苏区史研究成果的期刊来源地来看，也以《江西社会科学》等本土期刊为主，成为制约中央苏区史发展的瓶颈。四是在史料发掘方面需要努力。黄道炫指出：“革命史研究要取得新的进展，必须更多地从史料的发掘、分析、研究中建立历史真实”。{53} 除此之外，对已有史料的充分占有和发掘也很重要，研究中央苏区史要特别重视利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等原始资料，但目前来看还不尽如人意。

因此，要使中央苏区史研究成果真正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必须如杨奎松所言，首先要有新意，其次要有史家的功力和眼光，“不能给人们提供重要的符合历史真相的新的观点的研究，只是修修补补，或讲些抽象的‘意义’，题目再大，写得再好，也是炒冷饭，谈不上学术价值。”{54} 希望在以后的一定时期内，中央苏区史研究再上一层楼，涌现出更多更好的学术成果。

注释：

① 肖如平、谢庐明：《近十年来中央苏区史研究述评》，《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2期；王才友：《50年来的江西苏区史研究》，《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6期。

② 曾志刚、朱钦胜：《中央苏区时期党对群众路线的探索实践与现实启示》，《江西社会科学》2014年第8期。

③ 张友南、罗庆宏：《中央苏区时期党的作风建设及启示》，《江西社会科学》2013年第10期。

④ 李康平：《论苏区廉政经验在当代廉政文化建设中的运用》，《政治学研究》2010年第2期。

⑤ 张宏卿、肖文燕：《农民性格与中共的乡村动员模式——以中央苏区为中心的考察》，《开放时代》2010年第10期；張宏卿、肖文燕：《“边缘化战略”：中共动员与中央苏区民众的基本利益、社会感情》，《开放时代》2011年第8期。

⑥ 钟日兴、张玉龙：《中央苏区革命动员与农民“抵制”心态》，《求索》2010年第7期。

⑦ 王建华：《阶级民主的工具效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的选举动员》，《江苏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

⑧ 路子靖：《1930年代中央苏区反革命罪的审判——以〈红色中华〉的案件为中心》，《史学月刊》2014年第8期。

⑨ 张友南、孙伟：《中央苏区时期劳动法问题研究》，《江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

⑩ 万建强：《论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的原因及重大意义》，《江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

{11} 李东朗：《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战绩考》，《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11期。

{12} 黄道炫：《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13} 周祖文、金敏：《探寻历史深处的真实世界——评〈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7期。

{14} 罗平汉：《再论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为何失败》，《安徽史学》2012年第4期。

{15} 卫平光：《控制与争夺：国民党的食盐封锁与苏区的应对》，《江西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

{16} 黄志高：《从诱敌深入到进攻路线：共产国际与中央苏区反“围剿”军事策略的转变》，《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3期。

{17} 唐国平：《论中央苏区“扩红”运动中的宣传工作》，《求索》2010年第3期。

{18} 陈任远：《试析中央苏区的扩红机制》，《江汉论坛》2013年第11期。

{19} 黄惠运、刘智艺：《中央苏区红军优抚工作述论》，《党的文献》2012年第6期。

{20} 何友良：《权能分担与社会整合——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下的苏区社团》，《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3期。

{21} 庞振宇：《论苏区文化建设中的乡村俱乐部运动》，《江西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22} 何友良：《苏区制度、社会和民众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23} 温锐、杨丽琼：《中央苏区平分土地政策与农民权益保障的再认识》，《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5期。

{24} 游海华：《中央苏区土地革命缘起的社会生态环境考察》，《福建论坛》2011年第2期。

{25} 参见黄惠运、彭青：《中央苏区调查统计工作的成功经验及现实启示》，《毛泽东思想研究》2010年第5期；彭道宾：《中央苏区调查统计机构的建立和发展——中央苏区调查统计工作的光辉实践与有益启示（一）》，《统计研究》2010年第12期；彭道宾：《中央苏区调查统计工作的内容和成效——中央苏区调查统计工作的光辉实践与有益启示（二）》，《统计研究》2011年第1期；彭道宾：《中央苏区调查统计工作的特色、功能及启示——中央苏区调查统计工作的光辉实践与有益启示（三）》，《统计研究》2011年第2期等；

{26} 汤水清：《苏区新式婚姻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党的文献》2010年第4期。

{27} 张永：《红军与中央苏区创建初期土匪问题研究》，《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4期。

{28} 王太钧、肖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中央苏区的实践及其启示》，《江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

{29} 张品良：《中央苏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学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年第2期。

{30} 王海军：《中央苏区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经典著作编译与出版探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6年第4期。

{31} 吴晓荣：《略论中央苏区的革命标语》，《江西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32} 陈信凌：《中央苏区报刊的“号召”传播探析》，《新闻与传播研究》2011年第3期。

{33} 刘文辉：《论中央苏区红色戏剧研究的历史演进与学术展望》，《中央戏剧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34} 樊宾：《论苏区的节庆文化及其特点》，《江西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35} 郭德宏：《一部突破传统研究范式的苏区史研究新作——评〈多维视野下的中央苏区文化建设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11期。

{36} 卢忠萍、李根寿：《中央苏区干部教育的思想旨归与运行机制》，《求索》2016年第1期。

{37} 杨丽琼：《财富与剥削在苏维埃革命划分阶级中的演变及启示——以中央苏区为例》，《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11期。

{38} 游海华：《债权变革与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秩序——以中央苏区革命前后的民间借贷为中心》，《中国农史》2010年第2期。

{39} 汤萌、刘统：《市场与银元：从货币政策看中央苏区的财政问题》，《学术界》2011年第10期。

{40} 黄惠运：《中央苏区时期的交通建设》，《江西社会科学》2013年第12期。

{41} 宋少鹏：《苏区妇女运动中的性别与阶级》，《妇女研究论丛》2012年第1期。

{42} 刘笑言：《中央苏区农民政治动员中的性别与权力》，《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4年第2期。

{43} 汤水清：《乡村妇女在苏维埃革命中的差异性选择——以中央苏区为中心的考察》，《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11期。

{44} 叶青：《论中央苏区妇女对农业生产的贡献》，《妇女研究论丛》2012年第3期。

{45} 石仲泉：《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廉政为民思想》，《党的文献》2013年第4期。

{46} 李红辉、胡飞：《毛泽东与中央苏区的廉政建设新论》，《毛泽东思想研究》2010年第4期。

{47} 陈松友、潘丽萍：《毛泽东中央苏区政权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毛泽东思想研究》2010年第4期。

{48} 黄喜生：《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民生思想新论》，《毛泽东思想研究》2014年第2期。

{49} 曾绍东：《开拓与奠基——论董必武在中央苏区的司法实践》，《毛泽东思想研究》2010年第2期。

{50} 吴晓荣：《论苏区时期陈云的群众观》，《江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

{51} 王晓荣、王鑫：《任弼时与中央苏区党组织的布尔什维克化建设》，《毛泽东思想研究》2016年第1期。

{52} 马敏：《21世纪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若干趋势》，《史学月刊》2004年第6期。

{53} 黄道炫：《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革命史研究及其趋向》，《史学月刊》2012年第3期。

{54} 杨奎松：《50年来的中共党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

作者简介：潘大礼，三峡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湖北宜昌，443002；蔡志娥，三峡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宜昌，443002。

（责任编辑 张卫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