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搞活怎么搞？找个城市先试点

安志文：生于1919年，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7年入延安抗大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出任国家建委副主任、国家计委副主任、西北三线建委副主任、吉林省革委会副主任、第六机械工业部部长等职。1982年4月起担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家计委委员。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三届中顾委委员。

半年前，也就是2013年初夏的一个雨天，在位于北京西三环的中国改革学会办公楼内，安志文接受了笔者的采访。对30年前那场改革探索，安老记忆犹新。在雨点轻击窗棂的唦唦声中，安老深吸一口烟，再轻轻吐出，随后语气平缓地拉开了话题。随着他的讲述，一幅充满激情的画卷，在笔者脑际徐徐展开。

1983年，中央安排重庆开展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这是国家对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由农村向城市推进的前奏曲，党中央非常看重，试点工作全过程在国务院直接领导下进行。30年过去了，当年参与高层决策的人大多先后离世，安志文是少数健在者之一。如今，94岁高龄的安老还担任着全国改革学会顾问，每天到办公室看文件。

1982年成立的国家体改委规格很高，主任由国务院总理兼任，国务委员薄一波任第一副主任，安志文任常务副主任。体改委党组书记先是薄一波兼任，后来改由安志文出任。国家体改委的日常工作实际上是安志文在主持。对选择在重庆进行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从决策到筹备，安志文都直接参与。试点帷幕拉开前，他曾多次到成都、重庆调研情况，同时与四川省和重庆市主要领导商量试点方案。

对外开放，有共识；

对内搞活，有分歧

安老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方针，这是党中央集体智慧的结晶。经过“文革”折腾，我国经济十分困难，总结历史教训，发现问题的症结在自我封闭，因此决定打破这种格局，实行对外开放，推动经济快速发展。一段时间，中央领导相继出国考察，主要到东欧国家，因为东欧国家也是在计划经济基础上搞改革，可以通过他们的实践总结经验教训，少走弯路。安老就曾同李先念一道出访欧洲。这一趟让他们很受刺激。新中国成立后，安老同李先念一直在经济领域工作，亲自审批、管理过无数项目，包括一些支柱性大项目。但在捷克，经济学家奥塔·锡克（音）当面直言不讳地对他们说，“中国没有真正的企业，中国的企业是政府的附属。中国的经济是命令经济。”安老和李先念听了，触动很大。其他领导出国后也有类似感受。所以，对外开放从决策到实施，中央领导层的认识高度一致，沿海经济特区很顺利就搞起来了。但对于如何进行“对内搞活”，中央高层有分歧。

一种意见强调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一种意见主张开放市场，大面积实施商品经济。在体改委之前有个机构叫“体改办”，由薛暮桥负责，国务委员张劲夫分管，也接受中央财经委员会领导，实际上是陈云在管。薛暮桥赞成商品经济。薛有个助手叫廖季立，财经学专家，他在一份给中央的报告中主张搞商品经济，受到陈云批评，薛暮桥为此作了检查。

由于存在分歧，所以改革开放提出几年后，对外开放已经打开局面，并且有了一定规模，对内搞活还没有明确的行进路线表。为此，国务院考虑找个地方先试点，探索对内搞活的思路和目标取向。

邓小平赞成选重庆搞试点

话题进行到对内搞活内容时，安老有个短暂停顿，大约有十几秒钟。然后他说道，其实这时关于对内搞活也作了一些尝试，首先是安徽小岗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尔后是四川的扩大企业自主权，都取得一定成效。但都有局限性，相对于整个经济运行格局，不具有代表性。因此体改委选了两个城市，就是沙市和常州，进行区域性的对内搞活试点。但国务院不满意。

一是沙市和常州属于中小城市，工业门类单一，有机构成不丰富，其试点经验不利于全国推广；二是沙市和常州都是外向型经济，沙市的床单和常州的灯芯绒主要用于出口，很畅销，不愁卖，这种工业经济格局在全国并不多见，不具备代表性。安老亲自去了一趟这两个城市，回来后向总理和薄一波作了汇报，同时谈了自己的看法。总理与薄老商量，是不是选一个大城市试点，一方面总结我们过去的经验教训，一方面探索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的路子。但对于选哪个大城市，没有定论。不过总理倾向于选重庆，因为重庆工业门类齐全，而且是老工业基地，中国工业运行机制的所有特征和弊端重庆都具备。

当时有位与国务院领导有联系、在国内经济界很活跃的经济学家叫蒋一苇，他主张“企业主体论”，即企业一定要有相对独立性，搞活经济首先要搞活企业，包括给企业营造有利于发展的社会环境。蒋一苇与另一位学者、也是国家体改委委员的林凌在首钢搞调研，耳闻目睹大量限制企业发展的瓶颈问题，更迫切地意识到社会环境对企业发展的制约是我国一大顽症，于是产生了选一个在全国具有典型意义的地区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想法。蒋一苇和林凌都在重庆工作过，对重庆情况非常熟悉，所以他们在首钢调研报告的结尾处提了一个建议：选择在重庆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试点。报告通过国务院秘书长马洪直接呈送总理。他们的想法与总理、薄老不谋而和，总理和薄老分别在蒋、林报告上作了批示，赞成在重庆搞试点，但还不是最后决策。

直到有一天，总理当面告诉安老：小平同志赞成大城市搞改革先搞重庆，这事才算真正敲定。至于总理怎样与小平同志商量，两人进行过怎样的交流，安老说他不知道。他说，那时每遇大事，总理都要向小平同志禀报，一般没有其他人参与。

总理告诉安老小平同志的意见后，安排重庆进行试点的工作就进入了程序，安老随即来到成都，与四川主要领导商量试点的诸般事宜。尔后又到重庆，与重庆市主要领导敲定具体试点内容。

中央只给原则

放手让重庆去闯

对于笔者提到的试点方案高层决策，安老予以否定。他说，对重庆试点，中央只给了一个探索发展商品经济路子的目标，至于选取什么样的进行路线，怎样推进，中央没有具体规定。他解释说，由中央设计一切，岂不又回到了计划经济？中央就是要重庆放手去闯，然后再总结经验教训，在全国推广。所以，在拟定重庆试点方案时，中央只给了原则，就是搞活经济，一要搞活企业，二要搞活流通，其他内容都是根据重庆的具体情况提出来的，比如军工企业转型生产民用产品、开放港口和发展私营航运企业等。

为了制定重庆试点方案，安老专门去了成都。四川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知道小平同志对这件事的态度，同时也想借机扭转重庆军工企业的被动局面，所以非常支持。安老在成都没待几天，就到了重庆，省委书记刘西尧带着省计委、省经委、省商业厅的领导一同前往。到了重庆，市里主要领导又叫上相关部门负责人一起研究。在商量中发现了一个问题：这是中央安排的试点，其过程要不要经过四川省？于是就带出了一项改革，即计划单列。就是中央在财政和计划上给重庆单独立户头，同时在四川备案。这项改革，算是重庆试点的一项配套措施。

选取中心城市改革

路子走对了

安老说，重庆试点启动那年，国家体改委在常州开了一个关于城市改革的会议，要求各省都参加，实际上是为下一步城市改革造舆论。会上介绍了常州做法和无锡靠发展乡镇企业搞活经济的经验。那次会议留给大家最深的印象就是发展乡镇企业。几年后又开了第二次城市改革试点会，在武汉，规模就大了，各省很多城市都来了。会上介绍了武汉经验、重庆经验和部分小城市经验，影响很大。以后每个省都选择一个城市搞试点。整个1980年代，这类改革工作试点会年年都开，各城市互相参观、交流经验，形成一种改革潮流。发挥中心城市作用逐渐成了普遍的口号。从这一点看，选取中心城市进行改革，这条路子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