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揭晓

师昌绪：“好管闲事”

的战略科学家

1920年，师昌绪生于河北省徐水县，1945年毕业于西北工学院矿冶系，1952年获美国欧丹特大学冶金博士学位，1955年回国。他是我国著名的物理冶金学家、材料科学家、战略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曾任中科院金属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部技术科学部主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副主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

这是一位九旬老人的退休生活：每天上午8点钟离开家，9点钟到办公室，来访的客人有时一天好几拨，请他提供咨询意见的、指导科研工作的、题词的、写序的……他几乎有求必应。此外，去年一年，北到哈尔滨、南到广州，他出了10次差，还在北京主持、参与了几十个学术会议。

这位乐此不疲、退而不休的老人，就是2010年度荣获国家科技奖最高奖的两位得主之一，我国高温合金材料的奠基人，在材料腐蚀、镁合金、碳纤维等多个领域贡献卓著的战略科学家师昌绪院士。

“我这样的生活很没意思，也不希望别人都像我一样。”师昌绪自我解嘲说：“但我已经是这么个定型了，在家反而苦恼，所以天天工作，生活很充实，觉得能对得起国家、民族，也就是这个样子。”

“美国人做出来了，我们怎么做不出来？”

师昌绪院士虽然头发已掉光、牙已全无，但老先生却背不驼、眼不花，步伐稳健、思维敏捷。听着后辈和老同事讲述他的往事，师先生时而会心一笑，时而神色凝重；他对数十年前的事情记得一清二楚，时不时插话补充两句；说到激动处，忍不住用手指敲得桌子“笃笃”直响。

“北京、上海，这两个地方任你选。”1955年6月，时任中科院技术科学部主任的严济慈，对刚从美国回来的师昌绪说。

结果，这位35岁的洋博士选择了沈阳，因为中科院金属所在沈阳。到金属所后，他被指定为鞍钢工作组的负责人，由物理冶金理论研究，转向炼钢、轧钢工艺开发。两年之后，师昌绪又服从国家需要，转任金属所高温合金研究组的负责人，带领一支小分队常驻抚顺钢厂，研制航空发动机的核心材料——高温合金。师昌绪带领科研人员奋力攻关，很快开发出代替镍基合金GH33的铁基高温合金GH135，用这种新材料制作的航空发动机关键部件——涡轮盘，装备了大量飞机。

更难啃的骨头在后面。1964年，中国的新型战斗机设计出来了，就差发动机用的耐高温高压涡轮叶片。此前，只有美国能研制这种空心叶片，国内的人都没见过。一天晚上八九点钟，航空材料研究所的副总工程师荣科找到师昌绪家里，问他能不能牵头搞空心叶片。“我也没见过空心叶片，也不知道怎么做。”师先生回忆说，“但我当时就想，美国人做出来了，我们怎么做不出来？中国人不比美国人笨，只要肯做，就一定能做出来。”

第二天，他与时任金属所所长的李薰先生研究决定接受这个任务。荣科听到这一消息自然高兴，但同时也“提醒”师昌绪：我可是立了军令状的，做不出来，我把脑袋割下来。师昌绪一笑：咱们就共同承担吧。

为啃下这块硬骨头，由师昌绪挂帅，从金属所的相关研究室挑选了“一百单八将”，成立了专门的项目组。他们采纳了容科“设计——材料——制造一体化”的建议，与发动机设计和制造厂等合力攻关。在当时的条件下，要在100毫米的叶片上均匀做出粗细不等、最小直径只有0.8毫米的9个小孔，谈何容易！他们攻克了型芯定位、造型、浇注、脱芯，以及断芯无损检测等一道道难关，于1965年研制出中国第一代铸造多孔空心叶片，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二个能研制这种叶片的国家。

后来，国家决定把空心叶片的生产转移到远在贵州的一个工厂，航空部点名师昌绪带队到生产第一线，帮助解决生产中的技术难题。当时从沈阳到贵阳要坐48个小时的闷罐火车，路上连喝的水都没有。工厂的条件极为艰苦，一日三餐吃的都是发霉的大米和红薯干，以至于厂里的总工程师过意不去，利用星期天到集市上买来白面，给科研人员蒸馍改善生活。师昌绪他们日夜在车间里鏖战。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他们终于克服了实际生产中的技术难关，至今所生产的数十万个叶片没出过一起质量问题。

“当时当然有压力了，但关键看你敢不敢往前冲。”忆当年，师先生雄心不改，“只要努力，肯定能做出来，除非你不努力。”

“我自己最大的特点，就是好管闲事”

“师先生，这个事您可别管！”2000年春，年近80的师昌绪找到基金委材料科学部原常务副主任李克健，说想和他一起抓一下碳纤维。李克健听后立马摇头，“这事太复杂！谁抓谁麻烦！”

李克健说的是大实话。质量轻、强度高的碳纤维是航天、航空用基础原材料，我国从1975年就开始攻关，大会战搞了不少，钱花了很多，但就是拿不出合格稳定的产品，以至于许多人避之唯恐不及。

“我们的国防太需要碳纤维了，不能总是靠进口。”师先生说，“如果碳纤维搞上不去，拖了国防的后腿，我死不瞑目。”

李克健听后深受感动，接受了师先生的邀请。这年8月，师先生召集了由原国防科工委、科技部、总装备部、基金委等相关单位58人参加的座谈会，探讨怎样把碳纤维搞上去。大家的一致意见是，碳纤维能搞上去。会议纪要里，专门写了这样一句：请师昌绪院士作为技术顾问和监督。

师先生欣然从命，很快又召集了第二次座谈会，讨论具体方法。座谈会上，有人给师先生泼凉水：上亿的资金哪里去找？就是钱弄来了，谁去协调指挥？过去几个部委联合起来都没弄好，你师老能指挥得动吗？

“只要国家需要，困难再大也要干！”不服输的师先生上书中央，陈说利害。很快，这封信批转到科技部，科技部在863计划中专门增设了1亿元的碳纤维专项。在实施过程中，师先生吸取以前的教训，定了一条规矩：统一领导，谁拿专项的钱，谁就归我们管，不管你是哪个单位的。然后，专项领导小组派人到申报单位，现场取样，让第三方单位统一测试。数据出来后，大家一起讨论，优胜劣汰。结果志在必得的一所知名大学落选，产品过硬的民营企业威海拓展一举中标。师先生一抓到底，不仅多次到威海实地指导，还专门给航空总公司写信化缘3000万元，帮助相关单位开展应用试验。现在，无论是航天还是航空，我国所需的碳纤维已可立足国内，完全依赖进口成为历史。

“我自己最大的特点，就是好管闲事。”师先生笑称。

凡是对国家有益的，对别人有益的，他都不避利害，乐于去管。

“师老很有眼光，他所管的闲事，要么是刚刚起步、困难很多，要么是涉及面广、关系复杂。只要这些闲事关系到国家的重大需求，师先生就抓住不放，该呼吁的呼吁，能扶持的扶持。”李克健说。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多个部委在全国各地陆续建立了26个材料环境腐蚀试验与监测网站，检测材料在大气、海洋、土壤等环境中的腐蚀数据，为今后的大工程建设提供选材和防腐设计的决策依据。据基金委原秘书长袁海波回忆，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开始大刀阔斧地推进科技体制和拨款制度改革，期间出现盲区，许多腐蚀监测站成为被遗忘的角落，陷入人走站亡的困境。1986年，基金委员会成立，出任副主任的师昌绪力排众议，说服有关部委的领导，把腐蚀监测站的数据检测分析建设列为基金委的重大项目，长年给予支持。后来等三峡大坝和核电站等工程上马时，大家才发现：腐蚀监测站提供的数据资料太重要了！

上世纪90年代，生物医用材料在国际上方兴未艾。由于我国起步晚，跟国外的差距很大，搞生物医用材料的学者和企业地位不高，这方面的研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李克健回忆说，当时师先生敏锐地觉察到，生物医用材料将是事关13亿国人健康的大产业，应该加快发展。经过他多方奔走，中国生物材料委员会在1996年宣告成立。由于该委员会的人员涉及十几个学会，关系比较复杂，找不到合适的主席人选，75岁的师先生只好勉为其难，连续干了两届。去年，中国科协批准成立中国生物材料学会；明年，世界生物材料大会明年将在成都举行。

数十年“管闲事”的结果，是“管”出了一位名副其实的战略科学家。

“与师先生相处20多年，我感受最深的，就是他的亲和力。不管到哪儿，在哪个地方工作，都有很强的亲和力、吸引力和凝聚力。”说到这里，袁海波很是感慨，“作为一个大科学家，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在技术科学和工程科学领域，尤其需要团队精神，需要德高望重的学术牵头人，把方方面面的力量凝聚起来。这一点，当前在我国科技界特别重要，也特别不容易！”

亲和力来自淡泊名利的品格。国际材料联合会是世界材料学界的权威学术机构，加入该组织对促进我国材料科学的发展非常重要。据曾任中国材料研究学会副理事长的袁海波回忆，1986年，国际材联在美国举行会议，师先生与清华大学的李恒德教授应约参加，期间做了大量工作，妥善处理了与台湾相关的议题，终于在1991年底说服国际材联修改章程，接纳中国材料联合会代表中国成为其会员，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地区与中国材料联合会并存。1991年，中国材料研究学会在中国材料联合会的基础上正式成立，许多人认为师先生是该研究会理所当然的理事长。结果，师先生主动让贤，自己只做顾问。

“师先生就是这样，以事业为重，以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为重，从不考虑自己的位子、自己的利益。”袁海波说。

亲和力来自尊重他人的作风。“1964年，我担任师先生研究室的学术秘书，刚开始挺拘谨的，后来发现他一点架子也没有。”说起40多年前的往事，中科院金属所前所长李依依院士至今仍很动感情，“师先生非常尊重别人，从不把自己摆得很高。他带领我们研究高温合金，不像有的老师，要求你一定要照着他说的去做，而是划一个大的范围，让你放手去干；你有什么不同的想法，他也支持你做，哪怕做错了再重来都可以。跟师先生工作心情是非常愉快的，在他的团结指导下，完全可以指到哪儿就能打到哪儿。”

让李依依特别钦佩的，是师先生对每一个人都平等相待，哪怕对方只是普通的工人。“在金属所工作时，从他家到科研大楼只有一两百米的距离，5分钟的路程他要走半个小时，因为一路上老有人找他聊天。前几年，我跟师先生重回贵州叶片生产厂，老工人们都围过来跟他握手：‘师老师，您好久没来了！’。”

亲和力来自严谨求实的学风。虽然年事已高，但师先生开会作演讲、报告，不管是学术的还是管理类的，极少让别人“代劳”；凡是让他办的事情，都一丝不苟，绝不马虎。袁海波刚担任基金委秘书长不久，把大家精心编辑的《科技成果汇编》送给师先生过目。“我原以为他大的方面看一看就完了，没想到每一篇他都认真修改，改了一半多，连每一项成果的英文标题都不放过！”

1998年，鉴于师先生在高温合金材料领域的卓越贡献，包括GE等大公司在内的11个国际跨国公司联合授予他“突出贡献奖”，并称他为“中国高温合金之父”。

“这不对！”师先生听说后立即纠正，“在国内搞高温合金有人比我早，我只是做了较大的贡献。”

师先生说：“我这个人没什么本事，就在于能团结大家。”

王振义：我有勇气，

我尊重科学

普善若存，广慈如斯。在瑞金医院这座普普通通的门诊大楼里，相继走出了三位院士，他们是一脉相承的师生，他们同属血液学研究所，他们合力把中国的血液学研究推到了国际水平。一门出了三个院士，个个都是卓越的大家，这开创者和领头人就是王振义院士。

改变死亡游戏的结果

20世纪80年代，一部动人的“爱情偶像剧”《血疑》风靡一时，人们在嗟叹生死不渝情感的同时，也记住了一个医学名词——白血病。 白血病，是造血系统的一种恶性肿瘤。它类型繁多，凶险无比，死亡率极高，素有“血癌”之称，而且，因为一直都没有找到有效的疗法，在和死神角力的过程中，医生和患者，总是失败的那一方。

同样是在20世纪80年代，王振义改变了这个死亡游戏的结果，他找到了白血病中的一种类型——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临床最佳治疗方法。庞大阴暗的冰山终于被阳光融化了一角。

1986年，上海儿童医院的一个病房里，5岁的小怡君在生与死的一线间苦苦挣扎。很多人都以为这个小小的生命已全无希望，陨落只是时间问题。而她得的正是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相比其他类型的白血病，这种白血病发病急，恶化速度惊人。很多病人从诊断到死亡不过一个礼拜，不给医生留一点机会。

机缘巧合的是，小怡君住院后参加了王振义主持的科研项目，她的病情以及发展状况，都在王振义的严密观察中。看到孩子的生命渐渐枯萎，王振义大胆地提出了一个治疗方案：全反式维甲酸诱导分化疗法。事实上，这种方法当时在国际上也是个独创的全新概念，从未在临床上应用过。方案被提出之初，王振义遭受到了极大的压力。“我有勇气，我尊重科学。”这是王振义在面对阻力时说的最多的一句话。事实证明，有勇气也尊重科学的王振义创造了奇迹，一个月后，小怡君的病情完全缓解，20年过去了，她健康活泼，过着正常人一般的生活。

至此以后，这种疗法开始在临床上全面使用，首批治疗的24例病人中，完全缓解率达到九成多。这让黑暗中行走的白血病患者看到了一丝光亮。从上海到全国，奇迹一个一个诞生，生命一个一个得救。

择其善者而从之

“一个医生，应该把病人的需要放在首位，最大的动力就是如何为病人服务。”这是王振义自勉的信条，从医60余载，他做到了。

1948年，王振义以优异的成绩从当时法国天主教会创办的震旦大学医学院毕业，获得博士学位，进入瑞金医院的前身广慈医院工作。“当时医院都是大内科，我就挑了一个最简单的血液科。”王振义说。殊不知，这个小小的决定改变了他的人生事业，他和血液的交道一打就是60年。

最简单的学科非但不简单，反而最复杂，在神秘莫测的血液世界里，王振义没有停止过思考。1959年，是他从医生涯中难忘的一年。当时，王振义第一次以医生的身份正面遭遇白血病。然而，这与病魔的首次交战，他并未获胜，60个病人先后都过世了。

面对残酷的事实，王振义意识到光有雄心壮志是不够的，必须要遵循科学规律，一步一步研究。可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一纸调令让他离开了临床工作。研究中止了，但思索和探寻没有停止。1978年，王振义带着钻研精神重返临床。他在文献中查阅到，以色列科学家证明白血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发生逆转，分化成熟为正常细胞，同时，也获知国外学者曾用一种13顺式维甲酸的分化诱导剂来治疗急性早幼粒白血病。两种火花相碰撞，他确立了自己用力的方向。

从1959年到1986年，近三十年的时光就在这样不断的钻研和临床中悄然而过。1986年的王振义，已然是一个62岁的老人，但他首创的全反式维甲酸诱导分化疗法的春天才刚刚开始。“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参悟先秦儒家的哲学思想，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王振义独辟蹊径，大胆求证，并将这一研究的成果运用于临床，给病人带来了生的希望。

为了让更多的白血病病人不再挣扎于死亡边缘，王振义还带着这个疗法走出了国门，希冀国外病人从中受益。1988年，《全反式维甲酸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研究》的论文在国际血液学权威性刊物《血液》杂志上发表。这篇论文在2000年荣获美国ISI引文经典奖，是我国从1980年至1998年在国际上被引用得最多的47篇论文之一。

1994年6月15日，美国通用公司癌症研究基金会主席约翰•史密斯先生把一枚铸有美国著名发明家凯特林头像的金质奖章佩戴在王振义胸前，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位癌症研究专家掌声雷动，这是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人第一次获此殊荣。随后，王振义又先后荣获瑞士布鲁巴赫肿瘤研究奖，法国台尔杜加科学奖和美国海姆•瓦塞曼奖。

1996年，王振义被授予求是基金“杰出科学家奖”，得到了100万元人民币的奖金。令人感动的是，他依然决定把绝大部分的奖金都捐给学校、医院和血液研究所。这就是王振义为人的原则：只求奉献，淡薄名利。

慧眼识才，大义让贤

在培养人才方面，王振义也甘为人梯。“人家说我是伯乐，我的初衷其实很简单：血液学研究要后继有人。”王振义说道。带着这样的愿景，王振义开始找寻能带动血液学发展的“千里马”。陈竺就是其中的一位。王振义与陈竺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78年。历史似乎暗含着某种契机，这一年，白血病临床研究工作全面展开，正需要广纳贤良。陈竺没有辜负王振义的慧眼，1984年，陈竺在毕业留校后三年，远赴法国巴黎的圣•路易医院血液研究所进修，主攻利用分子生物学技术探索白血病研究。获得法国巴黎第七大学科学博士文凭后，陈竺毅然选择回国，回到瑞金医院，回到导师身边。

“当时血研所条件很差，陈竺就在一个小房间里搞研究。”王振义回忆起当年的情景十分感慨。然而，就是在那样简陋的实验室里，惊人的研究成果再次出现。1991年，陈竺在《血液学》上发表论文，从分子生物学的角度阐明了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发病原理和维甲酸诱导分化治疗的作用机制。国际专家评价，这是使人感到震惊的同一研究小组又取得了惊人的发现。

2010年4月9号，上海血液研究所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发现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药物的作用靶点，这是白血病研究又一重大成果。仿佛是远远地预见了这一天，所以，早在15年前，71岁的王振义就决定让贤于陈竺，让他带领血液研究所走向更广袤之路。

如今，86岁的王振义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叫开卷考试，由临床医生出难题，他带领学生们一起探讨交流，教学相长。每当回到家中，离开血液的世界，王振义最喜欢徜徉在音乐的世界里，用这样的方式放松情绪，思考悠悠流逝的岁月。

直到今天，这位大家依然谦虚地说：“我们比以前知道得多了，但还没有到最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