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思和批判中发展和完善马克思经济学

[摘 要]对待马克思经济学不是简单地否定和肯定的问题，而是如何借鉴和发展的问题。要发展和完善马克思经济学，就要辩证地对待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集中关注其中的局限而非经院式的注释，从逻辑前提及逻辑推理的角度剖析马克思经济学的时代性和局限性，超越纯粹批判层次而注重理论构建。要通过对假设的拓宽进一步发展马克思经济学，使其更具开放性，更具活力。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逻辑前提；逻辑关系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 410X（2011）03 0020 07

一、前 言

近些年来，出于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存在的教条化取向的激烈反动，并且在混合着功利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当前学风下，一些“主流”学者以及青年学子对马克思经济学采取一种完全否定的态度。其中的一个主要理由就是，马克思的那些理论往往与实践脱节。问题是，任何具体理论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仅凭理论与实践相脱节这一点并不能构成完全否定或抛弃马克思经济学的理由，且不说任何社会科学的理论都与现实存在一定的脱节，更不要说西方社会的自然思维本身就使得真理的事实与经验的事实相分离。那么，为什么有些人选择性地否定马克思经济学，却又热烈地拥抱同样远离实际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呢？显然，这涉及学术探究过程中的主要思维和学术精神问题，涉及研究者尤其是马克思经济学研究者如何对待学术研究的基本态度问题。一般说来，我们对待马克思经济学应该采取辩证的学术态度，既要发掘其具体理论和观点存在的诸种过时性，对其缺陷保持清醒的认识，同时又要继承和发掘马克思经济学中的精华，而不是一味地采取虚无主义态度。事实上，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和个人知识所限，马克思经济学中的一些具体理论确实存在诸多问题，但却不能因此而否定其提出的一般性理论主张。特别是对任何学说和流派继承，主要都是在认知思维和研究路线方面而不是其具体的理论观点，更不要说与流行的新古典经济学相比，马克思经济学实际使用的从本质到现象的研究路线要更全面^[1]，并且它的人道主义关怀和对现象的异化揭示等方面要深刻得多。基于上述种种，我们有必要树立对待马克思经济学的正确态度，在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全面理解基础上积极挖掘和吸收其理论精髓，对马克思经济学所依赖的前提条件进行剖析。

二、辩证地对待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理论

一般来说，社会科学领域的任何具体理论和观点都是与特定时代背景相适应的，必然受个人知识和社会环境的限制，会与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逐渐相脱节。马克思经济学是对早期资本主义制度中异化现象的深刻揭示和批判，并没有详细构设我们今天的社会制度。因此，在发现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相脱节时，不能简单地责难马克思，相反，要设身处地地善待马克思的学说。对前人学术的应有态度可以借鉴陈寅恪的告诫：“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2]（P10 11）}

其实，尽管学术研究依赖于一种理论与现实之间的紧张以及不同流派的认知之间的紧张，需要对理论进行交叉性思辨和批判，但批判性反思并不是为批判而批判，而是要通过批判来提高对问题和社会现实的理解，以期调节各种思想之间的矛盾和内在的偏执。显然，为了使批判更为有效，首先要对马克思经济学作全面的理解，要理解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历史背景和理论目的；相反，如果把批判集中在马克思经济学本身并未预期要达到的那些目的上，就显得不能令人信服。譬如，马克思注重的是人类社会的演化进程，而对均衡模型没有兴趣，如果因此而批判马克思经济学没有很好地分析企业最优边界，或者没有发展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那么显然有失偏颇了^[3]。马克思经济学的精华在于“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研究思维，它强调理论对现实改造的指导作用，主张理论与现实之间保持逻辑的和历史的一致；相反，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却受自然主义思维的支配，往往局限于特定引导假定的抽象推理，导致经济学理论与现实之间日益脱节，并进而越来越将其功能限定在对现象的解释上。正因如此，我们更应该从马克思经济学中吸取能够弥补现代主流经济学不足的有益成分，同时，也要积极引入现代主流经济学所发展出来的分析工具以及相应的理论观点，对马克思经济学进行批判性反思，以审视马克思经济学中的过时内容以及逻辑上的缺陷，从而弥补马克思经济学内在的不足。作为当今世界极为重要的一个学说流派，特别是作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经济学中值得借鉴的地方很多，其中最值得借鉴的是它所发展出的分析路线以及揭示现实异化的具体手段，这也是我们在研究和发展马克思经济学过程中所应该重点把握的^[4]。

首先，需要对马克思经济学及其理论有个整体性理解。一般说来，对任何学说、流派以及具体观点的评论都必须建立在对其充分理解的基础上，“如果我们希望战胜对手的话，显然必须下工夫评估他的实力。”^{[5]（序言）}实际上，在西方学术界即使是那些坚决的反马克思主义者，在对待马克思理论时往往也能本着这种态度，这可以从维塞尔、熊彼特以及波普尔身上看到，他们往往也会褒扬马克思所取得的成就。例如，波普尔说：“在把理性的方法运用于社会生活的最迫切的问题上，马克思作了诚挚的尝试。……退回到前马克思的社会科学，是不可想象的。所有现代的著作家都受惠于马克思，尽管他们并不知道这一点。对于那些像我一样不赞同马克思的理论的人，情况显得尤其如此；我欣然承认，例如我对柏拉图和黑格尔的研究，就打上了受马克思影响的印记。”^{[6]（P140）}

其次，要积极挖掘马克思经济学中有价值的分析思维。卢卡奇曾指出，“那种类似于对圣经进行训诂的学究式来注释经典著作，而不是鼓励一种对‘事实’做出‘公正研究’的方法，就越来越被认为是‘不科学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不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的一些研究成果。它不是对那个命题的‘信奉’也不是对‘圣书’的解释。与此相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指的只是方法。”^{[7]（P1 2）}恩格斯也强调，“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如卢卡奇强调的马克思研究中贯穿始终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8]（P742 743）}。不幸的是，由于受学术的和非学术的影响，国内有些人却普遍热衷于对马克思提出的理论进行注解，为之进行数理建模或者计量实证。当然，也有一些学者注重方法论的层面，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特别是《资本论》的方法”^[9]（P2）。事实上，尽管马克思本人的理论和观点往往具有很大的创见和意义，但马克思没有穷尽真理，他所提出的理论有赖于后人根据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最后，要仔细梳理马克思发现和解释问题的能力以及其中的分析逻辑。从根本上说，马克思经济学是批判性的，这种批判性包含了对现实的批判和对流行理论的批判，而其批判的来源则在于对社会缺陷的发现和理论对现实缺陷的漠视，以及理论与现实的脱节。詹姆逊指出：“马克思主义论争的创造性就在于它提出新的问题的能力。”^[10]正是在敏锐性地提出问题后，马克思开始着手对问题的成因、危害进行分析，并在严密逻辑分析的基础上试图提出解决的方向和途径。所以，熊彼特特别指出，“马克思是天生的分析家，是个被驱使去做分析工作的人”^[11](P14)，“马克思的分析是这个时期产生的唯一真正进化的经济理论。”^[11](P96)尽管资本主义的具体形态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它的基本形态和基本矛盾还是存在的，当前国内的社会经济发展也不断重复早期资本主义的那些问题。马克思提出的基本方法及批判视角以及对社会矛盾分析的态度都可以为我们所借鉴。“马克思主义最早对资本主义及其特性与矛盾进行了研究，如果说资本主义现在已经遍布世界，那么，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比以往的意义更大。”^[12]

总之，社会科学领域的任何学说和具体理论都既有其价值也有其不足，马克思经济学也是如此。因此，在研究和发展马克思经济学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分析它的历史性和不足处，另一方面又要探索其中对当今社会仍具有启发性或者相对具有共时性的内容，关注马克思探究社会事物本质的基本思维。譬如，社会正义的建立本身就是人类的一个长期目标，反映了人们应得权利和财富增长的同步关系，可以从马克思的著作中获得与此有关的很多启发；在普遍社会正义没有建立之前，社会任何事物都已经被或多或少地异化了，因而马克思有关异化的思想也可以拓宽我们的思维。特别是，由于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分支越来越严重的分离以及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形式化，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往往是方法导向性的而非问题导向性的，这往往会钝化发现问题的敏锐性，因而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思维显得尤其重要。

三、集中关注马克思经济学的局限而非注释

在全面认识马克思经济学的缺点和精华基础上，应重点关注马克思传统经典文献中的不足。究其原因：一者，每一个理论都有其特定的适用背景以及基于特定的分析视角，不认识一个理论的内在缺陷实际上也就没有真正理解这种理论；二者，理论本身就是在批判和苛求基础上才得以发展的，只有发现理论的缺陷并加以修补才能促使理论不断完善。这就对研究者提出了两方面的要求：一方面，要从马克思的经典文献中寻求灵感，基于马克思的研究思维对现代主流经济学展开审视和反思；另一方面，又要对马克思理论中涉之不深、有偏颇或过时的观点进行深化分析，切勿仅停留在马克思已经讲过而没什么可再讲的层次上。其实，在我们当前所遇到的现实的和理论的问题中，确实有许多是马克思经典理论已经谈到的，甚至还有了较为深入的剖析；但可惜的是，我们在这方面所作的理论深化往往不是建立在马克思经典文献的基础上，而是受到现代经济学的冲击后才开始的。譬如，社会制度分析本来就是马克思经济学所关注的根本性内容，但在我国掀起的制度经济学理论探讨的却主要是源于科斯的新制度主义，而且，由于新制度经济学一直难以真正进入主流行列，本来非常适合中国国情的制度分析思潮也在进入21世纪后迅速式微了。

从客观和公正的角度讲，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国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没有取得多少实质性的发展，甚至有被不断边缘化的倾向，但这并不是马克思本人的错，而要怪罪历来控制话语权的某些正统马克思主义学者。事实上，有些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往往热衷于以经院哲学的方法来分析和解释遇到的新问题，这个过程基本是演绎的，不依赖逻辑规则或人的经验规则，而是依赖信仰和权威的影响。正是基于这种现状，别尔嘉耶夫指出，“马克思是一个文化水准很高的人，……但后来的马克思的追随者们的文化水准在不断降低。”^{[13]（P494）}实际上，“从苏联共产党1917年执掌政权以来的50年中，它没有贡献出一个有创造力和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14]（P89）}另有学者指出，经济学各个部分在斯大林统治时期都完全受到压制，而后来的松动也仅仅是因为把经济学当成了类似工程学的东西；同样，留给政治学的全部内容不过是有关行政管理的某些方面的内容，而体现不同理念的法律和管理内容很难存在于当时的苏联。

当然，马克思经济学的教条化倾向也有马克思本人的原因，如熊彼特指出的，作为对现世社会的尖锐批判者，马克思的态度是对离他越近的人和作品就越不客气^{[15]（P68）}。譬如，当时的蒲鲁东、西斯蒙第、约翰•穆勒等人都提出了不少有启发性的见解，并且与马克思的观点还有不少相近之处，但不幸的是，这些本来不错的见解后来却都遭到马克思的无情鞭挞，从而制约了后来以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那些人的思维。马克思之所以会形成这种“排斥异己”的学风，很大程度上与当时的学术研究与革命运动之间过于密切有关：为了维持革命的信仰和纪律，革命必须有一个权威的理论做指导，理论的多样化会导致革命者及其追随者不知所措；正因如此，马克思严厉批判了其他可能动摇革命的思潮，而在批判那些“左”倾或右倾者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将他们提出的那些本来有道理的主张观点一起批倒，否则革命的权威性就会受到危害。马克思将绝大部分精力用在理论思索和体系的构建上，列宁则把绝大多数时间和精力用于指导革命运动上，而斯大林则完全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革命家，随着这些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化倾向的加强，指导革命的理论也越来越正统化、一元化，也就越来越排斥其他思想的渗入，以致卢森堡、布哈林、托洛斯基等都受到排挤。所以，胡克指出：“在任何革命运动中，运用‘正统派’这一名词本身，都是一种变态。它的来源路人皆知是宗教性的。”^[16](P4)

正因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革命运动以及政治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致政治经济学教材往往由革命家撰写和修改，这就产生了两个后果：一者，政治经济学领域总要树立某个权威，高高在上，其余的人只是宣传和注解；二者，学者之间充满了不服和鄙夷之情，否则新的强势者就可能取代原先的权威，理论也就可能不断地被修正。事实上，当前那些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大多热衷于注释马克思并以此来审查和贬低其他的理论，即使新出现的理论受到了普遍的认可，他们也往往会到马克思的经典文献中去挖掘和印证，强调马克思早就提出了类似的理论以证明还是马克思伟大，而这些新理论价值提出者只是在重复马克思的研究而被证明是微不足道的。尽管这种构建正统性的极端化取向可以凝聚参与者的气势和斗志，并构造出强有力的组织力量，但是，将这种方式运用到学术界和理论层面就会窒息理论对多元化思想的吸收，使理论日益僵化以致与变动的社会环境越来越不适应。

实际上，如果按照某些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这种看待理论的思路，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的大多数理论——如补偿财政理论、西方产权理论、价值理论、价格机制、市场机制、利益集团理论等——的发明权都应归属中国，应该属于中国为世界经济学理论所做出的贡献，因为这些理论在中国产生的时间更早，而且有的还曾在实践中得以广泛应用。问题是，所有这些理论在古代中国都没有得到继承和发扬，我们现在之所以对它发生兴趣并开始重视，主要是接受了近代西方思想的传播，是西方学者为人类所做出的贡献。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举一个恩格斯的观点。恩格斯针对洛贝尔图声称马克思剽窃了其劳动价值思想时，拿氧气发现的贡献归属作了类比：“普利斯提勒和希勒已经找出了氧气，但不知道他们找到的是什么……（而拉瓦锡根据普利斯提勒的发现，研究了整个燃素化学，从而发现了这种新元素）同两位比较起来，他（拉瓦锡）仍不失为氧气的真正发现者，因为其他两位不过找出了氧气，但一点也不知道他们自己找出了什么。……在剩余价值学说上，马克思对他的前辈们的关系，是和拉瓦锡对普利斯提勒和希勒的关系一样。我们称为剩余价值的产品价值部分的存在，已经在马克思以前许久被确定了。”^{[17]（序言）}

总之，学术的良性发展是建立在不断挖掘人类积累的有价值的思想以及对流行的思想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如果不能认识一个理论内在的不足，没有真正了解该理论，也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和发展该学术。正因如此，我们在继承马克思经济学中的有益养分的同时，更需要对其中的不足方面投入更多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就是在各流派的相互争斗中不断发展的，正是通过取长补短才导致每隔一段时期就出现一次大的折中和综合，如约翰•穆勒、马歇尔、萨缪尔森以及新近兴起的新凯恩斯主义等。然而，国内政治经济学界却形成了一个排他性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派，他们往往以马克思本人的具体观点来审视一个学者的理论、界定他的立场，严重窒息了马克思经济学的生命力，使马克思经济学不断被边缘化。事实上，正如胡克指出：“在任何地方，只要有人坚持把他们自己称为正统派，在那里就总会发现有教条；而在任何地方，只要那里存在教条，具体的分析和特殊的行动，就会被一种盲目的信仰或一般的公式所代替”；而且，“一个人决不能是一个不惜一切代价的正统派，而同时又是一个真理的热爱者”^[16](P5)。在某种意义上讲，某些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所盛行的学风和研究方法与中世纪经院学者几无二致，如果我们对中世纪的学风有所批判的话，同样也应该反思目前的问题。

四、剖析马克思经济学的逻辑前提及逻辑推理

对任何理论来说，批判都不是目的和终点，而是通向理论构建的手段和途径。对理论的批判必须具有一定的逻辑性和系统性，其中的关键在于对逻辑关系和前提假设的剖析。一般来说，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发展存在很大的差异：自然科学是推翻前人的论断，而社会科学在于深化前人的理论，具有更强的继承性，甚至往往带有循环复古性。从某种角度上讲，当前学术界的思想实际上都已经被古人论及，后人的主要贡献和任务在于对之进行深化和补充^[18]。因此，对传统理论内含的缺陷和不足进行分析时，应该从一个较小的角度逐步深入；至于对理论进行微观反思的路线，主要基于逻辑关系和逻辑前提这两个角度进行审视。一般说来，只有在理论上有所创新的研究才能对学术发展做出贡献，而理论创新来自对新现象的分析或对旧现象的新解释；经济学理论是用来说明社会经济现象的几个主要经济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逻辑体系，因而对传统理论的反思首先要看它的逻辑是否一致，而在构建新的经济学理论时也必须严格遵守形式逻辑内部一致的要求^[19]。

然而，正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研究和传授的过程中往往偏重于具体观点的整理而忽视逻辑的分析和推导，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文章也往往以个人的判断或其他经济学家的观点、理论替代逻辑推论，或是以比喻代替推理。正因如此，尽管马克思经济学本身是一个逻辑非常严密的理论体系，但现实中的某些正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却将这种逻辑解体了，也就无法促进马克思经济学的真正发展。与此同时，国内还形成了非正常的学术交流和争论氛围，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界的研究和论争往往局限在宏观层次上：如讨论效率还是公平，不是从含义出发深入挖掘促进效率以及公平的合理手段，而往往是把社会主义当做重视公平而将资本主义视为强调效率作为先验假设；如讨论公有产权还是私有产权，也很少从微观激励约束机制方面以及与特定背景相结合方面下工夫，而限于宏观上各举一些例子来支持自己笼统的观点；如讨论劳动价值论，往往是以与效用价值论相对立的立场来对一些新观点进行批判，而不是探论如何完善劳动价值论以及探讨劳动价值和效用价值的内在联系。因此，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要获得真正的发展，就必须重新审视目前千姿百态的学说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重新夯实马克思经济学的微观基础。

从某种程度上讲，经过系统训练的人总是具有一定的推理能力的；相应地，其学术在逻辑推理上往往不会出现大的问题，除非涉及哲学思维问题。正因如此，经济学的理论发展更主要是建立在对逻辑前提的反思和发展之上：如果逻辑前提与现实相脱节，逻辑再严密的理论都不具有现实合理性。作为一流的分析家，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具有相当严密的逻辑，如熊彼特所说，“作为经济理论家，马克思首先是十分博学的人，在马克思的经济学中，没有什么缺点可以归结为他在理论分析技术中缺乏学识和训练。”^[20]事实上，张五常评论斯密和马克思的话语尽管有失偏颇但也不乏道理：亚当的立论是正确的，但推理或方法有错误的情形；卡尔的立论是错误的，但推理或方法很严谨。显然，斯密正是从人的自利心出发来揭示市场的积极作用，并基于“无形的手”机制强调了整个社会中潜在的自发的合作关系，它可以导向整个社会的和谐一致；相反，马克思从人的自利心中看到的主要是冲突关系，认为生产关系的变化可以导致人性从利己向利他的转换，从而建立自觉的以计划为基础的合作关系。正因如此，笔者强调，对马克思理论的反思和发展应该主要从假设前提着手，在很大程度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的缺陷正是在于它所建立的假设前提已经不适应时代的发展。例如，马克思认为：价值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而劳动生产力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成反比，因此商品的价值量与社会劳动生产力成反向关系。显然，这种观点已经遇到很多现实解释的困难，因为它的前提是有问题的，劳动时间并不能很好地作为衡量价值的尺度^{[21]（P247）}。

总之，关注理论的缺陷可以基于两大视角：逻辑关系和逻辑前提。对社会科学而言，后者往往是主要的。正如波普尔指出的，科学总是处于永恒的革命状态中，一部科学史就是不断地提出假说和否定假说的历史。马克思经济学也应该有一个不断修正和发展的过程，特别是要对马克思经济学的预设前提进行审视，马克思经济学在方法论上是非常优良的，但由于其个人的认知以及时代的局限导致认识论所建立的前提假设往往存在问题。实际上，无论是在马克思经济学还是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中，都发现大量理论与现实的悖论，而只要存在悖论，就意味着理论出了问题，已经不能解释现实问题。因此，笔者强调，任何理论都必须加以不断地修正和发展，因为事实（现实）是没有错的，而这种发展首先是建立在对前提假设进行反思的基础之上。

五、超越纯粹批判层次而注重理论构建

上面提出要从逻辑关系和逻辑前提两个角度对理论进行批判性审视，目的是要构建更为合理的理论；而且，仅仅基于特定的反例不足以证伪任何一个社会科学的理论，只有当新的理论展示的“经验内容却是超过了它的前辈（或对手），这也就是说，只有当它的发现导向方面性的事实时”，这一理论才可以被接受^[22]。也就是说，只有新的更为全面的理论被提出并且得到更多的经验证据时，旧理论才会被摒弃，理论才可以说取得了发展，这是库恩和拉卡托斯的科学哲学观。

然而，批判容易构建难，构建一个理论要首先形成合理的研究方法和掌握相关的理论知识，这个过程是漫长的，非有坚定的学术理念和探视的学术态度不能做到。但是，国内一些不良的学术风气造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迅速衰落，在某些新一代的学人看来，与其听任一些学究在作大而话之的争论，不如接受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而作一些“实证”来得实在，于是，“实证主义”风气一发不可收拾，以数字之间的功能关系代替了原先的理论探索和逻辑思辨。那些“潮流”的经济学者也不是在剖析原来理论缺陷的基础上作理论的发展，而是用一套似乎没有关联的新范式来取代它。结果，造成当前两个范式之间的对立和争斗，并在相互批判和敌视之中形成了两大“学术”派别。中国学术界也就陷入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误区：一方面是从事规范分析的一群学人在“价值”和“立场”问题中争斗不休，另一方面是从事实证分析的一群学人盲目地到处套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观点。很少学人会真正通过挖掘两者的互补性来探询经济现象内在的因果机理，也就一直没能构建出更为合理的理论体系，那些致力于进行探索的学者反而被视为“走第三种道路”的“骑墙派”，并遭到两派的合力封杀。

新理论要有价值，要能够取代原来已退化了的范式，除了能够解释旧理论所不能解释的东西以外，还必须对旧理论能够解释的东西阐释得更有力，这是笔者强调理论研究的前两个层次所要说明的^[22]。实际上，这也是拉卡托斯一再强调的：一个理论只能被另一个理论所替代，而不能仅仅根据其致命的失败或者甚至是不能根据其重复的失败而被放弃。证伪主义的提出者波普尔也指出，科学的进步中存在一种潜在的简单而直观的标准：“一个理论告诉我们的越多，就越好；也就是说，理论包含的经验信息或内容的含量越大；在逻辑上就越强有力；越是具有更大的解释能力和预测能力；由此也就可能通过对所预测的事实和观察内容进行比较，而使理论经受更严格的检验；它也就越是有益和可取。一句话，我宁要一种有趣、大胆和高信息量的理论，而不要一种价值不大的理论。”^[23](P177)

当然，理论的进步和发展不是一个布朗运动，不是对每一种思想都加以检验而筛选出获得经验支持最多的理论，它有一定的规律性和科学途径。一般来说，理论的发展是建立在假设的拓宽的基础之上，作为一个不断发展而开放的理论，它需要的假设越少越好，这就是奥卡姆剃刀原则。正如林毅夫所说：“理论是一个信息节约的工具，理论模型并不是越复杂越好，而要尽可能地简化，限制条件要尽可能地少；要用很少的给定条件，来解释观察到的现象。”^[19]但目前那些从事数理经济学研究的学者却往往采用带有很强的“模型特定性”和“问题特定性”的条件；其实，如果条件是模型特定的或问题特定的，这种理论能运用的范围就很局限，用社会性质来解释传统的计划体制的存在，就属于问题特定的条件。也正是由于理论是信息节约的工具，理论要有尽可能强的“普适性”，要有更大的解释范围，理论模型中的限制条件就要有一般性。

总之，对旧有理论进行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完善和发展，而具有生命力的理论往往是那些能够与不断变化的环境相适应、使用范围越来越广的理论。波普尔的证伪理论说明，一个理论的通用性越强，蕴涵的范围越广，就越容易被证伪；这意味着理论越简单，理论可观察的含义就越严格，从而它的检验性就越大，因此理论应该简单到可被证伪的程度。但是，目前流行的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其所设定的假设条件都太多了，都称不上真正的科学理论，至多只是一种假说；而且，这种假说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经济学研究内容不断扩大的事实，这也是笔者呼吁打破经济学帝国主义的一个主要原因^[24]。

六、简短结语

研究和发展马克思经济学首先应树立正确的学术态度：不要因一些过时的具体观点而否定全部，又不能因教条主义而妨碍对其内在缺陷进行批判。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对马克思经济学进行全面的认识，而这正是当代马克思经济学研究者需要下工夫的。萨特曾说：“如果马克思主义者没有读懂，那么责任不在马克思，而是在马克思主义者。尤其在斯大林时代，马克思主义者迎合一种唯意志主义的唯心主义。”^{[25]（P83）}任何理论的发展都依赖于对其缺陷的挖掘，马克思经济学的发展也是建立在对其内在缺陷进行深入揭示的基础之上，而这种剖析又往往依赖其他理论学说和社会实践提供支持。同时，对马克思经济学进行反思，不是简单地举出它的局限或过时之处，而是要能够提出更为完善的理论，正如萨缪尔森指出：“在一定程度上，我们都是先入之见的俘虏。替代一种错误的旧理论，与其说它不符合事实，不如说由于一种新的理论出现。”^{[26]（P21）}实际上，这也是理论发展的一般轨迹，“不可能产生对一种理论的最终否证；因为人们总是能够说，实验结果是不可靠的”^[23](P136)。因此，拉卡托斯强调：“重要的批评总是建设性的：没有一个更好的理论，就构不成反驳”，“通常发生的情况是进步的研究纲领取代退化的研究纲领。”^{[27]（导言）}正因如此，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应该注重理论提出的假设前提，剖析它的时代性和局限性，通过对假设的拓宽来进一步发展马克思经济学；只有这样，才能使它具有开放性，适应时代的要求，这也正是马克思经济学的活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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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文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