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中兴博物学传统的时候了!

《植物学通信》，（法）让-雅克•卢梭著，熊姣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走兽天下》，（美）奥杜邦著，蒋澈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天涯芳草》，刘华杰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飞鸟天堂》，（美）奥杜邦著，帅凌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江晓原：博物学家奥杜邦被称为“一个鸟人”，现在我听说你家中也有一个鸟人了，这想必让你对这套书别有一番喜爱吧？

但我不是鸟人，也不是“兽人”，所以奥杜邦的这两种书没有让我太兴奋——当然我还是非常乐意把玩它们。这套书让我兴奋的是另外两种：《天涯芳草》和《植物学通信》。首先是看到我们的朋友刘华杰教授如今已经和卢梭、奥杜邦“比肩而立”，看到他由业余爱好迅速向“专业水准”迈进，真不枉了他数年“拈花惹草”之功。其次是看到卢梭那被他的哲学和政治著作所遮蔽的博物情怀，在这本《植物学通信》中尽情展露，也有一种非常愉快的感觉。

以前我见过一本相当奇特的书，名曰《看草》（何频著，河南文艺出版社，2008），是一个对草木情有独钟的人一天天对周围环境中草木的观察日记。书前序中引用了王国维的话“一切景语皆情语”，我认为也可以移用到华杰的《天涯芳草》上。当然华杰的立意更高，视野也更宽广，但那种对草木的情怀，则有相同之处。

这种情怀，我无以名之，感觉只有男女恋情差能近之。那种对草木一花一蕊的细腻观察，那种“一枝一叶总关情”的敏感和欣喜，恐怕只有经历过热恋的人方能想象——就如爱人的举手投足一颦一笑，都能唤起美的感受和亲近的冲动。“一切景语皆情语”不也有点这样的意思吗？

刘兵：我家现在确实也有个“鸟人”，那就是我女儿。只因为在她小时候，我带她参加“自然之友”的观鸟活动，虽然我对于观鸟这样的博物类活动实在不在行，经常会在观鸟时说出像“看，那只大尾巴鸟”这样让观鸟迷们笑话的外行话，但渐渐地，却培养出了女儿对于观鸟的超级兴趣，而且，似乎在那些“鸟友”中，还算是认鸟较多的行家呢，有时甚至会被请去客串带带观鸟的旅游团。她对于那两本奥杜邦的书，特别是《飞鸟天堂》，倒是更有兴趣，而且早就知道奥杜邦的书绘图精致。

而你说的我们的朋友，近年来一直在身体力行地倡导博物学的北京大学教授刘华杰，首先倒是位“植物人”，即以热爱观察博物而闻名，甚至自己还出版了好几本有关植物的图文书。这次，在这套丛书中的《天涯芳草》，就是其最新的一本了，尽管他的博物兴趣又远不止植物，近来也开始看鸟，并开始收集贝壳，想来再过些年，也许我们还会读到他有关贝壳的书呢。

不过，这里谈观鸟也罢，观察植物也罢，收集贝壳也罢，其背后，却都有着一种可以称之为“博物”的情怀。按照你上面说的那种将对自然的热爱与恋人间的眷恋相类比的感受来看，那种博物情怀显然是非常自然和美好的，但也正如刘华杰教授所做的， 除了像一般有博物倾向的自然观察爱好者们亲身的观察、体验、欣赏、享受以及陶冶之外，这背后还有一种更为哲学化的理论支撑，即所谓的博物学传统在当代的特殊意义与价值。而前不久，你、我和刘华杰三人为《我们的科学文化（7）所做的关于博物学编史学的谈话，也正是这种更理论性的工作。

江晓原：这个现象非常有意思。从“拈花惹草”、“寻花问柳”的业余爱好，看到背后的博物情怀，本身已经是某种升华，但是从博物情怀再上升到“科学编史学的博物学新纲领”，那可就是一个相当别出心裁的创新了——很抱歉我不得不在最正常的意义上使用了这个你非常讨厌的词语。没有足够的哲学素养，没有足够的学术积累，那是“想”不出来的。记得以前刘华杰被人指责为“浮躁”，华杰曾回击说：你也“浮躁”一个给我看看？你看，现在他又“浮躁”出科学编史学的新纲领来了！

这里我想可以先透露一下这个新纲领目前的表述文本：

以人类生态环境和可持续生存为基本价值，中兴博物学，重写科学史。

尽管华杰提出的这个新纲领还只是理论上的雏形，但是我感觉这个新纲领是富有生命力的，我非常期待在这个新纲领下写出来的新科学史著作——希望华杰、你我以及赞成这一新纲领的其他朋友，能够早日开始动手进行这项工作。

让我们还是回到这四本书上来。

华杰的《天涯芳草》里当然不会谈论科学编史学的新纲领——那毕竟太枯燥了，《天涯芳草》书如其名，充满了植物知识、博物情怀、审美情趣，非常亲切，非常好读。肯定会受到植物爱好者的青睬。

卢梭的《植物学通信》倒是有一点我们今天的“科普”味道——收信人德莱赛尔夫人是一位富有的银行家的年轻妻子，卢梭称她为“亲爱的表妹”。他以通信的形式向她讲解当时的植物学常识和基本概念及术语，当然也不忘记穿插一些男人的甜言蜜语，诸如“美丽的表妹正忙着用放大镜观察一堆美丽的花儿，而她本人比起那些花儿来还要鲜艳、明媚和美丽一百倍呢”之类。书中还有许多卢梭在信中谈到的植物彩图。当然，尽管卢梭曾在《忏悔录》中声称自己“有可能”成为一位伟大的植物学家，但事实上他在迄今为止的植物学史上并无地位。按照今天的标准来看，卢梭的植物学只能算业余爱好。他之所以一生对植物学念念不忘，也许和当时植物学是非常热门的“显学”有关。

相对有些遗憾的是奥杜邦的《飞鸟天堂》和《走兽天下》，两书此次的中译本都对原书的文字部分大施斧钺——前者删去了原来的文字，代之以“根据今天的专业书籍编写而成”的简要说明文字；后者则只在原书文字中摘译了“较具科学性的描述”。看来“科学主义纲领”仍然支配着这两书的编辑方针。

刘兵：你其实谈到了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是所谓“科学编史学的博物学新纲领”，这涉及从科学中的博物传统来看科学史的专业研究，对此我们可以后面再来讨论。其二，是就这具体的四本书来看有关博物学的观察与实践的问题。

这四本书放在一起出版，倒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组合。奥杜邦的《飞鸟天堂》和《走兽天下》本是这个领域中的经典作品。它们具有着双重的属性。首先，它们可以被认为具有某种研究的性质，是基于作者十多年的野外观察而写成的，其绘图的风格，也相应地成为经典的一种，虽然，在现在胶片和数码摄影如此发达的今天，许多人对这种手绘的动物和植物图谱也许会有不同的评价，但它们显然具有着如今现代化的记录手段所不能完全替代的某些有科学价值、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的内容。这本应该是博物学传统中很有人文内涵的东西。而我同意你所说的，国内出版的这两本书对原来文字的删节，确实是一种遗憾，也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有着受“科学主义”影响的意味。

其次，这两本书的意义又不仅限于那种专业研究的科学，而是在公众对于博物学体验的意义上同样有着重要的价值。虽然这两本奥杜邦的作品在国内是首次出版，但我那个爱做“鸟人”的女儿，居然也先就知道奥杜邦的书及其特殊的风格。这样的书，作为公众进行博物观察（观鸟、观兽）可参考的图鉴，也是非常有用的。只是，与我在国外书店留下的印象相比，我们这里出版的这样的图鉴从品种和数量上讲都实在是太少了。

当然，就一种博物学传统所具有的特点而言，那些专业的研究与非专业的公众的博物学观察体验其间的界限，又是很难截然划分开的。

在《天涯芳草》一书由王文采院士所写的序中，称刘华杰为“业余植物学家”，而刘华杰教授本人，在许多场合，当然也是在我们经常谈论的某种特定语境中，略有自嘲地经常称自己是“民间植物学家”。但这两种说法之间，如果去掉人们经常基于对科学的专业化的崇拜而加之于“民科”之上的某种贬义，其实在含义上差别并不大，并且同样体现出了前面所说的在博物学传统中这种非常特殊的特点，即专业与业余研究的某种重叠。我觉得，在刘华杰所写的诸多植物学文章和著作中，也都体现出了这种二重性，既有享受对自然的观察、娱乐自我、面向公众传播的意味，也有某种博物研究的意味。

江晓原：从这四本书出发，又可以引导到公众参与这种博物学观察体验活动的意义。

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并非每个学科都可以搞“公众参与”的。据我的观察，这至少需要两个条件：一是专业门槛不能太高，太高了使公众无法入手，比如高能物理，公众没有实验设备，根本无法参与；即使是理论物理，因为要求的数理训练难度很大，公众也无法参与。二是必须有一定的观赏价值，才能吸引公众参与——公众参与中或多或少总是带有某种娱乐成分的，如果枯燥乏味，也无法吸引公众参与其中。

如果要求以上两条同时具备，能够入选的学科就寥寥无几了。天文学到今天仍然可以算一个，因为它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业余用望远镜找找小行星之类，专业门槛也不算太高，当然要想参与到“主流”方向，比如天体物理学的前沿，那公众就无能为力了。植物学、鸟类学这两门学科，它们恰恰是既有观赏价值，专业门槛也不是太高，所以仍然适合公众参与。从这个意义上说，王院士称华杰“业余植物学家”，非但没有贬义，他还是当做一个褒义词来使用的。令爱之乐为“鸟人”，也是公众参与的实例之一。

从这个最基础的观察出发，如果要再“上升”一点的话，那上面所例举的适合公众参与的几种活动，观赏植物、观鸟、观天，都具有博物学色彩，都可以归如你所说的“博物学观察体验活动”。

这种公众参与的“博物学观察体验活动”的意义，除了娱乐、审美等方面的（许多参与者是被这些意义所吸引而加入的），我感到还有一些间接的、象征的意义。比如，类似华杰这样的“业余”活动，特别是他这种活动成果的展示——《天涯芳草》的出版就是这样的展示，一个很强的象征意义就是“公众理解科学”。在这里，华杰作为一个“公众”，他非但理解而且参与了科学活动，让大家看到科学应该是亲切的、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而不只是奥林比斯山上众神的游戏。

刘兵：这里，我们就又回到了一个以前也讨论过的老问题上来了。那就是：为什么要科普？为什么要公众理解科学？

就公众理解科学这个领域以及这门学科在国外的发展来看，其重要的起因之一，是因为在一些科学发达而且制度民主的国家，对于花纳税人的钱来发展科学，需要有纳税人（也即公众）的支持和认可（当然这是通过一系列复杂的间接程序），而随着早在几十年前就出现了公众对于科学的怀疑（其实那也不是完全的空穴来风和没有道理），科学家阵营意识到要让公众理解科学对于科学家们的重要性。虽然，后来这个领域中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些观念上的调整，也出现了对于以前传统的对科学、对科学家以及对公众的看法的修正，但至少有一点可以注意到，即并没有把让公众参与科学研究（注意，不是参与科学，而是参与科学研究）作为要点。

我们这里讲的科普，有我们这里的某种意识形态背景，包括对科学的态度，对于公众学习科学的意义（包括对自身发展和对社会及经济的发展等），也都有着一些默认的假定。但除了在极其特殊的时期（如大跃进或“文革”期间）似乎也没有特别把公众进行科学研究作为科普的一个重要目标。这部分，也同传统中我们科普的主要内容有些关系，正如你刚讲的，那种像天体物理学之类的“硬科学”或“精密科学”，随着其研究内容的专业化、研究手段的现代化和研究群体的职业化，确实不怎么适合作为非专业人员的公众参与进行研究。但由于宣传上的某些误区，以及意识形态导向上的某种误区，以这样的科普为基础造就的一大批“民科”，恰恰是在这种不理想的研究领域中活动。可以注意的是，在那些学科的研究中公众参与的不合适，恰恰成为了专业科学家和“民科”之间冲突的重要原因之一。

现在，如果把科学的范围扩大（只是扩大到博物学的范围），我们会发现，博物学确实相对更适合公众参与进行某些研究。但尽管如此，尽管博物学具有你说的同时满足的让公众“参与”的两个条件，在这里我还是想强调，就科普而言，不宜过分地强调公众参与研究。科普，或者公众理解科学，本应有其另外的，而且是科学研究所不可替代的更重要的目标（比如对科学的监督、治理和社会文化的提升等）。

到了这里，也许我们可以再展开谈谈博物学以及博物学传统在当代的恢复，对于科学本身的重要意义了。

江晓原：物理科学，或者说，那些需要精密观测、实验和数理工具的“硬科学”，已经大行其道几个世纪了，21世纪正在大行其道的生物科学，也早已将博物学传统远远抛弃在后面，变得越来越“硬”了。在这样的氛围中，博物学确实已经离我们越来越遥远，在许多人心目中它甚至已经不再是“科学”了。

在反对唯科学主义的思潮引导下，公众对于“硬科学”那种冷冰冰的、无情而傲慢的面目（这种面目完全是科学主义造成的），反感自然会与日俱增，有思想的人士，也很自然会尝试从现今“硬科学”以外的传统中寻求思想资源，华杰近来关于“中兴博物学”的呼唤和努力，正是这样的例子，而且我相信这将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从文化多样性的角度来说，博物学传统的式微，无论如何是一种损失。

从科学哲学的角度来说，如果我们同意拉卡托斯关于任何纲领都无法被判定为永远丧失活力的看法，那么尝试为一个博物学纲领探寻它在今天可能的价值和应用，当然也不会是毫无意义的。

所以，我认为，为科学编史学增添一个“博物学纲领”，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有益的。你先前提到的我们三人的对谈，正是这方面的初步努力之一。在这个新纲领下重写的科学史，将具有全新的面貌。虽然，一部这样的科学史至少还要几年之后才有可能问世，但它确实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中，再来看这套“博物志”丛书的出版，就具有深远的象征意义和现实意义了。至少，它为“中兴博物学”作出了努力和贡献。

刘兵：如果从科学史的角度来看，确实，在历史上，可以被归入科学史的“科学”是非常多样的。只是，由于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发展到当今的科学的主流，是那种以物理科学（physical science）为代表的精密的“硬科学”。当然从科学文化的多样性来看，这样的科学的存在也有其价值，只不过，我们现在由于你所说的“科学主义”意识形态观念的影响，只把这样的科学当做科学，而对原来其他一些科学传统，或者说不同的“研究纲领”，或是认为那只是科学发展的初级阶段因而不再重视，或是完全抛弃和视而不见，甚至在极端的情形下，还会被当做“伪科学”。

这样的做法，首先是无视历史，其次是对科学的文化多元性的排斥，再次，也加剧了当下这种主流科学之“双刃剑效应”负面的那一刃。例如，对于博物学研究纲领的复兴，其实作为当下人类与自然之激烈冲突的缓解，未尝不是一剂有一定效果的解毒剂。如果再考虑到，当更多的公众有了这样的“科学意识”，再加上有了公众对于科学之治理的理想机制，那对于科学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对于社会的和谐发展，显然是有积极意义的。

2007年，在《科普研究》杂志刊出的一组关于“公众科学”的笔谈中，我曾提出过一种分类设想，这里先引用如下：

首先，在传统的理解中，科学，是由科学家研究出来的，但这些研究成果，却并非全都可与公众发生密切的关系，因而，在传统的科普中，就会涉及有些内容公众不欢迎或难以接受的问题。但我们可以设想，科学家所研究出来的“科学”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可以为公众所接受，与公众的生活有联系的，这部分科学，我们不妨称为“公共科学I”。当然，如果再把框架拓宽些，由专业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从事的工程技术研究的一大部分内容也可以归入此类。

第二，如果把眼光也放远一些，我们会发现，其实公众中，也有许多人在从事着与科学那种标准的科学研究有所不同的科学活动，民间科学爱好者们的“研究”就是其中最典型、最突出的例子，一些像近来为一些专家所强调的在科普中应重视的博物学传统的科学活动，也在发展中，如民间的“观鸟”、植物观察、天文观察等。但除少量例外，这些活动大多不被重视，不被认可为科学，其实，在新的框架内，它们也是可以作为科学的一部分，即“公共 科学II”。

第三，在如今国际上科学教育和公众理解科学研究中越来越强调的“地方性知识”，也是重要的一部分内容，这部分内容还可以与文化密切相关，如中医、风水，但也是与人与自然（包括作为人类自身的自然）有关系的，是对于自然之认识的非主流方式。其他一些像民间技艺、生产技术等内容，也相应地应归入此类，这可以称为“公共科学III”。

最后，同样在国际背景下，对于公众参与科学讨论、决策等方面的强调，我们对于那些并不充分具备标准西方主流科学知识的公众，也同样应支持鼓励其对科学决策事务的参与，像这样的公众对于科学决策的参与活动，可称为“公共科学IV”。

显然，博物学传统中的“科学”，可以成为这种“公众科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样，对于我们这里“科普”

工作的发展，也是有积极的意义的。

江晓原：我同意你的看法。将博物学，或具有博物学色彩的某些科学活动（比如业余的天文学活动），视为某种类型的“公共科学”，确实是一个建设性的思路——特别是对“中兴博物学”的目标来说，更是如此。按照这个思路，这套“博物志”丛书的出版，也是对“公共科学”的一种促进。

我还觉得，中兴博物学，重新重视博物学传统，甚至对于今天那些已经远远自外于公众的“硬科学”来说，也会有间接的好处。你想，如果博物学或具有博物学色彩的科学活动，仍然能够被接纳为“科学活动”的一部分，那不是就会使得“科学活动”变得更平易近人、更具“亲民”色彩吗？这对于改善科学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不是也有好处吗？这个想法，和你上面所说的关于“公共科学”的看法，两者有内在的相通之处。

刘兵：确实如此。我觉得，我们刚才说到的，华杰在开始探索的这种新的编史学研究纲领，有着三方面的重大意义。其一，相对狭义地讲，是会在科学史的研究中，使科学史家们去关注以往在科学主义的编史传统中，只关注主流科学及其发展脉络的缺陷，而将那些长期以来在我们的科学史中所缺失了的对于有关博物学科学传统之研究的内容补充进来，从而形成一种新的科学史图景。其二，则是在一种博物学的理念之下，将这种看待科学的态度在科学史研究中的推广，从而，即使科学史家们在研究非博物传统的科学历史时，也会得到一种新的借鉴和观照。其三，就是这样的编史纲领，可以为多元化的科学编史纲领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最后，针对你说的博物学传统与“硬科学”的关系，我倒想补充一个历史上“硬科学”研究者具有博物情怀的实例。当代科学史之父萨顿曾撰写过著名的英国物理学家莫塞莱的传记。这位物理学家在年轻时就发现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定律，即在原子序数与对应的X射线谱之间关系，但在此之后他牺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在那篇传记的结尾处，萨顿曾这样写道（以下为我的译文）：

尽管莫塞莱那样潜心于研究中，他的心智并不是畸形发展的，良好的古典文学训练使他具有一种畅达和恰当的表达力，他能够清晰有力地表达他的观点。像他父亲一样，他是位受人尊敬的朋友，他能参与任何谈话而使之有声有色。他经常和他母亲一起在他们的新弗来斯特的小别墅度过他的假期，他热爱园艺并且从孩提时代起就对博物学保持了强烈的兴趣。他在近东当兵的日子里，这给他以好处。在执行军务时当然不可能继续化学或物理的实验，但他有了机会来观察周围的植物和鸟类。

他寄自东部的最后的家信尽是对植物的生存、鸟类、兽类和所有时代燧石工具的观察，这是他在扎营的山坡上的一天闲逛中发现的。

因此他生命的最后几周并非完全被战争的恐怖和残暴所湮没，由于他的爱好，由于他对自然的同情，由于他敏锐地理解这个在人类地狱中继续着其无罪而谦卑的生命的小小世界，这些日子也就有一些触目的光彩了。我们能够想象，他像最勇敢的人一样，也有忧郁和绝望的时刻，但当他凝视着一只飞过的小鸟或一朵小花的时候，他也得到慰藉：小鸟在人类的愚蠢面前唱着欢乐的圣歌——花儿在弹坑的边缘装点了一丝美丽生……命继续着。

在这里，我们不是可以明确地感觉到在作为科学家的莫塞莱身上，以及在写作这篇传记的科学史家的心目中，所存在着的那种高雅的博物情怀吗？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

（责任编辑 王倩）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