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剧变原因与教训的再思考

【摘 要】 文章阐释了历史合力论的主要观点，分析苏东剧变的原因。认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长期滞后是苏东剧变的基础性原因；东歐各执政党照搬苏联模式是苏东剧变的历史性原因；党的领导人错误的理论纲领是苏东剧变的根本性原因；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是苏东剧变的外部原因。总结了苏东剧变的经验教训和对我们的启示：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幸福指数；坚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不断加强理论创新，提高我党执政能力；坚持社会主义的改革方向，全面深化改革；抵制西方意识形态渗透，警惕“和平演变”。

【关键词】 苏东剧变；经验教训；历史合力论

1917年，随着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俄国应运而生。然而，短短的七十年后，东欧各国执政几十年的工人阶级政党纷纷丧失政权，推行数十年的社会主义制度也先后被资本主义制度所取代；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最终宣告解体。两件震撼世界的大事，给后人留下无限的思考和深刻的警示。正确认识苏东剧变的原因，深刻汲取苏东剧变的教训，对我党和我国科学应对当前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加快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与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诸多有益的启示。

一、历史合力论阐述

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上所有事物都是普遍联系且相互作用的。“历史合力论”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1] 苏东剧变作为二十世纪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之一，就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历史合力的产物。分析苏东剧变，我们要坚持联系和发展的观点，客观分析，全面把握；同时，要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抓住关键，分清主次。

具体来说，我们要全面地分析与苏东剧变相关的一切因素，是否对苏东剧变起到了作用，更要具体分析众多的因素中哪一个的作用更大，是否对苏东剧变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厘清这些问题，有利于认清根源，对我们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从而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意义。如毛泽东所说：“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因此，研究任何过程，若存在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2]

二、苏东剧变的原因探究

1、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长期滞后是苏东剧变的基础性原因

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变迁往往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归根结底”的原因只能是经济因素。恩格斯在1890年9月给约瑟夫·布洛赫的回信中说“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3]有资料显示，1913年，沙皇俄国的工业总产值只及美国的6.9%，经济十分落后。到八十年代中期，苏联工业总产值达到美国的80%，跃升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强国。绝大多数东欧国家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四十年内，也先后实现从落后的农业国到中等发达的农业—工业国的巨大转变。

但是，苏联和东欧国家在社会主义实践的过程中犯下大量错误，如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弊病、发展经济的方针政策和肃反工作的失误、民族关系和对外关系处理不当等。因此，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期，苏联国民经济收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比例逐年下降。对此，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明显乏力，特别是戈尔巴乔夫推出的经济体制改革方案未能扭住经济建设不放，让原本处于停滞状态的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同时，除民主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外，东欧国家经济水平普遍低下，人民生活长期十分艰难，这引发了群众思想的极大混乱乃至对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信仰危机，为戈尔巴乔夫等人的反马克思主义路线提供了温床，为党内外和国内外的社会主义敌对势力实施“和平演变”提供了契机。

2、东欧各执政党照搬苏联模式是苏东剧变的历史性原因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指明了人类社会的新道路，但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是一种崭新的社会形态，其建设和发展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遵循、没有成熟的模式可以参考。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过程中，苏联模式在列宁逝世后经过多年的探索逐渐形成，并且在苏联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发挥了巨大作用。它建立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新型的工业化模式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突破与创新，对战后社会主义国家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具有重大促进作用，最后形成了足以同资本主义相抗衡的社会主义阵营。

产生于特定历史背景的苏联模式对苏东国家的发展建设具有重大促进作用，但它不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完美模式和唯一模式，不一定适合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方面，它违背了列宁把文化经济建设当作工作重心的指示，将政治斗争放在首位；另一方面，它忽视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特性，阻碍了苏联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制约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有效发挥。但是，因为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与范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各国仍然照搬苏联模式，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难以发挥，这对东欧各国带来了极大负面影响。同时，受苏联推行的大党大国沙文主义影响，东欧各国几乎长期被迫照搬、套用苏联模式，即使有个别国家尝试走自己的路也被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所扼杀。所有这些历史问题的积淀造成的苏东社会潜伏的危机，是苏东剧变的历史性原因。

3、党的领导人错误的理论纲领是苏东剧变的根本性原因

一个政党要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必须有自己的理论、路线和纲领。恩格斯曾说：“只有清晰的理论分析才能在错综复杂的事实中指明正确的道路。”[4]对于苏东剧变的原因，江泽民一针见血地指出：“苏联东欧之所以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程度，确有西方敌对势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因素，但是归根到底，是苏联、东欧党的领导者推行了一条错误的路线，错误的方针和政策，严重脱离了群众所造成的。”[5]换句话说，苏东剧变归根到底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集团在错误理论指导下推行的错误路线——“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所导致。而东欧作为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的实验田，其结果自然相同。因此，党的领导人错误的理论纲领是苏东剧变的根本的、决定性的因素。

自苏联建国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想方设法地摧毁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内敌对势力也处心积虑地发动攻击，试图夺取国家政权、恢复资本主义。至于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失误和弊端，客观地说，最严重的时期已经过去，虽然依旧存在不少问题，但远远不足以引发苏东剧变。因此，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会发生政局剧变、制度演变的原因只能从执政的共产党内部去找。苏东剧变的发生，归根到底是由于苏东各国共产党在错误理论指导下推行的错误路线——“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偏离了政治经济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把国内人民的思想搞乱了，把国内敌对势力的力量增强了，最后导致政党垮台、国家解体、人民遭殃。

4、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是苏东剧变的外部原因

苏东剧变的发生，既有内部原因也有外部因素，而在苏东各国的社会制度从社会主义演变为资本主义的过程中，西方敌对势力推行的和平演变战略无疑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外部因素。自二战后美苏冷战爆发以来，以美国为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为主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长期仇视社会主义制度。为遏制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颠覆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进而称霸整个世界，美国先后推行了“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三根支柱，对以苏联为首、华沙条约组织为主的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实行政治上的孤立打击、经济上的封锁和军事上的包围甚至发动局部战争。但是，这一系列措施都未能消灭苏东社会主义。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西方资本主义阵营開始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实施所谓“以援促变”手段，以经济贸易和经济援助为借口，迫使苏东国家的政治让步；实施所谓“和平渗透”手段，利用大众传播媒介，渗透西方意识形态，左右苏东国家的舆论导向；实施所谓“中间开花”手段，利用“人权”、“民主”旗号，扶植苏东国家内部的反对派组织，煽动反社会主义的情绪；实施所谓“以接触促演变”手段，利用人员往来、文化交流，扩大西方国家的政治影响等。特别是在苏东国家改革后期，西方敌对势力变本加厉，软硬兼施，直接要求这些国家实行政治多元化、承认反对派的合法性，竭力支持反对派从事反共反社会主义活动，间接导致这些国家改革的相继失败，最终引发苏东剧变。

三、苏东剧变的启示

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招待会说，“历史的启迪和教训是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只有正确认识历史，才能更好开创未来。”[6]苏东剧变是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遭受空前严重的挫折。但是，它从反面教育了全世界共产党人，给社会主义国家留下了丰富而深刻的经验教训。

1、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幸福指数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主要体现在能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因此，邓小平指出：“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7]苏东各国没能制定出适应时代特征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没有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及时地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从而引发了人们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信仰危机。这个教训雄辩地表明，经济发展是前提，只有把经济搞上去，并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提高人民的幸福指数，才能真正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才可能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2、坚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不断加强理论创新，提高我党执政能力

邓小平说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句话本身就是普遍真理。”“离开本国的特点去硬搬外国的东西，这条普遍真理就不能实现。”[8]在很长的时期内，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东欧各国照搬照抄了斯大林模式，相继产生了与苏联极其相似的困难，先后遭遇了不同程度的挫折，有的甚至在同资本主义的较量中败下阵来。因此，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奋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时刻，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但不能盲目照搬照抄，而是要在实践中有所创新和发展，把它的科学原理和本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努力寻找一条适合本国具体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

3、坚持社会主义的改革方向，全面深化改革

改革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基本形式，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接续发展的重要途径。苏东各国的执政党在领导本国政治经济改革过程中，普遍没有形成完整而科学的改革理论，使改革左右摇摆，导致一些国家的执政党发生了分裂，改革的旗号被反对派所篡夺，失去了改革的主动权；有的国家的执政党还主动改旗易帜，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最终走上了亡党亡国的绝境。为汲取苏东剧变的惨痛教训，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进行改革，革除传统体制的弊端，把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特别是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的改革方向，不能忽左忽右、摇摆不定，否则就会背离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宗旨，不仅不能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且会使改革遭受挫折，甚至重蹈覆辙。

4、抵制西方意识形态渗透，警惕“和平演变”

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与发展离不开和谐有序的国际国内环境。但是，要坚持对外开放的同时，在应该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坚决抵制西方意识形态渗透，防止敌对势力“和平演变”。从某种程度上说，苏东剧变就是思想意识形态演变的结果。为此，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反对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抵制西方敌对势力的“西化”、“分化”图谋，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里筑起坚固的钢铁长城。特别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交往合作日益频繁、不断增多，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新自由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等不断涌入我国，严重影响着我国人民的价值理念。对此，我们必须以先进的理论为指导，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提升优化网络空间治理能力，切实打好打赢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动仗。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人民出版社，2005.

[2]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人民出版社，1995.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5] 曾长秋.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4.01.

[6] 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9-4（3）.

[7]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8]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9.

【作者简介】

张 浪（1991—）男，西华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