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义:反给力“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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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60多年的行医生涯中，王振义将基础学科与临床实践密切结合，将祖国医学和现代西医理论合二为一，将中国古代哲理思想与当代科学思想融为一体，引领我国血液学研究冲向一个又一个巅峰。

20世纪80年代，日本偶像剧《血疑》风靡亚洲，成为中国黑白电视时代最动人的爱情故事。无数观众通过这部当年热播的电视剧，认知了可怕的“血癌”，即白血病这种造血系统的恶性肿瘤。很多年来，人类对白血病一直束手无策，视之为“不治之症”。

在同一时期，一位中国医生用独创的全反式维甲酸治疗法救治了首例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患者。同年，有24位血癌患者得到治疗并好转。这位中国医生就是日后著名的血液学家王振义院士。王振义自豪地说：“白血病是‘杀手’，而我是‘杀手’的‘杀手’。”

2011年1月14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颁发给名扬海内外的“癌症诱导分化之父”王振义。

“简单而复杂”的从医之旅

1924年11月，王振义出生在上海。他回忆说，自己小时候就习惯刨根问底，凡事总有问不完的“为什么”。在姐弟8人中，排行老三的他是个很好学也很会玩的孩子，溜冰、“造房子”、打乒乓球、踢毽子样样喜欢，但严厉的父亲从未抹杀他的这些爱好。

祖母是王振义最爱的亲人。至今王振义还清楚地记得在他7岁那年，祖母不幸患了伤寒，病势凶险。虽然请到了当时一位沪上知名的医生前来诊治，但限于当时的医疗水平，祖母最终还是未能得到救治。全家人悲痛欲绝，父亲从此希望子女中有一人能够从医。当时只有7岁的王振义已经在思考着：“为什么这个病不能治呢？怎么会得这个病呢？难道就真的没有办法了吗？”一个接一个的问号，在王振义的心中链接成一种对医学知识探求的渴望，链接成一种从医的萌动。

王振义的父亲当年在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安平保险公司任襄理，家境较为殷实，家教甚严。长辈对孩子们的要求是：虚心好学，诚实做人，要有专业特长。

1936年，王振义毕业于上海法租界所办的萨坡赛小学（现卢湾区第一中心小学）。1942年，王振义从上海震旦大学附属中学毕业并被免试直升进入震旦大学，并在家庭的支持下选择了学医。1948年，王振义从震旦大学医学院（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毕业，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因成绩优异，留在广慈医院（瑞金医院前身）担任住院医师。

学生时代的王振义接受孔孟之道“仁者爱人”思想的熏陶，在大学时受到了“仁济慈爱”宗教思想的影响，工作1年后适逢新中国成立，他又受到了要“为人民服务”和“救死扶伤”思想的教育。在他的世界观里，作为医生一定要有爱心，要尽可能地救治好病人。他的信念和瑞金医院一贯倡导的“广博慈爱、追求卓越”的理念一脉相承。

王振义曾参加抗美援朝医疗队，在东北为战士们会诊。当时，志愿军战士得了一种难治的“怪病”。王振义几经寻找，终于抓到了“元凶”——田埂里的小龙虾引起的肺吸虫，这一发现扭转了原来结核性脑膜炎的错误诊断，因此荣立二等功。

1952年，上海第二医学院（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前身）成立，口腔系就设在广慈医院。当年，广慈医院的内科已分专业，王振义从事血液病的诊治工作。“血液病在整个内科当中，是一个小科，它不是常见病。开始的时候，我认为是比较简单的，只要看看细胞形态，在显微镜下一看，就可以诊断。现在，我认为它是生命科学当中，最难的一个学科，因为它牵涉的面非常广，从分子生物学、基因，一直到基因组蛋白质形态。有一些血液病，特别是恶性的血液病，像白血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解决的办法。”

在血液病领域，王振义最先接触的是止血与血栓领域，并很快初露锋芒。1953年，他在临床中遇到这样的情况：有些病人在平时没有出血症状，但在拔牙等小手术后会出血不止。他翻阅了大量文献，了解到血浆中凝血因子的高低值是出血的关键，一般实验室检验无法发现，需要用凝血活酶做生成试验。但做该试验时，需要将硅胶涂在玻璃管壁上。当时国内无此材料，一向喜欢钻研的他用石蜡代替硅胶，成功地在国内首先确立了这种检测方法，并做出诊断，解决了这种不明原因出血的诊断和治疗问题。

此后，王振义一发不可收。随着研究成果的不断出现，他开始在国内外权威科技杂志发表一系列高水平论文。他与夫人合译Stefanini编写的《出血性疾病》一书，1958年由上海科技卫生出版社出版。这是当时国内唯一一本有关出血性疾病的参考书。

1959年，王振义经历了从医生涯中最大的惨痛。他回忆说，当时作为年轻人，他有雄心壮志，又不甘落后于人，提出3年之内攻克白血病。但现实教育了我们，这一切并不是想象中这么简单。

当时医院领导专门给王振义一个病房来收治白血病人，希望在短期内攻克这种“可怕”的疾病。那一年，这个病房收治了差不多60个病人，最后这60个病人全去世了。

这是王振义第一次正面遭遇白血病，以惨败铩羽而归。这一残酷的“血”的事实，教育了他单有热情而没有过硬的本领是挽救不了病人生命的，这也更激励他一定要深入研究白血病，造福病人的动力。他决定从止血和血栓领域的研究转向对白血病的研究。但正当王振义踌躇满志的时候，组织上一纸调令将他安排到校本部从事病理生理学教学工作，直到1978年才重新回到临床研究。

从1982年开始，王振义就指导研究生开展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的研究，以后又开展肝素对血小板和巨核细胞刺激作用的研究。1997年，他应邀与沈志祥合写了“巨核细胞与血小板在免疫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中的变化”一章，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被邀在国际刊物上撰写有关血液学的论文。他参与主编的《血栓与止血》已成为我国在这领域中的代表性专著，并被不断再版。

在十多次调动工作期间，王振义利用一切机会，在新的岗位上不断学习，掌握新理论。他在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病理生理教研组工作时，不失时机地学习生理、生化、病理解剖、病理生理、免疫学、药理学的理论知识。在60多年的行医生涯中，王振义将基础学科与临床实践密切结合，将祖国医学和现代西医理论合二为一，将中国古代哲理思想与当代科学思想融为一体，引领我国血液学研究冲向一个又一个巅峰。

险被“夭折”的学术成果开创治癌史的新纪元

1986年5月，上海儿童医院收治的一位5岁小女孩，已经出现了头晕、乏力、恶心、持续高烧、咳嗽、便血，以及牙龈出血并萎缩的症状。经诊断，她患有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而且已到晚期。这种病是急性髓细胞白血病的一种特殊类型，病情极为凶险，缓解率低、死亡率高。

这个小女孩已病得奄奄一息。在上海市儿童医院工作的谢竞雄医生把这一不幸的消息告知了自己的丈夫——上海瑞金医院血液科王振义医生。王振义赶来，看到发着高烧、出血的可爱小姑娘正一步步走向天国，感到十分无助、惋惜。听到小孩父母那悲痛的哭泣，王振义心里隐隐作痛，试探着对孩子父母说：“我有一种新疗法可以一试。”

新疗法就是用全反式维甲酸作为诱导剂，试图让恶性细胞转化为良性。王振义比喻道：“关于肿瘤细胞，就像自己的孩子中有一个变坏了，是打他呢？还是教导他呢？过去的治疗方法就是一定要杀掉肿瘤细胞，给它使用有毒的药物，毒死它。这便是化疗。化学药物有一个缺点，不仅把肿瘤细胞毒死了，正常细胞也受到了严重的损害。而我们采用的这个治疗方法，叫作诱导分化，就是劝导他不要做坏人，而要做好人，改邪归正。”此前，诱导分化只是一种理论，国际上只有以色列科学家在小鼠实验中获得成功，但从未应用于临床。而全反式维甲酸通常也只用于治疗皮肤病。

风险可想而知。用治皮肤病的药治白血病，简直是疯了！很多年高资深的医生也劝王振义慎重，虽然女孩是绝症，但如果不成功，家属也有迁怒于新疗法的可能。但王振义义无反顾，因为体外培养证明这个药可以使白血病细胞变为正常，在用药过程中王振义也一直密切观察，确实发现肿瘤细胞在“好转”。

1天、2天、3天……第7天，奇迹真的发生了。自“鬼门关”返回的小女孩症状明显改善，她睁开了眼睛，朦胧中看见一位穿着白大褂的慈祥长者正在向她微笑。1个月后，她脸色红润，病症达到完全缓解。

这位从天国路上走回来的小女孩，现已是一位如花似玉的大姑娘。这位已长大成人的姑娘可能并不知道，当年王振义带着学生又开展了23例类似治疗，病人全部“枯木逢春”。从上海到全国，再到全世界，奇迹一个个发生，生命一个个得救。

很快，诱导分化方法先在国内推广，后又在国际上推广应用，并取得理想的效果。据统计，这种病例的早期完全缓解率达到85%～90%，而且这种方法副作用少、不抑制造血、不引起出血、口服药物、价格低廉。这不仅为过去被认为治疗困难、死亡率高、费用昂贵的急性白血病找到了一种新的治疗方法，而且还为肿瘤通过诱导分化治疗的理论和治疗途径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全反式维甲酸研究取得突破后，王振义又不断优化治疗方案，发现联合应用氧化砷，可使5年生存率上升到95%——昔日死亡率最高的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成为第一个可以治愈的白血病。此后，他和团队又阐明了其遗传学基础和分子机制，成为基础与临床结合的成功典范，在国际上被誉为“上海方案”，他也成为人类癌肿治疗史上应用诱导分化疗法获得成功的第一人。就是他打破了白血病不可治疗的神话，以诱导分化疗法开创了人类癌症治疗史上的新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