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农业职业教育教材演变研究

摘要：近代中国农业职业教育教材经历了从引进到本土化，从失范到规范化，从偏向理论到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历史过程，具体地分为四个时期。对近代中国农业职业教育教材的演变历程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近代中国农业职业教育教材的发展特点，并为现今的职业教育教材体系建设提供历史借鉴。

关键词：近代中国；农业职业教育；教材演变

中图分类号：G7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5）07-0092

近代中国的职业教育是从实业教育开始起步并演变而来的，作为近代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近代中国的职业教育对于变革社会观念和促进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近代农业职业教育教材是近代职业教育教学的构成部分，对其历史演变加以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近代职业教育教材的发展变化过程，为现今的职业教育教材建设和教学改革提供历史借鉴。纵观已有的有关职业教育的文献，关于近代职业教育教材的研究有所不足，大多是有关普通学校教材的研究，这固然与职业教育本身的特点有关，但却不能因此否认近代职业教育教材的存在以及它对近代职业教育或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笔者拟根据近代农业职业教育的发展状况，依据时间的维度，分清末农业学堂的教材、民国前期农业学校教材、南京国民政府“黄金十年”的农业教材以及抗战至新中国前的农业教材四个阶段，分析近代农业职业教育教材的演变过程，旨在了解近代农业职业教育教材在近代社会变化发展过程中如何走向本土化、规范化和可操作化以及对现代职业教育教材建设的借鉴意义。

一、近代农业职业教育教材的必要性

中国近代职业教育分为农、工、商和家政四大类，相应地，职业教育也分农业教育、工业教育、商业教育、家政教育四类。而在四大类中，农业职业教育占据着主要地位，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历来农业社会的传统，农民占据社会人口的绝大部分，而社会要发展前进，占社会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职业教育问题就日益凸显，并且在众多的职业领域中成为重要的一环。20世纪20～40年代，中国国民经济建设领域出现了一场“工农之争”，不管是“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都是为了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工农协调发展才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根据对1917—1949年《教育与职业》杂志中有关“职业学校教育”的文章进行统计分析，发现有关农业教育的有118篇，有关工业教育的有83篇，有关商业教育的有56篇，有关家政教育的有39篇，关于其他类教育的有34篇，其中论述工业教育重要性方面的文章有51篇，为最多。由此可以看出，“农业教育”在“量”的层面处于各科教育之首，而“工业教育”在重要性程度上高于“农业教育”，处于各科教育之首。

在数据背后，深层次地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群体关于经济发展的思想路向：农业是基础，工业是主导。农业处在基础性地位，事关中国绝大多数人的直接利益，因此，农业职业教育也事关重要，不容忽视。

二、清末农业学堂的教材

1904年的《癸卯学制》中首次出现了近代“农业学堂”的称谓，而在这之前，农业学堂被笼统地称为实业学堂。虽然存在着称谓的不同，但是近代农业教材却是先于“农业学堂”的称谓而出现的。

清政府在1896年设立“官书局”，提出“凡有益于国计民生与交涉事件者，皆译成中国文字”。这样，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官书局”等机构翻译出版了大量的国外科技书籍，当然也包括农业科学著作，因此，中国早期农学著作和教材便出现了。

中国最早的农学类刊物《农学报》，于1897年5月在上海创刊，由罗振玉创办的上海农学会主办，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个专业性的农业学术杂志，为近代农业教育的兴起奠定了知识、教材和教育理论基础。上海农学会于1900年前后编辑了一套总计86卷的《农学丛书》，这套丛书就是在《农学报》的基础上编订的，分7年刊出，共收入当时的农学译著149种。《农学丛书》所涉及的学科门类较为齐全，分别介绍了当时国外有关农学各科领域所达到的先进水平，丛书的内容涵盖农业基础理论、专业理论与技术、生产经营管理等各个方面，且大部分译文是以教科书、研究专著的形式出版的。如日本人峰几太郎的《植稻改良法》，其他日本专家所著的《农作物病理学》、《实用种子学》、《土壤学》、《果树栽培全书》、《农业动物学》、《森林学》、《森林保护学》、《农业气象学》、《水产学》、《蚕体病理》、《蔬菜栽培法》等，英国人且尔恒理所著的《农学入门》、《农学初阶》，美国人约瑟夫·莱曼所著的《美国植棉书》等，这些来自日本或欧美的农业书籍经翻译刊行，就成为农业学堂的教材和主要参考书。

这一时期，留日学生对农业教材的贡献也很大，如陆世芳在东京组织的教科书译编社翻译了大量的日本当时的农业书刊。在留日学生中，译著最多者当属1903年留日的范迪吉等人，他们曾经译著了100册本的日本《普通百科全书》，最后由会文出版社出版。在这套《普通百科全书》中，日本农业学校的教科书占比最大，且叙述都较为简明扼要，系统性、逻辑性较强，比如《植物新论》、《霉菌学》、《植物营养论》、《农艺化学》、《土地改良论》、《肥料学》、《畜产各论》等。

当时社会上一些有影响力的会社和学者也致力于农学教材的出版，如由浙江奉化人庄崧甫等人组织的上海新学会社，翻译出版了众多的日本当时的农林课本，如《果树栽培学》、《蔬菜教科书》等，作为农科学生学习的参考书。在我国介绍西方近代植物学知识的8卷本中文译著《植物学》，又称《植物学基础》，是由我国学者李善兰和英国在华传教士韦廉臣根据英国植物学家林德利的著作合作翻译出版的。

综上所述，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清末农业学堂的教材主要是来自对日本农学教材的译著，虽然也有引自英国、美国等国的教材和总结我国农业教育传统的《农学丛书》，但是这些只是对这一时期农学教材主要来自日本的一点补充而已。这一时期，农业教材的内容主要来自日本的农业学校，以日本的农业知识发展为导向，教材的编排结构、体例都是仿照日本的教材模式。有关农业教材的本土编撰者几乎没有，只有译著者，留日学生是这些译著者的主体，这也与当时中国学子的留学方向密切相关。虽然这一时期的农业学堂的教材编写缺乏规范，而且又大多是对国外教材的译著，但从另一方面看，这一时期启动了近代农业职业教育教材的开端，使得社会开始关注农业教材，为之后农业教材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民国前期农业学校的教材

民国建立后，当时的教育部在1912年1月19日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其中规定将清末的“学堂”改称为“学校”，这样“农业学堂”也就自然而然被称为“农业学校”，并且还将“初等农业学堂”改称为“乙种农业学校”，将“中等农业学堂”改称为“甲种农业学校”，但是“高等农业学堂”则不在职业教育的范围内。这一时期农业学校的课程分为“完全之普通”和“简易之普通”两类，此时仍然很少有专为农业学校编印的农业职业教育教科书，很多农业学校以油印的讲义充当教材，而且也有很多教材来自国外，如邹秉文就曾对当时存在于甲种农业学校中的讲义评论道：“不取自农业专门学校，即译自外国农科大学”。在这种情况下，1916年，邹秉文、谢家声等人根据自身在金陵大学教授植物病理学的教学经验，结合当时我国农业的实际状况，一起合作编写出了中国人自己的第一本植物病理学教材——《植物学概要》，之后又连续出版了一些农科教材，如胡不青、邹秉文等人编写的《高等植物学》等。

在1922年“壬戌学制”颁布之后，近代中国职业教育体系得以初步确立，农业职业教育自然也得到了足够的重视。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于1923年10月召开第九届会议，会上议定了新学制师范及职业科课程标准，委托中华职业教育社草拟，于1925年发行了《新学制职业科课程标准》一书。教育部曾在新学制颁布之前召开全国实业学校校长会议并征集意见，最后议定在各省教育厅特设实业教育教材，并且每年对各省实业教育教材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查，编成表册，发放给各个学校作为参考。这段时期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出版机构都曾出版过农业教科书，或是对之前的农业教科书进行再版，如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分别出版了一些“初级农业职业学校教科书”和“新学制农业教科书”。但由于军阀混战，导致之前的以讲义形式进行农业教育的情况仍然存在，讲义自身存在的问题仍然明显。吴觉农曾指出：“全中国的农业学校，不论其为大学、专门、中等、初级，更不论其为宜麦的北方、宜稻的南方，而且更不论其为中国有无这种种类，在全部的讲义中，大都是千篇一律。”不过这段时期由这些出版机构刊发的农业书籍还是部分地弥补了农业教材的欠缺。

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农业职业教育教材有所发展。农业职业教育教材得到了政府的重视，并且委派专门机构研究拟定农业职业教育教材的标准，体现出近代农业职业教育教材的编写出版开始走向规范化。而且这一时期，出现了国人自编的农业教科书，教材内容开始将教学与当时农村农业实际相结合，逐渐走向本土化。这一时期，农业职业教育教材的编写者主要是大学教授，如我国第一本农业教材《植物病理概要》即是金陵大学的邹秉文和谢家声两位教授所著，而且在他们之后，金大农学院的教授相继编写了一些农业教材，这些教材更多的是有关农业的理论性知识，在操作性方面体现出不足。如在《高等植物学》中，厘定了许多植物学的名词，将“显花植物”改为“种子植物”，将“隐花植物”改为“孢子植物”等，为共同开展植物学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而关于农业职业教育教材的内容则大都千篇一律，未能适时根据社会发展更新相关的农业知识，也未能跟踪最新农业知识的发展。

四、“黄金十年”的农业学校教材

“黄金十年”是指1927—1936年相对稳定的时期。这一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成立了中小学课程标准委员会，但当时的职业课程标准设置只有商业科有已颁布的暂行标准，其他各科的职业课程标准都没有颁行。不过当时还是存在一些与职业学校课程标准有关的条例，如教育部1933年制定颁布的《职业学校各科教学科目及时数概要》以及1934年刊行的《职业学校各科课程表教材大纲设备概要汇编》。在《职业学校各科课程表教材大纲设备概要汇编》中，有关高级农业职业学校的科目包括农艺、森林、蚕桑、畜牧、园艺、水产和农村合作等7科，初级农业职业学校的科目包括普通农作、森林、蚕桑、畜牧、园艺和农产制造等6科。在这一时期，首次出现了由教育部颁布刊行的农业教育各科课程表。与之前的农业学校课程都是由各个学校根据本校的实际情况模仿移植欧美或日本的成例，从而导致教材出现良莠不齐、质量低劣的问题，阻碍了农业教育的发展相比，部颁的农业教育各科课程表的出现，统一了农业教材编写的要求和原则，有利于农业教育水平的提高。

这一时期可谓农业学校教材的“黄金发展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当时的教育行政委员会即刻组织成立了教科图书审查委员会，议定颁布教科图书的审查办法，使得教科图书的编写出版有了法律规范。1927年，教育部接受蔡元培的意见，改教育部为大学院，教科图书审查委员会也就由其进行组织运作，委员会规定各书局出版的教课图书必须报由教科图书审查委员会审查通过之后才允许发行使用。然而，历史证明大学院制是一次失败的尝试，1928年，大学院改回原来的教育部，同时成立编审处，继续开展教科图书的审查工作，1932年教育部撤销编审处，成立国立编译馆，由国立编译馆接任编审处的工作，教科图书经国立编译馆审查合格后由教育部核定颁行。1936年，教育部组织成立了职业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委员会成员由全国职业教育专家和著名职业学校的校长组成，委员会“一面参照教育部印行的职业学校课程表及教材大纲，厘定简明目录，一面分科审查教育部征集的讲义和已出未出的书稿”。如中华书局从1935年开始陆续出版了一系列旨在经营农业和指导农事的农业丛书，这些农业丛书有的也被作为中级以上学校教本或参考用书。

另外，当时的大学农学院也在积极开展农业教材的编写，如金陵大学农学院教授陈嵘的《中国树木学》、《造林学概论》和《造林学各论》，章之汶、李醒愚的《农业推广》，童玉民的《农业社会学》和《农业合作社》，章文才的《实用杆桔学》，李积新的《垦殖学》和《肥料学》等一批农业教材和参考书，这些教材多侧重于理论。而国立中央大学则侧重于农业知识的操作性方面，中央大学农学院曾先后出版《农业浅说丛书》、《东大农科丛书》、《园艺丛书》，其中《农业浅说丛书》是普及性较强的推广小册子，语言浅显易懂，内容涉及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且与农民生活息息相关，如《中稻浅说》、《养蚕浅说》、《植树须知》、《接木法》、《葡萄栽培法》、《养蜂浅说》、《改良江北养猪的意见》等等，这些都是注重实际操作层面而编写出来的小册子，作为当时农业职业学校的教材，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纵观这一时期农业职业教育教材的发展，国民政府教育部成立了中小学教材编写委员会，而且请全国职业教育专家和著名职业学校校长组成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共同商定教材的编写以及出版等，使教材编审制度进一步完善，体现了近代农业职业教育教材的规范化、法制化，而且也体现了农业职业教育教材编写的科学化。同时，这一时期的大学在农业职业教育教材的编写出版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金陵大学主要侧重于农业理论知识的研究，而国立中央大学则注重农业的实际操作，这样在整体上既满足了最新理论知识的需要，同时又满足了农民对农业实际操作性知识的要求，使得这一时期农业职业教育教材的内容和结构更加合理，农业教材的编撰者既有大学教授，也有职业教育专家和职业学校教师。这一时期的农业教材在职业教育各科中数量最多，而且农业教材的质量也很高，很好地促进了当时农业教育的发展，更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

五、抗战时期至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农业学校教材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为了适应战时需要，挽救国家危亡，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当年成立了农业教育委员会，“对农业教育之调查、农业教育改进方案、建教合作事业、农业教育之推广事宜、农业教育之调整、农业教育师资训练已有原则上之决定”。这一时期的农业学校在课程教材方面与“黄金时期”没有多大变化，“黄金时期”有了部颁的农业教材，在这一时期又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1940年，教育部组织成立了“职业学校教科用书审查委员会”，对已经出版的书籍或当时各校使用的讲义进行审查付印。同时，为了编辑农业职业学校的教科书，职业学校教科用书审查委员会会同农业教育委员会，共同设立了“农业职业学校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颁布了《教育部农业教育委员会农业职业学校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章程》，据此筹划编写农科教学用书。1942年5月，教育部“为推进技术教育奖励研究编译及供给各类职业学校需用教材起见”，颁布了《奖励编译职业技术教材暂行办法》，规定凡是在教育部审查之后，被认为是优良的教材，根据教材编译的内容和当时的社会需求，给予相当的现金奖励，以此鼓励更多的专家编译职业教育教材。对当时已经编出的职业教育教材如农业活页教材、战时农业生产课本等进行具体分析，可以看到，这些教材多是以当时中国的农业、农村的教学实际情况为立足点进行编写，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功用性。

在战争这个大背景下，农业职业教育教材虽然发展缓慢，但当时的教育部专门组建了编辑农业教材的“农业职业学校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使教材编写更加科学化、规范化，并且融入了奖励机制，这些都在客观上对农业教材的编辑出版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使得这一时期的农业职业教育教材不至于停滞落后。

六、结论

在近代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过程中，近代农业职业教育教材演变经历了从引进到本土化，从失范到规范化，从偏重理论到理论与实践并重的过程。从近代农业职业教育教材的历史演变中，发掘其变化发展的特点，可以为当前的职业教育教材建设提供历史借鉴，有助于建立具有中国气派的职业教育教材体系。

（一）要健全职业教育教材管理的体制机制

近代中国农业职业教育教材的发展，经历了由失范到规范化的历程，正是由于职业教育教材建设管理日益规范化，才能够出现近代农业职业教育教材的“黄金时期”，因此，教材管理体制的规范化是基础。现在我国的职业教育教材管理实行的是国家和省（市、区）两级规划与审定，这就忽视了学校方面在职业教育教材建设与管理中所应有的作用，因此必须健全教材开发、选用、更新机制。在教材开发方面，要坚持行业指导、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原则，国家、地方与学校三方面要共同合作开发职业教育教材。在国家方面，应负责规划组织开发一些公共基础类或专业大类的基础性教材；在地方政府方面，应把握地方的特点以及发展特色，据此建设相关的教材；在职业院校方面，应根据学校的专业建设与发展需要开发能够体现出学校特色的教材。在教材质量评价方面，应坚持公开、透明的原则，同时要让广大教师与职业教育专家共同发挥作用。在教材选用方面，要推广使用国家规划教材。

（二）要加强教材编撰者能力建设，推动教材的健康发展

近代农业职业教育教材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与其编撰者的能力建设不无关系。近代农业职业教育教材的编撰者从最开始的外国农业教材的翻译者到大学教授，再到大学教授与职业教育专家共同合作，使得教材从内容、结构等方面都能不断适应当时农业教育发展的需求，极大地推动了近代农业学校教材的健康发展。职业教育教材编撰者的能力水平直接影响着教材的质量，因此要重视职业教育教材编撰者队伍建设，建立专家库，发挥团队的智慧，同时应鼓励一批在相关行业有深入研究的教材专家继续发展创新，最终孕育出一个具有较高理论素质、较强实践能力的教材编写与审定群体，促进职业教育教材健康发展。

（三）要引进来与本土化相结合，更加偏向本土化

近代农业职业教育教材的发展演变，是一个从引进来到本土化不断发展，最终走向以符合近代农业的实际要求为出发点，编写本土化的农业职业教育教材的过程。现今社会是一个全球化的社会，信息畅通无阻，交流更是越发频繁，在这样一种全球化的趋势下，我们更要认清自己的特点及自己的实际需要，不能盲目排外，也不能全盘接受，而是要立足于中国本土农业文化的特殊性，吸取国外职业教育教材的先进经验，建立具有中国气派的职业教育教材，完善符合我国国情、具有时代特征的职业教育教材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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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