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决定命运

[编者按] 2018年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亦是其光辉著作《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自从马克思主义诞生起，尤其是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之后，中国共产党人上下求索，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一个又一个历史转折时期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重大胜利，从而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新中國的建立，进而逐步实现了国家富强、民族繁荣、人民幸福。当下，中国已进入新时代，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正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发图强，正沿着马克思主义道路阔步前进。实践证明，没有任何一种理论像马克思主义这样对人类文明进步产生如此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永远具有强大生命力。我们坚信，在这样一个继往开来的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必然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时代活力；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只要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就一定能更好地把握前进方向，我们的道路必然会越走越宽广。为此，我们特别组织了本期专辑文稿，以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

[摘 要] 走社会主义道路是近代中国救亡运动的必然选择，是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从一开始就确定的奋斗目标。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从各种社会主义派别中，确定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从“走俄国人的路”到“走自己的路”，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开拓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境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是对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确定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继承，更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新时代特征相结合，对马克思主义作出的巨大理论与实践创新，从而将马克思主义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关键词] 马克思；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中图分类号] A81；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2-8129（2018）05-0010-1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逻辑的辩证统一。”[1]习总书记有关社会主义道路的论述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奋斗90多年历程的经验总结，也吹响了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号角。

走社会主义道路是近代中国救亡运动的必然选择，是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从一开始就确定的奋斗目标，写在了中国共产党的党旗上。不管世界风云如何变化，不管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道路如何艰难曲折，中国共产党人也从来没有改变过这个初心。今天，在全国人民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周围、意气风发地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时，我们回顾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轨迹，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在各种救亡图存的道路中，选择社会主义

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有多少，因资料不全尚待定论；一般认为有50多人，可以考察到籍贯、年龄的54人。其中年龄最大的是何叔衡，生于1876年；年龄最小的是刘仁静，生于1902年。粗略统计，生于19世纪80年代后的13位，90年代后的32位。也就是说，19世纪80后、90后占了当时全部共产党人的8成以上。虽然他们各自的经历不同，但有如下几点则是共同的：

首先，他们出生在国运存亡之际。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辛丑条约、“五七国耻日”伴随了他们的青少年时代，待亡之痛是无法挥去的梦魇，“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成了他们的座右铭。

其次，绝大多数人出生于殷实人家，从小受到传统教育。他们从“古训”中吸取积极向上的元素，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孟子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熔铸他们的灵魂。恽代英的话具有代表性：“我常回想到我十三四岁的时候，所想象的只是‘中流击楫’‘揽辔澄清’的人格。”[2]这些传统的积极人生观与价值观使他们少年时代就树立了救济世危、振兴中华的抱负。

最后，他们生于忧患，具有强烈的使命意识，不断上下求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国难当头，他们“从冷静处窥探人生，于千辛万苦中，杀出一条”救国的“血路”[3]。他们最初憧憬资本主义，认为资本主义是民族复兴的良方。陈独秀崇尚法兰西文明；李大钊在《青春》中以德意志的崛起为精神力量。毛泽东曾总结：我们青年时期，产生了一种信心，就是学习资本主义，“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他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4] 1470。

但是，资本主义的弊端渐渐显现出来，贫富两极冲突日益激化。“强权者，贵族，资本家的联合到了极点，因之国家也坏到了极点，人类也苦到了极点，社会也黑暗到了极点”[5]。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将15亿人民拖入战争灾难之中，导致3000万人伤亡，资本主义的自私残酷暴露无遗。

十月革命向中国人民展示了一个以公有制为特征的社会主义，与以私有制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资本主义强权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给日本，社会主义的苏俄却宣布取消沙俄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在这样强烈的对比下，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义无反顾地摒弃资本主义，拥抱社会主义。他们认识到社会发展的规律，确定“向资本主义的路上走去，是逆而必败之道；向社会主义的路上走去，是顺而必胜之道”[6]。

二、在各种社会主义中，选择科学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是一种社会思潮与运动，从莫尔的《乌托邦》算起，迄今已有500年历史。社会主义的共同特征是主张公有制，最终建立人人平等自由的共产主义社会。由于当时各种理论对实现共产主义的途径看法不同，因而社会主义分有200多个派别。

19世纪末，即我国的晚清时代，社会主义便随着西方的“新思潮”来到中国：共产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无政府共产主义、宗教社会主义、集产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工读互助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等纷至沓来，一时让人们目迷五色，难以分辨。正如瞿秋白所说：“社会主义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然而究竟如俄国19世纪40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响，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的，不十分清晰。”[7] 26

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一开始就把科学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陈独秀将有重要影响的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社会主义流派一一作比较后指出，工团主义是由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两派合演而成，它的最大缺点是不要国家与政权，然而资产阶级却要拿“国家及政权来压制劳动者”[8]。基尔特社会主义主张经济组织由行会管理，是受到工团主义工业自治的影响；主张政治组织由国家管理，是受到国家社会主义不反对国家存在的影响。它的要害是希望通过行会组织与资产阶级协调，从而改变工人受压迫的状况，这无异于痴人说梦。无政府主义不要国家、政府，保护人人绝对自由。在实际生活中，“无政府主义在政治经济两面，都是走不通的路。明知此路不通，还要向这条路走，非致撞的头破额裂不可，这是何苦呢？”[8]

国家社会主义最有迷惑性，它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主要代表。该党与马克思、恩格斯有密切的关系，其领袖都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嫡派”，其中考茨基还曾发表过一些诠释马克思主义的著述，例如《阶级争斗》《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都有中文本，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曾产生过很大影响，但该党后来却背叛了马克思主义。该党分为两派，即伯恩施坦的修正派和考茨基的正统派。修正派对于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和阶级斗争“都加了严格的批评，要大行修正运动”[9]。正统派极力攻击阶级斗争，极力否认无产阶级专政。虽然修正派与正统派彼此斗争，但其主张“却大同小异”[8]。他们企图通过改良的方法，即不改变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来达到社会主义，其实质是放弃阶级斗争的手段，通过与资产阶级妥协的方式去达到所谓的社会主义。对此，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一针见血地指出，“马克思社会主义，经过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蹂躏，精彩完全消失，由国际主义堕落到国家主义，由社会主义堕落到自由主义，由革命主义堕落到改良主义，由阶级斗争堕落到阶级调和，由直接行动堕落到议会主义”[10]。他们主张的结果不但不能施行，而且被资产阶级同化了，这是“为虎谋皮为虎所噬还要来替虎噬人的方法”。他们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却挂着马克思的招牌，有很大的迷惑性，“世界上一般心盲的人，也往往拿德国社会民主党底主张代表马克斯（思）派社会主义，这真是世界上一件不可解的怪事”[8]。

在各派社会主义中，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旗帜鲜明地信仰科学社会主义。他们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发现了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和阶级斗争理论，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科学社会主义从人类的基本活动中总结出经济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基本动力，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预言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它是无产阶级和劳动大众解放的指南针。李达指出：马克思主义“不仅在社会主义上，并且在人类生活史上，也划成一个新纪元”[11] 182。李汉俊指出，马克思已经将改造世界和改造中国的学说都为我们准备好了，这对“我们后进中国人”实在是天赐之幸。这天赐之幸只在等着我们中国人伸手去受，我们如果连这手都懒得伸，就未免是太甘暴弃，恐怕终免不了要遭天谴呢！”[12]瞿秋白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社会科学是改造社会的真理，是指导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13]。

在各派社会主义中，苏俄的布尔什维克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李大钊说：“自俄国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几有风靡世界的势子，德、奥、匈诸国的社会革命相继而起，也都是奉‘马克思主义’为正宗。”[14]十月革命“这种不可挡的潮流，都像凛冽的秋风一般，将枯黄的树叶一片一片地吹落在地。“由今而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战胜的旗。到处所闻，都是Bolshevism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5]陈独秀说：俄国共产党是真的馬克思主义，它反对社会民主党的阶级调和、劳资携手、议会选举，主张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政权；他指责社会民主党的“民主政治”，实际是为资本主义的虎谋皮的伎俩。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将政权掌握在无产阶级“劳动者手里”。我们中国人应该采用苏俄的社会主义，若是采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社会主义，只是给资产阶级“以作恶的机会罢了”[8]。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坚定地“应用俄国式的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16] 57。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党的第一份纲领，就是以俄国共产党党纲为蓝本，旗帜鲜明地宣布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取与俄国共产党同样的名字，为“中国共产党”。纲领的“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17] 5等均来自俄国共产党的纲领。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表明，中国共产党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以苏俄共产党为榜样，将科学社会主义写在了自己战斗的旗帜上，庄严宣告自己是为无产阶级与劳动大众解放的党，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三、从“走俄国人的路”到“走自己的路”，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

中国共产党人引进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目的，是要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之初，就十分明确地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率先提出这一思想的是李大钊。他指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18]中共北京早期组织重要成员刘仁静指出：“我们现在的任务，在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的Inslitiongs Customs，寻求出一个适合国情而又能达到共产主义的方针来。”[19]李汉俊在与张闻天讨论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时，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理论体系，不能随意“伸缩”；它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必须要适应各个国家的情况，“到中国要成为什么呢？现在还不晓得，这就要靠中国人底努力了。我们努力底结果，或者能够造出什么来。张闻天先生，我们大家来努力罢！”[20]瞿秋白强调：“革命的理论永不能和革命的实践相离”“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断不可一日或缓”[21] 408。

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确定社会主义道路，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个有意义的尝试，确定走苏俄社会主义道路也是他们通过对各种救亡之道与主义比较而推求的结论。科学社会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苏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变成现实的光辉典范，开辟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确定中国走苏俄社会主义道路彰显了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的最初水平。

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学习马克思主义之初，还不善于用马克思的辩证法剖析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而是机械教条地照搬唯物史观的一般原理。他们强调经济活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因经济的发展，人类社会经历了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4种社会形态。资本主义不是哪一国的现象，而是世界性的，封建社会过后必然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后必然是社会主义。

他们几乎异口同声指出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不过与西方不同的是现代经济十分落后。李达明确肯定：“中国现在已是产业革命时期了。中国工业的发达虽不如欧美日本，而在此产业革命的事情内，中国无产阶级所受的悲惨，比欧美日本的无产阶级所受的更甚。”[22]资产阶级是国际性的，中国的资产阶级固然没有欧美日本的资产阶级发达，但只是规模、程度的不同而已，其剥削的本质属性却没有差别。“资本家是虎，我们不能说，本国的虎比外国的虎不会食人；我们也不能说，只可抵抗外国的虎，不必扑杀本国的虎。资本主义是流行世界的瘟疫，瘟疫的菌能够流播全世界，我们不能说，本国的瘟疫不可怕，而外国的瘟疫可怕；我们也不能说，只可消灭外国传来的瘟疫，不必消灭本国的瘟疫[22]”。

在与中国基尔特社会主义者论争时，中国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一方面强调中国没有现代经济，是很落后的国家，当务之急是发展实业，增强富力。另一方面，他们声称“马克思自己说产业发达的国家，即资本主义兴盛的国家，方能实行社会主义”“中国本是农业国，产业不甚发达，有很多的地方，简直无产业可言。产业不发达，就依马克思的理论来讲，也不能实行社会主义”[23]。

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针锋相对予以驳斥：

首先，中国基尔特社会主义者认为中国的主要问题是贫乏。这里涉及到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中国贫乏无须讨论，这是无人能够否定的现实，问题在于造成贫乏的原因。李汉俊认为，中国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张东荪因果倒置，中国落后的原因决不是中国的贫乏，贫乏只是现象。资本主义竞争和占有中国市场的过程中造成中国资本主义与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才是实质。中国现代经济虽然不发达，但已经融入到世界资本主义之中，因此，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必然发生，无产阶级已经产生，社会革命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

其次，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基尔特社会主义发展实业的实质就是发展资本主义。张东荪主张中国当务之急不是进行阶级斗争，而是增加富力，发展实业。陈独秀在复张东荪的信中说：“如果说中国贫穷极了，非增加富力不可，我们不反对这话；如果说增加富力非开发实业不可，我们也不反对这话；如果说开发实业非资本不可，且非资本集中不可，我们不但不反对这话而且极端赞成；但如果说开发实业非资本主义不可，集中资本非资本家不可，我们便未免发笑。”[24]因为资本与资本家不是一物。

再次，改造中国之路是社会主义，不必蹈资本主义覆辙。资本主义曾经创造了极大的财富，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但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将世界“弄成贪鄙、欺诈、刻薄、没有良心”。特别是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的弊端暴露无遗。中国是现代工业后进的国家，我们完全不必走这条老路，而应直接进行社会革命，夺得统治权，极大地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是正途。有人说，在发达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可以讲社会主义，但中国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甚发达，如何能讲社会主义、实行社会主义呢？陈独秀指出，资本主义是世界性的，并非某一个国家的现象，既然“各国资本制度都要崩溃，中国那能够拿国民性和特別国情等理由来单独保存他”。社会主义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劳动阶级夺得了统治权，可以更好地发展实业。中国的无产阶级通过联络苏俄和欧洲的无产阶级，获得独立与解放，才是发展实业的正确道路。因此“我们中国不但有讲社会主义底可能，而且有急于讲社会主义底必要”[8]。

最后，指出落后的中国走苏俄革命的道路，是追赶世界潮流的最便捷途径。中国共产党人以世界大视野论述这个问题，指出无产阶级革命也是世界性的。俄国十月革命，表明社会主义运动已经成为世界不可逆转的大潮，十月革命昭示世界资本主义开始“崩坏”。中国要赶上世界的步伐，完全不必重蹈资本主义的覆辙，而可以直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鉴于以上认识，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制定的第一个纲领，就规定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消灭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制度。

第一个党纲正确的一面，是从一开始就将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不足的一面，就是没有与中国特殊的国情相结合，不知道像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社会，能不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这一不足，到第二年就得到了解决。

192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革命战略，彰显了党在指导思想上的飞跃。中国革命第一步（即最低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第二步（即最高纲领）是“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 ”[17] 77-78。中共二大的纲领明确了中国要实现社会主义，首先要进行以打倒封建军阀为目的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图。

中国革命战略实现质的飞跃，不是偶然的。它是在列宁主义，尤其是东方革命理论指导下取得的。如前所述，十月革命后，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就确定要以俄为师，开始传播列宁主义。共产国际、苏共与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后，宣传列宁学说就成了中共的工作重点。有资料显示，1920年4月维经斯基来华后，列宁著作的翻译工作不断加快。中共一大后，党组织翻译出版了列宁的《劳农会之建设》《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等重要著作。列宁东方革命理论使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特殊性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提升。只要稍稍将列宁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理论进行对照，不难发现东方革命理论对中共二大文献的巨大影响。

中国共产党自觉地运用东方革命理论探索中国特殊国情，对中国革命有了新认识、新境界。其实中国特殊的国情，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讲并不陌生，只是由于在马克思的字典里，还没有半殖民地半封建这样的概念；他们在黑暗中摸索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只能从马克思的语境中找理论根据。但在与中国基尔特社会主义者论战中，他们实际上已经触及到中国社会的二元性，看到了近代中国不同于传统的封建社会，也不同于欧美日本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性。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的农业虽然遭到破坏，但还是一个“农业国”，“一切农业都还在小农状态，手工业占全产业底大部分”[6]。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大部分农民只能租种地主的土地终岁劳动。每年收获交租之后，所余“总不足维持他家庭的生活”[25] 323（李季《社会主义与中国》）。资本主义的现代生产虽然出现，但还“十分幼稚”“新式生产机关绝少”[22]。 “资本主义在欧美已经由发达而倾于崩坏，在中国才开始发达”[26]。中国现代经济组织及现状，“还非常薄弱”[25] 396（施存统《我们要怎么样干社会革命？》）。中国资产阶级与西欧的资产阶级不同，他们同样受到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的压迫与阻碍，因此他们有参加国民革命的要求与需要。

当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等概念传入中国后，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立即接受了这些新概念。最先运用新概念分析中国社会的是《共产主义与智识阶级》。这本1921年6月在汉口印行的小册子指出：“稍微明了一点中国现状的人，都知道国际资本主义的势力，已渐渐布满了这个酣睡的中国。那些资本家，用伟大的经济力，挟着他们的保护商业政策和可怕的杀人的军备做后盾，把中国变作了国际掠夺阶级的公共半殖民地。”这种“公共半殖民地”是畸形的社会，一方面资本家从工人中获得“极大的利润，过他们的快活的日子”；一方面贫苦农民“自己没有田地，或是自己的田地只能够养活几只小鸡，因此他们不得不向地主租点地来耕种。他们用自己的血汗，牛，锄犁等，来耕种田地，来奉承地主”[27] 1-2。这样的分析今天来看虽然太简单，但却是第一次用“公共半殖民地”的新概念剖析中国社会的例证。

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逐渐认识到中国革命的特殊性，这是思想的第二次解放。第一次思想解放是唯物史观的到来，给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科学的宇宙观和方法论，认识到世界社会发展的规律，确定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前进方向。第二次是列宁的东方革命理论，给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彻底的辩证法，启发革命必须要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中国特殊的二元社会，决定了中国革命与欧洲和俄国革命不同，必须先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的民主革命，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中共二大刚结束，中共就明确声称中国现阶段的民主革命为“国民革命”。陈独秀在《造国论》等文章中指出，人类经济政治大改造的革命通常有两种：一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二是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除此之外，还有一种特殊形式的革命，乃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所谓国民革命是各个革命阶级联合的革命（National Revolution）。这是由中国特殊国情所决定的，中国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革命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因此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革命，而仅仅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国民革命的实践认识到，中国特殊的社会决定了中国特殊革命的性质，探索出了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革命对象、革命的同盟者，武装斗争，特别是对土地问题、国民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即社会主义）等特殊规律，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体系理论的“基本思想”。“基本思想”标志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了从“走俄国人的路”到“走自己的路”的思想飞跃，这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个理论成果。

中国共产党经过28年的激烈武装斗争，通过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于1949年10月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再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经过艰难曲折而又伟大的探索，终于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继承了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确定的社会主义道路，更将马克思主义与新时代相结合，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巨大的理论与实践的创新，将马克思主义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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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胡 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