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政府任命的西藏办事长官

［摘要］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中央政府更替,中华民国取代清朝后,西藏的地位为新政府的宪法所确立。民国政府通过任命西藏办事长官等，显示对西藏拥有主权。民国元年，北京政府任命西藏办事长官钟颖。民国2年，驻印华侨陆兴祺继任护理驻藏办事长官，虽然由于英印政府阻拦等原因未能入藏，但他仍然成为民国政府与达赖喇嘛、班禅等西藏地方政教力量联络的中间人，在反对“西姆拉条约”等过程中，积极为政府建言献策。文章利用已公布的档案及相关资料，主要围绕陆兴祺在民国初期涉及的西藏事务，考察北京政府时期设立的西藏办事长官等职官沿革，讨论民国时期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等问题。

［关键词］ 北京政府；西藏办事长官；护理驻藏办事长官；钟颖；陆兴祺

［中图分类号］ Ｋ２８１＝26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２－５５７（Ｘ）（２０11）０3－００46－13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覆灭，新成立的中华民国面临着国内各地方势力互不统属、军阀混战，帝国主义列强伺机扩张在华利益等内外困局。尽管成立不久的北京政府处于“政令不出京城”的困境，但新兴的共和政体已经成立，一系列政治体制变革正在进行。职官制度作为政治制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成为变革最直接的体现。

中国历代中央王朝都非常重视边臣疆吏的设置与派遣，因这些边疆大吏是中央政府在这些地区行使权力的代表，新兴的中华民国政府同样重视边疆地区职司与官吏的设置。详细考察北京政府先后任命“西藏办事长官”、“护理驻藏办事长官”、“驻藏办事长官”等一系列职官的设置与沿革，将有助于深入认识民国时期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等问题。

一、民国初年的特殊行政区长官

1912年，孙中山宣布中华民国是合汉、满、蒙、回、藏等民族为一体的共和国，面对武昌起义后十数行省先后宣布独立的局势，民国政府立即做出声明：“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孙文宣言书》，转引自张羽新、张双志编纂：《民国藏事史料汇编》［Z］（第1册），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年，第31页。这是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政府为获得政权合法性所做的理论阐释。与此同时，在政治实践中，为了稳定局势，民国政府基本延续原有的权力格局，在行使权力有限的边疆地区，主要通过职官的设置与调整，实现国家政治向共和政体转变。1912年5月9日，中央政府任命前清驻藏陆军统领钟颖钟颖(1876?—1915)，字鼓明，满州正黄旗人。他是同治帝的表兄弟，故得到慈禧宠眷。光绪三十三年（1908）任四川陆军第三十三混成协协统，兼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总办。为加强清朝在藏权力，驻藏大臣联豫等提出在西藏增驻军队，清廷命钟颖率其新军入藏，在赵尔丰的边军配合下，于1910年2月抵达拉萨。到藏后担任驻藏陆军统领。1912年民国北京政府成立后，任命其为西藏办事长官，1913年3月被迫离开西藏后，撤职。1915年，北京政府以罗长礻奇被害一案，处之以死刑。为西藏办事长官。通过与同一时期设立的类似行政长官职位的比较，或有助于理解设置这一职官的目的及影响。

民国成立之初，基本沿袭前清旧制，在未设立行省的地区继续采取特殊行政区设置，设立特区行政长官。据《北洋政府职官年表》钱实甫编著、黄清根整理：《北洋政府职官年表》［Z］，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等资料，民国初年有两个地区的行政长官设置与西藏办事长官相似，即青海办事长官和阿尔泰办事长官。

1、民国元年（1912），北京政府改西宁办事大臣为青海办事长官。有清一代，青海地区未设省治，雍正三年（1725）平定罗卜藏丹津之乱后，清中央政府直接控制了青海，正式设立青海办事大臣，乾隆后因大臣常驻西宁，通称西宁办事大臣。西宁办事大臣负责统辖青海汉蒙藏各族军政、主持会盟及茶马贸易等事宜。中华民国成立，在延续原有政治格局的前提下，首先对职官名称加以改革，将“大臣”改为带有共和政体色彩的“长官”。1912年7月14日，北京政府免去由原西宁办事大臣转任青海办事长官的庆恕的职务，令马福祥以西宁镇总兵兼署青海办事长官，但其未到任。同年8月31日，袁世凯任命原西宁府知府廉兴为青海办事长官。1915年9月6日，廉兴被革职查办。10月3日，北京政府最终裁撤了该职官，任命西宁镇总兵马麒为甘边宁海镇守使兼蒙番宣慰使,隶属甘肃省政府。

2、民国元年（1912），北京政府改阿尔泰办事大臣为阿尔泰办事长官。阿尔泰地处我国西北边陲，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以富藏金矿驰名。乾隆二十六年（1761）平定准噶尔后，清政府在这一地区设立科布多参赞大臣。光绪三十二年（1906），在科布多参赞大臣下增设阿尔泰办事大臣统辖阿尔泰、乌梁海诸旗及哈萨克事务。1912年5月7日，北京政府以原阿尔泰办事大臣帕勒塔转任阿尔泰办事长官，兼督办西北边防事宜，集辖区内军政、民政、司法、外交大权于一身。1914年帕勒塔病假离职，先后由程克、张庆桐等继任。1919年6月，阿尔泰区域并入新疆省，裁撤阿尔泰办事长官，于办事长官原辖区置阿山道。

由此不难看出，这是成立之初的北京政府以安定地方局势为主要目的，在承认地方实力派既有权力的前提下，通过职官的设置与调整，争取地方对民国政府中央权威认同而进行的政治实践，存在一定的临时性，甚至有因人设职的现象。阿尔泰办事长官由原办事大臣帕勒塔转任，就因为他是蒙古王公中较有影响力的人物，承认他的既有权力，有利于稳定阿尔泰等区域的既有秩序。帕勒塔离职后，先后接任阿尔泰办事长官的程克和张庆桐都不是地方实力派，而是文职官员，对当地事务的影响不大。不久后新疆设省治，随即裁撤了该特别行政区及相应职官，反映出中央政府能够在这一区域较为充分地行使权力。而青海办事长官一职，自1912年设立到1915年10月裁撤，先后任命的西宁镇总兵马福祥、甘边宁海镇守使马麒等，都是青海地方握有兵权的重要人物，反映出民国初年北京政府在这一区域行使权力有限，为争取地方势力的支持，以设置职官等方式吸纳地方实力派人物进入新的行政体系，从而扩大中央政府的影响。

同样，民国政府中央在西藏地方也采取了类似的方式，通过任命原驻藏陆军统领钟颖为中华民国西藏办事长官，显示民国政府合法地继承清朝对于西藏的主权。然而，由于西藏地方的特殊性，西藏办事长官钟颖未能充分履行职能，被迫于1913年4月离开西藏。继任者陆兴祺陆兴祺：号韵秋、鸣秋，祖籍广东，少年留学印度，在加尔各答经营“天益号”商行，熟悉藏情，热心藏事。清末时与联豫等驻藏官员有往来。1913年被北京政府任命为护理驻藏办事长官，后任命为驻藏办事长官，直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著有《西藏交涉纪要》等。于1913年4月受命为护理驻藏办事长官，由于英印政府阻拦等原因，陆始终未能入藏，但在职期间积极联络达赖喇嘛、班禅和噶伦等西藏僧俗上层，为保持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间联系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二、民国元年的西藏办事长官钟颖

光绪三十年（1904）英印强加于西藏以《拉萨条约》后，清廷极为震动。清中枢力图振作，对驻藏官员、机构进行一系列改革，使中央在西藏的权力有所巩固加强。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革命浪潮席卷全国。消息传到西藏后，驻藏陆军内部发生哗变，哥老会等帮派势力遂起，原清朝驻藏大臣联豫被起事的官兵拘禁后由原驻藏陆军统领钟颖劫回。其后联豫以养病为由，命钟颖暂行代理其职有关联豫命钟颖代理其职一事，尚未见联豫所呈公文及清廷批复，但以下三种资料可资证明：1、《联豫驻藏奏稿》宣统三年（1911）十二月二十六日奏云“（十月）初七八日等日，复传江孜二营各兵亦溃变来藏，时臣已病剧咯血，势难支撑，当委钟颖暂行代理使署事宜，并饬招抚各兵，电奏吁恳天恩开缺在案”，详见吴丰培辑：《清代藏事奏牍》（下）［Z］，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第1589页。 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汇编》（第1册），民国2年（1913）四月二十三日“邮政司为查询前西藏邮政总局供事谢英俊请拨款归垫并发给旅费川资公文回川邮局效力事致邮政总局移（附谢英俊呈）”，谢英俊提到宣统三年“十月兵乱渐就平静，俊连禀数函未见回示。旋经代理驻藏钦差钟传见，饬令巡查东西两路邮站，并探访总办踪迹”，详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汇编》［Z］（第1册），中国藏学出版社，2009年，第448页。3、吴丰培先生辑《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均提及此事，详见《民元藏事电稿 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Z］，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23、138、145、154页。联豫在宣统三年十月初命钟颖代理其职的事实已清楚，大约到宣统三年十二月底即1912年2月中旬，联豫又接印任事，直到1912年9月初，接到民国政府任命钟颖为西藏办事长官的电文后，联豫将原驻藏大臣关防移交钟颖并离藏。。随着形势的变化，发生驻藏陆军围攻色拉寺事件，随后发展为驻藏陆军与西藏地方军队绵延数月的交战。困守西藏的驻藏官兵孤立无援，西藏局势恶化，驻藏官员机构被迫大批撤离民国初年，驻藏官兵与西藏地方政府间曾有三次停战议和，分别是1912年4月2日的江孜议和、1912年8、9月间的拉萨议和，以及1912年12月14日签订的包括驻藏陆军交出武器退出西藏等8条内容的协议。随后，约800名驻藏官兵连同民国政府任命的西藏办事长官钟颖在内，在西藏地方分裂势力的一再逼迫下离开了拉萨。详见普热姆、R.乌普热提根据尼泊尔外交部档案等资料所著，王维强、黄维忠、聂红萍译：《尼藏关系1859—1930：希望、挑战和挫折并存的岁月》［M］（Prem R.Uprety,NepalTibet Relations 1850—1930:Years of Hopes,Challenges and Frustrations,Kathmandu:Kantipur Offset Press,1998），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藏事译丛》（28），内部参考，英文版第124—130页，汉文版第113—119页，也见《民元藏事电稿 藏乱始末见闻记》第126—131页。。而此时的中央政府正处于新旧交替的艰难时期，除公布临时大总统令、待遇满蒙回藏条件参见1912年2月12日“中华民国待遇清帝、皇族及满蒙回藏条件”，2月18日“孙大总统布告消融意见蠲除畛域文”，4月13日“临时大总统令”，4月22日“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命令”，8月14日“北京政府外交部关于中国在满、蒙、藏主权的五项声明”等文件，见《民国藏事史料汇编》（第1册），第33—35、36—37页。、宣传五族共和外，对西藏局势无能为力。云南都督蔡锷、驻重庆总司令熊克武等提出“拨兵救藏”《民元藏事电稿》：1912年5月6日“熊克武电政府等藏卫为西方屏藩拟派蜀军前往经营请示”，5月6日“蔡锷通电请拨兵救藏”，详见《民元藏事电稿 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第2—3页。的建议，但北京政府以无力筹集兵饷，“不宜更增兵队，俟大局粗定，再集合群力经营西藏”《民元藏事电稿》：“国务院电熊克武俟大局粗定再经营西藏”，第4页。为由，采纳了四川都督尹昌衡、副都督张培爵等的建议，延续已有的权力格局，于1912年5月初任命原驻藏陆军统领钟颖为西藏办事长官。钟颖成为“中华民国政府派驻西藏的第一任长官”喜饶尼玛：《民国时期中央政府驻藏职官刍议》，载《近代藏事研究》［M］，西藏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2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