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作品中的植物书写

踏进汪曾祺的文学世界，好似走入了一片植物园林。他的好几本散文集和小说集的名字都以植物命名，比如《晚饭花集》《茱萸集》《菰蒲深处》《蒲草集》《人间草木》《草花集》等。此外，从汪曾祺文学文本的具体内容来看，他也钟情于对各类植物的细致描绘。他还很喜欢阅读植物学专著，如在1972年写给朱德熙的信中就说：“近日每在睡前翻看吴其溶的《植物名实图考》以催眠。”其子汪朗也说：“爸爸对吴其溶的《植物名实图考》十分推崇，曾经专门为剧团买过一册，反反复复地阅读。”汪曾祺作画的时候也最喜欢画花草。而他到了任何山明水秀的地方，首先想到的往往是这里有什么植物，风景倒在其次。比如《皖南一到》这篇游记中打头阵的就是《草木》一节。即便到了美国，他的视点也没有脱离植物，散文《美国短简》就专辟《花草树》一节来描写美国的凤仙花、蒲公英、狗尾巴草等。凡此种种，皆可见出汪曾祺对于植物的兴趣远超绝大部分作家，对植物的书写也成为汪曾祺创作中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

汪曾祺笔下的植物，可谓百花齐放、异彩纷呈。不过，得到汪曾祺喜爱和赞颂的皆非名贵品种，而是普通花草，也可以说是植物中的“平民”，他自己就说“我所画的花都是平常的花。北京人把这样的花叫‘草花’”。在汪曾祺的散文当中，随处可见他对不值钱的寻常花卉的描述，如“蒲草……这东西毫不珍贵的，也很好养”、“枸杞到处都有”等。汪曾祺在1948年3月9日写给黄裳的信中也表达了这一观点，他说：“我对于土里生长而类似果品的东西，若萝卜，若地瓜，若山芋，都极有爱好，爱好有过桃李柿杏诸果……而天下闻名的天津萝卜实在叫我得不着乐趣。”在汪曾祺的眼里，那些低调的带有泥土气息的植物就比招摇的挂在枝头的果品更好;而同样是萝卜，只因为天津萝卜“天下闻名”，就似乎比那些无名萝卜等而下之了。可见，汪曾祺骨子里就对张扬煊赫的名贵之物充满了拒斥乃至鄙夷，而对凡俗之物则“青眼有加”。这个写作现象与汪曾祺的平民立场密切相关，他小说的主人公也大多是底层的引车卖浆者流。可以看到，汪曾祺在他的布满植物元素的作品中，写的不仅仅是植物，更是与植物相关的人和人的活动，比如《枸杞》一文主要是写一对退了休的老夫妻纯粹为了玩而捡枸杞的事情。《槐花》的主角也不是槐花，而是淳朴的养蜂人。可见，比之于植物本身，汪曾祺更为关注植物身外所凝结的关于人的记忆，而这些人，都是平民百姓，绝无高官巨贾。在这一点上，汪曾祺笔下的人与植物达到了高度的统一性。汪曾祺笔下没有颂圣之作，他颂的是凡花俗草，赞的是天下苍生，是善良、美丽、纯粹、未经污浊的心灵。

汪曾祺对植物的关注，实际上也是对民生疾苦的关注，这可以从他对两个与植物有关的历史人物的态度中看出来。其中一个是晚清植物学家吴其溶，汪曾祺对他颇有好感，因此反反复复地提及他和他的著作。如《葵·薤》一文说：“吴其溶是个很值得叫人佩服的读书人……他并没有只是做官，他留意各地物产丰瘠与民生的关系，依据耳闻目见，辑录古籍中有关植物的文献，写成了《长编》和《图考》这样两部巨著。”吴其溶的这种经世致用、关心民瘼的精神无疑影响了汪曾祺。另一个则是汪曾祺的同乡也即元朝曲作家王磐，他白费刻印了《野菜谱》一书，记载了一些可以救人度荒的野菜，因此汪曾祺对其大加赞赏说：“我们不得不想到一个多年来人们不爱用的一个词儿：人民性。”“人民性”是汪曾祺极少写的一个词，其意涵当指能够真正地为人民写作，真正关心人民的心理与身体痛苦，与人民站在同一战线上。汪曾祺在西南联大时由于物资匮乏，就曾食野菜以续命，故而深知野菜在荒年对人们的意义，也终生对野菜怀有敬意。其子就说，汪曾祺常带他们去北京的城墙上“观赏”野菜，“爸能说出这些野菜的名字，车前草、马齿苋、灰灰菜……偶尔看到不认识的，就向挖野菜的人请教”这些野菜都曾出现在汪曾祺的作品之中，并得到他很高的评价。从汪曾祺对吴其溶、王磐以及野菜的态度，我们可以感知到他心怀天下苍生的人民意识，他不仅从史书上了解到中国百姓曾经频繁遭受的战乱兵燹、洪水地震、瘟疫疾病等天灾人祸，还亲身经历了抗日战争的侵扰，有過吃野菜维生的生活体验，这使得他对于人民的苦难和饥饿更有着同情理解;也因此，他对野菜这种特殊植物的书写凝结了“安得广厦千万问，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式的忧民情怀。

汪曾祺小说里的植物，时常具有烘托环境氛围、设置舞台背景、推动情节发展等作用;也有些植物具有较强的隐喻性，能够丰富人物形象，并且寄托作者的思想倾向，比如《受戒》里的植物书写。《受戒》虽然没有细致的植物描摹，往往点到即止，但其中的“石榴”与“栀子”意象深可玩味。《受戒》当中三次出现了这两对意象。第一次是描写小英子家的周遭环境时，第二次是写小英子把明海请来家里为她画画，并要求明海“画一朵石榴花！画一朵栀子花！”第三次则是描写明海受戒后，小英子划船去接明海时的装扮，“头上一边插着一朵栀子花，一边插着一朵石榴花”。此后，就是小英子与明海划船驶入芦苇荡中，小说到达高潮并戛然而止。《受戒》中的石榴和栀子花反复出现了三次，且总是成对出现，这种“重复”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好奇。按诸文学史，“石榴”和“栀子”都是极为常见的植物意象，且大量出现在古代的文学作品中，并具有较为固定的民间文化内涵，如有研究者指出：“以石榴为题材的作品中充满了浓情相思，石榴这一意象亦是爱情相思的化身。”“栀子花广泛种植于村野山问，所以栀子花更是民间男女抒发爱情的由头、信物。”由此，我们可以分析出《受戒》中石榴与栀子意象的第一层意涵，即象征着小英子与明海这对少男少女之间纯美、洁净的爱情;小英子戴着栀子与榴花去接明海，正是带着爱情的信物去会自己的情郎。此外，花也常用来象征女子、花之美丽、花之易谢、花之柔弱，都与女子的体貌与性情分外相似，“石榴被人们人格化为多情红颜，惹人怜惜”。因此，小英子家门前的石榴正是她自己的象征，她如石榴一般具有火红的青春热情，所以在与明海的爱情之中，她是一个主动者，她以少女的灼热之爱不断撩拨着明海懵懂的情怀。她又如栀子花一般香远益清，她长得水灵秀丽，品性娴静而心地善良，集结了江南女子的诸多优点。再深入一步，我们可以挖掘出石榴意象的第三层意蕴，因为石榴多籽在民间文化中意味着“多子多福”。石榴的这一层象征义，有助于我们理解《受戒》的深层寓意。小英子一家四口人，但“老两口没得儿子”，那么门前种石榴是不是因为赵大伯一家希望“多福多子”呢？赵大娘看到明海这么聪明，还急切地对她说，“你给我当一个干儿子吧”，显示出赵氏一家对拥有儿子的企望与渴盼。如果继续探寻石榴意象之于小英子与明海的隐喻义，有必要结合小说中的另一个意象，即芦花荡。《受戒》结尾的场景正发生于芦花荡中，小说最后一段这样写道：“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尽管作者没有明写小英子与明海在芦花荡里到底做了什么，但是前面明海说的要娶小英子做老婆，以及这段对芦花形象颇为暧昧、氤氲的描述，推测作者意在表明二人在芦花荡中野合，应该并不荒谬。况且，汪曾祺的《大淖记事》中就有巧云与十一子在沙洲上的茅草丛里交媾的类似情节。由此，我们可以这样分析，“芦花荡”与“石榴”一样，在《受戒》里都具有性的隐喻意涵。石榴多籽，而芦花结了蒲棒，像一枝枝小蜡烛，都具有生殖意味。作者在《受戒》里肯定了小英子与明海发乎自然的青春之爱，并对他们的未来生活寄予了“多子多福”的美好希冀。值得注意的是，汪曾祺曾经改编过沪剧《芦荡火种》（即《沙家浜》），该剧同样以“芦荡”作为重要的舞台场景。《沙家浜》中的芦荡，是新四军的藏身之处，是革命火种的存续之所。故而在此剧中，芦荡是革命的象征。而当1980年代《受戒》登场时，芦荡却成了性的象征。这是由于革命与性本是一体两面的，革命成长小说中虽然遮蔽了人性、人情，但仍躲不开革命与性的纠缠，因此林道静的革命之路与爱情之路几乎是同步进行的。1966年-1976年间，性的越轨书写终于彻底退出了文学、戏剧舞台，于是《沙家浜》里就只剩下了革命书写。新时期伊始，汪曾祺在《受戒》里很早地就书写了开放的性，他借“芦花荡”这个隐晦的植物意象，呼唤来自民间的原生力量。小说中植物意象的隐喻功能是去性欲化的情爱隐喻，石榴、栀子所象征的少男少女朦胧、美好、纯洁的爱情向往与成人世界中以身体力比多为驱动力的情欲构成了对位书写。在此，隐含作者借植物意象肯定了现代人合理、健康、正当的爱情需求，将大写的“人”还原到人本身，尊重个体对自由爱情的想象与追求。

汪曾祺承认自己是抒情的人道主义者，“我的人道主义很朴素，就是对人的关心，对人的尊重和欣赏”，他的植物书写可以互相印证。汪曾祺的人道主义不仅仅是认同人民价值，关心百姓疾苦，而且尊重每一个个体生命的自由，尊重所有两情相悦且不破坏他人利益的爱情，这无疑是非常珍贵和先进的思想。

汪曾祺笔下的植物大多很美，而且富有灵性，在汪曾祺的眼里，他们不只是供人玩赏的花草，而且是一件件斑斓的艺术品，是灵动的生命。他善于从形体、颜色、气味、时令等方面描摹植物之美，由此一花一草在他笔下皆活灵活现，姿态横生。

汪曾祺好似拿着一把放大镜在观赏他笔下的植物，所以这些花草连最细微的形体之美都难逃其法眼。比如写紫薇花：“紫薇花是六瓣的，但是花瓣皱缩，瓣边还有很多不规则的缺刻。”描马缨花：“这株马缨花干粗如酒杯口，横卧而出，矫健如龙，似欲冲盆飞去。”绘葡萄花：“有人说葡萄不开花，哪能呢，只是葡萄花很小，颜色淡黄微绿，不钻进葡萄架是看不出的。”状波斯菊则是“波斯菊花瓣单薄，叶细碎如小茴香，茎细长，微风吹拂，珊珊可爱”。读汪曾祺的这些文字，我们仿佛可以看到各种花卉的样貌，它们的花干、花枝、花瓣、花蕊都纤毫毕现，它们外表的美也更加跃然纸上。汪曾祺对花形的描写，往往几句话就生动地勾描出了它们的形状，惜墨如金但恰到好处，真可谓状难写之景如在眼前，显现出作者精湛的文字造诣。与形体相伴的自然是颜色，汪曾祺的《大淖记事》写到，巧云“挑着紫红的荸荠、碧绿的菱角、雪白的连枝藕去卖”。散文《紫薇》写紫薇花颜色多，“多为胭脂红，也有紫色的和白色的”。《淡淡秋光》区别了两种凤仙花，“单瓣者多为水红色。复瓣者为深红、浅红、白色”。写昙花“白的像玉，像通草，像天上的云。花心淡黄，淡得像没有颜色，淡得真雅”。《北京的秋花》罗列了菊花的颜色有黄的、白的、紫的、红的、粉的，还有绿的，并强调了绿菊的别致。可见，汪曾祺对植物的颜色有着过人的敏感。而更能显现他敏感的是对植物气味的表现，比如，“最突出的是香蕉的甜香。这香味不是时有时无，时浓时淡，一阵一阵的，而是从早到晚都是这么香，一种长在的、永恒的香”。到底因为什么，香蕉之香竟能让汪曾祺回味终生？原来他说“那年我正在爱恋，初恋”。这香蕉的味道里包含了初恋的甜美、温馨，无怪乎成为汪曾祺植物世界里最动人的一抹迷香。汪曾祺曾盛赞苏轼的《惠崇春江晚景》“很能写出节令风物之美”，其实他自己也在追摹东坡的笔意。比如《大淖记事》写大淖沙洲上的茅草和芦荻“春天异常翠绿，夏天吐白丝穗，秋天因枯黄而被收割，冬天下雪也比别处先白”;《淡淡秋光》写香橼春天开白花，花后结圆球形的果，秋后成熟，冬天则皮色变黄。这两段话，芦荻与香橼四时之美皆备也。《淡淡秋光》还提及汪曾祺小学时书包里收藏了许多用来磨墨的梧桐枝柄，并说“这里凝聚着我们对于时序的感情”。正因为对于时序的感情，汪曾祺才勾勒出了植物的节令之美，好花易逝，美景难长，这季节风物的变迁也凝结着作者对于人世沧桑的感怀。以上，汪曾祺已经由表及里，极为细致地呈现了植物之美。但这对他仍然不够，他还要赋予植物鲜活的生命意识和闪耀的灵性思维，让它们动起来！比如：“晚饭花开得很旺盛，它们使劲地往外开，发疯一样，喊叫着，把自己开在傍晚的空气里。”又如：“荷花好像说：‘我开了。’”再如：“葡萄喝起水来是惊人的。它真是在喝哎！浇了水，不大一会，它就从根直吸到梢，简直是小孩嘬奶似的拼命往上嘬。”在汪曾祺的笔下，这些植物纷纷以最饱满的热情去争夺生存的养料，去绽放生命的光华。它们不会因为环境的恶劣而丧失生之斗志，也不会局促于方寸之地孤芳白赏，它们要向世界证明自己的存在，它们充盈着自强不息的生之力量。汪曾祺不是以一种人类高于植物的姿态去俯视百花，而是以欣赏、怜惜的眼光去看待它们。

汪曾祺对植物有着相当丰富的专业知识，这些在他的作品中都得到了体现。首先，汪曾祺喜欢在散文中考察植物的传播史，比如《马铃薯》一文开头写道：“马铃薯传入中国，不知始于何时。我总觉得大概是明代，和郑和下西洋有点缘分。”《关于葡萄》引用了《图经》《齐民要术》《安邑果志》《植物名实图考长编》等多部古代典籍，来质疑葡萄“是由张骞带回汉朝”的可靠性。引经据典实则是汪曾祺植物散文的一大特色，如在《绣球》中引用《花卉图谱》，在《昆明的果品·木瓜》中引用《辞海》《东京梦华录》《梦粱录》，在《紫薇》中引用《韵语阳秋》《新唐书·百官志二》等，不一而足。此外，汪曾祺还特别留意植物空间上的差异性，换言之，他尤喜比较植物不同的地域特性。比如《紫薇》一文说紫薇花“原产中国中部和南部，但是北方很早就有了。北京过去也有，但很少”。《淡淡秋光》则比较了不同地区的木瓜吃法：“我们那里木瓜是不吃的，华南切为小薄片，制为蜜饯。昆明水果店将木瓜切为大片，泡在大玻璃缸里。”《萝卜》从北京的小水萝卜讲到高邮的穿心红萝卜，再到淮安的青萝卜、天津吃萝卜的风气、张家口的“心里美萝卜”，以及四川、扬州、广东人对萝卜的不同吃法。汪曾祺还对许多植物不同的生长习性了如指掌，比如他说“马铃薯是适于在高寒地带生长的作物”，“剑兰是多年生草本，全年開花”。类似的语句层出不穷。汪曾祺还喜欢在作品中详细描写植物的栽种、培养和侍弄过程，比如《关于葡萄》反复写到怎样给葡萄浇水、喷药、打梢、掐须。他小说中的很多主人公也有饲花弄草的喜好，如《桥边小说》里的詹大胖子常给校园的花浇水，剪裁冬青树.《日规》里的蔡德惠时常帮高教授浇花，并用一个小薅锄松土，用烟叶泡了水除治剑兰的腻虫。当然，汪曾祺本人也是养花的高手，他的散文《花》就写了自己在家种荷花的过程。汪曾祺在写侍弄花草时，无不带着欣喜与快乐，可见他对这一过程是非常享受的。汪曾祺写植物时，与很多作家不同之处在于，他还十分留意植物的实用价值，如《扁豆》一文写道：“扁豆有紫花和白花的两种，吃起来味道都差不多。唯入药用，则必为‘白扁豆’。”一般作家写扁豆，肯定不会去分辨紫、白扁豆哪种可入药，但这恰恰是汪曾祺的兴致所在。另外，《滇游新记》写尤加利树的树叶还可提汁制成桉叶糖;《淡淡秋光》写香橼的皮晒干切片后就是中药里的枳壳;

《草木春秋》写永嘉的木芙蓉的树皮可以打成草鞋。

汪曾祺的植物知识一方面来自书本，他喜欢阅读各类植物学和民俗学著作，这使得他在书写植物时总是忍不住流露出强烈的考据癖和历史癖;另外，他的植物知识还来源于生活实践，他一生足迹遍及大江南北，阅花识草无数，所以他对各地植物的不同形状、习性、用途乃至吃法，都非常熟悉。正因此，他用满怀激情的笔触为读者呈现了一部植物学的“百科全书”。汪曾祺为什么如此热衷于传布关于植物的知识呢？他曾夫子白道：“我希望年轻人多积累一点生活知识。古人说诗的作用：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还可以多识草木虫鱼之名。”他正是希望通过介绍植物之美，引起年轻读者对植物的兴趣，以使他们免于被机械复制时代的消费文化所淹没，保留下对于自然本体的关注和虔敬。

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汪曾祺对植物之美的欣赏和描绘，实则有着深远的传统。《诗经》当中即有许多描绘植物的篇章，比如《采薇》《芣苜》《揉有梅》等。屈原的《楚辞》也常写植物，且好用香草以自喻人格。此后，陶渊明的爱菊，周敦颐的咏莲，苏轼的“唯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龚自珍的“三生花草梦苏州”，《红楼梦》的葬花吟，及至周作人的“故乡的野菜”，都成为文人吟咏植物的文学经典。故此，“植物之爱”构成了中国数千年文学史的一个小传统，而汪曾祺正是具有浓厚的传统文人情怀的现代作家，他之植物书写正是继承了这一传统。他对植物的欣赏，他表现植物之美的手法，他对植物专业知识的兴致，乃至于他莳弄花草的习惯，都与许多古代的文人息息相通。孙郁教授称汪曾祺为“革命时代的士大夫”，主要着眼于汪曾祺的书画兼通，他的隐逸情怀以及文字间所传达出的传统文学的诸般韵味，而汪曾祺对植物的雅好与书写恰可为之补证。

现在我们要问的是，汪曾祺为什么如此执着于书写植物？植物是否与他的个体生命有着深刻的精神关联？究竟有哪些更为具体的因素影响了他的植物情怀的生成？仔细梳理汪曾祺的人生经历与文学师承，我们可以尝试解答这些问题。

汪曾祺曾说：“我的脸上若有从童年带来的红色，它的来源是那座花园。”他在1945年所写的这篇散文里动情地回忆了童年时代常去的自己家里的后花园，这是一个比鲁迅的百草园更加丰富多姿的园子，这里有菖蒲、臭芝麻、马齿苋、腊梅、绣球花等品种繁多的植物。汪曾祺常常驻足于此，细致地观察玩味，所以他说“园里的花开了，常常是我第一个发现”。这个后花园给了汪曾祺最初的植物启蒙，使他爱上了植物，并养成了留心观察植物的生活习惯。此外，汪曾祺的祖父白手起家创立了殷实的家业，“到汪曾祺出生的时候，家里已经有了两百多间房子、两千多亩地、两家中药店、一家布店”。汪曾祺说他小时候几乎每天都去祖父的中药店，尤其是保全堂那间。所以他“熟悉一些中药的加工过程，熟悉药材的形状、颜色、气味”。19岁那年，汪曾祺执意要去西南大后方求学，于是“祖父和父亲商量了很久，决定让他化装成药材商人，还让他到保全堂熟悉了几天业务，背下一些常用药材的名称、药性与价格，以应付日本人的突然盘查”。对中药药材的亲密接触加强了汪曾祺对植物的热爱，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汪曾祺在写植物时，非常关注其药用价值。由此，后花园与中药铺，汪曾祺的这两个童年场域，一以植物的灵动的生命形态，一以植物的厚实的成药形态，都在他的心灵世界里种下了植物情怀的初芽。

汪曾祺于1958年至1961年被下放到了河北张家口的沙子岭农业科学研究所，他的主要工作就是保养果园以及绘画一些植物图谱。汪曾祺曾经几次饶有趣味地提起他在农科所给果树喷农药的经历，字里行间流溢出汪曾祺对于自己过人的喷药技术的得意。他说别人都没有自己细心，他也毫不抱怨喷波尔多液把自己的衬衫染蓝，这显示着汪曾祺对于植物的痴爱。此外，汪曾祺在农科所还有一项重大任务，就是画《中国马铃薯图谱》，离沙子岭不远的沽源县城是有名的马铃薯生产基地，汪曾祺就在这里日日观察品种各异的马铃薯，他说自己吃过上百种马铃薯。这段经历也增强了汪曾祺对植物的喜欢。

汪曾祺多次写到，对他影响较大的作家有归有光、鲁迅、沈从文、废名、屠格涅夫、契诃夫和阿左林等，而他的植物书写，则可能更多地受到沈从文和屠格涅夫的陶染。众所周知，沈从文是汪曾祺在西南联大求学时的授业恩师，并且对他的人生道路和文学创作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沈从文热衷于书写湘西的风俗民情，被誉为风俗画的大师，其中当然也包括对植物的细笔描摹，这一点被汪曾祺所直接继承。但是汪曾祺的植物书写，与沈从文又有很大不同。首先，沈从文的文学世界里的植物“具有浓厚的地域特色”，比如他小说中的虎耳草就是湘西特有的植物。这当然与沈从文的创作主要以湘西为背景有关，而他对于都市文明是抱一种拒斥与批判态度的。但是汪曾祺笔下的植物，却来自大江南北、全国各地。他当然也钟情于故乡高邮常见的晚饭花、蒲草、马齿苋等，但他并不排斥其他地域的植物，比如他也爱北京的桂花、菊花、爬山虎，更爱昆明的腊梅花、尤加利树、马缨花、茶花等。可以说无论乡村都市，不管江南漠北，只要这种植物符合汪曾祺的审美追求，他都一视同仁。因此，单从作品里植物的分布区域来看，汪曾祺要比沈从文广泛得多。其次，沈从文作品里的植物具有“神性”，而根据前文的分析，我们知道汪曾祺作品中的植物恰恰相反，它们具有“人民性”。汪曾祺曾说屠格涅夫对人的同情，对自然的细致的观察给他很深的影响。可见，屠格涅夫亲近自然的态度也影响了汪曾祺，而屠格涅夫的小说同样以大篇幅的景物描写闻名。但是，屠格涅夫对植物的描写，多是一种自然主义的直接摹状，他不会区分植物的高贵和低贱与否，他写植物洋溢着诗意与热情，总是不吝其辞地赞颂植物之美。而汪曾祺对植物的“人民性”的极端关注，显示了他明确的价值判断和坚定的人民立场。此外，汪曾祺关注植物的生长习性和药用价值，并且多平实性的描述，少抒情性的夸张，这也是与屠格涅夫大相径庭的。

结语

余英时先生曾经仔细考察了中国士大夫群体的文化理念与精神皈依的迁移历史，他说：“以道白任的知识分子只有尽量守住个人的人格尊严才能抗礼王侯。”汪曾祺在他的植物书写里实际上也寄寓了自己的“道”，他真正体察民众疾苦，以悲悯之心关怀普通民众的遭遇，并且倡导健康健全的人性，发扬人道主义，书写“人的文學”，这正是士大夫之道在当代中国的一种体现。虽然都是具有士大夫精神特质的作家，但汪曾祺和周作人、沈从文还具有较大的区别。周作人自己承认想摆脱而摆脱不掉身上的儒家气息，但总体而言，他的精神底色是偏道家的。他没有士大夫“穷则独善其身”的坚守，秉持的是“和光同尘”的人生哲学;加之对日本文化的认同，所以成为附逆文人，理固宜然。相反，在民族立场上，沈从文和汪曾祺是非常坚定的。不过，虽然他们都具有儒家的现世关怀，沈从文是非常急切地希望以湘西民众的野性生命力激活缺乏生气的老旧民族;而汪曾祺则没有这样的宏大抱负，他觉得能够借作品带给读者生活的信念就足够了。此外，沈从文更多地受到巫傩文化的影响，所以作品具有较浓的神秘气息，鬼神叙事时有显露;而汪曾祺则以“人”为中心，虽也有《聊斋新义》这样的“越轨之作”，但关注点大抵不离人伦日常和底层社会。如今，地球的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很多珍稀的动物、植物濒临灭绝，在这个时代背景之下，汪曾祺对植物的喜爱和珍视就格外具有启示意义。他在自己的作品中不遗余力地书写植物之美，发掘植物的生命强力，并透过植物反观人性，这对当代人们应该如何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生态平衡的问题提供了一份有益的经验。