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在中法战争中的作为

内容摘要　慈禧在中国近代史上虽以卖国主义的面目遭后人诟病，但也并非一无是处。她在中法战争中支持“黑旗军”援越抗法，并采取了调换中枢，以战促和等手段，终于使法国侵略者签订了鸦片战争以来，损害最小的《中法天津条约》。

关键词 慈禧　中法战争　支援“黑旗军”　调换中枢　以战促和

作者 沈渭滨，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200433）

慈禧在有清一代的作为，向来被后人斥责为卖国、顽固，其形象似乎早已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然而，慈禧在中国近代史上也并非一无是处，如她在中法战争中的表现，就应给予客观的评价。

暗助“黑旗军”援越抗法

正当慈禧命清军入朝、平定“壬午兵变”、获执大院君李昰应之时，西南边疆因法国侵略越南而造成的边疆危机形势日益严重起来。大病初愈的慈禧不得不认真考虑对策。

越南自宋代以来就是中国的藩属，两国山水相连、唇齿相依，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宗藩关系。自从18世纪后期起，一心想在东方扩张殖民地的法国，对越南就有侵略野心，妄图占领越南后把势力伸入中国的西南地区。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国乘清政府内外交困之际，派遣远征军入侵越南南部，于1862年（清同治元年）迫使越南阮氏王朝签订了第一次《西贡条约》，割占了嘉定、边和、定祥三省及昆仑岛。1867年又占领永隆、河仙、昭笃三省。在越南南部建立了法属殖民地，并控制了湄公河三角洲。

法国原想从湄公河上溯，侵入我国云南。但后来发现湄公河上游不能通航，便改变计划，准备出兵占领越南北部的北圻（法人称为东京），由红河进入云南。当时，正是慈禧第一次垂帘听政，集中全力“征剿”太平军和捻军之时，既无力顾及藩属国的安危，又缺乏足够的外事交涉经验和实力，对法越冲突采取了置之不理的态度。

同治十二年正月（1873年2月），两宫太后撤帘还政，同治皇帝亲政。这年10月，法国驻西贡总督派海军上尉安邺统军北上进攻北圻，占领河内及附近四省。越南国王只得向驻屯于保胜（今老街）的刘永福黑旗军求助。

刘永福是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原名义，字渊亭，祖籍广西博白。道光十七年（1837年）生于广东钦州（今属广西）。他自小贫穷，识字无多，爱好武术。20岁时，在太平天国战争影响下，参加广西天地会反清起义，后来投入起义军吴亚忠部。在和清军战斗中，刘永福认为敌我力量悬殊，不宜孤城困守，建议突围转移，保存有生力量。吴亚忠不听，他便借筹粮之机，率300余人脱离吴部，独立转战。同治六年（1867年）退至越南北部的中越边境，以保胜为中心实行武装割据。他采取屯垦练兵、保境安民之策，军队垦荒、自给自足；树七星黑旗，标榜忠义；重内部团结，关心官兵疾苦；平时精于训练，战时勇敢杀敌。黑旗军在艰苦环境下，被训练成一支具有很强战斗力的队伍，不少小股武装纷纷来归，到同治十二年（1873年），已经扩展到1000余人。越南阮氏王朝在“剿抚不能”的处境下，只得听之任之，眼睁睁地看着黑旗军势力坐大。好在黑旗军既不扰民，又不与当地政府纠葛，有时甚至还可利用来清除边境土匪、消除隐患，所以双方长期以来处于暗中默契、和平共处的状态下。

刘永福在越南国王请求下，毅然应命，率军抗法。11月，军次河内，在距城二里的纸桥设伏，诱敌出击。法军中计追击，伏兵四起，死伤数十人，安邺被阵斩。法军群龙无首，大败而回，被迫退出河内和红河三角洲地区，龟缩海防一线。这次大捷，打乱了法军企图侵占北圻的计划，推迟了法国吞并越南、凯觎中国西南边疆长达10年之久。战后，刘永福被越南国王授三宣副提督，黑旗军也从此结束了落草为寇的尴尬地位。

清政府对刘永福黑旗军一直采取敌视、镇压的态度，但因中越边境地形复杂，山高林密，不利于出境作战，所以始终未能得手。迨至纸桥大捷，黑旗军成为法国侵越的巨大障碍，对避免出现西南边疆危机起到重要缓冲作用时，精明的慈禧太后在第二次垂帘听政之后，开始改变策略，逐渐变敌视、镇压为默认保全，以达到“保藩固边”的目的。

光绪七年十月十五日（1881年12月6日），大病初愈的慈禧代皇帝发布上谕称：法人谋占越南北境，并欲由红江通商云南，“计殊叵测，该国（指越南）积弱已久，若任其侵削，则滇、粤藩篱尽为他族逼处，后患不可胜言”。诏命李鸿章、左宗棠、张树声、刘坤一、刘长佑、杜瑞联等筹商妥办；同时命曾纪泽仍坚持前议，与法外部乘机辩论。［1］这道上谕，改变了以往对法越争端置之不理的态度，确立了“保藩固边”的方针，采取备战和外交谈判相结合的两手策略。于是暗助黑旗军援越抗法，就成为“保藩固边”的题中之义。

慈禧心中明白，黑旗军毕竟不是皇朝手中的队伍，不能公然依靠和明目张胆地使用、调遣。她只是为了固边保藩而利用它来牵制法军，所以只能暗中资助，不能公开进行。当广西巡抚庆裕于光绪七年十二月十三日（1882年2月1日）上奏，报告他已命提督黄桂兰以防匪为名，加派勇营驻扎越南边境，并且已经与刘永福有所接触，决定相互接应时，慈禧以上谕指出：刘永福未可深恃，且虑形迹太露转致枝节横生，尤当加意慎密。诏旨明显告诫庆裕，应着眼于一个“暗”字，不露形迹，避免节外生枝。

应该说，慈禧这样的考虑并非无因。一方面刘永福黑旗军没有接受朝廷招抚，名义上仍是清军对手；另一方面，朝廷内外对法越争端助越抗法意见纷歧，不少人认为中国不必过问。如署理粤海关监督裕宽，在光绪八年四月还上奏称：越南积弱已久，政令不修，人情懦怯，决不能再与法抵抗，法越交涉之事，中国不必与闻。因此，慈禧尽管有心利用黑旗军抗法，也只能在暗助上着手。

方针既定，慈禧开始为“保藩固边”作一系列人事调动。光绪八年正月，她以漕运总督周恒祺病免为由，将广西巡抚庆裕调任漕督，任命倪文蔚为广西巡抚，徐延旭为广西布政使。四月，以直隶总督李鸿章丁忧，调两广总督张树声暂署直督，以陕甘总督曾国荃署理两广总督。同月，命广东水师提督吴全美统带广东兵轮，克期出洋，与滇、粤防军遥为声援。

在人事调动期间，福建巡抚岑毓英于三月间上奏，吁请朝廷暗资刘永福军饷器械，使之固守以抗法。慈禧阅奏后觉得应听听身处一线的地方大吏意见，便于五月间命云贵总督刘长佑入京陛见，以岑毓英署理云贵总督。

刘长佑抵京后，向慈禧如实作了禀报。大意是：法国决不会放弃亡越图我之心，现在法人日日增兵，其主要障碍在黑旗军。法人已悬赏万金求购刘永福首级，又悬赏十万金要法军攻取保胜，灭黑旗军老巢。刘永福曾屡次请求越南国王与法军决战，刘曾亲赴谅山，与广西提督黄桂兰面商，表示同仇敌忾，并愿意分兵赴北宁助守；保胜有该部驻防，法军决不会得逞，只是因兵力不足（作者注：当时黑旗军号称3000），亟望得到天朝援助。

至于法越现状，刘长佑说，目前法军以兵舰东下越南海阳，分驶广南、西贡。若山西有失，则法军西入三江口，不仅保胜无屏障可依，而且云南自红河以下都需步步设防。他认为，“非滇粤并力以图，不足以救越南之残局；非水陆并进，不足以阻法人之贪谋。”［2］

慈禧听了刘长佑禀报后，消除了对利用黑旗军援越抗法的疑虑，决定让刘长佑“密为布置”［3］。于是，七月间，道员沈寿榕统滇军出马白关，进抵越南宣光省安平府扎营；云南布政使唐炯由马白关赴保胜，察看地形，布置关外各军。八月，曾国荃命水师提督吴全美率兵船八艘巡防北海。八月十一日（9月22日），慈禧颁发上谕，命刘长佑、岑毓英等饬令唐炯审度机宜、妥善办理，所有在防各将领一体听候唐烔调遣，与广西派出各军互为应援，并设法笼络刘永福军，预杜外人窥伺。［4］这件上谕，确立了暗助刘永福的策略。由于候补吏部主事唐景崧在光绪八年七月曾向军机大臣宝鋆、李鸿藻呈递说贴，请缨赴法以大义游说刘永福黑旗军抗法。慈禧觉得不妨一试，便于八月初，将唐景崧发往云南，交岑毓英差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