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性视角下的社会科学规律问题

〔摘要〕　社会科学中是否存在规律是当代科学哲学的主要争议之一。规律在科学中所发挥的说明和预测功能，在很多学者看来它关系到社会科学是否是真正科学的问题。同时，复杂性作为一个跨学科前沿领域，随着其在科学哲学研究中的兴起和快速发展，为诸多哲学问题的回答提供了一种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工具。因此，在复杂性这一全新视角下对社会科学规律存在的合理性、特征、意义等问题进行探究，有助于在社会科学哲学范围内对这一系列问题给予科学合理的回答，为社会科学规律提供新的科学合理性依据。

〔关键词〕　复杂性，社会科学规律，合理性，反面理论，特征

〔中图分类号〕C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2）04-0026-06

通常对社会科学的哲学反思有两种进路：一是认为社会科学不是真正的科学。因为只有能发现规律的科学，才是真正的科学。然而社会科学不能创立像自然科学规律一样的规律。另一是通过坚持规律与社会说明和预测无关，即反对规律在普遍意义上具有说明和预测的功能，从侧面保护了社会科学不被边缘化或被划定为非科学。这两种观点虽然角度不同，但都认为社会科学中不存在规律。〔1 〕 （P299-307 ）复杂性科学在此提供了一种新的认识论，强调异质主体和基于主体的模型的作用。同时，复杂性科学的出现开创了一种新的方法论视角，即正视社会现象的非均匀性、非恒定性及价值负载性，并把它当作一种真实的方法论优点，建立在系统复杂性和非线性的辩证动力学基础上，探寻一种特殊的分析和处理复杂性的深度。〔1 〕 （P7288-7295 ）本文试图从复杂性视角对社会科学规律问题进行分析以阐明这一观点：社会科学中不仅存在规律，而且其研究主题与自然科学规律一样丰富，应用也同样广泛；社会科学规律不仅可能，而且发现社会科学规律的方法同自然科学规律并无多大差异。

一、社会科学规律存在的合理性

一方面，在几乎每个对社会科学规律的怀疑说明中，总有一个原因是普遍认可的，即社会科学主题的复杂性。以下将从社会科学与物理学、生物学和化学等经典自然科学的具体类比中，澄清这一问题。

1.社会科学与物理学的类比。通常认为，数值计算和自然科学紧密联系，科学家相信通过观察和实验得出的数据，在对数据进行计算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是真实可信的。而在社会科学中，一些社会因素并不能像风力、风向、温度或气压等变量一样可观察和检验。因此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不能通过对社会要素的统计分析得出可靠结论，更不可能在此基础上抽象出一般的社会科学规律。

虽然在经典物理学中，以牛顿力学为例，使用近似和收敛方法是普遍存在且无伤大雅的。对哈雷彗星周期运转的预测就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例子。但是，1961年气象学家洛伦兹使用一台旧计算机对描述天气的简化方程进行模拟仿真，以期实现天气预报的计算机化时得出的意外结论，恰恰挑战了我们这种认识。为了考察的简便，洛伦兹在实验中直接把上一次四舍五入后的结果作为其后的计算初值进行输入，但令人意外的是，从几乎相同的出发点开始，计算机模拟出的天气模型差别越来越大，以致最后毫无相同之处。这种做法的前提假设很明显是受到牛顿时空观和拉普拉斯决定论的影响。因为科学家们普遍相信，只要近似地知道一个系统的初始条件及其运行规律，就会得出近似准确的结果。在物理定律的作用下，世界只要运转起来就会按照牛顿定律按部就班地运行。正因为如此，洛伦兹实际的计算结果如此意外，以致他自己都不敢相信。

这就说明了自然科学中的变量并不像传统认为的那样“可靠”，初始变量的微小差异都会引起结果的大相径庭，而不是在一定的初始条件和规律基础上按照固定模式运行。同样，这种现象在社会科学中普遍存在。数次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就是一个明显且残酷的例子。当然这并不是说数值计算是不可靠的，而是有一定的作用域，因为数值计算现在也逐渐发展成复杂性科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研究方法之一。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分形理论和混沌理论，可以描述和计算那些隐藏在复杂组织中的确定结构，这一方法对于理解社会行为的非线性特征，发现指导特定社会行为的普遍规律而言至关重要。

2.社会科学与生物学的类比。格兰特在其1986年出版的《生态学和达尔文雀的进化》一书中指出，社会科学面临的很多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方式与生物学极为类似。

格兰特通过对加拉帕戈斯群岛的达尔文雀进行为期十年的观察，深入研究并记录了这些达尔文雀的演化变化。这些雀鸟几乎是同样的体形，不同种间最大的差异是鸟喙的尺寸和形状，因为它们是对食物来源的适应结果。这一结论是在格兰特区分并排除了各种复杂要素后得出的。如从雀鸟规模的宏观层面看，漂变的作用力是很小的；从包含在微小的基因累积性变化过程中的鸟喙大小进化的微观层面上看，达尔文雀内部的约束力也是不重要的。他将这些因素排除在了自然选择的过程之外，认为这些雀鸟就是在对不同食物来源的适应过程中直接被选择出来的。

事实上，突变率和基因流等复杂要素，雨季、大规模的采种、采种时间以及其他食物来源等都会影响食物在多大程度上发挥着限制达尔文雀的规模和选择动力学的作用。还有掠夺、疾病和竞争等额外要素，在他的研究中也没有给予考虑，至多只是给出了这些要素相对不重要的理由。然而，当自然选择明显地挑选出鸟喙的各种大小时，这一作用机制仍然是不清晰的。因此，他的大多数结论是定性的而不是定量的，他赞成选择的方向而不是力度。最后格兰特的大部分结论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上发现了反例，这些结论必须在特定的情况下予以说明。

当然，在此我们的目的不是抨击格兰特研究的合理性，而是想要得出这样一种结论，即通常受到以定量研究为主导的自然科学批判的大部分社会科学的定性研究，其所面临的问题与生物学中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 CP（ceteris paribus）规则即设限规则，虽然限制了一些额外的干扰要素，但并没有因此为社会科学带来比自然科学更多的假定前提。自然科学规律同社会科学规律一样，都有其适用范围，而且必须允许反例的存在。因为CP规则在同一事物的不同层次中会有一个变化域，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把规律的实效性控制在这一变化域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