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是科学的指导还是科学的工具

〔摘要〕 文章考察八十年代中国自然辩证法四大论战之一——科学与哲学关系的论战。论文首先追溯了查汝强与许良英观点分歧以及由此引发的争论；接着详细探讨了双方观点分歧和论战始末；最后对论战做了总结和思考，指出论战与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紧密联系在一起，有力地推动了思想解放的深入。

〔关键词〕 八十年代；科学与哲学；论战；指导；工具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89（2014）06-0059-15

在科学与哲学的关系上，恢复“指导论”、“基础论”、“联盟论”是“文革”结束以来思想解放的一个重要成果，八十年代以来的思想解放正是沿着这些理论认识深入的。其中，“指导论”充满争议，八十年代初较为普遍的质疑是“贫困”的哲学何以“指导”现代科学，解决之道便是吸收现代科学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另外一种观点是否认哲学能够指导科学，这种认识在八十年代初酝酿，到八十年代中期被系统地提出来，其结果便是哲学的指导论与工具论之争。查汝强等人为代表的一方主张确立完善的自然辩证法体系，以发挥哲学对自然科学的指导作用；以许良英等人为代表的一方持相反的立场，认为自然科学用不着哲学指导，哲学只是科学的工具。双方的争论涉及科学与哲学关系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一、争论的起因

查汝强与许良英二人观点的差异在1979年10月的“成都会议”已有显现，这也可以算作他们争论的开端。在会上，查汝强批评广义相对论天体物理学关于宇宙是有限无界的论断，认为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许良英很早就关注这个问题，他对查汝强的批评持不同意见， “当场指出：以广义相对论为基础的现代宇宙学所讨论的宇宙空间是否有限的问题，是具体科学探索的问题，而不是抽象的哲学问题，研究哲学的人没有权利可以根据某些现成的哲学结论来妄加判断。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不是封闭的体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不存在所谓空间无限性原理。用现成的哲学论断去轻率地否定科学的结论，这恰恰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的。”最后一次大会发言中，许良英做了题为“从科学史的角度看哲学对科学发展的影响”的发言。在分析了历史上哲学对科学的发展产生过积极的和消极的两种影响之后，提出自然辩证法工作者应该成为促进自然科学发展的哲学家，不要给科学堵路，而应该为科学开路，尽可能做科学的前哨和尖兵，至少也应该做科学的后卫，为保卫和宣传科学而尽力。据许良英讲：“这番话是根据自己多年来亲身经历的痛苦的教训而发的。”[1]（61）这个发言后来发表于《自然辩证法学习通讯》1980年第1期上。许良英的发言是建国三十年来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对“指导论”提出不同看法，他的发言的发表也是第一次对“指导论”提出不同见解的文字性表述。

两人的思想分歧并没有随着会议的结束而平息，查汝强两篇长文的发表，使他们观点的对立更趋尖锐。这两篇长文是《二十世纪自然科学四大成就丰富了辩证自然观》（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4期）和《自然辩证法范畴体系设想》（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5期）。文章的写作背景还是起因于八十年代初科学与哲学关系问题的讨论。长年“左”倾政治环境下，马克思主义哲学被严重教条化，进入八十年代初即受到来自现代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挑战”，而哲学在意识形态上还承担着“指导”科学的功能，要指导科学，首先要丰富和发展哲学自身。为此，不少自然辩证法工作者主张吸取现代自然科学成果来丰富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查汝强的两篇文章就是这方面工作有代表性的成果。《二十世纪自然科学四大成就丰富了辩证自然观》提出：“在二十世纪自然科学的伟大成就中有四项——相对论、原子结构、基本粒子的发现和量子力学，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分子生物学特别是核酸的分子结构和遗传密码的发现，对辩证自然观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最重要的贡献。辩证自然观在十九世纪的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的基础上开始科学地确立起来，二十世纪自然科学的四大成就才使它得到全面而充分的论证，它的物质观、运动观、时空观、生命观、意识观等都得到了丰富和发展，特别是对世界统一原则、矛盾原则、无限原则、系统原则的认识大大深化了。”[2]（9）《自然辩证法范畴体系设想》提出，狭义自然辩证法的范畴体系不是一个只有本层次独有范畴的体系，而是一个既有自己的独立范畴，又有和一般辩证法共有范畴的混合范畴体系。基于这一认识，并根据建立范畴体系的（从抽象上升为具体等）一般原则，作者提出了一个五类（整体范畴、联系范畴、发展范畴、宇宙总规律、综合范畴）四十种自然辩证法范畴体系的设想。文章“还着重从关于四种自然、提升一批新范畴、关于信息观、如何使辩证法三个基本规律精确化、关于宇宙总规律、关于运动形式等六个方面讨论了一系列众所关注和众说纷纭的哲学问题，并一一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从而对‘设想’作出说明。”[3]（33）这两篇文章表达了作者对于吸收现代自然科学成果，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指导自然科学的功能的意向。基于查汝强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其观点和思路有着主流意识形态的性质，而且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思想倾向。

查汝强的长文中关于现代宇宙学的论断成为第二次争论的爆发点。许良英说：他断言，将来需要修正的不是宇宙无限性原理，而是“自然科学假说本身”。“这一挑战自然地引起了自然科学工作者的反感”。为了开展“争鸣”，1985年11月初，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组织了一个小型座谈会，邀请持对立意见的双方来座谈。查汝强没来参加，与他持相反观点的方励之到会。会上，许良英以查汝强的两篇文章（《访问波普》，自然辩证法通讯，1980年第4期；《二十世纪自然科学四大成就丰富了辩证自然观》（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4期）为例，对查汝强的学风作了评论，认为前者是“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报道”，后者“错误百出”。[1]（62）会后，查汝强写信责备许良英，说对他不“费厄泼赖”，不该在他不在场的情况下“背后”批评他。①而且提出让许良英就“错误百出”做出具体说明。许良英回信说：既然是学术讨论会，就该有充分的学术自由，没有理由认为不在场就不能批评，何况文章是公开发表了的。[1]（62）对于“具体说明”的要求，许良英答复说：“看来你现在走得更远了，提出了自己的‘范畴体系’。由于这两篇文章都是公开发表的，在自然辩证法界不会不产生影响，我想抽时间写两篇短文，同你公开讨论，信上就不谈了。”[4]（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