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规律与自由选择之间

历史规律与自由选择分别是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两大理论体系的基础性概念。以此为起点，双方就历史规律的存在性问題展开了长达一个世纪的争论。以苏联马克思主义者为代表的“肯定派”肯定历史规律的存在，但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始终存在着较大差距。以自由主义为代表的“否定派”以个人自由选择为最高原则，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等角度对历史规律予以否定，但其理论本身也悖论重重。两大阵营虽然在立场和观点上各执一端、大相径庭，但在遵循片面而极端的思维范式上似乎师出同门。因此，“肯定派”不具有彻底的说服力。而“否定派”也难以真正否定历史规律。当前的任务就是在扬弃上述两种观点的基础上，在新形势下更好地坚持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规律思想。

[关键词]历史规律；自由选择；传统历史规律观；自由主义；多元化；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9)02-0051-05

董新春(1973—)，女，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博士生，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政治哲学和历史唯物主义。(天津 300387)

本文系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资助项目 “多元化视野中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项目号：53WK55)、2005年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20世纪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争论”的阶段性成果。

在20世纪，历史规律的存在性问题一直是国际理论界讨论的焦点。苏联马克思主义者坚信在历史规律的指引下，人类必然走向共产主义社会。而自由主义者则认为，不可能存在所谓据以预测未来的、不可避免的历史规律，即使有，在实践中也很难发现和把握它。两者间的争论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由于这场世纪争论总是与现实的国际政治斗争交织在一起，关系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社会制度的前途命运，因而在新世纪之初，结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特别是马克思在历史规律问题上的态度，对上述两种思想进行一次学理上的回顾与梳理，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

一、苏联马克思主义者的传统历史规律观及其对马克思、恩格斯历史规律思想的误读

20世纪最令人值得思考的两件事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世纪初的建立和世纪末的解体。苏联的解体使整个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因此面临着理论和实践的双重严峻挑战。而从意识形态的角度上说，这与苏联马克思主义者所坚持的传统历史规律观中的重大理论失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强调历史规律的必然性，忽视偶然性的失误

马克思多次强调必然性与偶然性是一种相互包含、相互转化的辩证统一关系，并宣布以往那种排斥偶然性的“必然性的原有观念失效了”。然而，一些苏联马克思主义者仍对必然性赞赏有加而忽视偶然性的作用。布哈林说：“既然从实质上说一切都是合乎规律地发生的，从无原因意义上讲的偶然的东西是根本不存在的，那末很清楚，历史偶然性也是没有的。”苏联科学院院士、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康斯坦丁诺夫甚至说：“科学是偶然性的敌人。”在他们看来，必然性之为自身，只是因为它与偶然性是对立的，二者不可共生。这种失去偶然性制约的必然性进而被理解成直接性和即时性，似乎前人所揭示的历史规律的实现就是眼前即将发生的事，甚至于在短短几十年之内就足以解决两种社会形态更替这样重大的历史难题。因此，在现实中他们往往急于求成，仓促宣布已经单独建成社会主义、正向共产主义迈进，并企图利用军事对抗加速资本主义灭亡的步伐，而长期忽视本国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久而久之，人民必然逐渐丧失对社会主义的信心，代之以怀疑和否定。

(二)强调历史规律的绝对性，忽视相对性的失误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多次强调，他们所创立的体系不是永恒真理，而是发展着的理论；只能将其视作历史研究的指南，而不能当作现成的公式。但遗憾的是，苏联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对待历史规律的态度却恰恰使马克思、恩格斯的担心变成了现实：

在认识和发现规律方面，他们把真理绝对化，认为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真理已经被少数思想家揭示出来，对规律的认识已经终结。“从被认识了的社会发展规律出发”、“马克思主义教导说”、“马克思列宁主义证明”等类似言词在他们的理论宣传中频频出现。人们所要做的事就是耐心地等待资本主义自动垮台、历史规律自动实现的那一天。

在运用规律方面，他们忽视规律的相对性和条件性。一方面，宣称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历史规律适用于一切民族和国家、自然和社会甚至整个宇宙；另一方面，出于宣传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目的和良好初衷，用绝对化的语言夸张地盛赞苏联共产党的所有策略“完全成功”，与历史规律“完全一致”、“完全适合”，是“唯一正确”的思想。

这些错误思想的理论后果是使人们不再结合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规律去研究现实问题并深化对规律的认识，马克思主义于是变成僵化的教条；现实后果则是把党的领袖加以神化，导致个人崇拜，忽视党的建设，致使群众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而党的凝聚力、领导力和战斗力则不断削弱。

(三)历史规律的主体性与主观性间的模糊与错位

历史规律的形成与实现始终离不开人这一历史主体。“历史不过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人类史与个体发展史辩证统一的角度，用历史合力论来解释历史及其规律，并把变革现实社会的希望定位在以群体身份出现的无产阶级之上，但同时坚决反对把个人的力量化约为零。然而，19世纪后半期以后，资本主义社会在经济政治等方面的新变化，迫使人们不得不深入思考以下问题：无产阶级是否在任何条件下都必然自觉而有效地参与社会改造；他们在历史事件形成中的可能性作用及其机制是怎样的；无产阶级内部是否还应当有利益和阶层的划分；当其内部的不同阶层或利益集团发生矛盾时如何处理和协调其关系；在无产阶级中，个人作为群体的一部分，他的位置和作用在哪里；在当前民主化、多元化和信息化的社会中，个人的主体性有不断增强的趋势，是否应在普通个人的历史作用问题上予以更多的关注。

一言以蔽之，时代发展迫使我们必须进一步思考历史规律形成和实现中的主体性(特别是个人主体及其自由选择)问题。它们在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还没有充分显露，而苏联马克思主义者又拒绝对这些新情况进行认真细致的探讨，只是笼统地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实则长期否认普通个人的作用，导致规律变成了一个谁也无法掌控的神秘事物，“人民群众”则变成了一个空洞而抽象的字眼。因而，在苏联，就形成了把人民群众浓缩为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浓缩为共产党、共产党则浓缩为党的极少数领袖这样一个金字塔形的权力结构。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重担或赌注实则都压在了极少数领袖身上，历史规律的主体性退化成了极少数人的主观性，普通群众只是抽象的、等待被启蒙和唤醒的对象。可

想而知，这是极其危险和错误的。

除上述几点以外，苏联马克思主义者还经常将自然与社会、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作简单的类比，坚信社会规律可以像自然规律一样精确。斯大林就曾说过：“尽管社会生活现象错综复杂，但是社会历史科学能够成为例同生物学一样准确的科学。”学者们则进一步由此推论出历史规律应具有精确预言未来的功能。而这显然是一种不恰当的夸大。

上述失误的产生有两大根源。首先，在思维方式上，苏联马克思主义者虽常以“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却并没有真正坚持唯物主义辩证法，而是既停留在近代形而上学的思维水平上，又受到现代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影响，致使其历史规律观表现为绝对的普适性、“严格的必然性”、精确性和抽象的主体性。其次，更深刻的根源还在于他们视而不见现代社会的多元化、民主化等重要的时代特征，将经典作家对群体价值的相对关注加以极端化，掩耳盗铃般地宣称社会主义苏联是个“严格的一元化”社会，打击现实生活中自然形成的价值多元化倾向。这既严重阻碍了个人主体性的发挥，又使其宣传的理论与现实之间始终存在着严重的脱节，历史规律也变成了“与人无关”的、冷冰冰的空中楼阁。因而，当他们口口声声地肯定历史规律之时，其说服力是远远不够或难以令人信服的。

20世纪50年代以后，面对自由主义者的批判，苏联马克思主义者对上述失误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反思和纠正，加强了意识、价值等主观因素与历史规律关系的研究，以往那种教条化的理解逐渐隐退，甚至出现了“社会规律”取代“历史规律”及“规律-趋势”的表述。但由于苏联高度集权的政治现状始终没有根本改观，因而对传统历史规律观的反思也一直缩手缩脚，难以从根本上改变误读。

二、自由主义者对苏联传统历史规律观的批判及其自身的理论悖论

如果说苏联马克思主义者的失误在于人及其主体性的缺位的话，那么，自由主义者在历史规律问题上的失误则正与之相反。从个人自由至上这一最高价值原则出发，自由主义者强调自由选择之于个人的本体论意义，对历史规律的苏联式解读进行了批判。

第一，从人的自由发展原则出发，强调个人自由选择的作用，反对必然性历史规律的制约。自由主义者认为：从宏观上看，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个人的发展，进而取决于个人能否具有自由选择的空间和权利；从微观上看，价值的多元性是现代社会不容否认的时代特点，而传统历史规律观却以“严格而彻底的决定论”形式完全排斥个人自由选择的权利，阻碍了个人的自由和发展，进而也妨碍了社会进步。

第二，从个别论历史观出发，强调历史事件的不可重复性，反对存在普遍性的历史规律。在自由主义者看来，历史现象与自然现象有质的不同。前者是一次性的、偶然的，后者才是可重复的、有规律可言的。因而，以自然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科学是规律科学；而以历史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学只能是“事件科学”，其任务也只能是描述具体事件的特征，而不是寻找什么规律。法国的雷蒙，阿隆还进一步从价值的主观性、不可重复性出发论证了历史事件的独一无二性，反对所谓普遍有效的历史规律。

第三，从证伪主义方法论出发，认为历史规律无从检验，真假难料，更不具有精确的预言功能。在证伪主义的创始人波普看来：“任何规律，无论它是用任何方式提出来，在它被科学认真地认可之前，都必须由新的情况来检验。可是……对一个独一无二过程的观察不可能帮助我们预见它的发展。”亦即，既然人类所走过的“历史”轨迹是单一的、没有重复性，因此所谓“历史的规律”在逻辑上就是不成立的，更不能预言未来。

第四，从理性有限论出发，认为以个人有限的能力根本不可能认识宏大的历史规律。自由主义者坚持人类理性的有限性，即：“任何人都只能考察有限的领域，认识有限需求的迫切性。”同样，在对历史的研究中，由于历史的宽泛与宏大，每个人只能身处其中，只能获得关于历史表面的和部分的知识，而无从获得对历史整体的认识。因此，即使有历史规律，我们也不可能把握它。

以上几点并不是孤立的，它们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相互结合、四位一体：以个人自由为最高宗旨，必然反对社会主义阵营以“历史规律”为由强调群体、忽视和抑制个人自由的理论和宣传；以个人作为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必然得出理性有限性的结论；以个人选择的主观性为依据，必然导致对历史规律客观性的否定；而对个别事件的单方面强调，又必定将一切共性和理论抽象都视作错误或“伪”问题，隐藏于无数历史事件之中的普遍性的历史规律也因而荡然无存。

自由主义者对个人自由选择权的关照、对现代社会的多元化趋势和主体性增强等特点的揭示，对于纠正传统历史规律观的失误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他们在否定历史规律的同时也充分暴露了自身的理论缺陷和多重悖论，这表现在：在批判苏联马克思主义者过于强调历史规律的客观必然性的同时，他们又过于强调个人的主观性和事件的偶然性；在批判以群体价值淹没个人价值、阻碍个人和社会发展的同时，他们又走向了过于强调个人自由的另一极，这同样有碍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反对把规律绝对化的同时，又把自认为正确的原理提升为“永恒的”、“普适的”规律(如政治领域的个人自由原则、经济领域的自由市场经济原理、文化领域的个人主义原则)而到处运用、强行实践；对证伪主义方法的过度强调更是走向了其自身的反面，因为依照这种理论，任何规律都是假说，因而不仅社会历史领域不会有公认的规律和真理，自然科学也永远不会有真理，而它所信奉的个人自由至上原则更是值得怀疑的。

由此可见，自由主义者与他们所批判的苏联马克思主义者虽然在立场和观点上大相径庭，但所犯错误倒有共同之处：都只是在单方面论证业已建立的、既成事实的社会制度的合法性；在方法论上，都只是注意了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另一方面。实际上，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历史规律的必然与偶然、主体与客观、绝对与相对、个人与社会本来就是对立统一的，谁也离不开谁，认识方法上的证实与证伪也同样如此。自由主义者与苏联马克思主义者恰好是各执了一端，都落入了错误的形而上学思维范式的窠臼。因此，作为“肯定派”的苏联马克思主义者固然没有充分的说服力论证历史规律的存在，但作为“否定派”的自由主义者也同样由于其理论悖论而不能自圆其说。

三、在多元化和主体性的视界融合中深化历史规律存在性问题研究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历史规律存在性的思想是毋庸置疑的。从早期的1844年手稿到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经典论述，再到晚年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我们都可以看到关于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发展这一红线的贯穿与日渐成熟。但从当前的视角来看，在他们的论述中，也确实存在着一些需要发展和完善之处：一是他们一生忙于著书、论战，没有时间和机会对辩证规律观及历史规律

思想作系统明确的论述，导致后人的分歧和误读；二是他们都未充分注意到，当其在世之时已现端倪、在其身后日渐凸显的现代社会的多元化特别是价值多元化趋势对历史规律思想的消极影响。即如前所述，深刻揭露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性是否必然会带来无产阶级革命价值取向的自然形成；无产阶级内部的众多利益集团及个人成员的多元化选择，对无产阶级群体价值的实现会有怎样的影响，等等。

从本质上说，这些问题所涉及的主要是19世纪中期以后逐渐凸显的主体分化(多元化)及与之相应的事实与价值的相对二分等问题。在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研读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在他们看来，事实与价值理应能够实现统一，而统一的手段就是个人与社会的有机结合。吉登斯对此的解释是，在以“改造世界”为己任的马克思看来，“将‘实然’与‘应然’分开的康德二元论，与希望将哲学用于实现其目标的人的要求似乎是完全不可调和的。”然而，现实社会的发展使问题日益复杂起来。随着多元化时代的到来，事实与价值之间的统一不再是浑然天成、轻而易举的了，而是出现了越来越大的隔阂与裂隙。美国的拉米斯认为“规律自身的正确性不阻碍人们去选择做其他的某些事情”，甚至去做在自己看来是明显错误的事情。因此，在多元化和人的主体意识不断增强的现代社会，有必要重新审视价值与历史规律、多元化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规律思想的研究。具体而言，就是要在新的历史背景中，把多元化(主要是价值多元化)和主体性两个维度融合进历史规律的存在性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中。

首先，在肯定历史规律的同时，要充分关注个人自由选择的作用，努力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无论何时，历史规律的形成和实现都离不开“现实的人”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离不开无数个人自由而多元的选择，规律只能是自由地选择其行动目的的人共同活动的结果。正如马克思在谈到人按照其目的改造自然时所说：“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亦即，多元而主观的个人目的(自由选择)与客观规律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包含的关系，主观目的中隐藏着客观规律，而主观目的的实现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着历史及其规律的形成。马克思的这一“目的作为规律”的思想在现代社会具有特别的启示意义。在当前信息化、网络化、民主化社会中，个人面对着广阔的选择与交流空间，主体意识不断觉醒，普通个人的主观选择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也有日渐增强的趋势，因而加强个人的多元化选择与历史规律形成机制关系的研究在当前非常必要，而且迫在眉睫。

其次，在充分揭露自由主义过分强调个人自由选择的弊端的同时，探索借助历史规律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可能性途径。其实，历史规律并不与个人的自由选择相对立。且不论17世纪历史规律思想即形成于自由主义者追求个人自由的思维活动之中，即使是19世纪末，自由主义者最尊崇的康德在晚年论述道德问题时也说道：“自由必不可看作是无规律的，而只是不受自然规律的约束而已。……而且事实上离开规律，自由意志是毫无意义的。”显然，在他看来，个人只有遵循规律才可能实现真正的自由。这一思想后来被黑格尔和马克思发展为自由与必然对立统一的思想。由此观之，对自由主义者而言，如要真正实现其理论奋斗目标，所要做的绝不是拒斥历史规律，而是要研究如何促进历史规律与自由选择的有机结合。这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因为，仅仅强调个人的自由选择，完全忽视和否定历史规律，必将使个人自由变成任意妄为的主观随意；而片面强调规律的客观性、忽视个人的自由选择，又会使历史规律变成纯粹外在的、不可捉摸的东西，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最高理想也只能是可望而不可即。故而，实现对上述两种极端观点的辩证扬弃，实现历史规律与自由选择的辩证统一才是当前坚持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规律思想的唯一现实的选择。

[责任编辑：龚剑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