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为官

传统知识分子对权力与政治具有天生依赖性，纵使是在批判之时。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亦不脱窠臼，仍以各种方式从政佐政，对知识学问之探讨，对真理正义之追索，最终无不为了此终极目标，只是表现形式不同罢了。

弟子王仲荦评说章太炎：“老师本是学者，而谈起学术来昏昏欲睡。老师本不擅政治，但一谈起政治则眉飞色舞。”关注政治是古今学人的传统，是儒家入世的理由，所谓“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辜鸿铭鄙夷“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而妄冀公卿”的读书人。其主张入世：“今日中国不患读书人之多，而患无真读书人耳。”潘光旦就不赞成把自己关在书斋里，两耳不闻窗外事：“学术界人士应当于专门学术之外关切政治，理由自不止一个。积极地说，清明的政治应以学术为张本，学术家不问，试问谁更有资格来问，此其一。消极地说，政治败坏，迟早必波及以至于殃及学术家的园地，致使学术工作无法进行，此其二。这两个理由几乎是几何学上所称的自明的公理，无所用其证明的，要不是因为目前那种普遍的隐遁的状态，也是根本值不得一提的。不过次要的第三个理由，我不能不略说几句，就是，为了教育青年，学术界人士也大有关切政治的必要。学生在专门学术上需要领导，教师们承认这一番领导的权责，是不成问题的。不过学生的兴趣原不限于学术，他是国民，他也有一般的国民的兴趣，政治的兴趣，在动荡不定以至于风雨飘摇的当前局面之下，这兴趣自更见得浓厚而不可遏抑。”士以天下为己任，位卑未敢忘忧国，然眉飞色舞可以，倘若实际厕身其间，多数人的作为，并不为人所称道。

梁启超曾做过袁世凯执政时期的司法总长、财政总长，袁殁即下台。民二，熊希龄组阁，曾立主以任公为财政总长，因袁世凯持异议而未成。袁认为梁乃书生一个，“仅能提笔作文，不能胜任国家重任”，只肯让他担任教育总长。梁也坚辞不就，几使内阁筹组破产，急得熊五次三番地两面说情，遂改任司法总长。民六，任公出任财政总长。做财政总长时，曾提出建立一套现代国家的财政体系，他试图以缓付的庚子赔款和币值贷款来彻底改革币制，治理金融，先改革币制，再统一纸币，从银本位引入虚金本位。袁请之出山，看重的其实不是他的这些政治才能，而是他的世间清名，为其装点门面罢了。熊希龄组“名流内阁”：外交汪大燮、内务刘人熙、财政梁启超、司法沈家本、陆军陈宦、海军萨镇冰、教育范源濂、农商张謇、交通杨度。袁阅毕问道：“这就是所谓第一流人才吗？”随即提笔更易一气，递还给熊。到发布时，仅梁启超长司法、汪大燮长教育、张謇长农商，其余皆为更易之人。袁世凯流露出要做皇帝的想法后，梁启超曾与冯国璋一起进总统府劝谏：“二人联翩至新华宫，项城闻我等至，喜动颜色，酒酣，余正欲起立陈述，项城先笑曰：‘二公此来，吾知之甚稔，乃欲谏我不做皇帝也。我反问二公，袁某欲做皇帝者，究思做一代皇帝而绝种乎？抑思做万代皇帝而无穷乎？’余与冯愕然未答，袁又笑曰：‘除非痴人，自然欲作万代天子！’乃喟然叹曰：‘我有豚犬二十余人，我将尽数呼出，立于二公之前。任公！君最善知人，我即托任公代我选择一子，可以继立为皇帝者，可以不败我帝业，不致连累掘我祖坟者。任公，待君选出以后，我再决定称帝。如是或可称帝二代！’余与冯四目相对，嗒然如伤，怀中万言书，竟一字不出。袁诸子环立侍宴，幼小者乳媪襁褓侍，袁忽变作悲痛之容曰：‘我如许豚犬，无一克肖，无一非庸懦纨绔，然父之与子，孰不疼爱，我虽怒此辈不肖，然仍不愿因我造孽，他日为别人作鱼肉烹杀也。我百年后，敬托二公善护之。’余与冯迄辞出，竟不能一提‘帝制’字。”事后诤友周善培月旦评梁的这段政治生涯：“任公有积极热烈的政治思想，极纵横的政治理论，却没有一点政治办法，尤其没有政治家的魄力。”1923年，王造时在《清华周刊》也发表文章说：“对于讲学问的梁任公先生，我是十二万分的钦佩；对于谈政治的梁任公先生，我是十二万分的怀疑。”金岳霖曾言：“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这话很纯粹，也很无奈，具有哲人的洞察力，说此话时，金先生只有28岁。

1922年，蔡元培、李大钊、陶行知、胡适等16名学者，在5月14日的《努力周报》上刊发了《我们的政治主张》的名文，提出了建立“好政府”的政治改革目标。蔡元培、王宠惠、罗文干、丁文江、胡适等16人签名，“研究系”的梁启超、林长民均不在其列。某次餐聚，林长民向罗文干等人发牢骚：“适之我们不怪他，他是个处女，不愿意同我们做过妓女的人来往。但蔡先生素来是兼收并蓄的，何以也排斥我们？”次年，吴佩孚支持王宠惠组阁，罗文干、汤尔和等人入阁，本届政府被称作“好人政府”，但却只维持了73天就下台了。法学家王宠惠在民国政坛中是个有名的“标准好人”，为人谦逊，没有别的嗜好，爱吸老牌雪茄烟喝红茶。平日深灰西装，素色领带，银色手表，常年是标准英国绅士的打扮。喜欢交响、提琴、钢琴等西洋音乐，却对京剧昆曲的兴趣不浓。但王宠惠还是发了牢骚：“我是一个穷人，国务总理没有比我更穷的了，我牺牲了身体、金钱、时间，每天只能应付索薪团，哪能有工夫做计划？”并冲胡适大嚷：“胡适！你要我宣布计划，我没有计划，就是我的计划！”

之后，蒋梦麟、王世杰、翁文灏、丁文江、王云五、朱家骅、顾孟余、俞大维、叶公超等学者均在民国政府里做过高官。

作为知识精英，难免事事自信。地质学家丁文江曾颇为自信地认为：“无论哪一个时代，哪一个社会，少数优秀的分子，握了政权，政治就会清明。用他们的聪明智识能力，向政治方面去努力，是少数人的责任。”有人问哪些人才算是少数人？丁说：“中国的人民，号称有四万万：进过小学堂以上学校的，最多不过四百万；中学堂以上的，不过四十万；进过大学堂的，晓得一点科学，看过几本外国书的，不过八万。我们不是少数的优秀分子，谁是少数的优秀分子？我们没有责任心，谁有责任心？我们没有负责人的能力，谁有负责人的能力？”然而顶好的官僚，绝不是一个政治家。丁文江曾尝试与孙传芳合作，寄希望孙传芳能统一中国，改变军阀割据局面，认真做事，认真做人，造福于人民。北伐时，孙传芳听从丁文江、蒋百里劝告，袖手了一段时间。北伐军到了武汉阶段，孙大帅可战可和时机已到，丁文江前去见他，劝他不要与张作霖、张宗昌合作，孙说：“我不能不与张家妥协，不然，我站不住了。”丁说：“与二张妥协，政治上站不住。”孙说：“那就管不着许多了。”丁遂拂袖而去，并自嘲“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

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曾任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行政院秘书长。武汉大学首任校长王世杰曾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外交部长、国民党中宣部部长。中山大学校长朱家骅曾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交通部长、浙江省主席、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中央研究院代院长和院长、行政院副院长。顾孟余的学者身份是北京大学教授、广东大学校长，从政后历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长、铁道部长、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交通部长。弹道学专家俞大维也曾任过兵工署署长、交通部长。叶公超在北大、清华、西南联大任教十多年后，步入政坛。

翁文灏乃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中国第一本《地质学讲义》的编写者、第一位撰写中国矿产志的中国学者、中国第一张着色全国地质图的编制者、中国第一位考查地震灾害并出版地震专著的学者、第一份《中国矿业纪要》的创办者之一、第一位代表中国出席国际地质会议的地质学者、第一位系统而科学地研究中国山脉的中国学者、第一位对中国煤炭按其化学成分进行分类的学者、燕山运动及与之有关的岩浆活动和金属矿床形成理论的首创者、开发中国第一个油田的组织领导者。1920年底甘肃发生8.5级大地震，死亡20万余人，翁闻讯即赶往震区，冰雪之天，长途颠簸，由于一路缺乏营养补给，赶至震区时已双脚疲软，不得举步，只得坐在骡车之上坚持实地调查，终于完成了我国现代地质学家第一次实地调查大地震的创举。之后，兼任清华大学地质系主任，一度代理清华大学校长。还与人合编过在当时影响甚大的《中国分省新图》及《中华民国新地图》。洛阳“国难会议”不久，翁即被任命为教育部长，坚辞不就。1933年10月，“国防设计委员会”筹备成立，内定翁为秘书长。后直接改隶军事委员会，蒋介石兼任该委员会主任，翁为委员兼秘书长，一年后始到任。之前发生过一起车祸，幸遇急救而免死。因面部重伤，经外科手术整容后，左额骨切除一片，面目已非。蒋在得知此消息后，下令召集最好的医生予以抢救，对此，翁感恩戴义，怀欲报之心。未几，受命为行政院秘书长，后任经济部长达八年之久，兼任国家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最终官拜行政院院长。为挽救濒于崩溃的经济，以金圆券代替法币，限制物价，并获通过实行，导致金融紊乱，物价暴涨，民怨沸腾，遭世论指斥。1948年11月3日，翁文灏内阁提出集体总辞职。翁也颠踬下台。入阁17载，翁文灏第一次尝到了无官一身轻的滋味。辞官不久，《人民日报》即发表了题为《陕北权威人士论战犯名单问题》的文章，翁文灏列第12位，“罪大恶极，国人皆曰可杀者”。丁文江曾这样评价翁文灏：“青年的读者，有人告诉你，‘社会是万恶的，世上没有好人’。你不要相信他，因为翁先生就是一个极好的反证。”

现代出版家、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曾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主编过《万有文库》。抗战爆发后，投身政界，连任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政协代表，出任经济部部长、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部长。后也因发行金圆券遭弹劾下台。

而被邀出任公职次数最多者，莫过于“我的朋友”胡适之先生了。胡适对政治有着强烈兴趣，1922年，直奉战争结束，直系军阀曹锟和吴佩孚进驻北京。胡适等人陆续发表文章，提出建立“好人政府”，主张贤人治国。在胡适、蔡元培、李大钊等16人领衔签名的《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中，认为“好政府”应具备三个基本原则：“ （一）我们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因为这是使政治上轨道的第一步；（二）我们要求一个‘公开的政府’，包括财政的公开与公开考试的用人等等；（三）我们要求一种‘有计划的政治’。”这一主张无疑给了北洋一个台阶，于是邀请签名者中的王宠惠为代国务总理。罗文干为财务总长，汤尔和为教育次长。教育次长一职最先被提名者为胡适。胡坚辞不就。1931年10月，胡适和丁文江到南京晋见蒋介石。此次见面，胡适给蒋留下了极佳印象，但对于对方的盛邀，胡适婉拒。胡适下决心“二十年不干政治，二十年不谈政治”。丁文江劝曰：“你的主张是一种妄想：你们的文学革命，思想改革，文化建设，都禁不起腐败政治的摧残。”丁还说，如今“最可怕的是有知识有道德的人不肯向政治上去努力”。1932年，行政院长汪精卫两次请他出任教育部长和驻德大使，胡适再婉拒。

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希望胡适到欧美各国求助，支援抗战，但胡坚决不愿在此危急关头离开，坚持与南京共存亡。1938年9月，国民政府急命胡适为驻美大使。开始，仍不允诺，王世杰只好请傅斯年帮助劝说，傅与胡多次商谈，说到动情处，声泪俱下。蒋介石也劝道：“先生是读书人，留下全无用场。你有留美经历，在那里一定有作为。”考虑一周后，他复函蒋：现在国家是战时，战时政府对我的征调，我不敢推辞，“国家际此危难，有所驱策，我何敢辞。惟自审二十余年闲懒已惯，又素无外交经验，深恐不能担负如此重任，贻误国家，故迟疑至今，始敢决心受命”。他在日记中写道：“二十一年的独立自由的生活，今日起，为国家牺牲了。”日本政府对胡适出使美国异常重视，当时代表日本舆论界的东京《日本评论》曾建议说：“日本需要派三个人一同使美，才可抵抗胡适。那三个人是鹤见祜辅、石井菊次郎、松岗洋右。鹤见是文学的，石井是经济的，松岗则是雄辩的。”赴美后，他仅住10美元一天的房间，出门时不敢让旅馆门前的服务生为其叫车，因要付两角五分的小费。他还拒绝领取政府发来的薪水。为争取美国民众对中国抗战的同情与支持，大使任上的五年时间里，其演讲达四百次之多，外出不带随从，不曾过一个周末，不曾有一个暑假，期间皆硬座车往来，为的是给国家节省每一枚硬币。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胡适临危受命，出任中国驻美国大使，直到1942年。胡适是个精明人。无论在学问还是政治方面，他都做得游刃有余。不过，在钱财方面，胡适却并不“精明”。 胡适生活特点是：清、俭、困。胡适担任驻美大使五年任期内，每月540美元薪水。这在美国不算高。胡适在书信中谈到：“我的日用不需多少钱，所以每月还可以余点钱买书。房子不用我出钱，汽车汽油都是公家开支。”实际上，他的支出除了要负担自己，还要抚养国内的大家庭。胡适的收支账目清楚、公私分明，有口皆碑。他去世后，梁实秋说：‘大使有一笔特支费，是不需报销的。胡先生从未动用过一文，原封缴还国库。他说：“旅行演讲有出差交通费可领，站在台上说话不需要钱，特支何为？”像胡适这样不领特支费的，除了曾任外交部长的罗文干，别无第三人。胡适到美国上任后的头两个月未领到薪俸，不得不自己先垫付花销，其中甚至包括使馆其他人员的开支。不久他又大病一场，借款近4000美元。尽管如此困窘，他仍然谢绝了孔祥熙汇来的3000美元资助。面对困难，胡适总是保持乐观，他在信中告诉妻子：“我过的日子总算顶舒服的了。比起打仗的兵士，比起逃难的人民，比起天天受飞机炸弹的惊恐的人民，我这里总可算是天堂了。”终因积劳成疾，大病一场，所花4000美元，可由国家担负，他也全部自己掏了腰包。到任不久，即促成了与美国政府的“桐油贷款计划”，成功拉得2500万美元贷款， 给身处困境的抗日战场打了一剂强心针。蒋介石致电：“借款成功，全国兴奋。”胡适还自题一首诗以资纪念：“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此后，他又广泛联系美国朝野人士，力争把美国拉入这场战争。因他的努力，日本对美国猜疑日深。后来，日军偷袭珍珠岛，太平洋战争爆发，罗斯福则第一个打电话告诉胡适。有人甚至偏激地说：美国人中了胡适的诡计。而胡适1946年在就任北大校长演辞中却说：“我在抗日战争时期，对于国家的贡献，实甚微末，虽然做了几年的驻美大使，但是没有替国家借过一文钱，买过一支枪，甚感惭愧。”

而抗战一旦胜利，胡适便坚辞不就了。1945年9月，胡适被任命为北大校长。1947年初，蒋介石改组政府，想请胡适出任国民政府委员兼考试院院长。胡适在致傅斯年的信中袒露了心声：“若做了国府委员，或做了一院院长，或做了一部部长……结果是毁了我三十年养成的独立地位，而完全不能有所作为。结果是连我们说公平话的地位也取消了。——用一句通行的话，‘成了政府的尾巴’！”1947年3月18日，蒋介石再次约见胡适，说考试院院长可以不做，但国府委员实乃清职，希望胡适莫再推辞。出门时，蒋礼貌地问：“胡太太在北平吗？”胡适答道：“内人临送我上飞机时说‘千万不可做官，做官我们不好相见了！’”蒋笑道：“这不是官！”胡适考虑再三，终觉不妥，还是推辞了。1948年3月，蒋介石派人密洽胡适，表示愿意推荐他当总统候选人，而自己出任行政院长一职，或由自己当总统，胡适做行政院长。美国不满蒋介石，却看重自由主义者胡适，蒋则将计就计，拿胡适做幌子，后又借机将胡拿下。蒋劝他“替政府再做些外援工作”，胡回答：“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政府，我怎样抬得起头来向外人说话！”1949年后，蒋介石再聘胡适为“总统府资政”，胡仍婉拒。他有一句广为流传的戏谑之语：“我不能做实际的政治活动。我告诉你，我从小是生长于妇人之手。”

抗战应招，乃文人责任，一旦战事结束，便能脱身物外者，实属难得。1949年1月，陈布雷于北伐胜利后即入阁从政，几有退意而不行，终酿惨局。《陈布雷回忆录》手稿本于上海影印出版，其妻《前记》道：“先夫子一介书生，从政本非夙愿，且以生性不近，时作摆脱之想。故先期历任政府职务，仅自赁旅舍以居，从不携眷，盖每以为不数月即可辞归也。及中日战起，感于国多艰难，正需群策群力，凡能有所效命，固当万死不辞，此时告退，何异放弃责任；譬如舟行逆流，胡敢轻弃帆楫？乃屏除他想，一意任事。至抗战胜利大敌虽除，而国人醉生梦死者多，因循苟安，不知利用此千载一时之机会，以图国家民族前途之光明。先夫子触目伤心，中心抑郁，不能自解。加以体力日衰，报国无从，乃时时引咎自责。先夫子常谓：一待国家太平无事，即当摆脱政务，重回新闻记者之岗位，专以文章报国。”

1946年，蒋介石任命傅斯年为国务委员，傅坚辞不就，称自己“实一愚憨书生，世务非所能，如在政府，于政府一无裨益，若在社会，或可偶为一介之用”。并表示“此后唯有整理旧业，亦偶凭心之所安，发抒所见于报纸，书生报国，如此而已”。此观点与其师适之极为相似。虽不参与实际政治，但傅却热衷于以知识分子的良知监督政治。蒋介石曾希望傅斯年帮请胡适入阁从政，而傅却在写给胡适的信中说：蒋介石想借重你胡先生的权威，大粪堆上插朵花，来给党国美化天下而已。“我们自己要有办法，一入政府即全无办法。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我们是要奋斗的，唯其如此，应永远在野，盖一入政府，无法奋斗也。”1938年，傅即上书蒋介石，抨击孔祥熙的才能、用人，揭露他纵容夫人、儿子与不法商人勾结发国难财的恶行。蒋介石却不予理睬。从此之后，傅斯年千方百计搜集孔氏贪赃枉法、以权谋私、私吞美金公债的材料。傅斯年拟成提案，准备参政会秘书处宣读。大会主席团成员、外交部长王世杰见后大骇，怕被人作为借口“攻击政府，影响抗日”，力劝傅歇手闭嘴，否则后果无法预料。傅仍坚持己见，并要上诉法院，与孔对簿公堂，如果揭发罪状失实，甘愿反坐。孔遂被弹劾下台。对于孔的继任者宋子文，见其经济政策并无改观，傅又对其连续发文进行批判，半个月内连续刊发了《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 《宋子文的失败》《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三篇文章。傅表示自己“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垮了。不然，一切完了！国人不忍见此罢？便要不再见宋氏盘踞着！”傅在《大公报》撰文道：“你的轿车在上海市街上经过时，有没有想到，就在这条路上有多少人因你的经济失策而饿死？”在巨大舆论压力下，宋亦辞职。

除去蒋介石、李宗仁、陈诚、白崇禧等等的军界人物，翁文灏、王云五、朱家骅、吴国祯、张君劢、胡适等等参与政府工作的著名学人，竟也列入“国民党战犯”名单，再次上演了“倾巢之下，岂有完卵”一幕。

穷则聚于学，达则聚于朝，学者为官，乃学而优则仕情结之庚续。从学者到官僚需有一个转换过程，转换得彻底，便会官的做派多，而学的成分少，苟不彻底，则会反之。李斯属转换彻底者，韩非则反之；韦应物属转换彻底者，王维则反之；韩愈属转换彻底者，柳宗元则反之；王安石属转换彻底者，苏东坡则反之。所谓彻底，就是学者气质或被隐匿，或被墨染，不彻底，则时时圆凿方枘，扞格不入。刘师培对早年参与政治后悔不迭，去世前对黄侃说：“我一生应当论学而不问政，只因一念之差，误了先人清德，而今悔之晚矣。”也不彻底也。经济学家何廉曾言：“翁文灏和我虽都在政府中位居高职，但比起‘圈内集团’来，毕竟还是外人。我们并非政府的里层人物，也非党的成员，我们不过是政府的‘装饰品’！我们从未能够搞清楚幕后究竟在搞些什么。”何廉又说：“我在政府中的那几年完全是白白浪费！”还有人说：“这是中国两个最有脑力的人才，干吗不到一个学校或研究室去？干吗要把他们困在一个完全自私自利的宋子文手下吃闲饭，聊闷天？”但也有先觉者，自始至终保持清醒。赵元任曾郑重其事对杨步伟道：“你的脾气和用钱我都能由你，只有一样事，将来你也许失望的，就是我打算一辈子不做官，不办行政的事。我看你对行政很有特长。”杨对曰：“我虽很年轻就负重任，可是我对做官也不喜欢。因为第一，我祖父不喜欢做官，常常批评做官人的弊病；第二我自己也看见很多人只做了一下官，就养成十足的官派来，我看着就生气。”1927年，林语堂在武汉做了半年官便离开了，其曰：世界上只有两种动物，一是管自己的事的，一是管人家的事的。前者属于吃植物的，如牛羊及思想的人是；后者属于肉食者，如鹰虎及行动的人是。林自认为是前者，“决不做政治家”成了他终身宗旨，为此写道：“对我自己而言，顺乎本性，就是身在天堂。”不是你改变环境，就是环境改变你，以一己之力扭转乾坤，移风易俗，宛蚍蜉撼树，螳螂挡车。术有专攻，学有所长，政治的判断与学术的规制毕竟有别，政客之谋在于大刀阔斧，手腕灵活，对上献媚，对下取悦，还在于无所坚持，唯利是图，是非模棱，因人而异，而这恰是学术的忌讳；学者之长在于求真求实，躬身细事，平等待人，温良谦让，还在于特立独行，洁身自好，自律律人，一日三省，而此也为官场所难容。

学者从政只需一跬，即可从不彻底到彻底，荣枯显晦，转瞬之间，但因何有人就迈不出这半步？在于其良知未泯，俯仰无愧，依圣人教谕，济世安民，存理想于心，力图有为。但好的出发，未必有好的结局，“好人内阁”，未必有好的政绩。学者的功效在于以理性潜移默化，润物无声，而不在于以行动赤膊上阵，亲操牛刀。读书疗俗，而政务即俗物，高士就简，而政务皆琐物。学者为官的不彻底，还在于身处官场而首鼠两端，仍想着学术上的那些旖旎精彩，宦海回头，幡然有悟，学者为官的退路，还在于回归学者的老路上来，梁启超、胡适之、蒋梦麟、王云五等人都曾迷途知返，故辙重行，且能踵事增华，再获建树，是为证。王国维便认为“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文人可出世，也可经世，可警世，更可垂世。启功在抗战后因人推荐，欲去北平当局任职，但拿不定主意，遂征询老师陈垣意见，陈垣道：“学校送给你的是聘书，你是教师，是宾客；衙门发给你的是委任状，你是属员，是官吏。”此言一语道破了旧时代为学为官的差别，这也是自尊的知识分子的一种普遍心理。

周善培尝对梁启超道：“孔孟、苏张都谈政治，为什么孔孟是政治家而苏张是政客呢？就是孔孟谈政治没有自己，只订出许多原则性的理论，让一般诸侯去听。谁照他的理论去做，是他的幸福，与我无关；谁不听他的话，是他该倒霉，也与我无关。苏张就相反了，事事都为的自己。谁听他的话，那个人有利，他自然有利；听他的话作坏了，而他的官骗到手了，他也有利。孔孟讲了一生政治，虽没有得过意，一生是愉快的，结果是安全的。苏张虽然得过几天意，却一生在恐怖中，到底得不到好结果。”学者从政，无可厚非，但在政治家与政客之间，学者首鼠两端，摇摆不定，与其定位模棱，使之行为果敢，结局只能是力不从心，一筹莫展。林纾晚年评价自己：“生平冷僻，提起做官二字，如同恶病来袭。”林纾一类学人，乃纯学者。黄侃也自我评价：“侃才高气盛，自度不能与世俗谐，不肯求仕宦。”黄侃亦纯学者。董每戡有诗句云：“书生都有嶙峋骨，最重交情最厌官。”董每戡也纯学者。

介子平，1964年生人。供职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兼任 《编辑之友》杂志社副主编、副编审。出版作品《青灯》《烟霏云敛》《少年文章》 《消失的民艺——年画》《褪色的记忆——连环画》《雕刻王家大院》《风华丹青》《大韵书法》《田园将芜》《苦酒微甘》《此间少年》《民国文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