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红船精神”为引领探寻中国革命新道路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始终坚持革命的首创精神、奋斗精神和奉献精神，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奋斗，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而奋斗，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不懈努力。大革命失败后，在国民党的统治下，白色恐怖笼罩着全国城乡。中国革命转入低潮。中国共产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怎样坚持革命？坚持革命应当走什么样的道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长时间的艰苦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是对1927年中国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斗争经验的科学概括。它是在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当时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作坚决斗争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

党的十九大闭幕仅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就带领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中共一大旧址重温誓词，在南湖红船旁沉思历史，重申中国革命精神之源——“红船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时代特点大力弘扬“红船精神”，让“红船精神”永放光芒。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始终坚持革命的首创精神、奋斗精神和奉献精神，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奋斗，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而奋斗，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不懈努力。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在国民党统治下，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中国革命转入低潮。中国共产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运动遭到严厉镇压。共产党组织不断遭到破坏，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许多共产党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被逮捕、被杀害。据1927年11月统计，全党党员人数由1927年5月中共五大时的57900多人锐减到10000多人。革命的工会、农民协会等也到处被查禁或解散，工农运动走向低落。在严峻的考验面前，中国共产党人表现了坚定的革命立场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他们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投入战斗。一些追求真理、向往进步的人士，在革命的危急时刻加入中国共产党。年逾半百的教育家徐特立，文學家郭沫若，在国民革命军中担任过领导职务的贺龙、彭德怀等，都在这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受尽压迫的工农群众，重新聚集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继续反帝反封建的苦命事业。

但是，怎样坚持革命？即坚持革命应当走什么道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开始了长时间的艰苦探索。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彻底清算了大革命后期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并选出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毛泽东在会上着重阐述了党必须依靠农民和掌握枪杆子的思想，强调党“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会议还提出了“整顿改编自己的队伍，纠正过去严重的错误，而找到新的道路”的任务。八七会议使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大大前进了一步。开始了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转折。

1927年8月1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及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率领共产党掌握或影响下的北伐军2万多人在南昌举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第一枪。这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端。9月9日，毛泽东等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起义军公开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在攻打长沙的计划受挫后，起义部队决定南下，向敌人控制比较薄弱的农村区域转移，并于10月7日抵达江西省宁冈县茅坪，开始了创建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2月11日，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叶剑英等领导了广州起义，对国民党的屠杀政策发动了又一次英勇的反击。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28年初，中国共产党还先后在海陆丰、琼崖、鄂豫边、赣西南、赣东北、湘南、湘鄂西、闽西、陕西等地区领导了近百次武装起义。

为了坚持中国革命，在当时的条件下，必须进行武装斗争。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的主攻方向究竟是应当指向城市，还是指向农村呢？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来看，无论中外，都找不到农村包围城市的经验。但是，所有以占领中心城市为目标的起义都失败了。这些起义失败后保留下来的部队，大都经过摸索逐步转移到了远离国民党统治中心的农村区域，在那里发动农民群众，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和创建工农政权。除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及时转移到井冈山地区，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外，南昌起义余部一部分转移到海丰、陆丰地区与当地农村会合，主要部分由朱德、陈毅率领转移到湘南农村，在那里开始探索上山打游击，开展农村革命的新途径，后来也上了井冈山。广州起义余部一部分也转移到海丰、陆丰地区与农民会合；一部分后来随朱德上了井冈山；另一部分则从广州西北郊转入农村，后来参加了广西左右江起义。

一批又一批的中国革命者逐步转向农村探索革命的新道路。以农村为工作重点，到农村去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建设根据地，这是1927年以后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所要求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革命新道路的开辟，为中国革命打开了新局面。在这一探索过程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发扬了伟大的革命首创精神和奋斗精神，毛泽东不仅在实践中把革命的进攻方向找向了农村，而且从理论上阐明了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和农村应当成为党的工作重心的思想。在1928年10月和11月，毛泽东写《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文章，明确指出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同时还科学地阐述了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这三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强调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具备的一个重要思想。随着红军的发展和根据地的扩大，1930年1月，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进一步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

1929年12月下旬，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召开。这次会议史称古田会议。会议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决议案，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规定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绝对服从共产党的领导，必须担负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的任务，必须加强政治工作。决议案强调，必须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教育，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古田会议决议创造性的解决了在农村环境中、在党组织和军队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环境下，如何从加强思想建设入手，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建设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这是人民军队完全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政治特质和根本优势，对于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辟和坚持具有重要的意义。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是在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当时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作坚决斗争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阐明了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即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的极端重要性，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和“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中国情况”的重要思想，表现了毛泽东开辟新道路、创造新理论的革命首创精神。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是对1927年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斗争经验的高度概况。我们党凭着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以压倒一切敌人，战胜一切困难的大无畏英雄气概，矢志推动中国革命事业的航船不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