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传记图书出版活动的社会

[摘 要] 传记图书出版活动与特定的社会历史结构相关，反映了具体历史时期特定社会结构中读者的信息与心理需求。本文基于民国时期我国出版的传记类图书统计数据，以传主信息为研究对象，勾勒出民国时期我国传记图书出版的统计学分布特征，并在此基础上从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视角解析传记图书出版活动的深层动因，最终透析人物传记图书出版及阅读活动与特定社会历史情境的复杂互动关系。

[关键词] 民国时期 历史情境 传记出版

[中图分类号] G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8） 05-0114-07

[Abstract] The biographic publication activities is related to the specific social and historical market structure and reflects the information and psychological needs of readers in the specific social structure and historical period. Based on the relevant data of biographic books published from 1911 to 1949，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statistic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biographic books published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n analyzes the deep reasons of biographic book publishing from the political，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

[Key words] Republic of China Historical context Biographic publication

1 引 言

图书出版活动从来都不是孤立的闭环，而是与社会各个系统有着复杂的相互作用联系。传记图书是以传播人物生平和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一种图书类型，能够立传的通常都是历史上在某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人物。作为图书类型的一个亚类，传记图书出版是历史精神的蓄水池；传记图书阅读是时代价值的风向标。美国传记作家詹姆斯·斯特劳斯说：“现代传记在历史学与心理学、公共经验与私人生活之间的交集中找到了自己的最好位置。”[1]这表明，传记图书出版与阅读一方面连锁着社会历史的“公共经验”，另一方面又是事关“私人生活”的个体需要，无数读者汲取、吸收、利用传记的思想精华形成了传记图书出版活动与大历史的共振。关于传记文学出版，除了就书论书的内视角外，从社会的外视角进行观察是近年来国内图书史研究的新路。西方学者达恩顿认识到图书出版活动的历史网络性。他认为图书出版活动是“联系着极其广泛的人类活动，它们是匠人的产品 、经济交换之物、观念之舟以及政治和宗教冲突的要素”[2]。综其复杂交汇之深层结构，传记图书在述说个体经验的同时，更是时代总精神的反映。本文试将民国时期的传记图书出版活动放置在当时具体的社会历史情境的宏阔框架之内进行观照，以揭示其社会背景与传记出版的复杂勾连过程。

2 民国时期传记图书出版情况的统计与分析

民国时期是我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勃发期，也是我国现代传记图书出版的第一个高峰期。根据《民国时期总数目·历史、传记、考古、地理卷》所收录，经统计发现，在民国时期出版的4077种各种传记图书中，有本国人物传记1954本，其中合传386本，分传1568本。有外国人物传记3123本，其中合传154本，分传1969本。总体来说，民国出版的传记图书共有合传540本，分传3555本，主要以分传为主流。本研究以传主（biographee）信息为核心，进行多维度的统计。从年代维度，可以分为20世纪第一个10年、20年代、30年代、40年代等四个不同时期（个别图书出版年代无法甄别）；从传主身份维度可以分为哲学、政治、文学、军事、经济、科技、地理、医学、农业等行业领域；从传主生活的时代可以分为远古、古代至元朝、明清和民国等时期；从传主国籍维度可以分为美国、英国、苏联、德国、法国与日本等国籍；从本国传主生活地域维度可以划分为东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等不同地区；从本国传主生活省份维度可以划分为上海、江苏、安徽等不同市省份；另外，从传记种数、传记版次等维度分析民国传记图书也都有有价值的发现。

2.1 时间分布：20世纪30、40年代是民国传记图书出版的顶峰

传记虽然写的是宏大历史进程中的传主个人，但传记出版数量和分属领域总体上是时代因素和社会进程的反映。民国时期的传记图书出版高峰主要集中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也就是从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二十年。大致说来，20世纪前二十年出版的传记数量相对较少，紧跟其后的二十年传记图书出版数量暴增。这种变化首先得益于传记文学创作理念的革新。传记图书出版的繁荣与个人传记写作的兴起，与“五四”运动的思想解放运动息息相关。朱文华认为“有无进步思潮的产生与弘扬，更是对传记作品的质量有密切联系的”[3]，该觀点重在强调传记出版繁荣的思想解放因素。清末民初，随着西方思想文化思潮的不断涌入，尤其在“五四”运动以后，“人的解放”、个性意识的觉醒已经深入人心，做个性解放与独立价值的人成为普遍追求[4]。这一思潮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瓦解了只为帝王将相和圣人立传的修传传统，推动了民国传记创作的发展繁荣。在“五四”运动提倡的风气下，民国甚至出现了自传创作的小高潮，如《达夫自传》《沫若自传》《从文自传》等，引起了读者的追棒。

第二个因素是历史发展的结果。20世纪三四十年代，传记图书的出版的高潮与时代背景密不可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中国历史波澜壮阔，杰出人物层出不穷。这一时期，各类传记图书陆续出版，不同于“五四”时期的个人思想解放底色，传记内容更加注重民族国家的发展存亡，力图通过英雄传记激发民族国家意识，引导人民投入抗战，实现民族解放与独立，国家民主和富强。阿英曾说：“传记文学的发展，在当时几乎成为绝大多数革命刊物不可缺少的部門。采用这种文学形式来宣传革命，也正适应了民族革命和爱国主义宣传工作的需要。”[5]无论古今中外，传记阅读都具有集体无意识层面的英雄崇拜基因。大量的国外内政治人物、军事人物、革命人物的传记在这个二十年井喷式地得到出版。历史活动空前密集，社会动荡，变革剧烈，正所谓“乱世出英雄”，民族国家危亡时期涌现出诸多英雄人物，古今中外的政治家、军事家、革命家、社会改革家、社会思想家等传记大量出版，反映了当时中国人求才若渴的心态。

2.2 传主身份：以政治、军事与文学领域人物居多

图2统计显示，民国时期传记图书出版数量位列前三的领域分别是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紧跟其后的分别为艺术、哲学、教育、科技、经济等领域的人物。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政治文明处于核心位置，它决定着特定社会发展的性质与走向。特别在剧烈的社会变革时期，政治家的影响与作用更为突出。民国时期的传记图书种类，政治家的传记出版数量位列第一。政治家分为古今两类，远有古代政治家的传记，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苏秦》《成吉思汗传》，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李世民》，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秦始皇》，正中书局出版的《汉武帝》等。现代政治家传记有如《邹容》《秋瑾》《徐锡麟》《孙逸仙》等。这一时期，围绕政坛人物的政治家传记受到热捧。诸如上海文汇图书局出版的《袁世凯》，俄洋印刷公司出版的《曹锟、张作霖轶事（二卷）》，中华书局出版的《段祺瑞》，华报馆出版的《政海轶闻》，大新出版社出版的《政治协商会代表群像》满足了读者了解政局的需求。

民国时期内忧外患，其背后的决定因素是各派军事力量的攻伐。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到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等一系列战争，腐朽的清王朝一次次败退，西方列强通过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在这场“数千年之未有大变局”面前，最早觉醒的有识之士开始了“救亡图存”的探索。身受西方列强侵略的中国人认识到西方列强军事上的强大，开始学习西方军事的步伐。这一时期军事人物传记大量出版。重庆拔提书店出版的《欧战名将录》，陕西建国编译社出版的《国际名将录》，霖社出版的《现代欧美名将录》，欧亚书局出版的《中美名将录》等是关于西方军事家的图书。上海青城书店出版的《历代民族英雄》，重庆三友书店出版的《民族英雄百人传（上下卷）》收录了古代军事家的小传。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的《革命先烈传》，广州宇宙风社出版的《风云人物小志》，上海新生出版公司出版的《抗战英雄点将录》，上海儿童书局出版的《革命伟人故事》，正中书局出版的《十二忠烈传》是其代表。

要实现“救亡图存”的目标，只是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是远远不够的，“甲午战争”就是一个惨痛的教训。中国要富强还必须从思想和文化上着手革新。在谋求富强的历程中，传记图书出版作为“观念之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历史作用。这一时期，文学艺术人物传记出版层出不穷。文学家的传记图书受到追捧，孔子的传记出版了15种，鲁迅的传记图书多达26种，王安石的传记出版了10种，丁玲的传记也出版了10种，陶渊明的相关传记有9种。西方社会改革家和思想家受到重视，中华书局出版的《社会科学家和社会运动家》收录有16世纪到20世纪初期重要的法学家、政治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社会主义者和民族运动领袖的小传。民族胜利出版社出版了《思想人物》，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世界著名社会学家之生平及其学说》，反映国人学习西方先进社会思想的努力。这一时期，巴枯宁、列宁、托洛茨基、克鲁泡特金、马克思、倍倍尔、斯大林、李卜克内西、傅里叶、圣西门、蒲鲁东等人的思想借助传记图书得到了传播。作为休闲的读物，明星传记图书也开始兴起。艺声出版社出版的《胡蝶女士欧游纪念册》，陈立发行出版的《胡蝶自传》，商美社出版的《阮玲玉女士遗影集》，影艺出版社主编的《谁杀了阮玲玉》，千秋出版社出版的《袁美云本事》和《白光日记》，京津印书局出版的《尚小云专集》，吟梅社出版的《梅兰芳》等成为畅销的图书。

1927年到1937年的十年间，中国工业增长率达到8%以上，社会经济发展呈现蓬勃向上的景象，电力工业、煤炭工业和钢铁工业等获得了极大的发展，这和当时处于经济大萧条阶段的西方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创造的奇迹加上一直存在的“实业救国”思潮，让民众对经济与科技人物的崇拜达到历史高峰。1936年，上海青城书店出版《实业大王的故事》，同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世界实业家列传（上下册）》。中华书局就曾在1921年、1927年、1928年和1931年四年间先后出版六版《世界实业大王》，分别收录有《金刚钻石王赛希尔罗特》《石碱王威廉姆勒伐》《铜王威良姆库洛克》等传记。

2.3 本国人物传记：“先时”人物少，“应时”人物传记更受青睐

梁启超在《南海康先生传》一文中指出，一切历史人物都可以区分为“先时”和“应时”两类。“先时人物者，社会之原动力，而应时人物所从出也。质而言之，则应时人物者，时事做造之英雄；先时人物者，造时事之英雄也。”[6]在梁启超看来，“先时”人物对社会历史的贡献更大，是社会历史精神的载体与传承。梁启超认为，“为社会计，则与其得十百应时人物，无宁得一二先时人物”[7]。 “先时”人物是宝贵的思想资源，是思想的引子，是启蒙后学的人物。然而，“应时”人物是时代的产物，因其对当下的社会发展具有直接而巨大的作用更受读者关注。

本国传主所属时代分布从远古开始，经历周朝、秦朝、汉朝、唐朝、宋朝、元朝、明朝、清朝和民国。从图3可以看出，民国时期出版的传记图书中，“应时”人物传记数量最多，占到传主总体68%的数量，其他皆为关于古代先贤的“先时”人物传记。这其中，明清时期的人物传记占到18%，然后依次排序是周朝、秦朝、汉朝、唐朝、宋朝、元朝以及远古。可以看出，传记图书中，出自民国的传主最多，然后是明清。宋朝、元朝为两朝，如果与周朝、秦朝、汉朝、唐朝四朝平均起来算，出自各朝的传主数量大致相当。

在社会动荡的年代容易出现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改革家。周公旦、商鞅、蔺相如、张良、苏武、诸葛亮、祖逖、寇准、文天祥，史可法、林则徐、曾国藩等名臣的传记成为大多数合传图书的雷同内容。这些传主身上承载的精神内涵与民国的历史语境相符相需。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吕思勉的《关岳合传》，胜利出版社出版的《孙武子》，其他的畅销传记如《中国革命家陈涉传》《中国排外大英雄郑成功传》《中国大侠张子房传》《为种流血文天祥传》《木兰传》等暗合了时代的精神需求，成为中华民族澎湃汹涌的精神原动力。民国时期的传记图书不独涉及正面人物，也出版一些反面人物传记。1932年，香山教育图书馆编印有《国贼殷鉴》卷首由熊希龄作序，从二十一部史料中辑录了春秋到前清年间国贼200余人叛变后的悲惨下场，并转载了天津《大公报》1931年11月22日《沈阳直是鬼蜮世界》一文，具有直接的镜鉴意图。

民国时期，政权更迭，社会动荡，却涌现出了一大批世界级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以及科学技术人才。这个人才辈出的时代为“应时”传记图书的出版提供了丰富的人物资源。“应时”人物与普通读者共处一个时空，他们所做所想对现实世界更具影响力。从远古到明代，涉及的传记传主身份比较稳定单一，主要集中在文学艺术领域，而政治、军事人物传记在清末到民国时期呈现井喷发展态势。民国人物传记传主以当下人物为主。同样身份的传主，不同时代读者对其记忆和尊崇程度不同。同一个传记传主，在不同时代可能会得到不同的礼遇，这是由读者的当下性需求决定的。

2.4 所属国籍：美国、苏联、德国、英国传主名列前四

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所进行的“洋务运动”学习外洋科学，使用机器，开矿办厂，旨在实现“救亡图存”。1894年“甲午战争”后，西方列强蜂拥而至在中国抢占租借地，瓜分势力范围。国内民族危机的加深，大大刺激了中国的有识之士，他们极欲向西方寻觅救国之道。清朝末年，侵华的英国、法国、德国、美国、俄国、奥地利、意大利和日本当时是世界八大列强，遭受列强侵略的中国人渴望强大和富裕，希望向西方学习，在这个过程中人物传记图书开始大量得到介绍。

统计分析发现，民国出版的外国人物传记中传主国籍主要集中在美国、苏联、德国、英国、法国和日本等20世紀上半叶在国际上拥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实力的国家。位列前四位的分别是美国、苏联、德国和英国国籍的传主，这四个国家的传主占了整个外国人物传记图书的71%。梁启超言：“文明弱之国人物少，文明盛之国人物多。其人未出现以前，与既出现以后，而社会之面目为之一变。”[8]梁启超亲自写作了大量外国人物传记，郭沫若曾在自传里写道：“那时候的梁任公已经成了保皇党了。我们心里很鄙屑他，但却喜欢他的著书。他著的《意大利建国三杰传》……以轻灵的笔调描写那亡命的志士，建国的英雄，真是令人心醉。我在崇拜拿破仑、俾士麦之余便是崇拜的加富尔、加里波蒂、玛志尼了”[9]。抗战期间，关于日本人物的传记图书出版数量猛增，这反映了现实的需要。实藤惠秀认为，对于当时战争中的中国来说，认识和了解侵略国家的欲望非常强烈[10]。

综上可以看出，外国传主所在的国籍主要是当时世界上的发达和强大的国家，传主的国籍分布与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影响力呈正相关的关系。对西方强国领袖人物传记的出版热潮反映了国人急切、虚心向西方国家学习的社会心理。通过传主国籍的统计特征，我们可以窥见这些国家对中国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反映了特定时代背景下西方国家和中国之间的思想知识交流趋势，这也是“西学东渐”的另一个脉络。

2.5 所属地域：经济、文化发达地区人物传记出版多

民国时期，本国传主的传记图书分布也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差异。民国时期的人物传记传主分布，从高到低依次为华东、中南、东北、西南、西北和华北地区。出版传记最多的是占比48%的华东地区。其次是中南地区，占比36%。东北地区位列第三，占比10%。出版传记数量最少的西南、西北和华北，分别为3%、2%和1%。这个统计结果显示，传主数量与地域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呈正相关的关系。周秦汉唐时期，中国各领域的人才主要集中在北方黄河流域，包括今天的山东、山西、河南、河北、陕西等地。而从宋朝直到清季，长江中下游地区成为新的政治或经济中心，东南地区成了中国的人才高地。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南方地区人杰地灵，形成了人才辈出的态势，在政治、军事、科技、人文、艺术、教育、体育等领域星汉灿烂，群星闪耀。从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各领域最杰出的人才基本出于东南方。人物传记的传主籍贯分布进一步印证了这一历史事实。

又以华东地区为例，统计表明，传主的省份分布从高到低主要为江苏32%、浙江30%、上海15%、安徽11%、江西8%和福建4%，主要集中在沪宁杭等经济、社会和文化发达地区。从唐朝的“安史之乱”到宋朝的“靖康之乱”，北方各地一直处于战乱之中，大部分北方精英人才开始南迁，进一步开发江浙地区，伴随着优秀的人才和先进的技术，以及南方地区良好的自然环境，江浙一带地区显示出自己的优势。经济发展快速，百姓生活富裕，就有能力发展投资教育，这一时期江浙一带的私塾不管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远远领先北方各地，这一习文重儒的文化氛围一直传承到当下。

2.6 图书出版种类：政治人物传记独领风骚

民国时期，出版传记最多的前三名传主分别是孙中山、蒋介石和毛泽东，可以说政治领袖人物主导了民国传记的出版舞台。民国的出版机构围绕中华民国开国之父孙中山、国民党领袖蒋介石和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出版了一系列人物传记图书。孙中山的传记数量最大，有《孙中山先生之生活》《孙中山生平及其主义大纲》《中山先生革命全史》《孙中山先生小传》《我们的领袖孙中山先生》《中山故事》《总理传略》《我们的国父》等共170种。伟大政治人物的传记是一路出版，风行数十年。蒋介石的传记图书种类排在其次，有汉口建国出版社出版的《五十年来蒋先生与中国》，三民公司出版的《蒋介石传记》，大我出版社出版的《我们的领袖》等87种。毛泽东的传记种类位居第三，有光明书局出版的《毛泽东自传》，新华书店出版的《毛泽东同志略传》，胜利出版公司出版的《毛泽东先生评传》等38种。

从清朝末期到中华民国，中国一直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以岳飞、诸葛亮、班超、王安石为代表的政治人物传记的大量出版与受阅读追捧，反映了民国时期读者寻求杰出政治改革人物和保家卫国的军事将才的心声。此外，毛泽东、列宁、马克思、斯大林等人物传记图书的畅销背后说明社会主义思潮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学习马克思主义，向列宁和斯大林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取经学习，并且得到很多帮助。值得一提的是，在上表的诸多畅销图书传主当中只有丁玲、赛金花和阮玲玉三位女性，说明民国时期女性社会地位相对较低。

图7 民国时期传记单本数量版次排序

2.7 传记图书单本数量版次：哥伦布、文天祥与加里波的

人物传记图书的版次统计数据显示，出版版次累计两次及以上的传记图书有474种，出版版次为1次的为3603种。如图表所示，再版数量排前三名的传记图书分别为《哥伦布（18版）》、《文天祥（14版）》与《加里波第（13版）》。《哥伦布》与《加里波第》出版次数为分别为18版与13版，表现出民国时期读者对西方世界了解的渴望，也说明此类传记图书的精神价值恒久长远，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文天祥》排名靠前，体现民国国家危亡之际，读者在历史中寻求救国之士的爱国之情，出版版次遥遥领先于其他类型的人物传记。有意思的是，与出版种数指标相比，在版次指标上，“先时”的图书反而占有优势。政治领袖类、军事类人物传记因为“应时”性太强，又或者其价值带有太强的当下性、新闻性而无法经受时间（版次）的考验。另外，在出版次数最多的21种传记中，商务印书馆出版有《哥伦布》《加里波第》《文天祥》《郭子仪》《司马光》《张良》《朱子》7种。儿童书局出版有《孟子》《管仲》《包拯》《杨椒山》《黄黎洲》《林则徐》《王阳明》7种。由此可见，这两家出版机构在传记图书出版方面的成就斐然。

3 结 语

传记图书承载的虽是宏大历史进程中的个体经验与思想，但一系列历史人物的传记传播与接受总体上反映了时代的精神脉络。对社会历史发展影响巨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领域的杰出人物传记的出版与撒播，实际上被以“拿来主义”的方式进行吸收利用。通过对传主信息的多维度分析，我们发现，在“先时”与“应时”的关系上，民国时期出版的传记图书以“应时”人物居多。在外籍传主与本国传主的关系上，民国时期出版的传记图书以外籍传主居多且占有压倒性优势。在“师夷”与“继统”，“先时”与“应时”的基本关系上，民国出版的传记图书以“师夷”为要，以“应时”人物为主，这是民国传记图书出版活动基本特征。民国时期，在学习古代政治、军事与文化等思想资源的基础上，读者更迫切地关切当代历史人物的行为与思想。另外，除了继承传统文化中的优秀资源成分，民国的读者对海外世界更加感兴趣，对西方的政治文明、军事技术、科学发明、文化艺术抱有强劲的求知欲。無论是“师夷”与“继统”，还是“先时”与“应时”，被选择出版并广为传播的传主身上承载的精神资源都具有强烈的当下性和现实性，都是其时的读者需要汲取、吸收、学习、利用和转化的精神燃料。传主所在领域不一，国籍迥异，但行为标杆与精神内涵都是其时的读者需要的。通过这一点，我们才能够了解社会历史情境与人物传记出版活动之间的关系。传记图书作为一种特殊的出版类型，它能通过传播影响读者的思想进而影响更广泛的社会活动，从而成为一种推动社会发展的间接力量。

注 释

[1]James Strouse. Alice James A Family Romance[A]. W. M Runyan， ed. Psychology and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C].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86

[2]于文.西方图书史研究中的社会史转向[J].史学研究，2008（7）：10

[3]谢昭新.论三十年代传记文学理念和自传写作热[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5）：145

[4]阿英，传记文学的发展：辛亥革命文谈之五[OL].[2017-01-16]. http//.cn

[5][6][7][8]梁启超.梁启超传记五种[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282

[9]郭沫若.郭沫若全集 文学卷（第1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121

[10]王奇生.民国时期的日书汉译[J]. 近代史研究，2008（6）：58

（收稿日期：2017-06-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