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雷纳`·韦勒克的比较文学本体视域

摘要：雷纳·韦勒克是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一位颇有建树的学者。综观其就比较文学学科本体所进行的研究，他既关注学科理论建构、力求夯实其根基，又注重对于学科研究的诸种方法论及其存在模式等问题予以深度透视，从而针对构成该学科的诸种本体要素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与透彻的分析。

关键词：雷纳·韦勒克；比较文学；学科本体

中图分类号：1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08)02－0115－05

雷纳·韦勒克是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一位颇有建树的学者。综观其就比较文学学科本体所进行的研究，他既关注学科理论建构、力求夯实其根基，又注重对于学科研究的诸种方法论及其存在模式等问题予以深度透视，从而针对构成该学科的诸种本体要素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与透彻的分析。鉴于此，本文旨在就韦氏所进行的比较文学学科本体研究予以阐释。

一、学科名称的厘定

韦勒克的学术研究，时常发挥自己长于梳理的优势。在对于比较文学学科的研究之中，他同样意识到“‘比较文学’作为一个概念，引起了诸多论争，对其所进行的诸种阐释不仅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而且还频繁地出现误读的现象。由此，对这一名称在某些主要语言中的流变历程与意义予以辨析，的确是不无裨益之举。”在他看来，学科的定义决定着学科的研究宗旨与范围，关系到学科的定位与发展，而此前的学者却未曾给予其所指以词源意义上的考辨，以致对于此概念的解读始终处于零散与混乱的研究状况之中。鉴于此，他对于比较文学学科的定义与实质以及其他相关概念的辨析与厘定等问题始终极为关注。他在1970年发表的《比较文学的定义与实质》一文，对于学科的名称与实质这一复杂而又具有学术价值的命题予以了悉心的梳理与审视。他从词源学与历史语义学等角度，颇为详尽地探讨了学科名称的含义及其在英、德、法、意与斯拉夫等欧洲主要语言中的历史演变情况。对此，以下将进行具体分析。

首先，他追溯了“比较”一词的历史流变历程。在他看来，该词首见于中世纪。其后，米尔斯于1598年将相关术语运用于文章标题。此外，富尔贝克的《法律的比较论述》、格雷格里的《凶残动物的比较解剖》与《人的状态与能力同动物的状态与能力的比较看法》也相继分别于1602年、1765年与1766年问世。他还注意到早期的文学研究之中，劳斯用拉丁文写就的《希伯莱圣诗讲座》、沃顿的《英国诗歌史》以及埃利斯的《英国早期诗人举例》等，都对于比较研究的诸种观念与方法进行了或详或略的阐释。

其次，他对“文学”一词的起源予以了较为详尽的溯源研究，从而表明：在早期的英语惯用法当中，“literature”(文学)意为“学识”或“文学修养”，尤指拉丁文知识，并含有“study 0f literature”(“文学研究”)之义。1812年，该词首见于《牛津英语词典》，至今已具有“知识或文学研究”、“一般文学创作”以及“某一时期、国家或地区的文本”等多重涵义。此外，他还指出：该词在18世纪中叶经历了民族化与审美化等发展历程。这一时期，它在法、德、英及意大利等国开始指称以这些国家的语言写成的、具有审美想象性的民族文学文本。

再者，基于上述梳理工作，韦勒克开始了其对“比较文学”的演进历程予以考察。他指出：“作为术语的比较文学显然出自维尔曼，不过这门学问本身则早已有之。可以说，将古时或文艺复兴时期的荷马与维吉尔相提并论即是‘比较型的’。”在他看来，“比较文学”这一合成词的出现，明显受到居维叶的《比较解剖学》与德热朗多的《哲学体系的比较史》的启发。1816年，诺埃尔与拉普拉斯合作出版了一部取材于英、法等国的文学文本的选集，并冠以《比较文学教程》之名；1854年，卡里埃尔在其《诗歌的内容与形式》中首次使用了“比较文学史”一词。此外，就“比较文学”这一学科概念的界定而言，韦勒克对于法国学派诸位学者的学科概念予以了修正，进而提出了自己的学科定义，“比较文学是从国际的角度来研究所有文学，认为所有文学创作与经验都是统一的。依据此种(这也是我的看法)观念，比较文学是一种没有语言、伦理与政治界限的文学研究。它不可能局限于单一的方法，在论述过程中，描摹、刻画、阐释、叙述、解说以及评价等方法同比较法一样经常被应用。比较法也不能局限于只用以研究实际存在的历史联系。文学研究者们应当从近来的语言学的经验之中得出启示，从而意识到：比较历史上毫无关系的语言与风格方面的现象，同研究从阅读中可能发现的相互影响与平行现象一样，都是有益之举。”上述论断强调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为基于迥异的历史文化传统、时代境遇与文学语境之中的文学现象之间的互为参照提供了可能性。

可以说，韦勒克有关“名”与“实”并举的主张、其基于历时角度对于学科定义的发展历程所进行的梳理与阐释以及对于以往相关论说的质疑与追问，为学科身份的厘定提供了有力支撑，从而促进了学科理论建构的深化。

二、文学性——学科的建构原则

就韦勒克对于“文学性”问题的阐释而言，其《文学理论》一书之中题为“文学的艺术作品的存在方式”的部分是由韦勒克执笔的，他就文学的本质特征问题所进行的阐释，是伴随着其对于西方现代文论中所存在的极端形而上学的方法论的批判而进行的。具体而言，韦勒克对于“文学性”以及相关问题的阐释，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层面：

首先，他依次驳斥了其时学界所存在的有关文学本体特征的诸种观念，诸如：文学文本是用纸印刷的人工制品、文学文本的本质存在于讲述者或者诗歌读者发出的声音序列之中，诗是读者的体验以及诗是作者的经验等等。韦勒克通过分析表明，文学文本就其本质而言不在付梓的书页上，不在读者的言语中，不在作家的意图里，也不独存于读者的感受之中。那么文学文本就其本质而言究竟应为何物?又到底应该如何予以定位呢?韦氏的回答是：真正的诗必然是由一些标准组成的一种结构。这也就是说，文学文本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结构，其中每一部分都有其自身的标准，同时，这些标准并非是指外在的伦理或政治标准，而是指富于内涵的审美标准。可以说，在韦勒克看来，文学文本即是由符合所蕴涵的审美标准建构而成的整体结构。

其次，基于上述具体分析，韦勒克明确表示其所倡导的文学内部研究法是指以文学的本体为中心，进而对文本自身予以考察。就他而言，文学文本作为一种独特的认识对象，建立在拥有诸多句子的声音结构的基础之上，具有存在于诸种主观因素之间的理想观念的标准体系。因而，它并非像三角形与数字那样可以直接被感知，而是需要借助于声音系统、物理性实物，以及心理性的精神存在等条件的共同作用，才有可能被领悟。因此，文学研究必须从文本的形式结构研究人手，才能把握文学的本体。由此，《文学理论》较为详尽地论述了文学的内部研究

问题，其根本目的在于揭示文学的审美特性与文本的存在方式。

再者，就“文学性”观念与比较文学研究的本质规定性而言，韦勒克的“文学性”观念对其比较文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也就是说，他基于对于“文学”本体的关注以及对于审美判断的倚重，其论述所及皆从文学事实出发，并上升到学理高度予以阐释，既而对于该学科的诸种本质规定性予以了厘定。在其《比较文学的定义与实质》一文中，他对于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与学科视域进行了重新审视，并且针对其时学界存在的拘泥于文学现象之间的事实联系、囿于考察“外贸关系”等弊端，明确指出：“比较文学就是凭借将一切文学创作与经验视为统一体的意识，从而以国际的视野去探究所有的文学。”就他而言，在适当关注诸种外部因素的同时，其主要的着眼点则在于“文学性”问题，力求把握文学发展、艺术创作、文本结构、审美特性与价值等方面的规律。此外，他对于其时学科研究中所滋生的流于泛化、从而丧失学科的规定性等不良倾向非常警觉，针对法国学派长期片面强调“影响研究”以及将比较文学研究变为记文化账等研究策略，曾敏锐地表明：“许多从事文学研究，尤其是比较文学研究的著名学者其实并非是真正对文学感兴趣，而是关注公众舆论史，旅行报告以及有关民族特征的诸种观念等。简言之，他们的兴奋点在于一般文化史。他们从根本上扩大了文学研究范围，使其几乎与整个人类史无异。但是，文学研究如果不决心把文学作为不同于人类其他活动与产物的一个学科来予以探究，那么，就方法论的角度而言，将不会取得任何进展。因而我们必须面对‘文学性’问题，即文学艺术的本质这一美学中心问题。”他认为如若一味奉行“记文化账”式的“文化民族主义”的研究路径，就不免丧失比较文学学科的文学特性，也就相应地失却了学科的独特地位、功用及其价值，由此不仅违背了学科研究的初衷，而且将会撼动其自身存在的根基。

概言之，韦勒克以“文学性”研究为本位与己任的研究策略，始终贯穿于其对于比较文学学科的一系列问题的阐释过程之中。客观而言，“文学性”问题的提出，对于纠正法国学派的比较文学研究中的“贸易交往”式的偏差，摆脱盲目搜罗文化史知识的蒙昧状态，促使美国学派在其研究取向上注重探求未曾直接互施影响的文学内在结构之间的审美意蕴，都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

三、可比性——学科的研究方法

在韦勒克所从事的比较文学研究之中，依据以文学对话作为学科的方法论焦点等研究策略，认为“平行研究”不在于以比较为本位或惟一的研究方式，而在于以其为有效手段，由此主张摈弃盲目的现象罗列式的外在比附，并以其为内在契机，从而实现对于文学普遍规律的探求。

首先，韦勒克意识到比较是所有的研究领域都使用的方法，因而无论如何也不足以囊括文学研究的全部进程。就比较文学的学科层面而言，“比较的方法并不是比较文学学科所特有的，而是被普遍地应用于一切文学研究、一切科学研究，涵盖着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文学研究，即便是最正统的比较学者的实践，也并非仅仅是依靠比较的方法来进行的。任何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不仅仅需要进行比较，而且还必须同时运用再创造、分析、阐释、回顾、评价以及概括等各种研究方法。”对此，韦斯坦因曾明确表示赞同，并且宣称：“我跟韦勒克一样，如果‘比较’这一限定词不再发生作用时，就毫无保留地将它舍弃。”“也许从长远来说，它所留下的既不是它的名称(它如此容易被人取笑)，也不是它的定义(不断地变化，难以统一，而是它的原则和使步调一致的透视方法。”

其次，在韦勒克看来，“比较法不能局限于只用来研究确实存在的历史联系。文学研究者应当从最近语言学领域的研究经验之中得到启示，从而意识到：比较历史上毫无关联性的语言与风格方面的诸种现象，同研究从阅读中可能发现的相互影响与平行现象具有同等的价值。”由此，他倡导比照研究法，认为此种研究方法可以打破法国学派的局限，将不存在实际接触与影响的各国之间的文学现象、文学理论与批评实践以及人类其他表现领域或艺术门类加以比较研究。同时，他主张将主题、文体、风格、技巧、原型、神话、思潮与文学史等研究对象引入一个可以相互比照、阐发、印证与综合的语境之中。

再者，在韦勒克所进行的比较文学研究之中，“比较”既是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又是一种富于超越性的思维方式。他还主张将比较从视野与方法的层面提升到学科精神层面，以此来开拓相关研究区间，从而张扬学科精神。基于此，他致力于研究不同文学观念之间平行存在的逻辑联系或美学分析，并且研究不同的理论形态或文学现象之间的相互阐发并由此形成相应的具体路径与方法。同时，他还长于从学术研究的维度，观照不同民族与国家的文学现象、文学批评理论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其研究之中呈现出潜在的“比较诗学”意识，虽未成体系，但也的确充分体现了对话精神。在他看来，此种蕴涵着比较、参照、跨越与打通的对话，不仅发生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发生在研究者与以往的研究史之间，而且发生在不同的理论思潮与文学流派之间，总之，发生在研究领域的整体之中。他也正是在对于不同民族的文学现象与文学批评之间的可通约性及其对话路径予以探求的过程之中，不断为学科的发展寻求合理的支撑。

此外，韦勒克还对于“可比性”问题这一关系到学科诸种研究的可行性的关键问题予以了审慎的思考与深入的探讨。就他而言，比较文学学科的可比性原则，关乎学科本身的定位、设限与具体研究对象的确定，可以说是界定比较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关系的内在尺度、重要的学理依据与检验标准。鉴于此，他力求以理论探讨与实践操作表明可比性问题是进行文学现象、文学理论研究的不可或缺的因素。具体而言，尽管他始终关注对于各国、各民族之间文化体系、文学传统、价值观念与审美习惯等因素予以异中识同、同中辨异的把握，但是，与此同时，针对“平行比较法”所引发的牵强附会的比附与可比性失却等研究倾向，他在其研究中倡导对可比性问题予以重新审视。在他看来，从事平行的比较研究，如果仅停留在表面的比附层面上，并不能说是严格意义上的比较文学研究，学科研究如若拘泥于比较方法、为比较而比较，或一味求取同异，则最终定会陷入形式类比，甚或仅仅是相似与相异点的零散罗列与拼凑。

总之，在进行比较研究时，他多以辩证的观念强调比较文学中的“比较”具有超越方法论的意义，不只是一般意义上寻求异同的“比较”，而是在不同文学体系的研究对象之间建立联系，并使之互为参照与借鉴。就他而言，比较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是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该项研究的真谛在于通过比照加深对于文学的诸种普遍规律的理解。基于此种理念，他还着力就可操作性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具体论及了比较的目的与实现途径、比较中介的选择以及对于比较中的相对性的认识与把

握等多个层面的问题。

四、世界文学之维——学科范畴的厘定

综观“世界文学”观念的历史流变历程，显而易见：尽管歌德从理想化的文学发展观、马克思从社会与政治的立场、“法国学派”从比较文学学科视角分别赋予其不同的所指，但是未能确定其科学内涵。客观而言，就真正从文学学术研究的视角对于该命题予以较为全面、更具学理依据的阐释而言，实非韦勒克莫属。

首先，就“世界文学”的概念厘定而言，按照韦勒克的观点，“世界文学”首先是在宏观层面指称五大洲的所有文学现象。于此，该命题表现为一个被放大了的、整体的“大文学”观念，就这一层面而言，“世界文学”这个概念所指称的外延与内涵仅仅是在量上的总体性集合，因而其表述并未包含情感色彩，韦勒克宏观地将之概括为意味着应该研究从新西兰到冰岛的全部五大洲文学；就第二层意义而言，“世界文学”这一术语在外延与内涵上被缩小到专指欧洲文学，于是，“世界文学”实际上专门用来描述欧洲文学在本土之外的疆域被阅读与欣赏及其所产生的影响；在第三个层面上，“世界文学”被用来指称在人类文学史上获取了世界声誉的大师级作家的文本，意指囊括了文豪巨匠的种种经典著作(例如：荷马、但丁、莎士比亚以及歌德等人的经久不衰且历久弥新的文本)的伟大宝库。由此，“世界文学”俨然成为了“名著”的同义词，或成为了一种“文学文本选”的代名词。客观而言，韦勒克基于对于“世界文学”观念的分析，较为详尽地厘定了该术语的数种涵义，剖析了其所具有的特定的与历史的蕴涵。

其次，就韦勒克的“世界文学”视域而言，他认为，“世界文学”这一命题既是对于比较文学学科的理想境界的摹写，同时又是他个人的学术追求与践行的体现。在其诸种著作当中，他利用自己精通英、德、法、意与俄等多种语言的优势，善于广涉多国文字与批评现象，从而呈现出将研究对象融为一体的强烈的全局观念与历史意识。具体而言，他的“世界文学”视域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层面：

第一，在文学研究中，他倡导建立了一种具有“世界文学”意识的批评观。在对具体批评家与特定时期的文学思潮及文学流派进行阐释与评价时，他善于打破狭隘的批评视野，不囿于民族文学与国别的范围，而是把各种现象置于广阔的背景之下予以考察，从而更为准确地确定其定位与价值。例如，他曾指出：“或许是因为我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缘故，新批评派有一种局限在我看来似乎是非常严重的。他们过分局限于英语世界，因而几乎可以说是地方性的。他们极少试图讨论外国文学，即使有所涉及，其选择的领域也仅限于少数较为明晰的文本。”此外，他还曾经批评俄国形式主义学派由于研究视野偏狭，因而对于他国学者的相关研究并未予以应有的关注。

第二，就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联性而言，他主张运用整体性的研究策略对于研究对象予以考察，并且对于歌德、赫尔德以及卡莱尔为之所做出的努力明确地表示赞赏。例如：他通过对于卡莱尔的世界文学观念予以研究，进而指出：“卡莱尔的世界文学理想当然并非倡导民族文学的终结，而是展望各民族和谐与共的交响乐。如若说民族性是通向人类性的有效途径，那么可以说文学也与之相类。”他认为孤立地研究某国的文学，就如同孤立无援地研究其哲学以及化学一样，是没有多大意义可言的。因此，他批驳那种试图将“比较文学”、“英国文学研究”或“美国文学研究”予以分割式阐释的研究方法。就民族文学问题而言，一方面，韦勒克承认，比较文学是以跨民族文学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的，因而民族文学理所当然地是其重要的参考坐标之一；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反对为满足“民族虚荣”而过分专注“民族借贷”，从而使比较文学研究沦为“民族心理的指示器”的研究趋向。鉴于此，他通过对于民族文学世界化进程的考察，较为透彻地辨析了上述两重维度之间的内在关联性，从而不仅在理论建构层面而且在实践操作层面推进了以民族文学的充分发展为前提的世界文学的历史演进历程。

第三，就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学科的关联性而言，韦勒克将世界文学意识与比较文学的学理依据联系起来进行观照。他认为历史进入19世纪，“一些国家，特别是德国与法国在文学史研究之中所表现出的对于民族界限以及民族主义信仰的过度倚重，引发了许多学者，特别是新兴的比较文学领域中的学者们的不满。”可以说，在他看来，比较文学的兴起正是基于反对其时学术研究之中所表现出来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抵制法、德、意、英等国的某些文学研究者们的孤立主义的需要。由此，他还在其《比较文学的危机》一文中，针对早期的比较文学研究者们只是将该学科作为民族文学的一种辅助手段的研究策略，批评“法国学派”的研究当中一味追求价值高低的比较等作法是缺乏世界性胸怀的表现。 概言之，韦勒克在“世界文学”的观念整合、世界文学史论与撰著等方面的学术积累，都为其构建诸种比较文学理论奠定了基石。正是基于其颇为清晰的界说，后学才得以对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的关联性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

综上所述，韦勒克在其所从事的学科研究之中，的确以严谨的治学态度、扎实的学术功底及其锐意的开拓精神，在学科有待完善的学术条件下，将相关研究逐步引向了深入，从而在学科发展历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之掌舵人等作用，其研究多为后学所承袭。

责任编辑　莲　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