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汉民族文学关系概述

摘  要：一直以来，蒙汉民族文学相互交流、相互借鉴、相互影响、相互推动和不断发展;蒙元时期，蒙汉语言文化有了直接而深入的接触，形成了蒙汉民族文学交融的第一次高潮;有清一代，蒙汉文学民族融合大背景推动下，再次达到一个高峰;20世纪以来蒙汉两个民族在“现代民族国家”框架中，文学与文化交融共生，形成了“各美其美”、“和而不同”的格局。

关键词：蒙汉民族文学;交融;影响

作者简介：包天花（1981.7-），女，蒙古族，内蒙古兴安盟人，博士，赤峰学院蒙古文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少数民族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36-0-02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蒙古族与汉族一直交融共生，有着深入而广泛的文化交流与汇通，文学方面亦是相互交流、相互借鉴、相互推动和不断发展。早在蒙古族未形成之时，漠南草原的北方民族即与中原农耕民族有了历史接触，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开始交互影响。蒙古族形成后也继承发扬了北方游牧民族的这一传统。

及至蒙古族人入主中原，蒙汉语言文化有了更为直接而深入的接触和相互影响，形成了蒙汉文学交融的第一次高潮。这一时期蒙古族文化主体对儒、道、佛文化的广泛吸纳，草原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冲击与影响，直接催生了蒙古族文人汉文创作——“蒙汉民族文化、文学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结晶”。[1]元初至元仁宗时期，蒙古族文人的汉文创作主要以诗歌、散曲为主。这一时期蒙古族文人的汉文诗歌语言质朴、气魄雄浑、艺术上略显粗糙，与同时期汉族文人诗歌有明显差别。其中，伯颜可视为代表性诗人。其《奉使收江南》、《克李家市新城》等战争题材诗歌，质朴通俗、气势雄浑，展现出较为鲜明的蒙古族审美特质。中后期及至明初年间，诗歌、散曲得到进一步发展，长篇散文与杂剧亦有建树。较之元初诗人，萨都剌的汉文诗歌艺术上更为圆融，表现内容也更为广泛，逐渐成为一位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成熟诗人。值得一提的是，除针砭时弊的讽喻诗外，其描写元宫廷内皇权纷争的诗歌，不仅具有一定史学价值，也呈现出诗人的心怀黎民、忧天下的情怀与见地。另外，萨都剌雄浑豪放与明丽清婉兼有的诗歌创作，可看出诗人对本民族文学的继承以及对江南诗风的借鉴与吸收，也是北方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交流互动的生动例证。散曲方面，不忽木、阿鲁威、童童、孛羅成绩不俗。其中，阿鲁威的作品率真明快，艺术风格上趋向阳刚之美，体现出较为鲜明的民族个性。杂剧方面，最具影响力的莫过于杨景贤。杨景贤一生致力于杂剧创作，与同时代汉族戏曲家、演员多有交往，代表作为《西游记》。杨景贤的《西游记》既体现出“北曲”诙谐、幽默的艺术特点，也可看出对“南戏”唱腔等方面的借鉴。同时代蒙汉戏曲家、评论家以及民众对这部剧作的喜爱，也从一个角度表明其文化包容度之高。

蒙古族草原文化的也直接影响了蒙元时期汉族文学风格的流变。元诗、散曲、杂剧中夹杂的“胡语”，映现出的北方草原风俗，及其“壮伟狠戾”、粗犷豪放、活泼刚健的气质，使汉族文学呈现出崭新的面貌，生机勃发。特别是元初，蒙古族豪迈雄浑的文化对诗歌整体风格的转向有较大影响。刘因等诗人诗作气势雄阔，情感激越，一改南宋迤逦婉约之风。再比如，元代代表性文体散曲曲调、唱腔等的形成与发展都与蒙古族及北方游牧民族音乐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另外，蒙古族文化中崇尚阳刚、雄健的审美诉求也推动了元散曲在整体上形成了豪放、活泼、直率的风格;蒙古族语言及北方其他少数民族的语言丰富了散曲的词汇。[2]诗歌、散曲及杂对草原民俗、宫廷狩猎等北方游牧生活的描画，也使元代文学焕发出新气息，也表明了中华民族文学是由多民族文学组成的基本历史事实。

由于政治原因，明代蒙古族地区与中原及西藏地区的文化交流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蒙古族贵族无论是对藏传佛教的趣味还是学习中原汉文化的热情都大为减损，蒙古族史传传统、文学传统则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强化。

有清一代，在民族融合的大背景下，蒙古族与汉族的文化交流再次达到一个高峰。虽然清廷为实现分而治之，禁止蒙汉通婚、贸易等，但随着清朝的统一以及封禁政策的松弛，蒙古族地区与内地的交流日益频繁，满族文化、中原汉族文化都对蒙古族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文学方面，最为显著的就是蒙古族作家汉文创作的繁荣。清代能以汉文创作的蒙古族作家、诗人有文献记载者达上百人，创作涵盖了乐府诗、律诗、绝句、词、赋、序跋、文论等多种体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较之元代，这一时期的蒙古族文人的汉文创作不仅数量激增，体裁广泛，也更为清晰地体现出蒙汉两种文化深层次的交融与互渗。彼时蒙古族作家诸如梦麟、博明、松筠、和瑛，不仅精通蒙古族历史文化及语言文字，还深晓经史子集，谙熟汉语文，因此其创作呈现出两个民族文化与文学的深度融合与碰撞的痕迹。例如梦麟《大谷山堂集》中《雉朝飞》、《饥乌行》等以乐府体描摹底层生活的诗歌，诚如沈德潜所言“借乐府题悼亡，词古情挚”，很明显可看出诗人对《诗经》中“民风”一派质朴的现实主义风格的继承。又比如博明，既能对蒙古族史传作品《蒙古秘史》进行历史考据及文学点评，又能在《义山诗话》中对能难解著称的李商隐诗歌加以阐释，并提出与前人不同的新见解。再有和瑛的《西藏赋》，一方面继承了汉赋“铺采擒仗”的特点，悉写西藏辽阔疆域及丰富物产，另一方面也体现出蒙古族“直抒胸臆”式传统的抒情方式，并不刻意堆砌辞藻以求声色华美，摒弃了汉赋常见的住客问答及篇首序等繁复模式。另外，在《西藏赋》中，和瑛还加入了许多藏传佛教、唐古特语、蒙古语词汇，且能保持声律和谐，从另一角度彰显出其文化大融合的特质。

时至晚清，蒙汉文学交流更为紧密，其重要标志之一便是汉族文学著作的蒙文翻译活动的兴盛。元明及清初，汉文蒙译主要集中于儒家经典与历史著作，较少涉猎“纯文学”。但清后期自哈斯宝翻译《古今奇观》开始，对汉族小说的蒙译日益繁多，从唐朝的《隋唐演义》到清时的《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都有所涉及，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与此同时，蒙地民间以内地治乱故事为主要内容的“本子故事”和“故事本子”的广泛流传，形成了“蒙古族话说中原”[3]这一空前的蒙汉文学交融景观。除翻译外，这一时段出现的蒙古族文学史上第一批长篇小说即尹湛纳希的《清史演义》、《泣红亭》、《一层楼》等，也可见出其对汉族文学经验的创造性借鉴与吸纳。比如《清史演义》在借鉴了汉族历史演义小说的章回体的叙述方式，同时又结合了蒙古族史传传统中开章纪年的体例，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史传小说模式。

20世纪以来，蒙汉民族文学的碰撞、渗透及交融在“跨民族连带”背景下变得更为频繁、广泛。“跨民族连带”，即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国民，尽管各 民族民众之间在生活习俗、精神信仰、文化记忆不同，但在历史发展与地缘交汇中，他们彼此共生、彼此缠绕，产生了根脉相连的家族谱系般的情感羁绊，结成了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关系。[4]20世纪上叶，随着帝国主义入侵、辛亥革命、抗日战争等一系列历史事件的发生，蒙地和内地开始面临着共同的危机与转折，逐渐形成了“跨民族连带”。如此局势下，蒙汉民族文化与文学交流更为密切，亦随之呈现出许多相似之处。比如，共享新文化资源，高歌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精神，表达文化启蒙的强烈诉求等等。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内地文化与文学发展的影响无需赘言。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对中国文化现代转型具有重大意义的文化思潮，对于蒙古族地区也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影响。劳瑞仓布、克兴额、额尔敦陶克陶、额尔德木特古斯等人诗歌中传达的驱除黑暗、开启民智的民族民主思想，以及宝音德力格尔、布和克什克、哈达散文对古老民族痼疾的批判，对现代教育与文明的赞美，皆是蒙地对五四“德先生”、“赛先生”的回应。再比如，鲁迅及其启蒙思想不仅对内地汉族文学发展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在蒙古族文学当中也是具有相当大的辐射力的。虽然不是“齐步走”，但在这一时期里两者互为补充、遥相致意，构成中国现代文学总体版图的重要部分。

20世纪下半叶，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多民族统一国家政权的确立，蒙汉民族文学关系更为密切，交流与互动也更为频繁。其中，50-70年代即高度一体化时代，蒙汉两个民族文学作为政治的附属，步调高度一致，共同书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革命、民主革命的合法性与必要性。这一时段的两个民族的文学交流，更多是以政治意识形态为桥梁。比如，1956年10月，内蒙古政府曾邀请艾青、吕剑、萧乾等作家到内蒙古采风。这些作家相繼发表以草原风俗、牧民新生活题材的作品。与此同时，新政权为意识形态再生产也通过中央文学研究所等机构专门组织一批少数民族作家进行学习与培训，其中也包括玛拉沁夫、安柯钦夫、敖德斯尔、朋斯克等蒙古族作家。毋庸置疑，类似的蒙汉文学交流与互动更多是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召唤，深层次的文化传统碰撞与交融程度偏低。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正是在这一时期包括蒙古族在内的许多少数民族文学以书面形式第一次较大规模亮相于世，表明“我们的文学是多民族的极其丰富多彩的文学”，[5]令许多读者在一定程度上领略了少数民族地区风光与民俗。另外，50年代对蒙古族民间文学诸如《嘎达梅林》、《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等的搜集整理与编译，是文化资源的共享行为，同时某种程度上也形成了蒙古族文学对汉族文学的逆向影响。

进入新时期，蒙古族文学与汉族文学同样出现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文化寻根文学”等文学思潮。这一时段，蒙汉两个民族文学基本一致的路径，一方面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总体一致的时代政治与文化境遇所致，另一方面，也是中心对边缘的辐射力的体现。当然，蒙古族文学也曾作为“诗意的远方”对中心产生过影响。比如，由于寻根热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一度有许多作家以蒙古族历史及生态文化为题材，尝试发掘边缘文化的活力。

不过，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民族意识的逐渐觉醒，以及民族经济、文化发展差异性的出现，蒙古族文学开始注重自身独特的文化与文学传统，创作的着力点与趋势与同时期汉族文学也有了相应的差异。比如，同为“文化寻根小说”，两个民族作家的创作的文化立场即有一定偏差。汉族文学有着力于挖掘传统文化精髓、充斥怀旧格调的创作，也有寓言式批判国民劣根性的代表作。比如，阿城的《棋王》淡泊陈静，弥漫着老庄气息;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对传统文化中古朴气质的迷恋与叹息。然而，与此同时也有韩少功的《爸爸爸》、王安忆的《小鲍庄》那样深入传统文化的根底，对民族文化的荒诞、蒙昧加以揭示的作品。但是，在蒙古族文化寻根创作中，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态度，基本上是以复归、认同为主线。这一差别，很显然是与民族意识的觉醒以及文化边缘化的处境，以及应运而生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潮有重要关联。可以说，文化民族主义思潮对蒙古族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蒙汉民族文学的历史叙事所表现出的差异，即前者多“正史”，后者多有“戏说”，某种程度上也是文化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简而言之，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某种程度上蒙汉民族文学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美美与共”、“和而不同”。

注释：

[1]荣苏赫、赵永铣主编：《蒙古族文学史》（第一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633页。

[2]云峰：《论元代蒙汉文化交流》，《新疆社科论坛》1991年第1期。

[3]扎拉嘎：《比较文学：文学平行本质的研究——清代蒙汉文学关系研究》，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4]汪荣：《“跨民族连带”：作为比较文学的少数民族文学》，《民族文学研究》，2015年第3期。

[5]《〈阿诗玛〉编者按》，《人民文学》，195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