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突创说”与“渐创说”的方法论利弊

摘要：汉字起源观是重大的理论问题，决定着古汉字研究的方法与成败，并深刻影响着上古史研究。“渐创说”认为汉字是广大民众在漫长历史过程中渐创积累的；“突创说”认为汉字是由少数人在有理论、有设计、有邃远目的的情况下在短期内一举完成的。我们研究发现，“突创说”更与史料相符，且具广阔的研究空间，“渐创说”与史料不符，且存在“史学为理论服务”的方法弊端。

关键词：汉字起源；渐创说；突创说；甲骨金文；六书；仓颉造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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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起源观是重大的理论问题，决定着古汉字研究的方法和成败。由于古汉字是上古历史信息最全面、最深刻的载体，所以古汉字研究的方法与成败又深刻影响着上古史（神话史）的研究。因而我们必须选择正确的汉字起源观，摒弃错误的汉字起源观，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最终看到汉字起源与原理的真实状况，由此为上古史研究开辟道路。

一、“突创说”与“渐创说”

目前学界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汉字起源观，即“突创说”和“渐创说”。所谓“突创说”即认为汉字是由少数人在有理论、有设计、有邃远目的的情况下在短期内一举完成的。所谓“渐创说”即认为汉字是在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中由广大民众零散地、渐进地创造和积累的。

1.突创说

汉字“突创说”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传统信仰。其典型说法是黄帝时代“仓颉造字”的神话传说。该神话传说目前看来最早见于战国时期的赵国史书《世本·作篇》，其曰：“黄帝使羲和作占日，常仪作占月，叟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桡作甲子，隶首作算数，容成作调历，沮诵、仓颉作书。沮诵、仓颉为黄帝左右史。”又曰：“史皇作图，仓颉作书。”宋衷注：“沮诵、苍颉，黄帝史官。黄帝之世始立史官，沮诵、苍颉居其职矣。”但后世多言仓颉而忘沮诵。又传说仓颉造字是“上天作令”并且是根据上帝所赐造字范本“丹甲青文”（《路史》）在短期内一举完成了古汉字原始系统的创造。“仓颉造字”属汉字“突创说”，这种传统信仰在“新文化运动”后被逐渐打入冷宫。

然而，近年来有不少学者根据考古证据再提汉字“突创说”。如姜可瑜先生在《殷墟文字形成假说》[1]一文中就提出我国最早的成熟的殷墟文字体系是在短期内由少数巫史一举完成的。该文内容主要有三：一是殷墟甲骨文已达相当成熟之阶段，字数近5000个，可识者近1000个，词类句法自有规范，已能记述相当繁富的社会生活内容，形成以象形为基础的方块汉字表意体系；二是大多数学者认为甲骨文体系至少需要几千年演进过程，有的还认为需要八千至一万年，然而检阅从仰韶文化到商代后期许多环节，除了一些零星的、幼稚的、简单的、原始的刻划符号或‘文字’外，根本找不到可与洋洋大观的殷墟文字相彼此的链条，实际上这个链条并不存在；三是商代的“少数特权分子”是殷墟文字真正的创造者和使用者，“汉字的产生不是等距离地、比肩式地、稳步渐进地运动过程，而是在短时期内急剧地、大量地产生的。这个时期，就是殷墟时期，亦即商代后期。”

李万福先生在《突变论——关于汉字起源方式的探索》[2]一文中也认为：“文字很可能是突破关键之后，在较短时期内创造出来的”。迄今在我国境内发现有书写符号的遗址共32处，其中殷墟符号约1500000个，约4500类；其余31个遗址中数量最多的是乐都枊湾遗址，约679个，约114类；数量最少者为1个（多处遗址）。这31个遗址的所有符号加起来也不过约1446个。这就是说，从盘庚迁殷到武王灭商约300年间，殷人创造出1500000个符号，而从8000年前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到3300年前的殷墟遗址，其间经历4700多年，却只造出约1446个符号。合计下来，殷墟符号约占99.9%以上，其他符号约占0.1%。根据统计学原理，后者之数量、种类和增长速度均可忽略不计或趋于零，故殷墟文字理当是在短期内一举完成的。

李万福先生还运用比较法对全世界三大古老文字的起源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惊异地发现：三者都在原始符号与成熟文字之间存在“明显断层”。据此他指出：就像殷人迁到垣河之畔后就突然有了文字一样，苏美尔人也是迁到两河流域后就突然有了文字。一些学者假定，要么“这种文字是凭空制造出来的”，要么是“苏美尔人随身带来的”。[3]129殷人和苏美尔人都是从它处迁来的，没有发现比甲骨文和楔形文字更早的大量符号人们还有理由推断这是因为没有找到他们的‘来龙’。但古埃及人留下了从旧石器时期至文字诞生时期各个文化的堆积层，在这些遗址中，仍然只发现了与我国仰韶陶器符号相似的简单刻划，并且数量也不多。正如裘锡圭先生所说：“古埃及圣书文字、古代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和我们的汉字，都缺乏能够充分说明它们的形成过程的资料。”[4]2因而有人怀疑古埃及文字“是被一位熟悉文字的人当作一个统一整体一下子人为地创立的”[3]105。这与世界文字起源神话多相吻合。世界上许多文字的起源都与天神有关。如古埃及人相信Thoth是一切文化的创造之神，并称文字为mdw-ntr，意思是“神的语言”。印度梵文也叫“天城体”，即居住在天上城市中的梵天所创的文字，故亦名“梵文”。作为世界语言始祖的希伯来文字也传说是上帝使者摩西创造的。[5]34贵州彝文经典《帝王世纪·人类历史》曰：“人类始祖希母遮之时，直到撮休读之世，共有三十代人，此间并无文字，不过以口授而已。流于二十九代武老撮之时，承蒙上帝差下一位祭司宓阿迭者，他来兴奠祭，造文字，立典章，设律科，文化初开，礼仪始备。”在人类文明起源神话传说中，各民族的文字起源传说几乎都与天神有关，我们应当直面这些铁的事实。

李万福先生还指出，渐创说往往称巫史是文字的整理者和颁布者，然而此说亦与考古学证据相悖。考古发掘证明：在洋洋大观的殷墟甲骨文之前，可供巫史整理和颁布的传统符号“寥寥无几”，以致缺乏整理和颁布的条件和价值。殷代巫史要在这寥寥无几的传统符号中整理出洋洋大观、举世闻名的甲骨文体系，那无疑是在说童话。李万福先生援引《共产党宣言》语：“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6]而殷代巫史在三百年内留下的符号总数也比过去几千年留下的符号要多近千倍。这期间，不可能没有某种革命性的“突破”。

对于这种“革命性的突破”，李万福先生认为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问题。然而历史传说本身其实已经把这个“革命性的突破”说得很清楚，问题只在于我们总是把这些传说视之为假、为幻想、为先人的臆造和呓语云云。即说问题不在史料本身，而在我们对于史料的态度。如果我们总是以今天的某种“理论”和“常识”来强加于古史，对古史资料作“削足适履”的改造，使之适应我们的“理论”和“常识”，那我们将永远也看不到真正的古史。因为我们不尊重史料、不相信史料、不就史料本身的“系统机制”来作结论，这就等于我们没有史料，只有我们头脑中的“理论”和“常识”。然而凭借这些与史料不符的“理论”和“常识”，我们是看不到史料本身反映的客观事实的。正确的方法应当是：我们必需立足史料本身所描绘的古史环境、运用史料本身的“系统机制”来分析和判断古史。例如史料告诉我们：中国汉字是仓颉造的，而仓颉造字又是“上天作令”，即是上帝赐给仓颉造字范本“丹甲青文”，仓颉根据这个造字范本创造了最早的古汉字体系。对此，无论我们是信还是不信，史料本身的客观记载是不可否认的。不仅如此，考古证据也与神话传说是相应的，这样我们就更加应当尊重史料，遵循史料本身的“系统机制”来得结论，而不能用我们的“怀疑”、“理论”、“常识”来代替古史，并建立一套符合于我们的理论但却纯属臆想的古史。假如真是如此，那我们就是生活在臆造的史学天地中的史学家，而不是脚踏实地地生活在史料本身的“系统机制”中的史学家。

王蕴智先生在《远古符号综类摹萃》一文中也说他们试图通过考古学、古文字构形学、比较文字学、科技考古、高科技手段等科学途径对原始文字材料做一番整理，排比出商代以前汉字发生、发展的头绪。结果证明：除郑州商城遗址、小双桥遗址等小宗材料可与殷墟文字比序外，其他商前符号彼此缺环较多，且零星分散，多数与商代文字不合。[7]徐中舒先生在《关于夏代文字的问题》一文中也认为：汉字是在殷代晚期“一班巫卜手中，日趋纯熟，以至完备”[8]126的。卢丁先生在《汉字的起源及早期发展》一文中也认为：只有巫师“才有条件将早在广大群众中流传的不统一的各种图形符号加以整理总结，传习使用。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字应该产生于巫师集团之中”。[9]而近年谭世宝先生的《苍颉造字传说的源流考辨及其真相推测》[10]一文又证得“仓颉”就是“商契”（音近通假），“仓颉造字”就是“商契造字”，这就使得“仓颉造字”传说与商代甲骨金文体系的突然出现形成了相互印证，达到了古史传说与考古证据相互统一，从而使得古老的“仓颉造字”传说变得更加可信了。

2. 渐创说

汉字“渐创说”是在20世纪初叶的“新文化运动”中初兴的，以后成为正统的、甚至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汉字起源理论。这种理论认为，汉字是广大劳动人民在漫长历史过程中逐渐创造和积累起来的。换句话就是说，汉字是在无理论指导、无规划设计、无邃远目的的情况下自然产生、零散积累起来的。例如高明先生在《中国古文字学通论》[11]一书中就说：“就目前所能见到的数以千计的古汉字形体而论，绝非一人一时所能创造，而是广大群众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他们在长期生产与生活当中，因时因地不断地观察、思考和创造，并经过若干年代的积累，逐渐形成共同使用的文字，而绝不是天授神意或出于某个‘圣人’的灵感……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有意地把许多来自群众的发明创造转嫁到某个‘圣贤’的身上，目的就在于宣扬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鲁迅在《门外文谈》中也说：“社会里，仓颉也不止一个，有的在刀柄上刻一点图，有的在门户上画一些画，心心相印，口耳相传，文字就多起来，史家一采集，便可以敷衍记事了。”郭沫若也说：“任何民族的文字，都和语言一样，是劳动人民在劳动生活中，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多头尝试到约定俗成，所逐步孕育、选捡、发展出来的。”[12]244这些说法初听起来都是很有道理的，但我们研究上古史是不能“以理求是”的，即不能仅以今天的常识、常规、常理来强加于古史，因为古史距今极其遥远，那时的自然人间与今日世界在某些方面可能存在天壤之别，所以我们研究古史的正确方法应当是根据史料本身的客观规律来作实事求是的分析判断，必须合上古资料之理，而非合某种纯粹的理论之理；合今日之理不一定合上古之理，合上古之理不一定合今日之理。如前所述，无论是传世文献所记载的神话传说，还是现代考古发掘的古汉字证据，都是支持“突创说”的，都没有给“渐创说”提供有利的证据。“渐创说”仅仅只是一种听起来很合理的“理论”。而这种听起来很合理的理论必需得放到古史资料的“系统机制”中去进行检验，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二、“突创说”与“渐创说”的方法论比较

汉字“渐创说”主要是根据“劳动人民创造历史”这一理论建立起来的，然而其说与史料并不相符。所以，汉字“渐创说”的重大弊端即在于它可能走上“史学为理论服务”的可悲道路，并可能走进“约定主义”的自欺欺人的象牙塔中，从而难以完成揭示历史真相的史学使命。相反，当我们摆脱“渐创说”的桎梏，施行“实事求是”的治史总法，根据古史资料本身的“系统机制”来分析和判断古史，我们的研究竟如鱼得水、四处逢源，获得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发现，并进入了一个广阔无垠、博大精深的古汉字及上古史研究新天地。下面我们再来通过一些实例分析说明“渐创说”与“突创说”的方法论利弊。

1.“仓颉造字”与“无神论”

如前所述，中国人自古以来就相信“仓颉造字”的传说，然而这种传承了数千年的传统信仰在“新文化运动”的打倒旧思想旧文化思潮中却被逐渐打入冷宫。先前学者否认“仓颉造字”的理由主要有二：一是其“渐创说”，二是其“无神论”。即认为“仓颉造字”传说中存在很大的“神话”成份，而“神话”几乎就是“幻想”的代名词，是不可以当真的。在其“无神论”看来，“天帝”是先民因生产力水平低下和对大自然的恐惧等原因幻想出来的，是根本不存在的。但是，当我们脚踏实地地分析“仓颉造字”史料时，我们发现事情远远不是那么简单——那些与“仓颉造字”相关的“上古图画”，其以惟妙惟肖的“图画形式”展现给我们的“天帝”事物远不是用“幻想说”和“无神论”就可以打发的。这些铁铮铮的“天帝”类事物图像让我们对“仓颉造字”传说中的“天帝”、“神龟”、“丹甲青文”等事物的真相恍然大悟。甚至，古人亲笔记载的上古图文证据竟让我们走向了“突创说”的反面，即走向了新的广义的汉字“渐创说”，即认为汉字的创造知识来源于天帝的传授，蕴含着天帝文明在漫长历史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博大精深的知识内涵，而其高深莫测的智慧和原理理当就体现在举世无双、无与伦比的“六书”理论中（详后）。而狭义“渐创说”用以否认“天帝”存在的所谓“无神论”实质上是一种“宇宙封闭论”，即认为宇宙中只有地球上才有人类这种智慧生命，除此之外，宇宙间不可能再有其他智慧生命。诚然，这样的“无神论”显然无异于哥白尼时代的“地球中心说”，是一种实质上的“宇宙封闭论”。真正的“无神论”是指“反对在物质世界之外存在着神，并由它主宰世界万物和人类命运的观点”[13]，并非指“宇宙封闭论”这种狭隘的“无神论”。反之，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从来没有否认过宇宙中存在其他智慧文明及其来过地球的可能性。而“仓颉造字”传说以及其他大量与“天帝”有关的上古图文和传世文献记载都在为这种可能性提供历史学上的证明材料。

如果我们不能“实事求是”地考察分析与“仓颉造字”有关的上古图文和传世文献记载，再加上“宇宙封闭论”这种荒唐的“无神论”的扼制，最终将会得出“割断历史”的研究结论。即在并未深入了解上古史料的情况下仅根据某种纯粹的理论就臆造出了一种汉字“渐创说”。在这样的汉字“渐创说”看来，“仓颉造字”传说中的“天帝”、“神龟”、“丹甲青文”及其所表现出来的“先有六书，后有汉字”的观念等就都显得不合理起来，甚至我们的先人在传世文献中重复了千百遍的华夏神话史也都显得不合理起来。殊不知，真不合理的是我们“以理求是”的治史方法，这种方法会把治史者引向主观成分极强的臆造历史的环境中而永远无法看到华夏初史的真相！正如顾颉刚先生所说：“战国以前的古史是‘民神杂糅’的传说”，“那时的社会最多神话”，“在战国以前，古史的性质是宗教的，其主要的论题是奇迹说。我们不能为了孔子等少数人的清澈的理性，便把那时的真相埋没了。”[14]142

2.对“六书”来源和原理的不同解释

“六书”是有关汉字创造方法的传统理论。关于六书的来源，中国人自古以来就相信六书是仓颉造字的方法，由于目前所见最早记载“六书”的古籍只有《周礼》一书（这与历代“书厄”有关），其中称周代保氏教学童以六书，所以我们把这种六书来源观称之为“周代六书说”。清代以前的学者普遍认为周代的“六书”源于黄帝时代的史官仓颉。如清代江声《六书论》说：“（六书）不始于周，而始于造字之初。”清代黄侃《论六书起源及次第》也说：“六书者，造字之本，是仓颉时已有矣。”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也称：“仓颉之初作书。”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也说六书是“造字之本”等。然而到了20世纪初叶的“新文化运动”中，吕思勉先生首次提出与古老的“周代六书说”相悖的“汉代六书说”，认为“六书之说，出于汉世”。此后，一些著名学者也在汉字“渐创说”理论的政治色彩影响下，开始提出六书是汉代学者根据秦篆体系总结出来的[15]139，并指出“仓颉造字”传说中所包含的“先有六书，后有汉字”的古说是不符合神圣不可侵犯的汉字“渐创说”的，因而就是不科学的。“渐创说”的理由是：任何理论都是在实践之后产生的，不可能先有理论、后有实践，因而认为六书理当是在汉字体系形成之后才被后人总结出来。[11]45汉字“渐创说”及其“汉代六书说”表面听起来是很有道理的，也说服了很多后学，继而成为当今文字学界普遍遵循的文字学圭臬，许多学者“不敢越雷池一步”。然而人们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须知汉字“渐创说”及“汉代六书说”都存在着严重地与史料不符的重大弊端，甚至存在“割断历史”的重大隐患。其对古人关于上古时代是“神话时代”、是“天神时代”的强烈诉讼或者不加深究，或者不予理睬，只管坐在“史学为理论服务”的公堂上自说自话。长此以往，我们将永远看不到真实的六书起源史、汉字起源史和华夏文明起源史！还是那句话：我们必须依据史料本身的“系统机制”来分析和认识古史，万不可作纯理论的“想当然”！

嗟夫，当我们大胆地冲破长期统治中国文字学的汉字“渐创说”和“汉代六书说”等理论羁绊，遵循祖先的汉字“突创说”和“周代六书说”等传统观念，因而把“六书”与“甲骨金文体系”紧密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并脚踏实地地根据史料本身的“系统机制”进行分析判断时，我们对“六书”和“甲骨金文体系”乃至华夏文明发祥期的“神话史”，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突破性的、层层相因的重大发现：

（1）首先，当我们冲破汉字“渐创说”的功能“敷衍说”而对古汉字体系作系统性精奥分析时，我们竟破解了六书中的“转注”这个“千古之谜”，发现所谓“转注”其实就是甲骨金文体系中“把象形字简化推演为一系列转注字，形成转注链”这一普遍现象。

（2）在发现转注真相的基础上，进而我们又发现了汉字构件“三要素”：象形字、转注字和指事之点。从理论上说，一切古汉字都是由“三要素”构成的，别无其他（换句话就是说，一切古汉字都由象形字、象形字简化来的符号、以及指事之点构成）。进而发现：由于转注字是由母体象形字简化来的，所以转注字的本音本义都是由其母体象形字赋予的，而指事之点也只有依附在象形字或转注字上才能表义，所以，从理论上说，懂得了象形字的所象之形（本义），就可以懂得一切古汉字的本义。再进一步，我们就可以通过古汉字本义系统了解众多上古历史事物的真相。诚然，这对于研究充满迷茫的上古史无疑提供了一条极为宝贵的探索之路，因为古汉字体系是“天地之蕴尽矣”的。

（3）在发现“转注”和“三要素”真相的基础上，我们进而发现“六书”原来竟是一个“六步相生”的造字程序，即：

第一步：按照实物的形状画出“微型图画”，造出象形字；

第二步：用象形字简化推演出一系列转注字，形成转注链；

第三步：在象形字或转注字上加指事之“点”，造出指事字；

第四步：在象形字、转注字、指事字中选择“义符”，组装会意字；

第五步：在以上四书中选择“形符”和“声符”，组装形声字；

第六步：对以上五书进行“借形借声”或“借形变声”，造出假借字。

（4）在此基础上，我们又顺理成章地发现了六书的“六步相释”功能，即：象形字解释转注字；象形字、转注字解释指事字；象形字、转注字、指事字（三要素）解释会意字；前四书解释形声字；前五书解释假借字。再进一步，我们又发现了“六步相生”的“五书返证”规律，即：由于六书是“六步相生”的，所以其后五书的本义和引申义就可以返回去证明其母体象形字的本义（所象之形）。“五书返证”对考证汉字本义具有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最终成为我们建立的“本义学”考证汉字本义的最主要的方法（其重要性类似于先贤考释甲骨金文生字的“识字学”的根本方法“通读”，先贤考释甲骨金文生字无论采用什么方法，最终都必需放回到卜辞铭文中去进行“通读”检验）。也就是说，正是由于“六步相生”和“五书返证”的发现，才使我们建立了一门新的学问“本义学”，从而为先前古文字学在本义研究方面的困难提供了新的探索途径和研究方法。诚然，假如我们一旦懂得了所有古汉字的本义，那我们就可以得到一部上古先民亲笔记载的、最为古老的上古时代的“百科全书”，因为古汉字体系是上古现实世界的“缩影”。

（5）最终，我们就发现了“古汉字关系网络”这部“华夏第一史册”。即说上古造字者运用“六步相生”造字程序创造出来的甲骨金文体系其实竟是一张连环相生、纵横交错、辗转相注、交互说史的“古汉字关系网络”。该网络又因“六步相生”机制就具有“聚则记史，散则记事”的“双重功能”。所谓“散则记事”就是我们通常所知的用文字来写文章、记事情的“记事功能”。所谓“聚则记史”即说上古造字者是按照六书的“六步相生”造字程序来把华夏文明发祥期的神话史大真相记载在甲骨金文的形体结构和字与字的关系中的，后人只需把大量古汉字按照初创时的“六书关系”排列起来，一部记载方式极为神奇与绝妙的“华夏第一史册”就会横空出世！这就是中国甲骨金文体系举世无双、无与伦比的“记史功能”！虽然，人们在认识甲骨金文体系的“记史功能”时，还需要一个过程，但“华夏第一史册”的横空出世，无疑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件！

以上就是我们遵循祖先的汉字“突创说”和“周代六书说”所取得的古汉字研究新成果。不仅如此，汉字“突创说”还引领我们在中国文字学和上古史研究方面产生了更多的前所未有的突破性发现：例如有关汉字的性质问题，先前学界一直遵照西方语言学的“文字是记录语言的工具”之定义而认为汉字性质也一样是“记语”，即认为汉字是“记录汉语的文字”。[16]然而如上所述，我们已经看到：中国甲骨金文体系的根本性质不是“记语”而是“记事”，即是“记事”为本，“记语”为末。更加重要的是，中国甲骨金文体系还具有举世无双的“以字传史”的绝妙功能，如果我们只知道汉字的“记事功能”而不知其“记史功能”，那我们就只知道汉字功能的一半。另外，甲骨金文体系的“六步相生”机制与传说的仓颉造字总法“相生为字”也是不谋而合的！关于仓颉造字的总法，南宋罗泌《路史·史皇氏》记载是“相生为字”，罗泌之说必有其古老的渊源。而《说文》的“孳乳浸多”，《孝经援神契》的“垂荫画字”，《六书略》的“子母相生”等，也都显然是对“相生为字”的另一种描述。而甲骨金文体系的“六步相生”机制与仓颉造字总法“相生为字”的不谋而合，就从文字学角度再次证明了“仓颉造字”传说的高度可信性！同时，这也说明古老的神话传说并非子虚乌有空穴来风，而是值得我们深刻注意的！

三、结束语

总之，古老的汉字“突创说”显然可以引领我们不断深入认识“六书”的来源和原理、甲骨金文体系神奇绝妙的“双重功能”、乃至对上古神话史产生前所未有的彻悟。而这些都是汉字“渐创说”看不到的，因为在“渐创说”看来，“六书”出现是很晚近的，即是汉代的学者根据秦篆体系总结出来的，甲骨金文体系也只不过是由上古民众在漫长历史过程中无理论指导、无规划设计、无深远目的的情况下零散渐累而成的，因而也就谈不上、也不可能会有什么精妙的设计和高深的功能，不要说不会有精心设计的“传史功能”，就是其“记事功能”也都是史家们“敷衍”出来的（“史家一采集，便可以敷衍记事了”）。所以，我们说汉字“渐创说”是一种很危险的理论，它会把六书研究、古汉字研究、乃至华夏初史研究等，都引向不求深意、浅尝辄止的庸俗境界，甚至会成为揭示六书、古汉字乃至上古史高深机理和博大内涵的“禁令”，甚至从根本说它还存在“割断历史”的重大弊端！

至此，我们要问：假如我们继续地遵循汉字“渐创说”，因而继续把我们的古汉字看成是由上古广大民众在漫长历史过程中零散产生、逐渐积累、“敷衍”而成的，那么我们也就没有理由在古汉字体系中追究她博大精深的起源和庞大而严密的“记史”原理，甚至我们根据“突创说”所获得的一系列新发现也都将会因与“渐创说”理论格格不入而被打入冷宫！果真如此，那无疑是中国文字学和上古史学的莫大悲哀！诚然，在汉字“渐创说”称雄的近百年中，中国文字学之所以举步维艰、进展缓慢、甚至疑惑重重的根因，即在于“渐创说”理论是与史料不符的，是脱离上古史料之客观规律的，是建立在一种臆想理论基础之上的。所以我们必须冲破脱离实际、误人子弟的汉字“渐创说”，复兴华夏英祖传承下来的、符合史料客观规律的汉字“突创说”。只有如此，我们的古汉字研究才能长驱直入、迅猛发展，并通过祖先恩赐的庞大而严密的“古汉字关系网络”，直取博大精深、直接苍穹的华夏初史大真相！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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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文敏（1956—），男，陕西省委党校图书馆古籍室研究馆员。

（责任编辑：李直）

（本文为2009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古汉字本义系统与上古神话原型研究》（批准号：09XZS013）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