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党的建设的科学性和规律性

摘要：同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有规律的一样，党的建设也有一个科学性的问题，有一个规律可循的问题。九十年的经验表明：党的建设必须正确认识党与时代的关系，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认识特殊的中国国情，正确判断党所处的历史方位，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必须正确认识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坚持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始终成为实现人民群众利益的工具；必须正确认识党的组织制度建设与提高党员干部素质的关系，既重视制度建设，又注重提高人的素质，实现制度建设与人的建设的有机统一；必须正确认识党掌握的公共权力与可能导致腐败的关系，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使党始终保持纯洁性和先进性。

关键词：党的建设；科学性；规律性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1)04-0005-05

同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有规律的一样，党的建设事实上也有一个科学性的问题，有一个规律可循的问题。所谓科学性，就是按照事物的规律办事。而所谓规律，按照列宁的观点，就是关系。根据这种认识，党的建设的规律性，就是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党必须处理的关系，在这些关系中体现时代性、科学性和规律性，从而使党始终成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成为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

一、必须正确认识党与时代的关系，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认识特殊的中国国情，正确判断党所处的历史方位，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

建党九十年来，我们党经历了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三个历史阶段，党的任务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只有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才能富有创新性，实现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只有首先分析了从一个时代转变到另一个时代的客观条件，才能够了解我们面前发生的极其重大的历史事件……只有在这种基础上，即首先估计到区别不同‘时代’的基本特征……我们才能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才能以此为根据来估计这国或那国的更详细的特点。”

建党之初，怎么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的革命实践?对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的把握是基本前提。一个客观的事实是，当时的中国已经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个社会的特点决定“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民主革命，已经不同于近代中国爆发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这是因为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并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决定了中国现代革命的性质，对此，毛泽东做了明确的分析：“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这种新式的民主革命，虽然在一方面是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又是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

既然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发生的、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那么革命的前途，就只能是社会主义。毛泽东指明了这一点：“中国革命的终极前途，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正确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时代的特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的革命成功的道路。当然，找到这条正确的道路是非常艰难的，党内的教条主义者照抄照搬苏联革命的模式，使我们走过了一段弯路。毛泽东深有感触地指出：“要反对教条主义。在政治上我们是吃过亏的。什么都学习俄国，当成教条，结果是大失败，把白区搞掉几乎百分之百，根据地和红军搞掉百分之九十，使革命的胜利推迟了好些年。”

邓小平对中国国情的认识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认识到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对国际形势的认识，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的正确论断，这就为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根据。正如胡锦涛所指出的：“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党在邓小平同志指导下，科学判断国际形势，主动顺应世界大势，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制定正确的外交方针政策，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在激烈的国际竞争和斗争中纵横捭阖，积极营造于我有利的国际环境，尽管这期间也出现过大的波折，但我们改善国际环境的进程总体上是向前发展的，国际环境中对我们有利的因素是在不断增加的。”正因为邓小平正确地认识了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才全面、系统、深刻地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战略目标、战略步骤、战略布局、战略重点等等，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深刻分析世纪之交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特别是苏东剧变对世界局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正确判断党的历史方位，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角度，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深刻地认识到，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同时世界仍然很不安宁，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机遇大于挑战，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因此我们必须善于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善于从国际形势发展变化中把握发展机遇、应对风险挑战。国内的主要变化是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出现了一些新的阶段性特征，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矛盾进一步突出。科学发展观的提出，顺应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提出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用一系列新的观点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

九十年的实践，我们党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产生了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产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些理论成果表明：党的建设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实现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和感召力。

二、必须正确认识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坚持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始终成为实现人民群众利益的工具

为了谁，相信谁，依靠谁，这是一切政党必须明确回答的问题。对于从来就不隐瞒自己政治观点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自然也不例外。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

党宣言》中明确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

共产党宣言是工人阶级政党建党的纲领，以往的一切剥削阶级及其政党，把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当做榨取物质财富的机器，当做改朝换代的工具。与此相反，无产阶级政党则把自己当做为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的工具，工人阶级政党除了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利益之外，没有特殊的利益。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为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还是为少数人或小集团谋利益，是工人阶级政党与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区别。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党确立的这个宗旨和性质。毛泽东专门做了一篇通俗的文章，题目就叫“为人民服务”。该文开宗明义指出，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的。1945年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1956年，邓小平在党的八大做《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从工具与目的的关系上，再次明确指出：“同资产阶级政党相反，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始终坚持人民本位论，强调社会主义的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目的是为了共同致富，而不是两极分化。

江泽民在苏东剧变的新形势下，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求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坚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科学发展观，把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在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明确指出：“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能否长期执政关键在于赢得人心。胡锦涛指出：“人心向背对一个执政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古今中外的大量事实表明，政权在手不一定人心在握，不掌握人心最终难以保持政权。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最大优势在于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执政后的最大危险在于脱离群众。越是执政时间长，越要防止脱离群众的现象发生。”

我党九十年的经验表明：要真正地为了人民，必须紧紧地依靠人民，因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生机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事业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这是共产党人群众观的重要内容。人民群众的事业，必须依靠群众自己的力量，自己来解放自己。任何恩赐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三个活的灵魂之一。毛泽东多次强调：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是我们取得革命事业胜利的保证。1957年7月，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要善于同群众商量，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

邓小平指出，群众在实践的第一线，他们最富有实践经验，最富有创造精神。任何个人无论怎样英明，都无法和群众智慧相比。任何伟大的领袖，一旦脱离群众，就会思想僵化，犯错误。这已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证明。邓小平是相信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典范，早在1980年，他就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极其艰巨的任务摆在我们面前。很多旧的问题需要继续解决，新问题层出不穷。党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

邓小平非常重视群众的实践，善于概括群众的经验。他说：“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也是农民的创造。

苏东剧变的教训说明，脱离群众就会亡党亡国。在全面总结党八十年经验的基础上，江泽民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主体，也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根本力量。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和伟大创造精神，保证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好自己的事务，实现自己的愿望和利益。在当代中国，发展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发展必须相信和依靠人民，人民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要集中全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新世纪、新阶段更加关注群众利益，更加关注弱势群体，更加关注解决民生问题，更加关注公平正义，更加关注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强调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胡锦涛指出：“乐民之所乐，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一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以及全部工作，只有顺民意、谋民利、得民心，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中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观点具体化为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工作路线。这条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正如刘少奇所指出的：“毛泽东同志的群众路线，就是要使们党和与人民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

三、必须正确认识党的组织制度建设与提高党员干部素质的关系，既重视制度建设，又注重提高人的素质，实现制度建设与人的建设的有机统一

任何社会组织都要有一定的组织结构、制度、组织纪律等，共产党的组织也是如此。党的领导是通过组织的领导，坚强的组织领导是党的事业成功的保证。

党的组织领导是通过党的组织路线来贯彻落实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组织路线来贯彻。早在1938年，毛泽东就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正

是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论断：“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正是依靠一大批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我们才取得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

“文化大革命”中，党的干部政策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们党面临着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干部队伍的青黄不接。一方面，被打到多年的老干部要安排工作；另一方面，又特别需要年富力强的干部奋战在现代化建设的一线。“政治路线确立了，要由人来具体地贯彻执行。由什么样的人来执行，是由赞成党的政治路线的人，还是由不赞成的人，或者是由持中间态度的人来执行，结果不一样。这就提出了一个要由什么人来接班的问题。”然而干部老化、能上不能下的弊端，严重阻碍了现代化的发展。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我们“一定要清醒地看到我们国家面临着现代化建设巨大任务的形势和现有大批干部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实际，要坚决克服那种不从长远看问题的短视观点”。干部制度改革成为邓小平关注的重要问题。

党的组织机构必须精简、高效，党的干部队伍必须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如果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亡党亡国的问题。邓小平强调说：如果不进行这场革命，不论党和政府的整个方针、政策怎样正确，工作怎样有成绩，我们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党和政府的机构这样缺少朝气、缺少效率，正确的方针、政策不能充分贯彻，工作不能得到更大的成绩，我们怎能得到人民的谅解，我们自己又怎能安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很多国家的共产党人都没有很好地解决领导职务终身制的问题，官僚主义、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现象非常突出，这势必使党变成一种官僚机构，扼杀党的生机和活力。

1980年邓小平做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结合“文化大革命”的教训，阐明了制度建设的重要性。以后，党内外包括学术理论界关于制度建设问题的研究多了起来，制度的极端重要性被抬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以至于一谈到要解决什么问题，都要抬出制度这个“法宝”。似乎只要制度一出面，再难以解决的问题都能够迎刃而解了。但现实生活中程序的苍白、制度的疲软，引起人们的思考：制度是万能的吗?制度与人是什么关系?制度建设与人的素质和人的发展是什么关系?

首先，制度是重要的，但并不是唯一的、万能的，因为，制度是人制定的，在人和制度的关系中，制度是死的，而人是活的。人可以制定制度，也可以废除制度，制度的变迁反映了人的意愿。制度不可能规定得那么具体。制度总要用语言来表述，用人来解释和执行，总要为执行制度的人留下一定的空间和余地。这就要求我们在强调制度重要性的同时，也必须强调人的素质的提高。如果人的素质不提高，再好的制度也得不到认真遵守。总有一些人钻制度的空子，来谋取自己的私利。邓小平批评的一些人搞什么“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是明显的例证。因此我们在看到制度重要性的同时，决不能忽视对人的教育。依靠制度约束人，是外在的、被动的。思想解决问题才是最根本的。硬约束使人“不敢为”，并不等于“不想为”，只有思想真正认识到，不愿为，才不会钻制度的空子。

其次，制度建设的目的是什么?人们为什么要变革制度?这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一些同志谈制度建设，离开了人的发展这个目的，似乎制定制度的目的就是为了把人管住、固定住、束缚住，这样来理解制度建设是大错特错的。毫无疑问，任何制度都是用来规范人们行为的，但这种规范不是压制群众干事创业的积极性，而是用来调动群众积极性的。党的制度也是如此，党员的积极性是我们党充满活力和创造性的基础。毛泽东在七大会议上指出：“不能设想每个人不能发展，而社会有发展，同样不能设想我们党有党性，而每个党员没有个性，都是木头，一百二十万党员就是一百二十万块木头。……不要使我们的党员成了纸糊泥塑的人，什么都是一样的，那就不好了。其实人有各种各样的，只要他服从党纲、党章、党的决议，在这个大原则下，大家发挥能力就行了。讲清楚这一点，对于党的进步，对于全体党员积极性的发挥是有好处的。”

邓小平指出：调动积极性就是最大的民主。民主是一种制度，这种制度与专制制度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调动和发挥。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领导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目的是为了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是为了调动千百万群众的积极性。任何束缚群众积极性的制度和体制，都不是好的制度和体制。这说明，离开人的发展谈制度建设，就会走向歧路。

最后，人的发展和人的素质的提高，从根本上是有利于制度建设的。制度是人创造的，要建设好的制度，必须以人的发展为目的，以提高人的素质为前提。从这种意义上，制度建设，说到底，也是人的建设。为什么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时说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人。就是因为，中国的前途命运掌握在中国人自己的手里。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在，有分量，敌对势力知道变不了。但我们这些老人呜呼哀哉后，谁来保险?”邓小平晚年念念不忘的是教育。他明确提出，根本的问题在教育人，值得深思。

党的建设的经验说明，提高党员的素质，尊重党员的主体地位，调动党员的积极性，才能把党的事情办好。党的制度建设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党内民主，落实党员的权利，否则制度就会形同虚设，不能真正发挥其价值。

四、必须正确认识党掌握的公共权力与可能导致腐败的关系。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使党始终保持纯洁性和先进性

古人云：创业难，守业更难。难就难在掌握政权以后，容易把公共权力变为党员干部的私人权力，运用公共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从而导致群众的反对，失去群众的支持，历史一再昭示我们：人心向背决定着政权的兴衰。再强大的政权，失去了群众的支持，必然会衰败、灭亡。这就是当年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窑洞对”的主要内容。

共产党执政也面临着权力的滥用和腐败问题。实践证明：执政的考试没有结束，也不会一劳永逸地解决。同任何政党一样，共产党执政的最大威胁来自执政者的腐败。

我们党的历代领导集体都非常重视如何解决跳出黄炎培所提出的“兴衰周期律”问题。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告诫全党：“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毛泽东认为，夺取全国的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因此“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早在1942年，毛泽东就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

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白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这里所说的郭沫若的文章就是《甲申三百年祭》。毛泽东给郭沫若写信说：《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做整风文件看。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邓小平特别警惕党内腐败问题，早在1982年，邓小平就指出：“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邓小平告诫全党：“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么，我们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针对党内腐败问题，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对策，譬如，加强制度建设，加强对干部的监督，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坚持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反腐败等。直到1992年南方谈话，他还告诫全党，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嘱咐我们一定要把党建设好。

苏东剧变，一些执政多年的大党、老党相继失去了执政地位，中国共产党能否长期执政，这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特别关注并深入思考的问题。江泽民认为，长期执政的关键就是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最根本的是要解决好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的问题。……如果长期执政以后我们干部丧失了当年夺取政权和建设初期那样一种蓬勃朝气，那样一种昂扬锐气，那样一种浩然正气，而变得明哲保身，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以至滥用权力，使党和人民的利益受到损害，那么，我们最后必然失去最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续坚定不移地开展反腐败的斗争。认为执政权力最容易因腐败而异化，执政基础最容易因腐败而削弱，执政能力最容易因腐败而降低，执政地位最容易因腐败而动摇乃至丧失。而只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才能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九十年的实践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党只有认真研究自身建设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在领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不断认识自己、加强自己、提高自己，体现时代性，增强科学性，把握规律性，才能承担起人民和历史赋予的重大使命，党的生命才会充满生机与活力。

(责任编辑　吴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