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理论演进与变革趋向

摘要：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实践要求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包含了马克思经济学手稿方法论、《资本论》方法论、恩格斯的经济学方法论以及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学方法论，其中以《资本论》的方法论为主体。回顾和审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理论演进过程，我们不难发现，我国经济学方法论研究仍存在一些问题亟待变革。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为指导，正确对待和积极借鉴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中的合理因素，对于充实和丰富中国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具有指导作用。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理论演进；构想，

中图分类号：FOll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07)05-0001-06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理论演进

诞生于100多年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是人类文明宝库中的珍贵遗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许多理论对指引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然具有指导意义。诚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时代和实践的变革进程中，也有个与时俱进的问题。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因此，我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过程中，注意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就显得十分重要。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历史演变

1．萌芽与形成阶段。这一阶段大体可追溯到19世纪40年代，从马克思撰写《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到1910年《资本论》第四卷的问世。1843年10月，马克思移居巴黎后，开始潜心研究政治经济学，陆续写成了《巴黎笔记》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一研究促进了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形成和发展。之后，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德意志意识形态》，在这部著作里，他们全面地批判了德国古典哲学，并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形成了自己的唯物史观，并把唯物史观运用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基本原则。1857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发表，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发展的重大贡献之一，马克思详细地制定了经济学的方法论，全面系统阐述了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以及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方法。到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问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体系就基本形成了。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继续整理、出版《资本论》第二、三卷，并为第四卷的出版作准备。在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经历了形成、发展和成熟的阶段，在创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同时，也创建了科学的经济学方法论体系。

2．逐步发展与曲折前进阶段。该阶段主要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到1991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也逐渐形成了以列宁和斯大林为代表的经济学方法论。从1895年开始，列宁写了大量哲学笔记，为进一步运用和发展经济学方法论提供了深厚的理论基础。

列宁通过对古希腊哲学和黑格尔哲学的深入研究，明确提出辩证法是关于联系和运动的科学的结论。列宁用这种科学方法广泛而深刻地研究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世界经济和政治，从而科学地创立了他的“帝国主义论”的理论体系，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的科学抽象法，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1936年，在斯大林的主持下，联共(布)中央作出了“关于开展政治经济学讲授”的决定，突破了以论证经济政策为主的方法论，开始系统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学方法论。1952年，斯大林写出了他的后期经济学代表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这在当时对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学确实有着巨大的影响和作用。

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不少国家开始注意到传统经济体制的缺陷，相继开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在理论上提出了反对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教条化的倾向。因此，不少学者提出要重新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用科学的方法论来指导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他们中以卡莱斯基、兰格、科尔奈等人为代表，形成了东欧学派经济学方法论，他们提出了经济增长模型的分析方法、系统综合方法以及实证研究方法。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经济研究方法论的发展史上，他们的经济学方法论仍占有重要地位，但由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是艰难、曲折的，再加上苏联、东欧剧变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曾一度遭到巨大的挫折。

3．重构与深化阶段。该阶段主要是指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形成阶段。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通过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19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在理论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了系统阐述，形成了邓小平理论。至此，邓小平经济学方法论的科学体系形成并建构起来。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党的十四大、十五大以及十六大创造性地运用邓小平理论来解决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形成了一系列重大理论成果。把邓小平经济学方法论的科学体系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成果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创作阶段，对以往的经济学方法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批判和总结，并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方法论主张。如前所述，《资本论》第一卷的问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基本形成，而《资本论》的方法则主要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它是作为一个辩证法体系包含以下四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唯物史观。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一生中的两个伟大发现。马克思把唯物史观看作是用于“指导”他们的“研究工作的总结果”，是《资本论》所应用的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专门论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占了序言的相当篇幅，这是意味深长的。恩格斯在评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时，也强调马克思所创立的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认为唯物史观的原理“不仅对于经济学，而且对于一切历史科学”都“具有革命意义”。唯物史观是《资本论》方法论的核心和基石，是《资本论》方法论区别于黑格尔唯心辩证法和其他资产阶级经济学方法论的根本所在。

第二层次是辩证方法，由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两大部分组成。列宁曾指出“黑格尔逻辑学的总结和概要、最高成就和实质，就是辩证的方法。”《逻辑学》包括有存在论、本质论、概念论三大篇，黑格尔把前两篇叫做客观逻辑，后一篇叫做主观逻辑。客观逻辑意思是揭示客观世界运动的

规律和范畴，主观逻辑是揭示主观世界运动的规律和范畴。当然，黑格尔的逻辑学建立在绝对精神主宰一切的唯心主义基础上的，不过这一分法是有其可取之处的。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写道：“所谓客观的辩证法是支配整个自然界的。而所谓主观的辩证法、即辩证的思维，不过是自然界中到处盛行的对立中的运动的反映而已。”后者主要指“辩证逻辑和认识论”。这一层次的辩证方法是马克思批判地改造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结果。马克思1858年1月14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明确写道，他在开始写作《资本论》第一稿时，“又把黑格尔的《逻辑学》浏览了一遍，这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帮了我很大的忙。”恩格斯在关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书评中，也明确指出，黑格尔的逻辑学“是一切现有的逻辑材料中至少可以加以利用的惟一材料”，但是应当“作一番透彻的批判”。而“马克思过去和现在都是惟一能够担当起这样一件工作的人，这就是从黑格尔逻辑学中把包含着黑格尔在这方面的真正发现的内核剥出来，使辩证方法摆脱它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并把辩证方法在使它成为惟一正确的思想发展方式的简单形式上建立起来。”这一层次的辩证方法是相当丰富的，它既包含客观辩证法的一系列规律和范畴(远远不止于现行哲学教科书上所列抠的那些规律和范畴)，也包含主观辩证法的一系列规律和范畴，如从抽象上升到具体、逻辑和历史的一致等。这一层次的辩证方法是《资本论》方法的主体，我们迄今为止对它的认识还仅仅是初步的，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发掘。

第三层次是形式逻辑方法和数学方法。《资本论》是从动态上把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揭示它的内在规律性，因此它主要运用的是“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的辩证法，但这并不排除在《资本论》的叙述过程中，也要遵守一定的思维规则，应用形式逻辑的基本原理。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六篇为了论证劳动没有价值，劳动不是商品，就应用了形式逻辑的方法，指出论战对方犯了循环论证、偷换论题等逻辑错误。

马克思十分重视数学方法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应用。他曾说过：“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真正完善的地步。”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他在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同时，也努力钻研数学，在此后的几十年间写下了许多读书笔记和研究手稿，其中对微积分，特别是对微分学的发展过程、微分运算的辩证本质等都有独到的发现。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各个经济范畴既注意定性分析，又注意定量分析。在定量分析中，运用了各种数学方法，如模型法、图表法、公式法等，还进了大量的数学计算。长期以来，人们忽视《资本论》中数学方法的应用，于是有人认为《资本论》中只有定性分析，没有定量分析，这实在是一个误解。但使我们感到欣喜的是，著名的《资本论》研究专家，复旦大学张薰华教授于1993年出版了专著《(资本论)中的数量分析》，这是研究数学方法在《资本论》中应用的一部力作，不仅填补了国内研究的空白，而且有力地驳斥了那种《资本论》中只有定性分析没有定量分析的错误见解。

第四层次是马克思把具体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中的研究方法移植到政治经济学中来。例如，自然科学研究中经常采用理想化方法，这一方法要求在科学思维中，做到完全排除次要因素的干扰，使研究条件达到理想化的程度，以便抓住事物的本质及其变化的规律。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一版序言中指出：“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考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从事实验的。”马克思把这一方法移植到政治经济研究学中，表现之一就是选择英国作为他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从而英国成了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理想国家”。此外，《资本论》中还把商品的价值形式比喻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细胞形式，也就是把生物学中细胞分析的方法移植到政治经济学中，把资产阶级社会看成是一个有机体，对这个社会的解剖应该从它的经济细胞形式开始。由于马克思密切地注视各门具体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的最新研究进展，并把它们所创造出来的最新研究方法及时地“引进”到政治经济学中来，这就是使得《资本论》的方法更加丰富，更加富有时代气息。

在以上四个层次的方法中，唯物史观是核心和灵魂，辩证方法是主体，它们和第三、四层次的方法一起构成了《资本论》方法的有机整体。完整地说，这一方法整体叫做以唯物史观为核心的辩证法体系，简要地说，叫做唯物辩证法体系。这里所说的“唯物”，就是指作为整个方法论基础的唯物史观；这里所说的“体系”，就是指《资本论》方法具有多个层次，包含以辩证法为主体的十分丰富的内容。在明确了以上两种含意后，也可以简要地把《资本论》方法称为“辩证法”。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提到《资本论》方法是“辩证方法”或“辩证法”，我们认为就是潜在地包含了以上两层意思。因此，对《资本论》方法乃至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整体理解要力求深入、全面和正确。

二、我国经济学的发展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变革

随着经济发展与社会的变革，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理论界对西方经济学进行了大量的翻译和介绍，西方经济学在高校教学与研究中事实上已成为主流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当前，我国应当在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上多下功夫，创造性地运用、发展和变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以适应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一)我国经济理论界在方法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1．片面倚重抽象法。马克思的科学抽象法是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的方法。如果舍弃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而一味地用一些抽象范畴来演绎未知事物，进行所谓的规范研究，是不可能得出符合实际情况的理论结论的。由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不长，我们在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过程中，抽象分析无法说明对象本身，片面地、单一地运用抽象法，并据此进行规范研究，也很难得出正确“结论”，从而导致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过程中许多具体的问题难以得到正确的理论疏导，使理论脱离现实。实践已经证明，任何方法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和研究对象，如果只运用其中的某一、二种方法，难免使所得出的结论不完整，造成理论不能回答和解决实际问题的窘境。

2．没有合理地采用实证法。实证法又称实证分析方法。毋庸置疑，实证法已经成为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中的主体方法。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只有50多年的历史，如果仅仅以此来对我国经济进行演绎，就难免失当。所以，就必须对我国社会主义现实经济运动过程进行实证研究，才能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下，揭示社会主义经济“是什么”。然

而，近年来，我国理论界出现了对实证方法的种种误解和偏差，导致了没能合理、有效地运用实证法来分析中国的具体问题。有些人认为所谓实证法就是搞实际调查研究，从而否定必要的理论指导，更有甚者，忽视和否定价值判断，片面强调“操作性”，这种方法论上的偏差，是与我国长期不合理地使用和轻视实证法分不开的。

3、轻视或者滥用数学方法。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过程中，数学方法已成为不可或缺的研究工具。运用数学方法，可以考察经济活动的数量特征和变化，进而可以更加直观地分析经济现象。但由于种种原因，在经济学研究过程中，却出现了轻视和滥用数学方法的两种偏颇，前者主要是缘于在经济研究中基本将数学工具拒之门外；后者主要是由片面追求西方经济学中的分析范式，把数学公式、模型作为“装点门面”的花瓶，没有揭示数学分析背后的本质的东西，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轻视或者滥用数学的方法是对待数学方法的两种极端态度，但二者殊途同归，都不利于我国经济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变革的必然性

1．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马克思在总结前人的经验、成果以及在严肃地批判和自我批判中创立了他的经济学体系。因此，可以说，他的学说是开放的、发展的。只有主动适应不断变化发展的客观实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才能存在，也只有运用其立场、观点和方法认识并解决问题，才能真正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应该主动适应时代的变革要求，只有在方法论上不断推陈出新，兼收并蓄，揭示和论证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各种矛盾、中国经济规律的同时，才能进一步充实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2．符合当今世界经济学分析范式的必然趋势。16世纪到20世纪的400多年时间，人类的思维范式几乎被笛卡尔和培根所开创的分析范式所统治。20世纪以来，特别是随着相对论、系统论和控制论等系统科学理论的发展。一场全新的系统范式开始逐渐取代分析范式。经济学作为人类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要有重大突破，也必须向系统范式过渡，摒弃西方经济学范式的“冷战思维”。必须在东西方两种范式的综合中加以创新。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范式则主要追求生产关系的最优，这不符合系统范式的价值取向。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要符合系统范式的要求，在系统思维的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在东西方范式的大综合中得到创新发展。

3．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迫切需要。我们要清醒地看到，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始终处在急剧的变革过程中，一方面新的分支学科不断产生，新的学派层出不穷；另一方面，经济学发展的内在趋势在不断分化与改组中走向新的综合。中国经济学发展应在科学哲学和科学的“马克思范式”指导下，以系统思维和唯物辩证法为基础，比较世界上各种经济学方法论，大胆吸收、大胆扬弃，在综合人类一切优秀成果的基础上，构建有特色的中国经济学方法论体系。只有这样，中国经济学研究才能结合中国的实际而展开，并植根于当前中国的现实经济发展的沃土，从而最终促成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与实践相统一中国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产生。

三、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中可供借鉴的科学因素

同任何一般的经济学理论一样，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也具有其科学性和非科学性的两面。在深化与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过程中，我们应当有分析地借鉴、参考前者，恰如其分地扬弃后者，通过合理吸收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中的科学因素，力图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所体现的经济学方法论赋予新的解释。

1．经济分析中的数学化方法。数学化是现代西方经济学最为明显、也最富有成果的基本趋势和特征。进入20世纪后，经济学的数学化取得了极大的进展，也由此出现了数理方法与计量方法。数学方法不断被运用到经济学的概念、命题、定理、原理和体系之中。严格定量、可计算、可模型化、可计量、可逻辑证明，这无疑是经济学方法论上的一次巨大的飞跃和发展，也表明了现代经济学日趋成熟和完善的特征。同时，借助数学的分析范式，可以准确地计算不同变量之间的精确的规律性关系，对于具有典型意义的经济状态做出严格的不可辩驳的证明，体现经济学的数学解的有效性、合理性和现实性。正如马克思所说：“一门科学只有当它发展到可以应用数学时才算是真正发展了。”这无疑是对现代经济学科学方法论的一种判断。

2．实证分析法与规范分析法的相互结合。现代西方经济学对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法的划分是在19世纪20年代以后，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方法的界限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实证方法旨在解决“实际是什么就是什么”的问题，不掺入研究者的主观评价，它侧重于经济体系如何运行，分析经济活动的过程和后果以及朝着什么方向发展。这种方法可以用来描述、解释或说明已观察到的事实，并可以对相关现象将来会出现的情况做出适当的预测。规范分析方法则是属于定性方法，研究经济运行“应该是什么”，强调逻辑分析，这种方法可用来探讨实现某种价值判断或社会目标的步骤。从一定意义上说，实证与规范分析法的有机结合，将赋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丰富“营养”，并进而推动我国经济学研究更上一层楼。

3．制度分析与创新的方法。制度方法研究经济问题偏重于从社会制度、文化背景等出发，个人行为决定于社会制度，强调解释，这种方法将制度作为变量，并用正统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分析制度的构成和运用，采取了结构分析法、历史分析法和社会文化分析法来研究经济问题，揭示制度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的经济学方法论。制度分析方法不是西方经济学的独创，其实马克思也是一位大制度经济学家，他的生产关系分析其实质就是制度分析，与西方制度经济学家不同的是，马克思从本质上进行制度分析，而西方经济学家则是从现象上进行分析。这种注重从现象和形式上进行制度分析方法，具有客观的实用性，能够解决传统经济理论所无法解释的外部性经济问题，这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方法论意义。

4．逻辑经验主义与证伪主义的方法。逻辑经验主义与证伪主义是19世纪中叶以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逻辑经验主义对科学理论构成的要求集中表现在理论公理化方面，这种对理论构成的公理化要求指导着经济理论的形式化进程。拉卡托斯补救了波普的朴素证伪主义，提出了精致证伪主义，即“科学研究纲领理论”。西方主流经济学普遍接受了“科学研究纲领理论”。一方面，他们运用证伪原则逐步修正自己的理论框架，并开始用经验数据的证伪原则取代对理论的证实；另一方面，通过对辅助假设的调整来应付目前的危机。这种分析方法保护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建立在“理性人”假设基础上的关于自由竞争市场机制有

效性的基本假设。因此，被视为“框架的进步”。可见预计，这种科学哲学的非理性主义的研究方法必将进一步影响主流经济学今后的发展，也必将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方法提供有益的参考。

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基本构想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进步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方法论上的进步，运用各种传统的和最新的经济学方法对经济实践进行理论概括，是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1．一以贯之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根本方法。马克思在深刻理解亚当·斯密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同时，认识到黑格尔哲学中的科学因素——辩证法，认识到费尔巴哈哲学中的科学因素——唯物论，从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以唯物史观为基础，运用唯物辩证法的研究和叙述方法，探求现代社会对立与冲突的经济根源，从而建立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体系。

建立和形成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理论，同样要坚持以这一方法论为指导，才能进一步从事物的相互联系、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原因与结果、必然性和偶然性、可能性和现实性、形式与内容、现象与本质、一般与特殊等方面来全面剖析中国的经济问题。因此，我们在探讨建构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同时，必须考虑其方法论的复归与创新问题，否则，中国经济学的建立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2．正确对待和积极借鉴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中的科学因素，推动方法论创新。自1836年纳索·西尼尔的《政治经济学大纲》和约翰·穆勒的《论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及其适当的研究方法》首倡经济学方法论探讨以来，西方经济学家几乎从未中断过经济学方法论方面的探索和争论。在经济学理论的创新中，方法论要先行，因为理论的建构必须接受方法论的指导，否则，我们的理论思考就可能陷入盲目之中。因此，在面对中国经济转型实践而进行的理论创新中，方法论方面的探索与创新是一个必要的环节；而正确对待和积极借鉴西方经济学方法论方面的新观点和新趋势，可以直接促进经济科学的健康发展并服务于经济学研究。

经济学发展的历史表明，任何经济理论的革命首先是方法论的革命，而经济学的发展也首先取决于方法论的创新。在我国近年来经济学的研究与教学实践中，学术界也越来越关注经济学方法论问题。当然，在方法论方面也必须兼收并蓄，与时俱进。基于这种理解，我们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经济学方法论的前提下，大胆吸收和借鉴经验的、实证的方法，从而把握正在发展和变化的经济现实；运用理论和规范的方法，可以认识和预见事物发展的趋势；运用历史归纳的方法，可以克服照搬照抄来解决中国实际窘境问题的弊病；运用逻辑的、数理的和统计的方法，可以以探求经济发展的真实面目。只有通过经济学方法论的创新，我们才能不断丰富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

3．探索符合当代中国实际和经济规律的科学方法论体系。立足当代中国的实际来把握经济规律，这一原则无论在一般意义或在特殊意义上都适用于对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进行经济学研究，它依靠的是一系列经济学的范畴、原理、规律和理论体系来反映经济活动，以及各种关系变动的客观规律。上述经济学的范畴、原理和规律的揭示，不是借助于科学实验，而是要通过人类的思维活动，进行理论的抽象。首先，要结合中国实际进行科学抽象。马克思创立的科学抽象法，是研究经济科学的科学方法，对中国理论和经济研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马克思指出：“研究必须详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不同的发展状态，并探寻出各种形态的内部联系。这说明，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必须详细占有材料作为科学抽象的依据，从现象到本质。从而再从本质上把握现实的经济运动。其次，坚持逻辑与历史的统一，现实的经济矛盾是历史的发展和继续，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有利于正确理解现实的经济矛盾。针对现实经济矛盾的研究，可以进一步丰富中国经济史所揭示的规律和对历史的系统认识。最后，引入和正确地使用数学分析方法。马克思十分重视数学方法在经济学研究中的应用。对中国的经济现象的分析。采用各种定量的数学方法和工具，设计出各种经济模型，借助精确的数学语言，来揭示经济运行的规律。这种研究方法可以填补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的缺陷，把理论分析和数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具体地运用到中国的经济现实中去。

4．不断充实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队伍和提高研究者的方法论素养。从世界范围来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文章、书籍的数量，在整个80年代迅速增长，到80年代末，经济学方法论已成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同时，我们还欣喜地看到，我国经济理论界已逐渐从不同角度关注和探索经济学方法论问题，并陆续出版了一些专著和论文。然而，我国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现状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要求还相去甚远，就总体而言，还缺乏明确的逻辑主线和必要的广度或深度。从发展和完善我国经济学学科建设的目标来看，在今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国还必须不断扩大并充实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队伍，鼓励更多的专家、学者，特别是年轻的经济学人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把经济学方法论研究工作扎扎实实地开展下去。

责任编辑：梁洪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