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赓与我国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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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6月,正在朝鲜战场指挥作战的陈赓接到中央调令,让他担任新组建的军事工程学院院长。接到命令后,陈赓挥别了一起战斗的战友,回到北京,在与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商谈之后,立即开始着手组建军事工程学院。

筹建军事工程学院

陈赓首先把老部下李懋之、徐立行调到身边,作为自己的帮手,并成立筹建委员会。随后,陈赓又就办学方针向毛泽东请示。陈赓说,军事工程学院要聘请很多苏联专家,如何与他们相处,希望中央定出一个大政方针来。毛泽东说,在军事科学技术教育与科学研究方面要全学人家的,因为我们自己不懂。但是在办学过程中,要随着自己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吸取其精华之处,采用“洋为中用”的方针。这个不能说是教条主义。在军事行政管理与训练方面,主要是学习别人正规化建设经验和良好作风。军队嘛,自然要有军威,这也表现为国威,不要怕有点形式主义。对苏联专家,要不卑不亢,不学的地方也要讲究方式方法,多做耐心解释工作,不能影响团结。听了毛泽东的话,陈赓脑海中形成了初步的办学方针,也就更坚定了办好军事学院的信心。

组建军事学院,最主要的是要有专业人才。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科技人才相当稀缺,军工人才更是少之又少,苏联援助因而显得十分重要。周恩来曾写信给苏联领导人布尔加宁,希望苏联能派一些专家来作为军事学院的顾问。就这样,以苏联列宁格勒莫热斯基军事航空学院副院长奥列奥夫中将为首的专家代表团被派往中国,帮助中国建设军事工程学院。就学校选址问题,陈赓陪同奥列奥夫考察了上海、南京、大连等地。最后,他们相中了东北平原的哈尔滨,并在这里组建了后来赫赫有名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虽然有苏联专家的援助,但组建军事工程学院最主要的还是要靠自己的人才力量。在这个时候,陈毅把他精心组织起来的专家队伍——华东军政大学军事科学研究室的人员全部“送给”了陈赓作为组建新学院之用。这其中有后来成为哈军工元老级人物的张述组、马祖德、任新民等人。

这些教授到了哈军工之后,陈赓立即与他们座谈,让他们放下思想包袱,积极为国家的军工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一番推心置腹的谈话,使教授们感慨万千,其中,张述祖教授最为激动。他觉得自己的才识在旧社会无人问津,今天却受到如此礼遇,怎能不尽心竭力地为新中国国防事业服务呢?当晚,他思考到深夜,拟出了一张学院需要调来的知名专家名单。这其中有曹鹤荪、梁守槃以及著名数学家苏步青的高徒卢庆骏等人。得到这张名单,陈赓相当兴奋,他立即让人着手去各地选调人才。

对于人才,陈赓是绝对不会放过的,哪怕是一个死囚。张述组、董庸等人向陈赓报告,说有一个留法的弹道学专家沈毅很有才华,但此人在“三反”中被打成了“大老虎”,已经被判了死刑。陈赓听后,思考了许久,说:“毕竟是个留过洋的,不一定杀头嘛,可以让他戴罪立功嘛!”然后,他对大家说:“这个人我想要下来,你们以为如何?”大家本来对沈毅都觉得可惜,但是在“三反”、“五反”这样的非常时期去要这么个“大老虎”,大家还是觉得很惊愕,所以都没有说话。陈赓接着说:“留他一条命,我们利用他的才学,让他为教学服务。”陈赓很清楚,要一个罪犯,而且还是死囚到一个高度机密的军事学院来,是有着相当高风险的事情。但为了早日建好哈军工,陈赓敢于承担这个风险。

陈赓首先给薄一波打电话,说民航局的沈毅要被枪毙了,但是我们办军工正缺他这样的人才,看能不能刀下留人。薄一波说:“老陈呀,你真是爱惜人才啊。判了死刑的你也敢要?你敢要,我就敢给。不过,你要保证把他教好哦。”另外,薄一波还说这件事得经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同意。于是,陈赓又给董必武打了电话,说明事情原委。董必武是个严格的人,但他也被陈赓虔诚的办学精神所感动,董必武在与其他同志通气之后,同意了陈赓的请求。最高人民法院最后改判沈毅死缓,交给哈军工监管。这样,陈赓又为哈军工争得了一个人才。

关心和保护知识分子

陈赓相当关心教授们的教学和生活,他深知这些人都是建院的基础。随着从各地调来的教授越来越多,他觉得有必要制定一套制度来保证照顾知识分子的生活。从1952年至1953年,陈赓与助手们着手建立了一整套的规章制度,并采取了一系列具体的措施:一是凡是教授调入哈军工,院领导一定要亲自探望并设便宴接风洗尘;二是教师从其调入学院起,由学院发给相当于本人一个月薪金的搬家补助费,随调的家属未安排工作前,工资照发;三是把最好的房子分给教授住,保证暖气、煤气充足;四是子女免费入院附属小学和托儿所;五是对子女多的教师,每年给予适当的补助。有了这些措施,就可以免除教授们的后顾之忧,使他们可以安心地在学院工作,潜心搞研究和教学。

有一次,学院营建管理处给教职工发写字台,处长张复明按照以前的老规矩,团职以上分大写字台,营职以下分“一头沉”的小写字台。发给教师们时,张复明认为,教授、副教授应按团级发大写字台,讲师、助教按营职发小写字台。这种分发引起了许多讲师的不满。他们向院领导反映:“讲师身材长得和教授差不多,为什么发个小桌子?”“我们的工作量不见得比教授们小,小桌子怎么够用?”教授们书多,像梁守槃和卢庆骏带来许多书,对桌子也不是很满意。陈赓听到这些意见之后,火冒三丈,把张复明叫来,说道:“这是谁规定的?谁叫你们把营、团的概念硬套到老教授身上的?老教授应该住得比我们好一点,家具也应该多发一点。这是工作需要,他们书多,桌子和书架小了不行。”他还对张复明说:“赶快把小写字台搬走,凡是老教师,一律发大写字台。另外,把书架做大一点,要多少,给多少!你要记住,这里不是军营,你服务的对象也不是‘土八路’了。”随后,写字台被重新分配,大家都很满意。

1955年,全国开展了肃反运动,哈军工党委与肃反领导小组根据中央政策和陈赓的指示,决定不搞群众性的运动和大批判。尽管如此,仍有许多老教师因为社会关系比较复杂而背上了思想包袱,精神压力很大,许多人为此闷闷不乐。陈赓了解这个情况后,特意利用建军节的机会和老教授们谈心,告诉大家不要怕肃反运动,要解除顾虑,把自己历史上的问题说清楚就可以了。陈赓还现身说法,谈起自己的历史,他说自己在1925年东征的时候救过蒋介石的命,而且祖上还是地主。自己这么大的问题都过来了,还有什么不能说的,还有什么思想包袱放不下的呢?老教师们听了之后,感到轻松了许多。

庐山会议之后,全国普遍开展了“反右倾”运动。陈赓了解知识分子的个性,所以他严肃地对副院长刘居英说:“这次运动是毛主席定的,中央已经发文要求停课、揭发,我们不能违背。庐山会议是批判彭、黄路线,那是党内的事情。但在我们学校肯定要波及教授们。他们遇事爱发意见,难保不出什么乱子。这次你带他们出去转转,参观学习各地的‘大跃进’成就和经验。他们有什么意见就出去和你谈。有什么问题我负责。”刘居英听后,感到事态严重,就立即组织有近百名老教师组成的参观团去外地参观。他亲自带队从哈尔滨出发,去吉林第一汽车制造厂、机床厂和长春电影制片厂等单位参观学习,座谈交流。经过参观,老教师们很受教育,感到要为国家培养更多的人才,加快社会主义建设。大约3个星期之后,刘居英接到电话,得知运动已经过去,他才带着参观团回到学校。对于这次出游,有的教授开始还抱怨玩得太久,耽误了教学。后来知道这是为了保护他们不受运动伤害,这才明白陈赓的良苦用心。

积极发展导弹事业

1956年3月,中共中央成立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聂荣臻任主任。聂荣臻随即着手组建办事机构和研究队伍。5月29日,聂荣臻邀请陈赓、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国家科委副主任范长江、一机部部长黄敬、中科院副院长张劲夫、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以及国家科工委、国务院各部负责人共33人开会,商讨调选科技骨干的问题。

会上,聂荣臻详细地谈了我国将发展以“两弹”为主的武器计划之后,恳切地说:“我国发展尖端武器迫在眉睫,但国际技术援助还没有落实。因而困难很多,但中央下了决心。当前需要的各类人才,请在座诸位大力援助,鼎力相助。”聂荣臻讲完之后,现场出现了一阵沉默。大家觉得也许聂荣臻在估摸自己的家底,看调谁最为合适。看到大家都不说话,曾经到各处抽调专家的陈赓知道事情难办,于是他站起来,坚定地说:“搞导弹需要集中全国的优秀技术骨干,才能攻克难关,把研究工作进行下去,我们军工学院有一批从事航空和火箭专业的专家教授,我想从中抽调6名教授,支援航委。”

陈赓的发言,打破了会场的沉默,大家开始发言。但发言仍不能让人满意。有人说:“搞尖端武器是国家急需,我们坚决拥护。但是我们的科技人员也很少啊,每年只分配几个大学生,我们恨不得拿他们一个当几个来用。老专家是我们的老母鸡,大学生是新母鸡,我还指望他们下蛋呢!”会场上顿时爆发一阵笑声,这笑声在急需人才的聂荣臻听来相当刺耳:虽然各单位都有需要,但是搞导弹事业是国家急需的,作为党的高级干部怎么可以搞本位主义而不顾国家安全大计呢?这时,又是陈赓站出来讲话。他对聂荣臻说:“选调专业干部,我们哈军工准备再抽调三四人,至于大学生,我们第一期学员毕业就可以向你输送足够的新生力量。”陈赓无私的情怀感染了大家,中国科学院、各个工业部委等单位都纷纷表示要支持航委的发展,在用人方面提供方便。散会后,聂荣臻挽着陈赓的手臂,缓缓地往外走,什么也没有说。在此时,两位老战友之间任何客气的话都是多余的。分手时,陈赓说:“4年前军工筹建时,全国、全军支援了我们,现在是我们回报国家的时候了。国家要搞导弹事业,我们学院将支持到底。”

1957年4月24日,聂荣臻召集陈赓等人开会,商讨如何集中力量开展导弹研究与仿制的问题。聂荣臻明确指出:“搞导弹事业不能平均使用力量,应该遵循周总理讲的以导弹带动其他的精神办。”陈赓表示完全同意聂荣臻的意见,他说:“应该贯彻中央确定的这个精神,坚决搞,集中力量搞。航委负责导弹火箭的研制工作,要努力扩大影响,有些问题要求磕头求援,有些问题要大声疾呼,不搞这个东西要亡国的!”历史证明了陈赓的远见。

9月7日,由聂荣臻为团长,陈赓、宋任穷为副团长的访苏代表团启程前往苏联,争取关于导弹方面的技术援助。代表团在与苏联代表谈判的时候,苏联代表有意无意地透露中国应该先发展飞机然后发展导弹的意向,实际上是不愿帮中国发展导弹技术。这也引发了代表团内部的分歧。代表团中原本就有人主张先发展飞机后发展导弹,听苏联代表这么一说,就积极主张先搞飞机;而另一部分同志认为中国应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先发展“两弹”,飞机和其他装备的仿制和研制可以同时进行。

陈赓旗帜鲜明地指出应该先发展导弹,而飞机可以继续搞仿制研制。他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指出这是个国力和人才的问题。我国家底子薄、钱不够用、人才又匮乏,不能把摊子铺得太大,只能握紧拳头搞主攻。我们在研制“两弹”的过程中肯定会遇到许多困难,但决心不能动摇,否则我们将长期受制于人。陈赓的意见得到聂荣臻、宋任穷等多数代表的认同,经过反复讨论,大家终于统一了认识,使中苏谈判达成了对我方比较有利的协议。

随着形势的发展,陈赓感到需要在哈军工设立相关的专业,以培养导弹、原子技术方面的人才。1957年6月,陈赓让出访苏波捷3国的副院长刘居英注意留心考察3国院校中的导弹专业情况。刘居英回国后,陈赓就让他迅速地向中央提交报告,准备在哈军工设立导弹专业。中央对此十分重视,很快就批准了。随后,陈赓又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对这个专业的筹建过程中。

他让老部下戴其萼去各相关单位求助,以获取支持。他还亲自打电话给老战友陈士榘,并以幽默的口吻说:“陈司令啊,军工要设导弹和原子专业,你们给我们挖挖泥巴,做几个窝窝啰!”陈士榘乐呵呵地说,没问题,你们什么时候动工,我们保证到。陈赓说:“设计也要你们帮忙啊,现在就要安排导弹和陈列室的设计,越快越好。”陈士榘说:“我们加班加点,到时候你陈院长赏几盆红烧肉吃就行了。”陈赓大笑不止。原来,陈赓与陈士赓之间还有一段“红烧肉”的故事。长征结束后,陈赓有一晚去看望陈士榘,恰好他在睡觉。陈赓眼尖,发现陈士榘床前有一双很好的皮靴,于是二话不说,换上这双皮靴就走。走时又发现还有一盘红烧肉,于是便“一不做,二不休”,端起就走。陈士榘发现之后,便“怀恨在心”,每当遇到陈赓都要说起这件事:“你陈胡子不厚道,换了我的鞋,还偷吃我的红烧肉。”这件事后来成了两人之间心照不宣的趣事。

在陈赓的直接领导下,哈军工的导弹专业发展迅速,为我国导弹和国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从这些历史的片段中,我们能感受到陈赓为我国科技事业发展所做出的巨大努力。他虽然没有看到原子弹的成功爆炸,但人们不会忘记也不能忘记他为我国“两弹”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