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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与人才政策驱动产学研创新的动力学机制研究

作者: 浏览数: 关键词: 产学研 动力学 机制 驱动 创新

【摘 要】科技创新政策是激发创新活力的重要驱动力,多个科技创新政策工具的组合策略实现了驱动作用的最优化。以北京为研究对象,基于国家创新体系分析框架构建了区域科技创新政策驱动作用的系统动力学模型,本文以北京2008 - 2016年的数据为例,分析了研发投资和研发人员对创新产出的影响作用。根据研究结果可以看出,两项科技创新政策对创新产出的影响均是正向的。并在此基础上,指明了对于国家建设创新型国家制定与实施科技创新政策的启示与方向。

【关键词】创新科技政策;创新绩效;系统动力学

一、引言

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动力是创新。“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在区域创新研究中存在争论,一些学者认为技术创新是一个“适应性”过程,应该交由市场机制进行“优胜劣汰”的自动调节来实现资源配置,还有一些学者发现技术创新的完全市场机制在发展中国家尚不能获得理想效果,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因此,本文对投资与人才政策驱动产学研创新的动力学机制进行研究,分析两类创新政策对区域产学研创新绩效的影响效果,对于区域创新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具有一定的知道和实践意义。

二、研究综述

区域科技创新政策根据国内外的研究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首先,基于国家的宏观层面对区域科技创新政策的研究。Woolthuis等学者从创新系统的角度出发分析了之前的创新系统失败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设计了一个创新系统政策的框架 [1]。Cantner等学者在Ergas在设计创新政策框架的基础上,加入了有关进化论的观点 [2]。刘凤朝和孙玉涛以统计分析的方法,分别从政策的有效性和分类两个方向对我國1980年到2005年期间的创新政策的演化路径进行了系统的分析,而且提出了我国的创新政策的制定是根据政策的发展趋势的有效性的建议[3]。其次,基于产业层面对区域科技创新政策的研究。Mani和Kumar、Mani以制造业为例考察了相关的创新政策的实施以及相应的作用效果,研究结果发现印度的创新政策主要分为人力资源和财政激励两个方面措施,分别包括技术工作人员供给的增加、R &D税收激励政策、R &D补助、政府风险投资等[4- 5];Onder等针对机械制造产业的创新政策的研究,提出了由于集聚程度所导致的创新效率具有差异性的观点[6];汪秀婷从中部六省的三大产业结构、农轻重产值结构、农业行业结构、工业产业结构和高新技术产业的5个方面入手,分析了中部产业发展的大概情况以及存在的主要问题;阐述了中部产业发展存在的四大机遇与四大挑战 [7]。最后,基于企业层面对区域科技创新政策的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生物学者Nelson和Winter将生物学的理论引入创新研究领域,并且提出了创新进化的理论[8]。李左峰和张铭慎为了评估我国95家企业在2007年至2010年之间的创新效率是如何变化的,分析了政府部门科技有关项目的投资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的影响 [9]。李晨光从企业响应的角度利用回声模型对区域科技创新政策的作用路径进行了剖析,结果证实,企业针对区域科技创新政策的作用路径主要有三种方式,分别包括积极响应、粘性响应和无响应[10]。

综合上述文献可以看出,现有的研究从国家、产业和企业层面考察了区域科技创新政策对技术创新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分析了区域科技创新政策对创新投入或产出的影响。但是,已有的文献往往只会偏重的考察单一的科技创新政策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作用,从而忽略了创新政策组合之间的互动与影响。因此,本文通过分析国家的创新系统,建立区域科技创新政策驱动作用动力学机制,以此来分析不同的科技创新政策对创新产出的影响,从而可以为政府提供相应的参考,促使政府合理地制定和落实科技创新政策。

三、系统动力学模型构建

本文理论与仿真模型的构建采用了系统动力学的方法,对区域科技创新政策与创新绩效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系统动力学以系统为研究对象,是一门认识和解决相关系统问题的交叉的、综合性的学科,系统动力学可以通过计算机仿真技术来分析与研究系统结构功能与动态行为的内在联系[11]。区域科技创新政策发挥作用的载体和支撑就是国家创新体系,因此,首先要构建一个包含区域科技创新政策的行为系统作为分析框架。

(一)系统边界的确定

国家创新系统主要包含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创新资金;二是技术人才;三是创新产品;四是创新环境。总而言之,区域科技创新政策的主体主要包括企业、大学、科研机构和政府。三大技术创新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如图1所示。

(二)政府科技创新政策影响创新绩效的因果关系模型

创新主体之间的相互影响,构建国家创新体系因果关系图,如图2 所示。因果关系图是探索系统要素之间反馈结构的重要工具。由图2可知,区域科技创新政策影响系统创新绩效主要包括以下几条反馈回路:

1、高等教育投入额→毕业生数→科技活动人员总数→企业(高校以及科研机构)R &D人员→企业(高校以及科研机构)创新产出→创新绩效→企业新产品产值→企业收入→GDP→区域科技创新政策。

2、政府科技创新资助→企业科技活动经费筹集(高校以及科研机构科技活动经费筹集)→企业R &D经费支出(高校以及科研机构R &D经费支出)→企业(大学以及科研机构)创新产出→创新绩效→企业新产品产值→企业收入→GDP→区域科技创新政策。

3、税收激励→企业利润→企业研发投入→企业(大学以及科研机构)科技活动经费筹集→企业(大学以及科研机构)创新产出→创新绩效→企业新产品产值→企业收入→GDP→区域科技创新政策。

4、金融机构支持→企业(大学以及科研机构)科技活动经费筹集→企业(大学以及科研机构)创新产出→创新绩效→企业新产品产值→企业收入→GDP→区域科技创新政策。

5、政府采购→市场需求→企业研发投入→企业(大学以及科研机构)科技活动经费筹集→企业(大学以及科研机构)创新产出→创新绩效→企业新产品产值→企业收入→GDP→区域科技创新政策。

(三)系统动力学仿真模型建立

由2图所示的技术创新体系运行因果关系图,可以建立动态系统动力学流图(如图3)。模型中各变量之间的关系通过方程式来表示,本文利用EVIEWS6软件中的回归方法对模型中部分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进行拟合,利用平均值算法对模型中部分变量之间的比例关系进行拟合。

主要公式如下:

(1)政府企业税收=企业税收×政府企业税收比例。

(2)政府税收收入=政府企业税收×企业税收影响系数。

(3)政府财政支出=政府财政收入×1.08。

(4)政府科技支出=政府财政支出×政府科技支出比例。

(5)政府教育支出=政府财政支出×政府教育支出比例。

(6)政府部门研发投入=84.55+0.87×政府科技支出+0.031×金融机构其他贷款。

(7)政府部门研发人员=政府研发人员比例×研发人员数。

(8)政府部门专利申请=0.0008×政府部门研发人员+0.031×政府部门研发投入。

(9)企业研发投入=0.016×企业净利润+0.0018×金融机构企业贷款。

(10)大学专利申请=0.016×企业净利润+0.0018×金融机构企业贷款。

(四)模型结果分析

经过多年的发展,北京地区创新体系取得了巨大成就,本文主要考察了北京的区域科技创新政策的驱动作用,数据区间为2008 2016年,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上市公司年报、北京市统计年鉴等,研究的目的主要在于探究区域科技创新政策的驱动作用。我们选择财政投入、研发人员数量两个变量来分别研究企业和大学以及科研机构对创新产出的影响。

1、研發投入对创新产出的驱动。通过图4我们可以发现,公司、大学和科研机构对于研发投入的增加对创新产出有积极的作用,企业研发的促进作用比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研发投入更为显著。说明北京区域的创新产出对企业的研发投入比较敏感,而对大学以科研机构的研发投入敏感性较弱。长期来看,企业的研发投入对创新产出带来较大的促进作用,说明企业在创新的研发投入方面支持力度较大且政策效果显著。因此,在当前阶段,加大企业的研发投入是北京区域增加创新产出的重要途径。

2、研发人员数量对创新产出的影响。通过图5可知,研发人员比例增加对创新产出产生显著的正向效应。一方面,说明在北京区域的创新体系中,企业的研发人员要比其他部门的研发人员发挥的作用大,即当增加企业的研发人员时,系统的创新产出会明显增加。这也说明人才培养政策要把重点放在增加科技人才总量上,只有在不断的提高研发人员整体水平的基础上,对创新产出有最大的影响作用的是研发人员创新效率的提高。

四、结论

本文在分析国家创新体系的基础上,建立了区域科技创新政策驱动机制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并基于北京地区2008 2016年的相关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不同的创新主体通过不同的科技政策产生影响,相同的政策对于不同的创新主体发挥的作用也会由此不同。 就北京地区而言,政府科技投入直接作用于企业和大学以及科研机构,对创新产出产生促进作用;研发人员比例及结构的调整则通过优化北京区域的科技人才配置来提高北京区域的科技创新效率。第二,根据仿真结果,北京研发人员及其结构调整、研发投入比例是对创新产出影响程度较大的政策因子。因此,北京应该从增加研发人员、调整研发人员结构、加大研发投入这几个方面着手制定和实施科技政策,从而增加北京总体的专利申请数,提高创新产出,为北京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定位形成有效的支撑。

(北方工业大学,北京 100144)

参考文献:

[1]Woolthuis R K,Lankhuizen,Gilsing V.A system failure framework for innovation policy design[J].Technova tion,2005,25(6):609-619.

[2]Cantner U,Pyka A.Classifying technology policy from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J].Research Policy,2001,30(5):759-775.

[3]刘凤朝,徐茜.中国科技政策主体合作网络演化研宄科学学研究[J].科学学研究,2012,30(2):241-248.

[4]Sunil M, Nagesh K. Role of government in promoting innovation in the enterprise sector: An analysis of the Indian experience[D].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Institute for New Technologies,2001.

[5]Sunil M. Institutional support for investment in domestic technologies: An analysis of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India[J].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 Social Change, 2004,71(8):855-863.

[6]Onder A O, Deliktas E, Lenger A. Efficiency in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of selected provinces in Turkey:A 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J]. Emerging Markets Finance and Trade, 2003,39(2):98-113.

[7]汪秀婷.中部区域产业创新途径探讨[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06(09).

[8]Nelson R R,Winter S G.In search of a useful theory of Innovation[J].Research Policy,1977,6(1):36-76.

[9]李左峰,张铭慎.政府科技项目投入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一来自我国95家创新型企业的数据[J].中国软科学,2012,(12):123-132.

[10]李晨光,张永安.企业对政府创新科技政策的响应机理研究:基于回声模型[J].科技进步与策,2013(14):81-87.

[11]王其藩.系统动力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8.

基金项目:北京市社科基金(16GLC041)、北方工业大学青年创新基金(1743012)、北方工业大学优青培育计划项目(XN019019)。

作者简介:

李晨光(1983—),汉族,黑龙江佳木斯人,北方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讲师,研究方向:科技管理与创新、创新网络、复杂适应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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